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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西藏[རྩོམ་སྒྲིག]

  • 西藏民族的產生
  • 歷史上西藏政府的統治範圍
  • 滿清侵佔打箭爐
  • 滿清對西藏的蠶食與藏人要求收復打箭爐
  • 從設立娘榮總管看西藏政府對多麥的統治
  • 所謂西藏自治區的形成過程
  • 十七條協議中『西藏』的範圍並未確定
  • 結語
  • 注釋

西藏民族的產生[རྩོམ་སྒྲིག]

根據史書記載，西藏民族是猿猴與羅刹女的後代「1」，由他們衍生出「黨」（黨項人即為此姓氏）、「冬」、「色」「木」遠古四氏族以及古代六氏族等，排除其中的神話部分，西藏人認為自己的民族從一開始就生活在雪域高原上。而現代的考古發掘也證明了這一點。

西元八世紀以前的中文記載中，將西藏人稱之為西戎「2」或西羌，一些人據此把「羌」作為一個民族，並由此得出西藏人與中國人同源的結論，「3」實際上不管是西戎還是西羌都僅僅是一種泛稱，如「西羌」只表示是西方的牧羊人或遊牧部族「4」。猶如中國人後來將從海上來的西方人稱為「洋人」一樣，其中並沒有特指某一個民族的涵義。

另外還有一些中國人喜歡引用一些外國的所謂人類學家的觀點，宣稱西藏民族具有A、B兩大類型，宣稱A型人頭顱寬，身材矮，B型人頭顱較低，面較窄，身體較高等，從而論證康區和其他地區的藏人非出同一源，「5」我們都知道這樣一個常識，吃肉的遊牧人普遍比農業區的人高大，除了飲食、地理、氣候等很多因素都會造成這種結果。常識還告訴我們，同樣的父母可以生出不同的孩子，可能哥哥是個頭顱寬，身材矮，弟弟卻是頭顱較低，面較窄，身體較高，是否也可以據此否定他們同出一源？

事實上，早在幾千年前，廣大的西藏高原上就已經有了自稱為「博」的民族繁衍生息「6」，都認為自己的祖先是猿猴，「7」有共同的宗教本波教「8」，吐蕃王朝的建立是西藏民族在政治上走向了統一。從那時開始，西藏內部雖然也有分合，但作為一個政體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而且西藏人也是將整個西藏視為是一體的，如西藏分裂時期，西藏人認為西藏就是「上部阿裏三圍，中部衛藏四如，下部多康六岡』的總合「9」。從那以後，西藏先後經歷了薩迦、乃東王朝、仁蚌巴、藏巴汗等政權的交替，期間西藏雖然很難說有完全的政治統一，但根本不存在被外族所侵佔的不屬於西藏的「西藏地區」。

西元1642年，在和碩特蒙古軍事實力的支持下，五世達賴喇嘛建立了西藏噶登頗章政權，使除了不丹國部份阿裏地區以外的西藏地區再一次走向了統一。

歷史上西藏政府的統治範圍[རྩོམ་སྒྲིག]

在七世達賴喇嘛之前，三區組成的西藏是一個統一的國家「10」，這點中文史料中也有記載，如滿清軍官年羹堯於1724年給滿清皇帝的奏呈中寫道：「查青海、巴爾喀木、藏、衛乃唐古特四大部落」。「11」滿清康熙皇帝在給準噶爾汗噶爾丹的信中亦稱：「達賴喇嘛疏稱……仗一統大君之仁慈，平治土伯特國三部落」「12」，此所謂三部落，顯然是指西藏三區，年羹堯則把衛藏一分為二了。

如果說乃東和藏巴王對包括康和安多的整個西藏之統治更多是名義上或間接的統治，那麽，噶登頗章政府則是對這些地區直接實施統治。在西藏東部的康區，五世達賴喇嘛建立噶登頗章政權以後，馬上派遣拉康巴、帕卓等一干人馬，親去打箭爐、瀘定、嘉戎（現阿壩地區，著名的九寨溝和大熊貓的主要產地就是在嘉戎境內）、迪欽（現劃並雲南）、木裏（現劃併入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囊謙二十五族（現劃並青海省）、林蔥、巴塘、理塘、霍爾五部（現均劃入四川甘孜州）等地調查戶口，指定賦稅額，並將各地的戶口等詳情詳編立冊，共十五本「13」。

《木裏政教史》也記載了江央桑柏根據五世達賴喇嘛的指示返回木裏，並在政府軍的支持下統治木裏的情況，「14」江央桑柏圓寂後，五世達賴喇嘛於西元1656年發佈命令，宣佈由江央桑柏的侄子及其後代繼承江央桑柏的全部權利「15」，從而開始了江央桑柏家族先後二十一代王對木裏長達三百餘年的統治。該書還記載了青海劄什巴圖台吉奉西藏政府之令前後兩次（1656年前後和1674年）進軍迪欽等情況「16」。

在傑塘（現劃並雲南的迪欽藏族自治州）地區，五世達賴喇嘛時期就已經派遣官員進行管轄，在中共出版物中也指出：『清初，麗江土司勢衰，西藏統治勢力又進入迪欽地區進行統治，派『第巴吹則』駐中甸，由他報請西藏地方加委『第巴』兩人，管理全建塘（即結塘，引者注）七千七百戶，藏語稱「丹東丹家」。「神翁」五員，分管全境各六百六十戶，藏語稱「卓加卓支」，並稱「諾奔」「德本」十六員，統率各管轄地六十名騎兵，藏語稱「打馬卓支」以上總稱二十三員土官……為了鞏固政教合一的統治，將土地和村戶劃分為「拉德」（神民戶）「吹德」（教民戶）「本德」（官民戶），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17」。

再看西藏東北部的青海等安多地區，《安多政教史》第一編第四章以及《河南蒙旗史》等都談到有一段時期，在青海的蒙古各部發生內訌，達賴喇嘛派出果芒劄倉的堪布陳列隆珠在浩門河上游下危各地方水流匯合之處，臨近達納寺之地召集各部蒙古會盟，劃分左右兩翼及牧場，任命顧實汗的第六子劄希巴特為所有青海蒙古部的總首領等情況。

從1656年起，在青海的蒙藏軍隊以向『邊內藏族部落』收取貢賦為名，先後『掠內地、抗官兵』二十余次，滿清皇帝遣使曰『分疆別界，向有定列』『番眾等舊納貢蒙古者廳爾轄，倘系前明所屬，應仍歸中國』「18」，表明當時雙方曾因邊界轄區發生衝突，後來根據滿清皇帝的『系前明所屬，應仍歸中國』的建議獲得解決，表明雙方已經形成一個穩定的邊界。

西元1696年，滿清打敗其頭號敵國-也是西藏的盟國---準噶爾後，派使者到青海（指青海湖一帶，非指現在作為行政區劃的青海省）一帶，其使者『二朗保奏言：「臣至青海之察罕紮羅海地方，以部發印文示達賴喇嘛所遷管理青海事善巴陵堪布，堪布言：俟青海諸台吉同來會盟，定議再複，七月初八日，紮什巴圖爾言：我等俱達賴喇嘛之徒，俟啟聞達賴喇嘛，視其言如何尊依而行，非可任我等之意複奏」。「19」

在此之前如西元1691年，厄魯特和滿清支持的喀爾喀交戰，滿清使者向滿清皇帝「述達賴喇嘛口奏雲：喀爾喀厄魯特交戰之前，土謝圖汗、噶爾丹等遣使於西海台吉，各請助兵，達賴台吉告於我，我謂喀爾喀厄魯特等和睦，我則喜悅，不願有所偏助也。四川打箭爐地方令西海紮什巴圖爾台吉駐防，非有異念，今俱已撤歸矣」「20」以上紀錄已經足以表明西藏政府管轄青海一帶以及青海蒙古聽命於西藏的事實，其實噶登頗章政權是蒙藏基於共同的信仰一同建立的，其臣民自然也有蒙藏兩族，而其中的蒙族則被稱為「雄索」，意為政府所屬的蒙古。「21」』

滿清侵佔打箭爐[རྩོམ་སྒྲིག]

1642年西藏噶登頗章政權建立後，西藏與滿清的邊界在康區位於打箭爐（打箭爐是藏語音譯，以前中國的史書都是使用這個藏語音譯，現稱康定，意為康區征服底定，是本世紀初趙爾豐侵入西藏時命名的）以東地區，1696年滿清代表四川巡撫于養志會同西藏地方官員（營官）曾查堪打箭爐地界。「22」1699年西藏和滿清爆發了激烈的邊界衝突，這次的衝突就是在打箭爐以東發生的，當時的四川提督岳升在給滿清皇帝的奏摺中說：「打箭爐本系本朝版圖，竟被烏斯藏強行侵佔，康熙三十五年，欽差兵部郎中金圖等令同四川巡撫于養志查堪後仍霸據如初，吞占蠻地數千里，侵奪番民數萬戶」「23」，然而就是這個滿清將領岳升，在寫上述奏摺後僅十天後所寫的奏摺中又稱：『臣查打箭爐各處地方，向系藏人霸佔』，據史料可知嶽升所以說『打箭爐本系本朝版圖，竟被烏斯藏強行侵佔』「24」，主要是為了加罪于他的死對頭、參予了查堪邊界的四川巡撫于養志。但不管如何，可以確定的是，當時西藏與滿清的邊界經「查堪」後在打箭爐及「各處地方」，而且這些地方「向系藏人霸佔」「查堪後仍霸據如初」。

另有滿清皇帝于1693年寫給達賴喇嘛的一封信，其中提到：「爾喇嘛又奏打箭爐交市之事，殆欲屯戍之意也，今天下太平，並無一事，爾喇嘛與我朝往來通使有年所，何嫌何疑？爾喇嘛如設立駐防，我內地必量增戍守，中外具勞，況我內地兵丁約束甚嚴，非奉朕旨何敢私出邊境，爾喇嘛但需嚴禁屬下，有何釁可開」「25」這段記載非常明確地說明了當時西藏與滿清間的邊界位置和各為一國的事實。

根據中文史料，滿清第一次侵佔西藏領土是西藏噶登頗章政權建立半個多世紀以後的1699年。在此之前，西藏和滿清因準噶爾不斷發生一些衝突，滿清和準噶爾是敵國，但均與西藏保持較親密關係，尤其是準噶爾與西藏關係更為親密，準噶爾領袖噶爾丹原在西藏為僧，汗位出現空缺時，在五世達賴喇嘛的幫助下，成為準噶爾汗國之王，達賴喇嘛封其為『博碩克圖汗』，噶爾丹即以此名號與滿清交往「26」。而滿清和準噶爾作為敵國經常相互交戰，西藏人雖然沒有公然站在準噶爾一邊，但傾向準噶爾是肯定無疑的，不僅中文文獻記載了藏人喇嘛協助準噶爾人的事實，而且西藏政府直接命令其他蒙古部不得援助滿清。當時滿清遣人聯絡與準噶爾領袖噶爾丹有仇的另一個蒙古領袖策妄喇蔔坦（即藏文中的次旺然鼎），策妄喇蔔坦響應並率軍行二十日程，道遇（西藏）第司所遣使者，使者命策妄喇蔔坦「爾等各居其地，不得興兵」策遂按兵而退「27」。

這一切使滿清皇帝極為不滿，1696年，滿清皇帝在得知五世達賴喇嘛圓寂已愈十幾年後，憤恨地對西藏第司桑傑嘉措寫信說：『達賴喇嘛者，乃至大普慧喇嘛，本朝為護法之主，交往六十餘年，則其訃音即當奏聞於朕……爾向對朕使言四厄魯特為爾護法之主，爾其召四厄魯特助爾，朕將觀其如何助爾』「28」

1700年8月14日，滿清皇帝給第司桑傑嘉措的一封信中威脅說：『邊界向有定處，爾放從營官員則集烈，將四川打箭爐內土司蛇臘查吧居住地方恃強盡行霸佔，漸次侵據河東烏尼、若泥、凡州三處，潛有窺伺嘉慶、搽道之意……邊境地方豈可讓與寸土………敕旨一到，將漸次侵佔打箭爐及版圖內土司地方俱著退還，打內土司蛇臘查吧之營宮即孥解送，不然，生事之罪，歸於爾等，彼時悔之不及矣』。西藏第司當然沒有退出打箭爐，也沒有交出營官，因此，1701年一月，滿清分三路侵入打箭爐，戰爭中，西藏政府在打箭爐的總管（諜巴）昌則集烈和『大岡營官籠送』等五千余人在戰門中陣亡。「29」康熙本人也承認：『打箭爐賊兵強悍，肆行抗拒，是以被殺甚眾，詢之俘獲喇嘛三人，雲彼處僅存女子，壯丁殆盡』「30」。

滿清對西藏的蠶食與藏人要求收復打箭爐[རྩོམ་སྒྲིག]

滿清佔據打箭爐以後，西藏人一直沒有放棄收回失地的努力，拉藏汗于1714年向滿清索要被侵佔的打箭爐等地，康熙皇帝耍無賴說：「朕思打箭爐原系本朝地方……倘必要此地，著伊親來與我諸王、大臣等會議，如此議行，則伊斷不來矣」「31」

即使到了近代，西藏政府仍不斷要求歸還失地：「查閱咨鈔商上（指西藏噶廈-引者注）複稟內稱：「昔年打箭爐以內系歸藏屬」是已有狡焉思逞之志…..證以聯大臣（駐藏欽差大臣-引者注）跌次函電內開「藏番常有恢復打箭爐歸藏管理」之說，即趙大臣所呈：藏番利用瞻對蠶食川邊等語，可知其並心積慮，蓄志已舊」「32」。1908年，西藏政府通過駐藏欽差聯豫指出『藏地直抵四川邛州』「33」。

拉藏汗統治西藏時期，由於廢立六世達賴喇嘛問題，西藏內部出現許多不穩，一些西藏僧人求助於準噶爾蒙古，西藏的兩個施主（《清史錄》有時稱為護法主）-北部的準噶爾和東部的滿清也就開始乘隙而入，1717年，繼噶爾丹之後成為準噶爾領袖的策妄阿拉布坦派兵從北突入，雖然只有幾千兵丁，但因他們選撐腰為第司桑傑嘉錯報仇以及迎請在青海一帶的第七世達賴喇嘛，獲得蒙藏人民的支持，最後終於擊殺了拉藏汗，拉藏汗臨死以前向滿清皇帝求救『不意惡逆策妄阿拉布坦發兵六千，與我土伯特兵交戰兩月，雖並無勝負…..但土伯特兵少，甚屬可慮，若將喀木、衛藏之地被伊據去，將使黃教殄滅，為此，懇求皇上聖監，速發救兵』「34」。滿清皇帝是西藏佛教的施主（或如滿清皇帝自稱的「本朝為護法主」，有保護黃教的責任，因此拉藏汗在危急中以黃教將會遭到毀滅為由請求滿清皇帝的救援，卻不談自身面臨的困境，因為滿清皇帝沒有救援他的義務。這也形象地說明了西藏與滿清間的宗教關係和國與國之間互不統屬的關係。滿清皇帝不甘心自己的敵國佔據西藏，乃決定『救援西藏』，並護送七世達賴喇嘛入藏「35」，在此之前，在青海的蒙藏部眾亦曾商討過武力護送問題而未果，此時有滿清帶頭，蒙藏僧俗踴躍支援，準噶爾佔領衛藏地三年，無力應請七世達賴喇嘛，漸失人心，面對強敵自知不敵而主動撤離。滿清軍隊因此大搖大擺地進入拉薩，開始了滿清干涉西藏內政的歷史，而且從這時候開始，滿清的官方記錄中，有時開始將西藏稱為是其轄土，如『今大兵得藏，邊外諸番悉心歸化，三藏、阿裏之地俱入版圖』「36」。但在實際行為上仍保持保護者或施主的角色，1723年在年羹堯給雍正的奏摺中稱：『我兵速撤，則唐古特人民永無怨言，而西海各部落，曉然共知天朝不要西藏，仍為佛地，從此閑言便當寂然矣』「37」。一七八八年，尼泊爾侵入西藏，滿清皇帝派巴忠為欽差領兵協助西藏抗擊入侵，當時西藏已經和廓爾喀人議和，因此，巴忠到來時，西藏人將情況告訴巴忠，巴忠回答說：『你們若願打仗，即便出兵；若要講和，亦須速速完事，銀子是你們藏裏的，你們許銀與否，我都不管。「38」』

由於滿清幹政，達賴喇嘛失權，引起蒙藏人民的反感，同時由於滿清皇帝原來曾許諾支持在青海的顧實汗後代繼位為西藏之王（五世達賴喇嘛封顧實汗為法王，他去世後一直由其子孫續替，但因有資格接任的子孫很多，因此常有爭執），因而極為不滿。因此西元1723年在青海一帶的蒙藏僧俗二十余萬在羅卜藏丹津羅桑丹增和塔爾寺主的領導下反抗滿清幹政，滿清當即派出大軍大動干戈，許多村莊和部落被集體消滅，青海一帶蒙藏民族經此打擊，元氣大傷，人口銳減，滿目蕭條「39」。

通過這次的屠殺，滿清軍隊佔據了青海湖以東的西藏土地，並陸續在這些地區建立了統治機構。1726年，西藏內部四噶倫內戰，滿清乘此機會宣佈將康區的巴塘、理塘等地併入中國的四川，將迪欽、傑塘劃歸雲南。但這些所謂的劃並等，除了滿清皇帝的片面宣言而外，『然以前關外無官無兵』「40」，實際上並沒有得到實施。中國在當地只留下了一些負責為駐藏大臣運送糧食和信件的幾個糧台，沒有任何的統治機構，『須知從前番官之妄為，由於關外未設專官，四川總督相離太遠，故其（指西藏官員）幹擅之事，一概無人過問「41」，這也從另一面說明西藏政府一直沒有停止過對這些地區行使主權和統治。

大約1855年，尼泊爾入侵西藏，西藏軍隊幾次抵抗都無法取勝，乃從全國各地徵集軍隊，其中派夏拜巴楞一行前往德格（現劃並中國四川）、登青二十五族（又稱囊謙二十五族，現為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昌都、日吾齊徵集軍隊；另派夏拜紮西康色一行前往巴塘、理塘、結塘、嘉戎、白日（以上俱劃歸中國四川和雲南省）等地徵調軍隊。並在三大寺組織僧兵，一時全藏動員，同仇敵愾，尼泊爾面對此一局勢，只好接受妥協，西藏與尼泊爾簽訂合約，規定西藏每年向尼泊爾政府交納尼幣一萬盧比，這每年一萬盧比從此一直送到1959年才結束，這也是西藏第一次與外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

上述囊謙二十五族，其地域幾乎占現今青海省的三分之一，歷史上一直是由囊謙王統治，根據《囊謙王族世系》一書的記載，囊謙王族始終臣服於西藏政府並得到歷代西藏王朝的承認和任命。囊謙王族崛起與西藏分裂時期，割據自雄，薩迦八思巴建立薩迦王朝時，囊謙王派其弟前往薩迦歸順，獲得八思巴的冊封；噶登頗章政權建立時，當時的第十六代囊謙王於1646年親自前往拉薩朝見五世達賴喇嘛，被封為「米旺仁青南傑」，並頒給錦緞文冊。第十七代囊謙王短命，沒有來得及前往拉薩朝見。第十八代囊謙王曾兩次前往拉薩朝見六世達賴喇嘛和拉藏汗以及七世達賴喇嘛；第十九代囊謙王於1742年和1744年前後兩次前往拉薩朝見七世達賴喇嘛和攝政王；第二十代囊謙王於十九世紀初前往拉薩朝見八世達賴喇嘛和攝政；第二十一代囊謙王於1805年、第二十二代囊謙王於1870年分別前往拉薩朝見當時的達賴喇嘛或攝政；所有這些囊謙王在繼承王位後都必須前往拉薩接受拉薩中央政府的任命，而且西藏政府也每次都毫無例外地給予他們冊封和准于繼承王位的詔書。只有第二十四代囊謙王時期，由於西藏與滿清發生戰爭，所以未能前往拉薩，他於1950年去世「42」。

從設立娘榮總管看西藏政府對多麥的統治「43」[རྩོམ་སྒྲིག]

瞻對，現為劃並四川的甘孜州新龍縣，一般稱娘榮，雅礱江自西北流入，縱貫全境，形成全境地勢險峻。西元1728年，瞻對軍民設伏殺死誘殺本部首領的滿清軍隊二百四十餘人，其後滿清軍隊多次出兵攻擊，而當地的西藏政府處於內憂外患之中，無力顧及，但娘榮人憑藉險峻的地形抗擊清軍，滿清將領和封疆大吏無法戰勝，因此不斷編造戰況和戰果，幾次向皇帝報斃「逆酋」「44」，但「逆酋」不久又率領軍隊攻打滿清設立的糧台。

曾經參加藏尼談判的西藏大臣喜紮在藏尼簽訂和約後不久因與尼泊爾某大臣通信而獲罪。而他的獲罪引起噶登寺為首的各大寺不滿並發動政變，致使西藏攝政逃奔中國並死在那裏，而喜紮因此登上西藏第司的寶座，由此西藏稍獲穩定。

在此動亂之時，康區的娘榮乘勢崛起，1860年，康區的瞻對軍隊再次出擊，他們以西藏傳統的本波教為皈依，仇視佛教，而且這次他們的目標不僅僅是攻擊滿清的糧台，還有對西藏政府的反叛。瞻對軍隊先後佔領了昌都先後佔領了昌都、察雅、霍爾、章谷、孔薩、麻書、米窩、白利、納妥、林蔥、東科、革什咱、綽斯嘉、打箭爐以及囊謙二十五族「45」，他們揚言要「栓馬拉薩長石」（即唐蕃會盟碑），並將俘虜的德格王后和王子以及嘎拖寺主等做為人質「46」，搶劫西藏政府駐打箭爐官員發往拉薩的茶葉等物資。

同時康區的難民則湧入拉薩，各地官員更是不斷告急，章谷酋長旺青占德、麻書管家、康沙頭人等親赴拉薩告急，此時西藏政局在喜紮領導下已趨穩定，西藏政府乃決定鎮壓瞻對的叛亂，乃於1862年2月9日任命普隆瓦才旺多傑為總指揮，揮師東進，沿途徵調芒康、昌都、類烏齊、八宿等兵共一萬零三百餘人，到九月份與瞻對軍隊接仗，最終攻佔全境，燒斃瞻對王，救出全部人質。當時由於瞻對軍隊攻佔滿清在巴塘的糧台，滿清也派出史致康「征剿」，但史「至打箭爐畏葸」，其實也難怪，以往幾次出兵攻瞻，動輒幾萬，甚至八萬，卻沒有一次真正取得勝利，這次不過四千人，如何「征剿」？

西藏軍隊收復全境後，雖然有機會在這些地區施行宗縣制，但西藏政府除了在娘榮設立娘榮總管，統轄整個康區而外，對其他地區都是恢復原有的制度，從而失去了一次改革的機會。

中國史學中有一種說法，即滿清軍隊徵調西藏軍隊攻打瞻對，克後，由於藏軍索餉三十萬兩（一說六十萬），滿清拙支，乃將瞻賞達賴喇嘛云云。「47」其實只要對照原始資料，就可以知道，西藏軍隊並不是滿清派來的，相反，如滿清將領趙爾豐所說：「前總督部堂駱（秉章）使人阻（西藏軍隊）於大朔，該帶兵官竟敢不遵，嗣奉大皇上諭旨，勒令該兵回藏，乃又絕辭推託，是爾藏之來，非奉大皇上詔旨」「48」。

實際上，由於西藏政府一直有效地管理康區，而且出兵康區也不是第一次，如1808年，西藏政府就曾派出大軍，同時徵調德格民兵前去討伐違抗西藏政府指令的果洛康甘部（現青海省果洛州）「49」。正因如此，當瞻對侵佔其他各部時，他們均向西藏政府求救。西藏政府在佔領瞻對後，也是自行派官統治，所謂藏軍索軍餉問題，除了滿清四川總督駱秉章事前曾奏西藏「勢必藉口向內地索餉」的猜測而外並無其他記載，他在接到史致康「剿平」瞻對的報告後，上奏皇帝「其瞻對上中下三處地方，經達賴喇嘛派番官帶領藏兵，合同漢土官兵剿滅瞻酋，未便沒有微勞，仰望天恩，將瞻對三處地方賞給達賴喇嘛派堪布管理」「50」。這中間即沒有西藏方面「乞賞」，也沒有索餉，所謂「賞給」以及「索餉」等不過是滿清君臣之間互相找臺階，以及地方官員擺脫干係的一種方式或遊戲而已。

西藏政府通過瞻對統治「打箭爐以上各土司事務」，徵收「差銀」，「51」對此，趙爾豐在奏摺中也指出：『自瞻對劃隸西藏，番官權威進逼鄰屬，強迫苛虐，民不聊生，因路隔川遠，無人管理，以致各土司無不仰藏番為主，我已失管理之權』「52」「惟邊地從未設官，久失紀理，為藏番侵佔，而無所稽考，已不知凡幾」「53」另如中文記載的在德格「瞻酋霸其土婦，廢其土司，全境依附于藏」「自打箭爐出關，以抵江卡，悉屬川省土司地面，喇嘛雜處期間，蠻觸構兵，不時蠢動，兼之遠依達賴，近附瞻番，勾結串通，莫窮其變」「54」以及「川邊土司弱者攝其威而甘於輸納，強者怙其勢而恣為奸橫，幾若知有藏，而不知有川」「55」。1896年滿清軍隊佔據瞻對時，西藏瞻對總管即撤到德格準備反攻。「56」

在當時和一些中文書籍中，也不否認西藏對康區的統治，如《讀史方輿紀要》在談到天全六番招討司的範圍時稱：『西止西藏長河西宣慰司一百四十裏』，長河西宣慰司在達澤多（康定）東南，說明這些地方當時是隸屬於西藏的。「57」

另外，行使主權或表明隸屬關係的標誌是包括任命官員、管轄地方、徵調差役等等，這一切從五世達賴喇嘛開始到趙爾豐的新軍功占康區之前，除了七世達賴喇嘛時期有一段時期有所削弱而外西藏政府一直沒有停止，因此康區一直施行和衛藏一樣的烏拉差役制度，使用一樣的貨幣，『內地銅錢，只行至打箭爐，自打箭爐直止拉裏全系使用碎銀』「58」『自爐關以外，皆用印度盧比』「59」而在中國佔領的安多東部地區並沒有這些。更主要的是西藏政府一直在這些地方徵調烏拉差役和徵稅「60」，雖然滿清皇帝對西藏政府在康區行使統治權極為不滿，幾次欲阻止「61」而未遂。因此，早期西藏通用碎銀，其後在康區徵稅時當地官員只要印度盧比，從而迫使康區引進印度盧比。「62」相反滿清政府往來康區的官員如果沒有西藏政府允許支應烏拉差役的牌照就必須支付腳錢，由於是屬於交換性質而非義務或責任。戌僚`有康區藏人拒絕向滿清大臣拒絕支應烏拉差役的事情，如駐藏大臣景紋因理塘藏人拒絕支應烏拉差役以致在打箭爐住了數年之久而不能上任「63」，再清楚不過地說明滿清統治這些地方的神話。

所謂西藏自治區的形成過程[རྩོམ་སྒྲིག]

1904年西藏與英國簽訂拉薩條約，刺激了滿清的控制欲望，隨後滿清與英國於1905年在印度談判時，就西藏地位無法取得一致意見，英國拒絕承認滿清宣稱的對西藏的主權。而這個時候西方的主權和殖民地等概念已經進入中國，這一切都使滿清政府極欲在達賴喇嘛流亡蒙古之時，乘機控制或吞併西藏，即使不能，也要向西藏東部進軍，且盡可能地想要把中國的國界擴大到西邊。「64」當時在四川總督錫角U任道台的趙爾豐提出了佔領西藏的三策，其一是掃清週邊「將腹地三邊的裸夷收入版圖」；第二是『古時駐藏大臣及六詔台員每出關，悉在爐城奏報某月某日自打箭爐南門或北門入藏，相沿既久，英人每執奏報為言，以為爐城以西，皆屬西藏轄地..….力主改康地為行省，改土歸流，設置郡縣，以丹達為界，擴充疆域，以保西陲』第三是『殆勢達拉薩，藏衛盡入掌握，然後移川督于巴塘，而於拉薩、四川各設巡撫，仿東三省之例，設置西三省總督』。『錫良嘉其議，據以入奏，廷旨報可』「65」。這時駐藏大臣鳳全根據清廷的旨意，留在巴塘進行殖民活動，為當地藏人所殺，滿清即讓趙爾豐率軍攻入西藏康區，攻城掠地，大肆屠殺藏人，他的進攻一直遭到當地藏人的激烈反抗，在三岩的藏人不僅不投降，反而向中國軍隊挑戰，「聲稱殺盡漢官漢人等語」「66」。鄉城桑佩寺遭清軍圍攻半年多，最後因斷水而被攻砥C幾千名藏人被殺。在桑昂曲宗，中國軍隊管帶程鳳翔將在桑昂曲宗吞多抓獲的藏軍連長益喜達傑用寺院的大鍋活活煮死，當地無不知程鳳翔吃藏人肉。「67」

趙爾豐率領滿清軍隊一路燒殺一直攻到丹達拉山以西的貢波江達，並在這些佔領地區野p縣，宣佈「無論漢人、蠻人，皆為大皇上百姓」，土地「皆為大皇上所有」。禁止西藏人向西藏政府官員納貢繳稅「68」。達賴喇嘛返回拉薩後，中國軍隊繼續向拉薩開進，1910年2月，藏軍在江達頑強抵抗，終因寡不敵眾，加上武器裝備懸殊甚大而被擊潰。

2月12日中國軍隊進入拉薩，十三世達賴喇嘛被迫流亡印度。當時滿清佔據了大部分的西藏領土。

1911年10月10日，滿清發生辛亥革命。藉此機會，達賴喇嘛傳文整個西藏，要各地藏人起來趕走侵略者。西藏各地紛紛響應並揭竿而起，西藏安多阿壩和嘉戎藏人擊敗了駐防清軍，趕走了滿清地方官吏。在拉薩，滿清軍隊攻擊沙拉寺失敗後西藏人開始轉入反攻。在康區，次年三月開始，鄉城、稻城、貢嘎嶺、江卡、察雅、理塘、鹽井、雅江（河口）、道孚等地的藏人也成功地擊敗和消滅中國駐軍，光復失地，在雪山腳下的中藏邊界設三百人扼守，並以萬余人圍攻巴塘和昌都。「69」

1912年達賴喇嘛開始返回西藏，同時新建立的中華民國也派出由伊昌衡率領的軍隊侵犯西藏，妄圖重新佔據西藏，他們利用西藏軍民在拉薩苦戰的機會，再次佔據了昌都以東的大部分地方，這些地區的藏軍損失嚴重。

西藏軍隊在佔領拉薩以西全部領土後，由噶倫喇嘛祥巴丹達率領下繼續向西藏東部挺進，相繼收復了洛隆宗、左貢一線，與中國軍隊在昌都以西的恩達、類烏齊對峙。這時在英國的調停下，藏中同意進行和談，1914年藏英中三方全權代表在印度西姆拉談判，藏中雙方由此也處於休戰狀態。

在西姆拉的談判中，藏中就西藏的邊界產生激烈的辯論，西藏方面堅持西藏就是傳統的西藏三區，即從青海湖到打箭爐以內的土地均為西藏的領土。而中國方面則宣稱西藏的邊界應該是江達而不是更遠。由於當時中國軍隊實際佔領西藏的大部分地方，因此中國代表以『根據國際慣例實力經營謀地即為國土』為理由拒絕退讓，「70」西藏方面也以歷史為根據堅持全部領土的主權，最後英國方面提出內外藏的說法，即將青海和巴塘理塘劃入內藏，將德格、瞻對等劃入外藏，但中國政府當時由於實際佔領這些地方，因此拒絕讓步，西姆拉會議並沒有確定西藏的範圍或邊界線，但是，雖然中國政府由於西藏邊界問題而拒絕在正式條約上簽字，但卻承認西藏主權獨立的地位。

1918年，由於中國軍隊在恩達（類烏齊）無辜殺害藏軍士兵，藏中間再次爆發戰爭，裝備有英式步槍的西藏軍隊在噶倫喇嘛的領導下，屢敗中國軍隊，並迫使集中在昌都的中國軍隊投降。隨後噶倫喇嘛兵分兩路，一路從德格向東攻擊，命令將打箭爐以內的中國軍隊趕走，另一路向東南進攻，負責解放巴塘、理塘和結塘，直至西藏與中國雲南的邊界阿敦子。而北部的二十五族和果洛等自治地區尚無中國軍隊侵入。

結果東路的軍隊一路勢如破竹，收復了大片領土「71」。其前鋒已達甘孜戎巴岔一帶。這時中國要求英國居中調停，由此藏中英三方代表達成停戰協定，協定第一條說明藏中衝突緣由和中國要求英國居中調停等內容；第二條規定「本條約為暫時性的；俟經英、藏、中三國政府談判後確定之。非經三國代表一致同意，不得對其內容做出任何的修改」第三條規定：「藏中暫定邊界為薩古、巴塘、查洛卡、達雪、得榮、理塘、岡孜、娘榮、章穀、道孚、雅江、打箭爐、榮米章谷、九龍、嘉孜戎、鄉城、稻城由中國政府管理，西藏文武官員和官兵不得進入；類烏齊、恩達、昌都、察雅、芒康、貢覺、三岩、同普、鄧柯、色須、德格、白玉為西藏政府所轄，中國文武官員和官兵不得進入；」第十一條規定「除非發生搶劫等情況，否則中國不得在鄉城和瞻對駐軍。如有不法，西藏方面不得予支持」。「72」這個臨時條約可以說是西藏與中國方面就雙方邊界自五世達賴喇嘛時期雙方在打箭爐『堪界』以來達成的第二個涉及邊界的協定，也是西元783年以來西藏與中國在雙方同意的基礎上第三次劃定的邊界線，「73」西元783年的邊界條約是西藏歷史上最強盛時期的產物，與當時已經不可同日而言，即使相對於五世達賴喇嘛時期的西藏領土，西藏顯然損失慘重。然而相對於西藏當時的處境，面對強敵，能收復如此大片的失土不能不說是可喜的。這是西藏軍隊在戰爭中收復失地最多的一次。

1931年康區大金寺和白利寺發生衝突。1913年西藏抗擊滿清和中國軍隊的戰爭中，在拉薩的三百名大金寺僧均參加了戰鬥，因此受到達賴喇嘛的獎勵，並將大金寺按藏軍編制進行整編，授予青獅白象軍旗一面，銅號一個，英式步槍五百支，子彈二十五萬發，任命該寺喇嘛公佈次仁為代本，青澤為副代本，謝加為路本，同年，西藏政府派增珠為大金寺首任堪布。「74」因此，雙方發生衝突後，中國軍隊立即支援白利寺向大金寺進攻，駐德格的西藏軍隊也協助大金寺進行反擊，並將中國軍隊趕出白利地區，並進而攻佔了大片土地，中國方面雖然要求停戰，但西藏軍隊試圖一舉收復打箭爐以內的西藏失土，另一支西藏軍隊同時向東北進入囊謙二十五族地面，並一直攻打到結古附近，在那裏遭到中國國民黨馬步芳援軍的反擊，西藏軍隊戰敗，雖然中國軍隊沒有追趕，但鑒於當時的形勢，西藏軍隊顯然已經沒有能力繼續進行戰爭，因此主動退出囊謙二十五族。「75」國民黨馬步芳的軍隊打敗進攻玉樹的藏軍後，繼續向南推進，已經向東深入的藏軍唯恐後路被截斷而不得不退兵，到1932年，藏軍一直退到長江西岸，長江以東德格等原有的土地也在這次戰鬥中喪失。當時邊界的中藏雙方軍官未經雙方政府授權便簽定了停戰協定，中國方面稱之為《岡拖停戰協定》。由此形成的停戰線一直維持到1950年中共軍隊侵入西藏為止。

1950年10月中國軍隊佔領昌都後，在那裏設立了政權性質的『昌都解放委員會』，只接受中國國務院（當時稱政務院）領導，1956年成立西藏自治區時，昌都地方領袖已經被納入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委員的名單中「76」。1957年5月14日的中共中央《西藏工委關於今後西藏工作的決定》的批示中指出：『過去西藏一部分上層分子曾經反對四川省藏族地區的民主改革，估計今後他們可能進一步提出反對在那裏進行改革的意見，對於他們這種意見，應該嚴正地加以解釋，必須向他們說清楚，西藏地區是根據憲法施行區域自治的，國務院根據西藏的歷史情況已經決定西藏自治區包括昌都在內，在這個區域內，西藏人民有自己管理內部事務的權利，其他藏族地區和西藏歷史情況不同，分別屬於其他省份「77」』。這個也許是中共最正式地通知西藏政府所謂西藏自治區的範圍。

十七條協議中『西藏』的範圍並未確定[རྩོམ་སྒྲིག]

昌都戰役後，西藏政府於1951年5月23日與中國政府簽定了《十七條協議》。1951年5月27日，新華社全文播發了《十七條協議》，但是不管是中國政府還是西藏政府都沒有向外說明雙方除了公佈的《十七條協定》，另外還有附件。也就是說除了正文，雙方還簽定了秘密協定，因而秘密協定的全部內容在半個世紀以後的今天尚不為人所知。「78」

三十多年後，阿沛阿旺晉美對協定附件作出了較明確的說明，他在1989年7月31日在西藏人大第五屆第二次會議上指出：「我們要求中央在十七條協議中明確表明如果達賴喇嘛不承認協議，流亡國外，四、五年後看到西藏情況向好的方向轉變或得到發展時，不僅允許回來，中央還要答應繼續維持達賴喇嘛原有的職權和地位。這是在我們承認中央派出人民解放軍守衛邊疆的同時中央也承認了這個要求，我們提出要求後中央同意，但中央提出由於十七條協議要向全世界公佈，將這些條件列入協議，恐引起國際社會的議論，因此這些內容不入協定，而是列入附件的建議。我們也為了不引起國際社會的議論而同意列入附件。因此在十七條協定以外還有七個內容，其中第一條是我們提出的上述條件，第二條是設立西藏軍區時由噶廈中的一、兩個人在其中擔任職務的問題，十七條協定的內容是眾所周知的，但七條內容至今沒有公佈」「79」。

另外署名王可的《和平解放西藏時期涉及軍事問題的政治解決---西藏軍區成立前後記事》「80」談到除了《十七條協議》，「同時還擬定了一個關於《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若干事項的規定》，作為協定的附件。」文章逐一說明其中內容，也包括七個部分，但都是有關解放軍駐西藏以及藏軍改編等事宜，其中沒有任何超出軍事問題的內容，因此可以肯定這七條不是阿沛所說的七條。而只是阿沛所說的七條內容中其中一條之細目。

另據當時參加談判的克蔑索南旺德的回憶：當時達賴喇嘛已經來到亞東，「我們內部商量後認為雖然協定內容完全無法令人滿意，但如果達賴喇嘛流亡國外，則結局難於預料，同時因為如果不能達成協議，則（中共）極有可能會派兵侵入，因此如果能夠在協議中列明以後達賴喇嘛從國外回來時，其固有地位不變的條款，則我們可以簽字…….中國代表李維漢說這些內容難於寫在正文中，在其他外國人面前中央政府會丟臉，對此我們可以另立附件…….此外還有一些附件，但已經記不得詳細內容了」「81」

雖然從現有的資料我們無法確定在協定附件中包括有關西藏統一或範圍的內容「82」，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西藏方面在談判前後和談判中都提出了西藏的統一問題。1949年，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席捲中國大陸，1949年9月12日，新華社發表《決不容許外國侵略者吞併中國的領土---西藏》的社論「83」，表明了其吞併西藏的企圖。十天後的1949年9月12日，西藏外交部寫信給中共毛澤東，信中提到：「西藏的一些土地，在最近幾年被中國占去了，如中國內部的戰亂結束後，希望能舉行談判解決」。

而當中國政府已經做好進攻昌都的戰鬥準備了，西藏政府還試圖收回西藏的失土，命令新上任的多麥總管阿沛阿旺晉美收復玉樹，但阿沛在到昌都後第八天（1950年8月28日，鐵虎年，7月23日）給政府去信表示沒有這個能力。達賴喇嘛親政後給中國政府寫的信中除了要求中藏兩國遵循歷史上的友好關係，還要求放回被俘將士，退還被佔領的土地。（P443）另外西藏政府指令西藏談判代表在談判中應遵循之五條原則中的其中一條就是：『歸還打箭爐以西的西藏領土，中國軍隊和機構撤出西藏。』「84」

而據當時作為西藏代表團翻譯的達拉彭措紮西回憶說：在和平協議上沒有簽字前，以阿沛阿旺晉美的名譽給周恩來寫了一份報告，要求將西藏安多和康區等所有西藏地區全部統一劃入西藏地方政府的統轄下。但是簽字以後周恩來對這一問題的口頭回答是：現階段是和平解放西藏，其他藏區早已解放，不僅革命積極性很高，而且藏族地區歷史上遺留下的矛盾糾紛尚未解決，因此現在還沒到將全部藏族地區統一為一個行政區域的時候，幾年後各藏區互相協商下可以實行統一政策等。「85」

協議簽定後，中國政府要求西藏政府批准十七條協議，經西藏國民大會討論，西藏政府向中央代表張經武提出的三個問題中也包括整個西藏的統一問題。即『政治、經濟、文化得到一定發展後，西藏全區的統一問題。』「86」對於噶廈提出的問題，張經武的回答和周恩來一樣：『全部藏族統一問題，要由川、甘、滇、康、青各省藏族人民投票表決，只要他們贊成即可，但目前初獲解放，一切尚未就緒，而且其他藏區解放早，工作進展快，現在還不能談統一』「87」

從這些可以看出西藏政府非常關注西藏的統一問題「88」，中國政府對此並沒有做出否定，而是留待以後解決，對照《十七條協定》前言內容：『西藏民族是中共境內具有悠久歷史的民族之一……國民黨反動政府對於西藏民族，則和以前的反動政府一樣，繼續行使其民族壓迫和民族離間的政策，致使西藏民族內部發生了分裂和不團結…..為了順利地清除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在西藏的影響，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和主權統一，保衛國防，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獲得解放，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家庭中來…..』，「89」清楚地表明協議的主體是「西藏民族」而不是西藏政府當時的控制區，因為從1904年以後，西藏政府控制區只有西藏全境的一半左右和西藏民族總人口的一半還不到。由於十七條協定對西藏的範圍並沒有做出界定，有關西藏統一的問題當時未能得到決定，也因此十七條協定中有關『西藏』範圍其實還是處於未確定狀態。

因此那種「西藏」等於「西藏自治區」的說法是沒有任何歷史根據的，「90」因為「西藏」這個名詞出現已經有幾百年，而西藏自治區只有幾十年的歷史，簽定十七條協議時西藏自治區根本就不存在。更重要的是，《十七條協議》有藏中兩種文本，都是具有同樣效力的檔，藏文中與「西藏」對應的『bod』也絕對不是指所謂的西藏自治區。根據「名從主人」的原則，「西藏」的內涵外延只能根據藏文『bod』來定義。那麽根據『bod』，『西藏』從來指的都是整個西藏，即西藏三區，而且西藏政府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維持了對這些地區的統治。

結語[རྩོམ་སྒྲིག]

綜上所述，西藏和滿清于五世達賴喇嘛時期雙方曾經在打箭爐『堪界』，雖然現在還不太清楚當時劃界的詳細情況，但雙方劃定邊界後維持了近六十年的和平，在此期間，打箭爐一直屬於西藏的領土，因此可以肯定當時的『堪界』確定了西藏的領土包括打箭爐。而有關西藏邊軍在西寧活動的記載也證明當時西藏在東北部的邊界包括西寧。

西元1727年以後，滿清私自將西藏的青海湖以東及其附近地區和康區的大片地方劃歸中國四川、雲南、甘肅等省，但這僅僅是滿清皇帝單方面的宣佈，西藏政府不僅一直沒有承認，而且屢屢要求滿清歸還打箭爐以上的西藏領土。更重要的是滿清所謂將康區劃歸中國其他省份的說法並沒有得到實施，也沒有建立任何統治機構。其在當地的影響隨著其軍隊的進出暴起暴落，極為短暫。而西藏政府卻一直有效地行使了統治權。如中國官員一再驚呼的當地藏人『只知有藏，不知有川』，恰如其分地表現了這個的狀況。

即使是十八世紀三十年代以後一直到1910年前後趙爾豐率領的清軍佔領大部分地區為止，西藏政府仍持續有效地統治著包括整個衛藏、除打箭爐附近以外的全部康區和果洛等部分安多地區。

西藏再次獲得獨立時，西藏軍隊通過戰爭逐步收復失地，統治康區甘孜縣以西一直到1931年為止，1932年的藏中戰爭，西藏軍隊喪失長江以東地區，雙同在簽訂停戰協議後，以長江為界對峙。

中共入侵西藏後簽頂十七條協議時，對西藏的範圍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當西藏政府和代表要求整個西藏的統一時，中國領導人周恩來和中共代表張經武以過幾年再談為藉口拖延未決。簽訂協定時，包括現昌都和那曲部分地區在內的地區尚不在西藏政府的管轄下，一直到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時，中共才宣佈將昌都等地劃歸西藏政府管轄，由此，所謂西藏自治區的邊界大致等同於1932年的停戰線。重要的是，這個被中共解釋為西藏之範圍的邊界並不是十七條協議規定的，完全是中國政府單方面基於『分而治之』的殖民統治原則宣佈的結果，當然不能當作是合法的西藏邊界。因此，當我們從法律意義上尋求確定西藏的邊界時，只能以五世達賴喇嘛時期雙方平等地共同『勘界』後形成的邊界為唯一的依據。

注釋[རྩོམ་སྒྲིག]

1.《柱間史》第58頁以及大部分西藏史籍的記載。2.《禮記王制篇》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

3.見《中國藏學文選集》，（1990-2000）

4..許慎《說文》（羊部）釋羌為『西方牧羊人也』，中華書局1953年。

5.任建新《論康藏的歷史關係》，見《西元二千年兩岸藏學會議議事手冊》第5頁。

6.當時中文書中記載的建立在西藏高原上的附國等，許多都是藏語BOD的不同音譯。見吳均為黃奮生所著《藏族史略》寫的序言。吳在其中以長篇論證指出所有生活在西藏高原（或青藏高原）的被中文史書稱之為諸羌的各國都是說藏語自稱為「博」的民族。

另外，如藏文史籍普遍談到多康藏人為六氏族中『東』之後裔一樣，中文中也紀錄了象宕昌、唐旄、黨項、董等與『東』發音接近的國家和統治者，對此，格勒在《吐蕃源於發羌說質疑》一文中有所說涉及，文載《中國藏學》1982年第2期。7.《隋書黨項傳》載：「黨項羌者，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獼猴種」。杜寶《大業雜記》載：「（煬帝）行次金城郡，黨項羌首拜見，帝問曰：古有先零、燒當等種落，爾等何種之後？對曰：相傳獼猴之後」

8.早在西元203年，安多阿壩的本教苟象寺就已經建立，項藏寺是西元310年建立的。見燕松柏、雀丹《阿壩地區宗教史要》，成都地圖出版社，1993年，204頁。

9.從薩迦王朝開始，則變成了『衛藏教法區，康區勇士區，安多馬區』，在西藏分裂時期乃至西藏歷史上佔據過重要位置的阿裏竟然銷聲匿跡了，這不僅說明西藏政治經濟中心再一次轉移到衛藏地區，而且主要還表明阿裏大部分地區已經從西藏分裂出去的事實。

10.西藏在歷史上雖然有過地方割據時代，但一直都有個中央政府的存在，從整體而言是一個共同體，那些割據的地區也從未被異民族所統治或征服。

11.年羹堯的青海善後章程十三條。其中談到西寧等在明時即為西藏之地，見《清史錄》卷20頁、26頁。12.《清史錄》卷157頁14。

康熙皇帝還曾說：『舊注以三危為山名，而不能知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寶。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打箭爐西南，達賴喇嘛所屬為危地，拉裏城東南為喀木地，班禪額爾德尼所屬為藏地。合三地，為三危耳。』雖荒謬，但也表明「打箭爐西南，達賴喇嘛所屬」。以及西藏三區的概念『猶中國之三省也』。

13.《西藏政治史》（藏文1976年版）第433頁，1986年第三版，西藏流亡政府文化出版社。另馮智在《明至清初雲南藏區的政教關係及其特點》（載《中國藏學》1993年第4期）中指出「1648年前後（有的材料為1668年），蒙藏官員桑耶拉康巴與噶仲卓等到康區清查戶口，清查戶口的官員一直來到巴塘理塘木裏等邊緣藏區」該文中還指出『黃教占統治地位後，雲南藏區便成為達賴喇嘛的香火之地，這正如《張允隨奏稿》所記：「查得中甸一偶，明時屬麗江土府，後為西海蒙古所據，曾佈施于達賴班禪兩喇嘛為香火地」，從《五世達賴喇嘛傳》等典籍看，雲南藏區為達賴喇嘛香火地是十分明確的』。中共編輯的《迪欽藏族自治州概況》也有類似記載。

14.《木裏政教史》（15801735）藏文第23頁，作者，阿旺欽然，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成都。

15.《木裏政教史》藏文第48頁。

16.《木裏政教史》藏文第47頁和90頁。《清史錄》載西元1674年，達賴喇嘛給滿清皇帝的一封信中指出：『其揚打木、結打木（即結塘，引者注）二城，原系我二噶爾瑪之地，今為吳三桂所奪，我即遣兵攻據』。顯然西藏政府在第一次攻佔迪欽後，吳三桂又侵佔了該地，因此有西藏軍隊第二次進軍迪欽。

17.《迪欽藏族自治州概況》第26頁

18.見《青海歷史紀要》159頁。

19.《清史錄》卷175、7頁。而且當時西藏政府所屬青海蒙古部的領地也包括現西寧。滿清的使者曾經在西寧被西藏軍隊阻攔。見《清史錄》卷48、19頁。另據《雅州府志、夷律》在烏拉的規定中指出「或假扮差人，似索夫馬口糧，查出的是，即拿解西寧問罪」表明當時西藏政府在青海的統治機構有一段時間是設在西寧的。（此處引自陳一石《川邊藏區交通烏拉差役考索》，《西藏研究》1984/1）另據青海民族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青海歷史紀要》第156頁記載，明末農民軍佔領西寧，一年後退出，藏軍即佔據西寧，並抵達河州和甘州一帶。該書第165頁也記載1690年滿清與準噶爾交戰時，藏蒙軍在西寧、河州和松州一帶集結的情況。

20.《清史錄》卷153、4頁

21.《西藏政治史》第441頁。（藏文版）夏格巴著，達然薩拉。當時青海的蒙古諸王均為顧實汗的子弟，他們不僅是西藏政府的庶民，而且其中一人還有資格繼承顧實汗在西藏政府中的『法王』王位。此外，青海地區也不全是由和碩特蒙古諸王直接統治，據《安多政教史》第一編第四章記載，當地還有不少由西藏政府和紮什倫布寺直接管理的被稱為『雄德』（政府所屬之部落）和『劄德』（紮什倫布寺所屬之部落）。

22.張莉紅《論明清川藏貿易》，載《中國藏學》1993/3。另據《清史錄》卷176、7頁載『四川巡撫於養志疏言『臣尊旨會同烏斯藏喇嘛營官等查看打箭爐地界，自明季至今，原系內土司所轄之地，宜入版圖，但番人籍茶度生，居處年久，且達賴喇嘛雖然曾經啟奏，皇恩准行，應仍使貿易』。

23.《清史錄》卷194、第3頁

24.從明代以來，在一些中文書籍中稱西藏為『烏斯藏』，烏斯藏在藏語中指拉薩和日喀則為中心地區，但被中文用於指稱整個西藏。如被認為在明代具有很大影響的《廣興圖》中，『烏斯藏』就被標在康區大渡河附近，與碉門、六番緊鄰。見中國測繪出版社出版的盧良志所著《中國地圖學史》80頁。

25.《清史錄》卷158頁、第14頁。

26.『來史雲：達賴喇嘛加噶爾丹台吉以博碩克圖汗之號，是以奉貢入告』（《清史錄》卷84，第4頁）

27.《清史錄》卷182、2頁

28.《清史錄》卷175、14頁

29.《清史錄》卷203、8頁

30.《清史錄》卷210，第8頁

31.《清史錄》卷259、20頁

32.《趙爾撰為收瞻事致軍機處電》載《清末趙爾豐邊務檔案資料》油印本第二冊，此引自《中國藏學》1988年第3期29頁

33.傅嵩林《西康建省證》，成都公證印，1911年版，頁2。引自任建新《論康藏的歷史關係》，見《西元二千年兩岸藏學會議議事手冊》。

34.《清史錄》卷277、23頁

35.滿清並不承認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因此只是將七世達賴喇嘛認定為六世，但滿清的不承認並沒有改變六世和七世達賴喇嘛的身份。

36.《清史錄》卷290、5頁。雍正皇帝也說：「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得藏」

37.胡進杉《清宮中檔西藏事務漢文奏摺專輯》之《川陝總督年羹堯奏明料理西海軍務摺》，引自《西藏研究論文集》（第一輯），出版：西藏研究委員會，民國77年12月.

38.《廓爾喀檔》，乾隆五十七年七八月份，41頁，噶勒桑丹津供詞。引自莊吉發《清代前期西藏與尼泊爾的歷史關係》，載《兩岸蒙古學藏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330頁。蒙藏委員會，1995年5月，臺北。

39.僅西寧附近的郭隆寺就有六千餘人被殺。《清史錄》卷15，第10頁。另憑浩華編《青海人口》57頁載：『滿清出師十五日內，斬首八萬餘』。

40.《趙爾豐川邊奏牘》（吳豐培主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212頁。

41.《趙爾豐川邊奏牘》（吳豐培主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339頁。要說明的是，這些引用的原文，都是用中國的天朝語言來紀錄歷史，如果剝除這些天朝用語，則可以看出西藏在康區完整地行使了主權。

42.引自《中國藏族部落》（陳慶英主編，）玉樹藏族自治州部分。

43.據《西藏政治史》第235記載：在西姆拉討論西藏邊界問題時「中國的說法是口頭的，他們拿不出證明在東部西藏由中國管理的紀錄……西藏方面拿出五十六卷政府檔，包括稅收紀錄、房屋、官員和爭議地區頭人的清冊、效忠文書等。麥克馬洪簽字證明它們的內容」

44.陳一石《清代瞻對事件在藏族地區的歷史地位與影響》（載《西藏研究》1984/1）該文對此有明確說明.

45.陳一石《清代瞻對事件在藏族地區的歷史地位與影響》（載《西藏研究》1984/2）

46.陳一石《清代瞻對事件在藏族地區的歷史地位與影響》（載《西藏研究》1984/2p53），除了上述人質，『據說在瞻對瓊瓊等寺，便關押了七百多個不同教派的僧侶』

47.如李茂黝《試論清末川邊改土歸流》（載《西藏研究》1984/2）等。陳一石在《清代瞻對事件在藏族地區的歷史地位與影響》（載《西藏研究》1984/2p51）中也指出這「是一種不實之詞」。

48.《趙爾豐川邊奏牘》（吳豐培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339頁。

49.《西藏政治史》，當時西藏政府派出噶倫夏貝喜乍敦珠多傑、頗本益西嘉措、雪尼德卡（樂康）瓦等率軍前往，未經大戰即弭平當地的反抗，主犯全部逃亡北部無人區，餘眾俯首謝罪，乃盟誓而還。

50.《清史錄》卷92、第92頁

51.《趙爾豐川邊奏牘》（吳豐培主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339頁。『然亦只瞻對境內而已，何償有打箭爐以上各土司事務，皆准爾番官管理之事？至謂所收差銀向系舊例，照此舊例，是從前藏官之擅收非應收者也』。又，337頁載『又聞各大小土司，年年與番員皆有獻納銀兩』

52.《趙爾豐川邊奏牘》22頁

53.《趙爾豐川邊奏牘》（吳豐培主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22頁、162頁。

54.《清代藏事輯要》續篇，此引自《中國藏學》1988年第3期29頁55.《川邊歷史資料》第一輯《錫良奏請將打監爐同知改設置隸廳折》

56.《中國藏學》1988年第3期28頁

57.《讀史方輿紀要》清顧祖禹編著'，1805年首刊，引自張雲《元代吐蕃等路宣慰司史地考證》，《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藏學論文選集1986-1996》（上）。

58.《廓爾喀檔》，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初八日，頁46，阿桂等奏稿。《清代藏事輯要》325軍機大臣的奏摺，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10

59.《趙爾豐川邊奏牘》第94頁（吳豐培主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

60.《趙爾豐川邊奏牘》第337頁『聞各大小土司，年年于番員皆有獻納銀兩，又徵守碉執役各項銀兩』。陳一石在《川邊藏區交通烏拉差役考索》（《西藏研究》1984/1）中也指出：「西藏地方政府派往西寧、打箭爐等地經商，在頗羅鼐等任事後，仍沿途命當地百姓支應交通烏拉」「西藏政府駐瞻對藏官記載川邊藏族地區全面推行其交通烏拉制度，藏官往來各地徵收貢賦，進行貿易，沿途均勒令當地百姓支應烏拉差役，供給酒食，勒索銀兩等等」《清末趙爾豐邊務檔案資料》第二分冊《德格土司及頭人等稟明瞻對藏官每年抽取各處差項情況》等均說明西藏政府在康區徵稅和徵調烏拉差役的事實。

61.趙爾豐攻佔西藏康區之時，命令康區不得為西藏瞻對總管支應差役，西藏方面提出抗議並表示自己是保護者時，趙爾豐反駁說：「然各土司與瞻對接近者猶可籍口保護，試問西寧地界與瞻對相去懸遠，工布朗結從未敢到其地，此故未受藏中保護者也，而爾瞻官收取差直西寧屬地，此又何說？」見《趙爾豐川邊奏牘》343頁。表明西藏政府一直不僅再康區，而且在所謂的西寧屬地徵調差徭，行使統治。在此之前不管是年羹堯的《青海善後事宜》或是四川總督策楞的《酌定西藏善後章程》等，也都指出西藏政府在康區徵調烏拉差役，並要求禁止。

62.周偉洲《英俄侵略我國西藏史略》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82頁載：『更有甚者，一些地區甚至用盧比來繳納捐稅，如19世紀末，遠在今四川甘孜州的朱倭、麻術、孔薩、白利、東谷五土司，向派駐瞻對的西藏官員繳納的守碉費，即以盧比支付』。

63.陳一石《川邊藏區交通烏拉差役考索》《西藏研究》1984/1，53頁。

64.《自清末到民國初西藏叛亂與中國政府的政策及英國的干涉》國士館大學教授光島督。文載《西藏研究會訊》1990/10，臺北。

65.《趙爾豐傳》，載《趙爾豐川邊奏牘》

66.《趙爾豐川邊奏牘》213頁

67.《趙爾豐川邊奏牘》220頁

68.「照得關外各土司地方，皆大皇上屬土，百姓亦皆大皇上子民」「夫以大皇上之百姓，豈能為爾（指西藏地方官員）當差納稅」《趙爾豐川邊奏牘》337頁

69.尚秉和《西藏篇》，載《藏亂始末見聞記四種》之二，139頁。《西藏研究》編輯部，1982年。拉薩。

70.馮明珠《川青藏邊界環境考察----近代中英康藏議界之再釋》，載《西元兩千年兩岸藏學會議議事手冊》

71.夏格巴《西藏政治史》第259頁（藏文版，德里，1976年）。

72.見《岡妥協議》。載夏格巴《西藏政治史》第260--266頁（藏文版，德里，1976年）。

73.西元783年唐蕃第六次和談，定國界為涇州（甘肅涇川）西至彈箏峽西口（甘肅平涼西一百里）、裸攏州（陝西攏縣）西至清水縣、凰州（陝西凰縣）西至同穀縣（甘肅成縣）及劍南西山大渡河東為唐界，西為藏界。

74.見《甘孜州藏族社會歷史調查》大金寺部分，第303-304頁。

75.夏格巴《西藏政治史》第299-300頁（藏文版，德里，1976年）。

76.《藏胞反攻抗暴運動》第37頁，蒙藏委員會編印。

77.中共西藏黨史資料叢書《西藏的民主改革》第61頁。

78.（彭措旺傑《西藏的新時代---回憶十七條協議的簽訂及其前後的經歷》《西藏研究》『藏文版』1991年第三期）。另外宋黎明在《重評十七條協議》的注釋一中指出：「據說」有三個秘密條款，一個是藏軍改編問題；一個是取消藏幣的問題；第三個是如果達賴喇嘛選擇流亡，協議依然有效的說明。

79.原文載《西藏日報》藏文版8月31日

80..《中國藏學》1993年第4期

81.（《老漢歷史簡述》第124頁，西藏文宣與圖書館印刷出版，1982年，達然薩拉）

82.當時作為中方人員實際上參加了協定簽訂的巴瓦彭措旺傑之女彭措德吉在德國告訴筆者，協定附件中有一個是關於西藏統一的內容。另外也有傳說指阿沛曾對到北京開人代會的西藏代表指出十七條協定的附件中有一個是有關西藏統一的內容，你們應該知道云云。但目前筆者尚未看到其他的資料證明這一點。

83.《推動西藏革命和建設的巨人》陰法唐，《中國藏學》1993/4。

84.達拉彭措紮西《人生的經歷》藏文版第44頁。

85.《人生經歷》藏文版第二冊，61-62頁，

86.《進藏日記選》《西藏文史資料選集》第六輯279,280頁。

87.《西藏平叛紀實》第4-5頁。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88.當時中共提出一個分割西藏的建議，對此西藏代表堅決反對，這也許是西藏代表在談判中唯一把中共的提案頂了回去的。西藏代表以我們到這裏是商討西藏與中央政府關係的，無權也不便討論西藏內部的班禪問題為由拒絕，中共方面以你們內部問題不解決無法簽訂協定想要脅，根據阿沛阿旺晉美的回憶，西藏代表對此方面表現了罕有的強硬，阿沛阿旺晉美指出：「我說如此則無法簽訂協定也是沒有辦法的，克蔑等四人請中央平安送到西藏，我屬於昌都解放委員會的人，叫我去昌都也可以，叫我留在北京也行。同時也對四名談判代表說：現在無法在協議上簽字，請你們返回西藏，已經要求中央保證你們的安全，我則是隨他們處置了。在快要簽字時由於出現這一新情況而幾乎使簽字變的沒有希望，因而使和談不得不停止幾天，一天中央代表宋志雲要求和我談話，我同意了，當時我們住在北京飯店，宋志雲和彭措旺傑前來，從早上九點開始會談，內容依然是西藏地方政府和紮西倫布寺矛盾的解決，這個問題可能是中央提出，也可能是拉章方面提出，因為當時班禪喇嘛只有十余歲，在提出的問題中包括區劃衛藏的界線等許多問題，我說應該維持現狀，不應在衛藏之間作出區劃。如此對方一定要談，我堅持不談，一直到十二點仍毫無結果」。（見《西藏日報》藏文版8月31日）從這裏也不難看出西藏代表對於分割西藏的強烈抵制。

89.《和平解放西藏》第125-128頁，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

90.有關西藏這個名詞的來源，中國學者所述紛紜，但都對西藏即藏文BOD對應無異議，根據名從主人的原則，這些爭論已屬多餘。還有一些學者認為西藏的產生『可能是衛藏一詞先在滿文中譯為wargiDzang即西方的藏，再從滿文譯漢文，即是現今常用的西藏詞』（見陳慶英《西藏一詞的來源》），其實西藏一詞根本不必從滿文翻譯，因為早在中國明朝就已經出現西藏這個名詞，如西元1575年《明實錄、神宗朝》卷37就有「該許之建寺，則西藏一路，往來自由」。再如清顧祖禹編著，1805年首刊的《讀史方輿紀要》稱『西止西藏長河西宣慰司一百四十裏』，還有《明實錄、列傳、沐英》載『從衛國公鄧愈討吐蕃，西略川、藏，耀兵昆侖』（引自《藏族史料集》（三）185頁），顯然那個時候就已經是「藏」「西藏」與吐蕃混合使用，而且所指都包括西藏康區和安多地方。至於當時為什麽要使用『西藏』，或這個詞的產生，筆者認為，那是由於當時西藏的統治者是藏巴汗，「汗」在突厥語系中是國王的意思，如成吉思汗、突厥可汗等等，中文史料將本來是北方民族用的國王稱號「汗」加到西藏人身上，一則可能是由於蒙古人這樣稱呼藏巴國王，另一個則可能是為了表明這個國王是胡虜。但這同時也表明中國人認為西藏是一個獨立的汗國。同時根據中國傳統稱呼國號的習慣，「藏巴」就很容易被看成是國號或國名，又由於在中國的西邊，因此稱之為「西藏」也就順理成章了。比如西夏，本叫大夏國，因在中國西部，國號為夏，因而中國史書稱之為西夏。

只是由於這個顯而易見的結論有悖於中國政府對西藏歷史的解釋和對西藏的立場，因此所謂的藏學家們就只好通過曲解以便與中國政府的政治主旋律合拍。



第二章中共入侵前的西藏[རྩོམ་སྒྲིག]

  • 西藏的社會制度
  • 西藏的官僚系統
  • 西藏的行政機構
  • 西藏的土地經營方式及農民
  • 西藏的差役和賦稅
  • 農奴乎？農民乎？
  • 注釋

本書在介紹西藏民族於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為止所進行的武裝反抗運動時，將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中共的所謂民主改革問題，而涉及民主改革，就不能不瞭解中共準備改革的舊西藏是個什麽樣的社會，中共通過改革將要帶給西藏的將是一個什麽樣的社會制度，如果不瞭解這些，或根據中共的解釋，我們就無法瞭解或解釋以後所發生的一系列影響西藏民族至深的事件和流血衝突。因此本章試圖向讀者簡要展示中共準備要『改革』的舊西藏。

本章的許多內容將參照五十年代中共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對西藏進行的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八十年代以後，中國當局又選擇性地「整理」出版了其中的部分資料，其目的當然是為了證明西藏在共產黨未來之前是如何的落後、野蠻、殘忍和愚昧，因此，傾向性和對材料的選擇性是極為明顯的，都是經過馬克思主義者階級鬥爭學說之放大鏡掃描、篩選的，但相對而言，其中還是有些區別，例如：五十年代初的資料，雖經「整理」，相對於民主改革以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無數令人髮指的指控（一般中國人所認為的西藏就是文革中所描述的西藏）似乎要客觀一點。重要的是，這些資料所記載的西藏的苦難和野蠻是對舊西藏所能做出的譴責的極限，也就是說，這些拿著階級鬥爭的放大鏡，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框架收集舊西藏罪惡的中共官員，已經最大限度地收集了有關舊西藏的罪惡（如果不考慮編造----中共在這方面的記錄恐怕全世界沒有那個政黨可以匹敵），所以說是極限。換一個角度來說，當我們根據這些資料解釋舊西藏時，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除了書中記載的而外，西藏已經不可能有比這更嚴重、更殘酷的記錄了。此外還將參照由美國人皮德羅。卡拉斯科所著的《西藏的土地與政體》（陳永國翻譯，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編印，1985年6月，拉薩）。那是中共認為可以接受的藏學家的著作。

西藏的社會制度[རྩོམ་སྒྲིག]

大凡中國大陸寫史者，都要根據馬克思關於社會發展階段學說來框定西藏的歷史，中國稱西藏是封建農奴制，西藏人則不以為然，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根本就不是農奴，而是類似契約的情況下租種田地的農民。牧民也認為自己明明是自由人，怎麽會是『奴』。

對照許多的資料，要將整個西藏的社會制度作出解釋並不容易，在採訪中瞭解的情況也由於不同的地域而各不相同，甚至差異很大。如同樣是西藏政府的直接統治區，牧業區和農業區的生產方式，剩餘產品的分配方式等大不相同，從社會結構而言，最明顯的區別是由西藏政府直接控制並採用宗縣制的衛藏農業區，那裏沒有部落組織「1」，土地大都以莊園制的方式經營，是貴族莊園的主要所在地；也有東部和北部宗縣制與部落混合的遊牧或農業地區。此外還有許多自治小國「2」，這些小國一般都有很大的自治權利。

西藏的社會基本上是一個單一的農牧業社會，人們的社會職業除了少數經商者而外，不是官員就是僧人或農牧民，沒有自己的工業，沒有公路，只有一個小型的電站，除此而外，整個社會幾乎不知電為何物，人們的生活資料主要靠從土地上索取，土地是大部分人唯一的財富來源，因此西藏的生產力是低下的，整個社會總體來說是貧窮的，大部分的人民僅僅維持著低水準的生活，但是由於西藏特殊的社會環境和文化背景，西藏也從來沒有發生過餓死人的事情，班禪喇嘛和達賴喇嘛多次指出：西藏的社會雖然不平等，但從來沒有聽說過餓死人的事情發生。現在我們基本上可以肯定這個說法，即舊西藏從未發生過餓死人的事情，因為中共出版的資料中沒有任何的記載，說明他們即使拿著階級鬥爭的放大鏡也沒有找到這樣的例證。

有關西藏的社會制度，『許多作家都把西藏限定為封建國家』「3」，但「封建」的性質在歐洲雖然是明確的，但套用到世界各地時，其涵義就變的莫衷一是，很多時候凡是以農業為基礎的階級社會似乎就是封建，有些則把構成政治組織基礎的一種人與人關係--君臣關係-作為封建主義的特徵「4」，《西藏的土地與政體》作者認為『封建時代的歐洲和西藏皆處於等級經濟、而非市場經濟狀態，大多以物質與勞役而非現金的交換局限了貿易經濟的發展，政府通過封賜主要為土地的財產來源而獲得長期的收入，因此我們說：以土地換得收入----不管是封地還是官地----都屬封建性質』「5」。從以上的定義，西藏顯然是屬於封建制的社會。當然如果按照共產主義的邏輯，西藏也可以說是一個生產資料（土地）公有制的社會，因為西藏的土地歸政府所有「6」。

根據共產主義的進化論，『在絕大多數國家裏，奴隸制發展成為農奴制』「7」，而封建社會要從初期的農奴制慢慢過度到土地私有的封建社會。但是，歷史上西藏的土地是私有制，在西藏分裂時期，西藏的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如西藏著名的苦行修者、噶舉派創始人達波拉傑的老師米拉日巴的傳記中記載了他母親為了籌備他去學經的經費而出賣祖傳土地的情節，還有噶舉綽普教主買地創建戳普寺等說明在這一時期西藏有著大量的自耕農。

那麽後來西藏又是怎樣發展出那套土地完全屬於政府所有，人民只能以支應烏拉差役換取土地使用權的那一套制度呢？鑒於使用土地的代價『烏拉』是一個突厥語詞匯，不是西藏固有的，因此，這種制度也許可能是從外界傳入西藏的，西藏嘎登頗章政權的建立是基於蒙古固實汗的幫助，由於固實汗在佔據整個西藏後仿效忽必烈奉獻西藏三區之歷史，將西藏三區奉獻給第五世達賴喇嘛，因此，西藏土地完全歸西藏政府所有的根源也許就在這裏，也許西藏同時引進了顧實汗從新疆帶來的突厥語『烏拉』及其制度。

西藏政府在土地歸政府所有的基礎上，將部分土地分封給有功者和達賴喇嘛的家族「8」，並將一部分土地作為薪俸地封給官員作為薪俸以及封給寺院作為宗教基金，『封賜的土地限定了受封者有權徵集稅額，......但是封賜往往是部分的，收封者必須向國家交付部分稅收』「9」，其他如勞力出租的重要性，以服役換取土地等，從這點而言，西藏的社會制度類似於封建制。

但西藏的封建制並不等同於中國和中世紀歐洲的封建制度，在歐洲，按照恩克斯的說法是『是軍人佔有土地的等級制，這些軍人在不同等級上互相依屬，並構成一條從普通貴族通向國王城堡的鏈條』『封建等級制絕不是一個嚴整的體系，恰恰相反，這裏占上風的是一片難於想像的混亂，采邑是如此的縱橫交錯，以致許多領主處於互為附庸，而某男爵從幾個宗主持有土地，並且可能同時被兩個互相敵對的領主徵召去服軍役；最後，有時甚至某個小采邑主有權接受有宗主權的君主、伯爵、公爵乃至國王本人的效忠宣誓，這裏他是作為根據繼承或其他方式向後者給予土地的宗主而出現「10」』封賜者與受封者之間的關係是君臣之間的契約關係，封賜者要求受封者絕對嚴格的服從效忠，同時封賜者也對受封者、或者說國王與領主或領主與附庸雙方都有義務保護對方的人身安全，在一定條件下，如領主企圖破壞附庸妻女的貞潔、攻擊附庸或拒絕附庸參加審判等，領主即失去了宗主權利，附庸有權保留自己的采邑，同時撤銷效忠宣誓並與領主交戰「11」。而在西藏，所謂封賜的『土地是作為一個絕對統治者賜給官員的工資，他不要求絕對嚴格的服從，他還可隨意收回土地』「12」，也就是說官員（或者說土地的受封者）對西藏國王的服從是無條件的，否則會隨時收回土地，這中間並沒有許多討價還價的餘地，而且，如西藏流行的諺語『只要男兒有本事，噶登法座無常主』，西藏的統治階層是由世家和來自社會底層的官員混合組成，這在西歐式的封建社會是不可能的。就此而言，西藏的封建制類似中國的專制制度，但由於西藏更多的是以宗教信仰的力量約束官員和人民，幾乎沒有軍隊，不是像中國的皇帝一樣經常保持一支強大的常規軍事力量來維持統治，因此其專橫殘暴的程度又遠遠沒有中國那麽嚴重。也因此西藏接受封地者在自己的封地內的權利與中世紀的歐洲封建主之權力相比較則非常有限，西藏不存在歐洲領主的封建采邑領地制度「13」，更不存在歐洲國王推行的特恩權，將一些政治權、司法權賜給封建主，從而使領主在其領地內把政治統治權於土地佔有權合而為一，可以在自己的轄地內以莊園為司法單位，設立莊園法庭，主持對莊園內部糾紛以及莊園與莊園衝突的處理「14」。在西藏對寺院和貴族封賜的土地不僅分散，而且限定為有權收集稅額「15」，莊園沒有政治、司法權利，按西藏政府規定，各溪卡不能私立法庭去審問、追逼、鞭打犯人「16」。在全國範圍內，行使政治和司法權的是莊園封地上面代表國家具體行使政權職責的基巧（相當於專區）和宗（相當於縣）一級的地方行政機構。

同樣，西藏的寺院雖然也有封地，但在西藏宗教迫害幾乎不存在「17」，更遑論中世紀歐洲的宗教裁判以異端的罪名燒死異教徒的現象。因此可以說西藏的社會制度有一部分雖類似中世紀的歐洲，但其所以引致人民不幸和動亂的部分在西藏並不存在。同樣西藏的社會制度中雖然也有一部分類似中國封建制的專制，但卻遠遠沒有那樣慘烈。

西藏的官僚系統[རྩོམ་སྒྲིག]

作為土地所有者的西藏政府，則完全致力於宗教事業，正如一份西藏官方文件所指述：「西藏是一個政治與宗教事務同時進行的國家，其唯一宗旨在於宣揚佛教，為地球上的所有生靈尋求幸福」「18」，也因此西藏政府對於宗教以外的衛生、公共設施等並沒有積極的管理和重視，可以說凡是與宗教有關的一般就發達，其他的就相對衰弱。

這種政教相結合的政體決定了行政組織也是由僧俗兩個系統組成。這個被統稱為貴族的階層其實很不一樣，其中的俗官符合人們常說的貴族的定義，因為他們大都來自於一些特定的家庭，雖然職務不能世襲，但西藏的政體使他們佔據了大部分俗人進入仕途的機會，因此在做官的機會方面形成一種世襲。他們一般都擁有自己的莊園或封地，因為他們在政府部門做事或做官，因此這些莊園或封地是他們為政府效勞的薪俸。

而僧官則不一樣，雖然也有特定家庭的人通過出家追求仕途，但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還是來自西藏的低層階級，他們沒有封地和莊園，而是依靠政府提供的每年固定的薪俸維持生活，而且在政府機構他們對俗官一般擁有一定的優勢，例如，達賴喇嘛親政前一般都是由高級僧人擔任「嘉曹」，即「攝政」直譯為「國王代理」之意。最高行政機構噶廈一般是由三俗一僧組成，其中以僧官為主。與噶廈平級的「益倉」是負責宗教事務的專職機構，直接向達賴喇嘛負責，是由四至五名僧官組成。也就是說，宗教事務只能由僧官負責，而世俗事務則是僧俗共同負責，而且一般還是以僧官為主。西藏的政府官員是僧俗各一半，僧官『在數量上共有175名，與俗官數量相同，他們都是在拉薩三大寺有前途的青年中挑選，並送到布達拉宮一所專門學校進行培訓，他們必須嚴格遵守獨身主義。大部分僧官皆平民出生，只有少數人選自貴族』僧官『不擁有任何的土地莊園，但從工資和職位中獲得全部的收入，擔任大臣官員或地區官員的喇嘛在任職期間可享有官制莊園，但由於官職不能永久佔有，所以土地與他們毫不相干』。

西藏的行政機構[རྩོམ་སྒྲིག]

達賴喇嘛為西藏的最高政教領袖，西藏政府的三百五十名官員則組成西藏政府的各部門，在拉薩的中央政府設有倫欽（大臣之意），又稱司倫（總理之意），然後是兩個平行的機構，即噶廈和伊倉，噶廈有一僧三俗四名噶論（誥命大臣之意），以喇嘛為主，一般負責政府行政事務。伊倉設四名僧官，管理僧官系統和一切宗教事務。

噶廈下設處理日常事務的秘書處，處理政府收入和支出的孜康---相當於財政部，以及軍事組織等。

伊倉下設僧官審計等部門，規模較小。

西藏政府的決策過程是一般行政事務由噶廈直接決定，重大的報達賴喇嘛決定，遇到特別重大的問題如確定攝政或其他國家大事時則召開「雪域擴大會議」（又稱民眾大會）討論決定，「雪域擴大會議」由政府官員、寺院代表和市民代表等構成，是西藏的最高權利機構。會議一般由孜本主持，但噶倫一般不能參加會議，只有在達賴喇嘛轉世或任命攝政決定和關係國家大局的時候才召開。民眾大會根據參加會議的人數一般分為大、中、小三種，大型會議有全體政府官員和各地代表參加，其中包括拉薩各個行業的代表，據瞭解，剛開始，拉薩及其附近的人民根據各自的行業選出代表參加會議，但由於人們將參加會議視為一種差役，因此最後變成由一些人專業參加，從而失去代表的意義。中型會議是在遇到特別棘手問題時召開。最小型會議一般是仲益欽莫和孜本以及三大寺代表等參加。基層政權分為兩級，即基巧（總管、總督之意）和宗（即縣，還有一些政府直接經營的莊園，被派去管理莊園的官員稱為「溪堆」，相當於小縣的地位，故在西藏政府的檔中，統稱為宗溪），宗有大宗和小宗的區別，分別派任不同級別的官員為宗本，也就是縣長，大部分縣一般都是派出僧俗兩人為縣長。但一些小縣則只派一名級別更低的縣長，有些更小的縣甚至沒有縣長（東噶宗調查材料，二），由政府派一個低級官員處理日常事務而已。被派去管理莊園的「溪堆」也是根據莊園的大小，派一個與小縣縣長同級或更低級別的官員。

這些基層組織都是非常簡單的，以西藏最富饒的山南為例，管理23個縣的山南基巧，開始只有一個人，加上一個隨從就是一級政府，後來增加一些幫辦文書，也不過三四個人而已「19」。很長一段時間甚至由於沒有辦公地點而臨時在寺院內辦公「20」。基巧下屬的基層組織是宗，也就是縣，在各宗，除了宗本（縣長）是政府派遣而外，其他在宗政府負責勤雜的人員都是通過差役由人民輪流擔任，在縣府執行具體工作的辦事人員一般設有列仲（相當於秘書）、康聶（房屋管理員）、格巴等若干人，負責管理宗政府的文書、財產或負責辦案看管犯人等，這些人一般都是通過派差由附近差民輪流擔任，也有些是由某一個莊園或家庭固定支應這項差役，沒有固定的形式，這要看上下協商的結果而定。「21」

基巧和宗本的任期是三年，後來改為四年，任期滿後，如果由根布和人民等聯名向噶廈提出留任要求，則可以繼續留任。擔任宗本後，如果原為政府官員並有封地則西藏政府不給任何薪酬，如果原來沒有封地或封地很小則西藏政府會撥出一些土地作為薪俸地，這些地要由支差的百姓耕種，如果當地按土地數量多少規定的差役數已經支應完了，則需要為這些支應超額差役的人付出工資，否則從當地差役數中支應。

基巧、宗本所擔負的工作也不過是承上達下，傳達噶廈的公文指令，派收差稅以及處理案件、調解糾紛而已。至於文教衛生、農牧業生產等縣官極少過問（山南地區調查報告）。宗本中沒有莊園為薪俸地的每年可以從收來的糧食中支取一定數量的糧食作為薪俸。

西藏的法律主要有『教法十善法』、『人法十六』、『古法十三』以及以這些法為基礎指定的其他一些規範法律和由達賴喇嘛頒佈的一些檔等成文法。

其中所謂的人法十六，西藏的刑罰被中共描繪的極為可怕，我在採訪中也詢問過這些問題，並沒有中共有意識地製造的那樣恐怖，鞭子抽打是最普遍使用的刑罰。還有一種主要針對流動性的強盜、殺人犯被判處終身監禁，雖說是終生監禁，除非是要犯，否則一般是戴上鐐銬後放出去，判決是終身佩戴，終身鐐銬有腳鐐、手銬和木枷，雖說是終身，但腳鐐和木枷大多戴上兩三年就鏽壞掉了，因此也就等於釋放「22」。按西藏政府的法令，只有長期流放而無死刑「23」，但有一些抽鞭、砍手、斷腳、抽筋、挖眼等殘酷的刑法，其中除了抽鞭較普遍而外，其他刑罰的使用因為必須要經過噶廈的批准，而在現實中實際上幾乎等於沒有，因為除了一名叫隆夏的官員被控謀反而處於挖眼刑罰而外，中共的社會歷史調查並沒有找出第二個受害者，因此幾乎可以肯定這些刑罰威嚇的功能遠遠大於實際應用。當然如果使用私刑，那又是另當別論了。『按西藏政府的規定，各溪卡不能私立法庭去審問、追逼、鞭打犯人』「24」。

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不論原被告，每人要交納四個小銅板為手續費，不到半兩藏銀「25」，如不服判決可以一直上告到噶廈，西藏歷史上由民告官而取得勝利的例子並不少見，中共的有關資料也有一些作為人民反抗的例子收錄「26」。

但據採訪中藏人的介紹行賄受賄是很普遍的現象。

除了上述政府官員，在農牧區另有一些類似于村長的人員，名稱有佐紮、夏額、更保等等不一而足，這些人的產生過程有些是上面指定，有些則是差民推選，他們除了免除部分差役而外並沒有其他的利益，他們的任務一般是傳達差役數、分配差役以及組織支應差役，還有如果覺得差役過重或其他問題需要時就負責打官司等。

西藏的土地經營方式及農民[རྩོམ་སྒྲིག]

在西藏，所有土地歸西藏政府所有，西藏政府的一切活動也是基於這一點而展開的，即通過將土地出租出去以換取政府運轉所需要的一切。國家的財政收入大都主要以徵收地方出產的實物作為土地稅，其管理也通過以土地換取徵募勞役的方式完成。國家的大部分必需品都通過對所需物品的徵收或徵募勞役而得到滿足，稅收來源與稅收的應用是直接的，國家的大部分消費也都與特定稅收（大部分為土地稅）相抵，農民繳稅和服勞役都是以擁有土地為前提的，人民以上稅、服勞役換取土地的使用和繼承權利，政府以土地換取人民提供或滿足政府的一切需要。西藏原來是一個沒有任何現代交通工具，也沒有公路的社會，交通和通訊極不發達，因此，西藏政府的一切物資運輸以及官員外出都要通過讓領種政府土地的人民支應烏拉差役來解決，還有西藏出產的物品很少，且各地不一樣，政府和宗教所需大至糧食、小至磨刀石都要通過向這些物品的產地派差來解決。這就是西藏政府的土地關係和稅收基礎。

英國人貝爾曾經以英鎊為單位，形象地描述過1917年西藏的土地稅收情況，他估計西藏政府的土地收入只有七十二萬英鎊，免稅賜給寺院的土地估計為八十萬英鎊，貴族的土地收入則估價為四十萬英鎊。在政府的七十二萬英鎊的土地收入中，六萬英鎊為現金，三十萬英鎊為實物，如糧食、奶油、茶、牛糞、木材、肉等。而人民支應運輸勞役的價值總計二十萬英鎊，其他雜項收入為十六萬英鎊。從中不難看出實物地租（或稅）和勞役地租佔據大部分。「27」

西藏政府的財政收入據《西藏的土地與政體》記載包括：

一：人頭稅，從個人或不同的家庭徵收，一般以現金交付。

二：土地稅和牲畜稅，以實物和現金交付；

三：以實物或勞役差役的形式徵收借地者的特別稅，作為對租借土地的應盡的義務；

四：關稅和交通稅，以現金和實物交付。

另外還有從司法費、罰金、糧食借貸以及貿易中獲得稅收。「28」

由於政府運轉所需要的一切都通過土地換取，因此不管任何階層的人都是以為政府服務為條件換取土地的使用權。政府的運作必須要一定數量的官員，於是分封土地給官員作為薪俸地讓他們為政府工作；政府需要軍隊，於是撥給士兵土地為條件出來服兵役；西藏以宗教為本實行政教合一制，為宗教的延續發展幾乎是西藏政府存在的基礎，因此，撥出土地作為他們的生活和宗教活動的開支來源，以便佛教永駐人間；政府認為農村需要醫生，於是就讓百姓支差到藏醫院學醫，學成後返回自己的家鄉服務。「29」政府需要人民提供一切所需並運送物資，於是人民以接受土地為條件向政府提供所需要的一切，甚至在一些場合抓旗杆、為官員打傘等等也是以封給土地作為報酬支應差役的一個專案（中共在調查中事無巨細羅列了大量的差役專案，其中大多數就是這些瑣碎的差役）。人民如果無力承擔伴隨土地而有的稅役，政府就會收回土地。

這些封給官員或寺院以及直接交給農民的土地，只要他們承擔接受土地的條件，那麽這些土地就可以子子孫孫傳下去，所以，那些貴族稱自己的莊園為祖業，農民也稱自己的差地為祖業「30」，雖然同樣地「貴族和農民通過為統治者效力作為獲得土地的報答」，「31」他們的不同點也很明顯，那就是為統治者效力的方式，「農民支交的差稅是物品和服奉勞役，貴族則作為國家官員為統治者效力」「32」。

對官員和寺院的分封只是一部分，西藏政府於1890年清查土地後確定的『鐵虎年清查清冊』一直到五十年代為止都作為支差的依據，根據這次的清查，除了確定艾拉甲日等地震受災區減免差役而外，並規定：一、根據每個家庭實際擁有土地的數量確定差役額；二、規定政府差地以『岡』為支差單位，官員和寺院的封地以『敦』為支差單位。兩『岡』算一『敦』，岡和敦外差額相同（即官員和寺院的封地中有一半不需要向政府支應差役）。三、為政府官員、服兵役者、對以往定額過高者、賭咒發誓說自己的定額過高者減免差役。

西藏土地的經營方式主要有三種，一種是差地的形式，這是主要的經營方式，就是將土地分給農民，條件是要求那些領種土地的人民根據土地的多少支應差役或繳納賦稅（至於是支應差役或是繳納賦稅或者是兩者都包括則視情況而定，一般都是要求支應差役或繳納實物，因為稅額不能私自增加，而時間長了金錢卻會貶值）。這種土地叫差地，接受土地的農民叫差巴，顧名思義，差地就是需要支差的土地，差巴就是支差的人。差巴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生產者，差巴如果不想經營，如果沒有債務，理論上是退回差地即可。當然實際上如果地主沒有找到一個願意並又能力承擔差役的人前來替代之前是會想盡辦法予阻止的「33」。而且由於西藏經濟單一，土地幾乎是唯一的財富來源，因此只要有能力，差巴是不會放棄土地經營的，只有在債務纏身，在償還債務的前提下經營土地已經無利可圖時，差巴才會離開土地，由於債務，離開的方式一般都是逃跑。

由於一部分土地分封給寺院和俗官，而根據『鐵虎年清查清冊』，寺院和貴族的土地是以「敦」為單位上稅，由於一『岡』和相當於兩岡的一『敦』的土地所支應的差役相同，也就是說官員和寺院的封地中有一半土地的稅收是屬於自己的，實際上這才是實際意義上的薪俸地或香火地，所以差民支應差役的物件、或者說接受農民剩餘價值者可能是政府，也可能是貴族或寺院，但對農民來說並沒有實質的區別，習慣上因需要向政府支應差役或繳納實物者活動範圍和物件大都在莊園或居所以外，故稱外差，外差主要是運輸和實物地租，支應外差者是接受了政府或貴族與寺院封地中應該向政府支應差役之那部分土地的農民。向貴族和寺院支應差役因範圍一般都在莊園內部，故稱內差；支應內差的情況一般是貴族或寺院將部分土地交給農民，農民得到土地的代價是為貴族或寺院耕種其餘的土地（稱為「自營地」），由於內差的計算是以天數為單位，故其勞動效率極低，一克地一個人要幹34天，可是要是種自己的地，則十天就可以完成「34」。

第二種經營方式就是不支差，而是收取固定的地租，地租一般是扣除種子後平分。

第三種經營方式就是靠雇傭雇工種田，此類較少見。

此外還有不少由於莊園過多或過於分散無力顧及，或圖省事簡便以及由於經營莊園空虧而將莊園出租出去，承租者大部分是差巴「35」。在這樣的經營形式下，西藏的平民除了出家或經商者而外，按照中共的階級劃分方式，也不外乎以下三種：

（一）差巴：

由於西藏的財富來源主要依靠土地，因此可以說西藏財富的主要創造者或供應政府與寺院正常運行的可以說是差巴這個群體，有關他們為社會提供的剩餘價值將在下文談到。

（二）堆瓊

另外在西藏還有眾多沒有接受土地的人民，沒有領種土地的人叫堆瓊，是小戶人家的意思，是相對于差巴戶必須要有許多勞動力和牲畜等而言的。

1959年《人民日報》對堆瓊的解釋中指出：『叫做「堆窮」中的煙火戶，他們在新領主那裏沒有固定的差役，大約每年為莊園出十天左右的煙火差之外，其餘時間可以當雇工度日，煙火戶的人身是半自由的，他們除了向領主交人役稅而外，可以自由到任何地方去。實際上這是農奴用逃亡的鬥爭方式，爭取到半自由的身分』「36」。他們是西藏的窮人，他們的地位並不需要刻意地去『爭取』，堆瓊是破產差巴（不管是否逃亡，一般而言沒有債務就不會逃亡，有債務就會逃亡）的歸宿，而且也是西藏的自由民，只要他們願意，他們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而這些沒有領種土地的人民除了15--60歲之間的人每年要繳納象徵性的人頭稅而外不需要承擔任何差役，人頭稅的數量似乎沒有一定的標準，一般是一兩藏銀至十兩藏銀，當時被視為低賤行業的一個鐵匠一天的工資是40--60兩銀子，一個熟練的銀匠日工資則是幾品，一品等於五十兩銀子「37」。然而在現實中，由於堆瓊沒有屬於自己的封地，所以也就沒有房子，因此需要為房主（一般是差巴）幹幾天的活作為房租以及每年為土地的受封者勞動幾天或更長時間作為柴草的使用費，稱為煙火差，因為地方的土地一般也是隨著土地一起分封，所以堆瓊每年總需有十幾天時間為屋主和土地收封者勞動以作為房租或換取砍柴等生活需求品的權利。除此之外，堆瓊可以根據自己的願望去討取生活，但由於西藏經濟單一，沒有土地的堆瓊普遍比差巴要貧窮。

（三）囊生

還有一種中共有時候稱之為奴隸的人口，其實就是家庭傭人或沒有土地的長工，藏語稱之為囊生，「在家中吃飯者」之意，他們的特點是一般為主人家幹家務事，主人家管吃管住管穿但不管發工資，有些人終生在主人家幹活甚至一代又一代，有些則是短期性的，他們的待遇無關社會制度，完全視主人的好壞，主人除了莊園主就是差巴，遇到不好的主人，就會被派到勞力不夠的差巴家庭去支差。但在一般情況下，囊生會被看成是這個家庭的一分子，中共的社會歷史調查中有許多報家庭人口時包括囊生的例子，一直到1961年五月，中共的檔中還提到『由於群眾發動不夠充分，個別中等農奴把家中的囊生說成本戶人，囊生本人也因覺悟不高，當時不承認是囊生』「38」。另外向在政府工作的伙夫、衙役或馬倌等也算囊生「39」，對囊生的記錄56年由人大民委組織的調查內容和59年以後由國務院民委以及社會科學院組織的調查有相當的差距，59年以後調查的內容囊生都是做牛做馬，1956年的卻又不太一樣，1956年調查的《關於甲瑪赤康溪卡的調查報告》中描述的囊生情況是：『囊生意譯為家中奴僕（錯，引者注），其實他們中的情況也有很大的差別，囊生不僅溪卡有，在大差巴家中也有，甚至個別的中等差巴家也有……囊生的來源有以下幾種：第一種是差巴下降，…第二種是堆瓊變為差巴，如紮西敦珠，原為堆瓊，父母去世後，妻子跟人潛逃，家中只剩一個人，就來溪卡裏支應烏拉差役，也算當了囊生，有的原為堆瓊，無力種地，於是把地租給別人來當溪卡囊生，第三種是囊生的所生子還是囊生……溪卡堆瓊對溪卡囊生的生活，一般是認為值得羡慕，因為囊生生活穩定，沒有債務，不必天天東挪西借，為生活操心。但是他們也談到，申請當囊生一般不會輕易地批准，只有家中走投無路，或隻身一人無法生活時，溪卡才會批准。…溪卡有一所自辦的『私塾』，學生37人，大多是中上等差巴的孩子，教員兩個，這裏的人們把教員也算囊生，其待遇和一般囊生一樣』「40」。調查報告列舉了一些囊生的情況，其中大多數不是瘸子就是年歲已大，有一個年輕的女孩，他們調查時已經準備結婚並離開。

由於當囊生的人絕大部分是沒有親人的單身或自我生存能力較差以及年老的人，由於他們的選擇餘地很小，因此我們可以想像的到如果主人惡劣，肯定也有遭受欺負的悲慘事例，但中共將其無限上綱，解釋成為奴隸制殘餘不過是為了顯彰他們自我吹噓的救世主形象，實際上和現代社會雇傭保姆管生活不管發工資一樣，你當然不能因為一些保姆甚至在不屬於自己的家庭幹一輩子的家務活而又沒有工資，因此就認定保姆是家奴或奴隸制的殘餘吧！

西藏的差役和賦稅[རྩོམ་སྒྲིག]

西藏的土地單位是以『克』為單位的，一克約等於十四公斤，也就是說，由於土質有好壞，下種的疏密不同，因此，同一面積的土地播種量懸殊很大，難於作為計算支應差役的單位，因此計算土地不是以面積為單位，而是以播種量為單位，確定的過程一般是三個有經驗的老農夫站在田的三邊進行估計，然後將數字寫在手掌心，最後以三者中中間數字作為定論。

一般而言，不管是社會地位還是生活，差巴都比沒有領種土地的人要強。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被中共劃為富裕農奴，這個矛盾的稱呼是基於中共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發展階段論以及自身的政治需要而對西藏社會性質定性為封建農奴制，但由於西藏的主體人口構成是差巴，他們就只能被劃為農奴，但他們擁有的財產和中共為他們劃分的身份不相稱，因此就叫富裕農奴。諷刺的是，不管是差巴，還是堆瓊或囊生，其中都有一些人被劃分為領主代理人（就是由官員委任的低級官員或經過選舉產生的類似村長的人）。

有關差巴為獲得土地而支應的差役和賦稅雖然沒有象當時的中國那樣嚴重，但仍然是相當沉重的「41」。然而差巴做為西藏社會的『中產階級』，據採訪瞭解，差巴一般占總人口的一半以上。

有關差巴支應差役的內容很難一概而論，例如外差一般而言主要以交通運輸為主，但偏僻非交通線上的則很多是以物品繳稅或作為地租，物品則又是根據各地的特產而定「42」，所以很難一概而論。這種差役或實物稅的數量一般都是以村莊或莊園為單位，都有一些明確的定額，內部在根據各戶土地佔有情況分配，非特殊時期應該有個標準或有慣例可尋，但在採訪中許多人已經記不得自己應該承擔的差役數額「43」。

外差的主要項目是烏拉差役，主要是長短途運輸，其次還有建築、割草、伐木、修建河堤等。另外還有實物稅，主要是交納糧食，這些項目並不是每一家都具備，而是分攤到莊園或村莊，再由莊園或村莊根據佔有差地的數量進行分攤。中共侵入西藏後，隨著公路的修通，貨物大都通過汽車運輸，運輸差役大幅度減少，有些差巴的差役甚至減少百分之八十，顯然，在這裏起決定作用的是生產力水準，生產力進步了，人們就不必為生活而進行如此繁重的勞作，否則，制度是不起作用的，在公路未修通之前，中共也是照樣通過支應差役，初期付給很高的工資，後期特別是大規模的差役卻並沒有兌現支付工資的諾言，中共有中共龐大的財力作後盾尚且如此，生產力落後的西藏卻並沒有許多其他的選擇。

還有一點，各莊園為了維持差地的生產並承擔支差的義務，並不能對差巴和其他百姓太苛刻，否則，人們很容易選擇逃亡，只要逃到其他的莊園，向政府交納人頭稅等，你就變成了小戶人家---堆瓊，加上西藏民族信仰宗教，相信上供（養）下施（舍）是莫大的功德而有施捨的習慣，因此一家人即使靠要飯也完全不會餓死人。這一切都使西藏的社會處於貧窮但不會走投無路的狀態下。作為勞動後備軍，其他的莊園或地區也很樂意收留這些逃人。而莊園主如果找不到代替的人，附加在土地上的義務並不會減少，因此莊園主對待農民不僅不能過分苛刻，甚至確實困難時給予救濟或減免差役或借債幫助度過難關「44」，因為如果對方逃走，你的損失更大甚至破產「45」。

因此，西藏的土地制度是獲得土地越多，需要付出的差役也就越多，但因此獲得的利益也就越多；反之，土地越少付出的勞役越少，獲得的利益也就越少。同樣，由於領種份地以後必須支應差役，因此，人口少或缺乏勞力的家庭將難於承接土地，因此生活也就更困難，而勞力多的家庭則可能承受，生活也就可以過得去，有些甚至因此致富。其中得益最大的當然是政府官員（即所謂的貴族），他們世世代代在政府工作，不斷積累財富並擁有眾多的土地，這些土地以薪俸地的形式使他們從中得到很大的收穫。

據採訪瞭解，實物地租根據勞役地租的輕重有所不同，勞役重的地方實物地租很少乃至不要，勞役輕的需要交，數量根據中共的調查，認為一般是可以種植一克種子的土地交納一克糧食作為地租，也有比這多（兩、三克）或比這少的「46」。西藏土地的收穫一般是種子的六倍至十倍，如果以一克土地交一克糧計算，則實物地租是六分之一至十分之一。其他類推。

有關差役的數量，各地並不一樣，以瓊結縣幾戶農民的土地和差役比例為例也許很能說明問題，因為瓊結是山南地區氣候最好，農業發達，因此官員或寺院的封地較多，加上政府直接經營的各占大約三分之一，同時又處於西藏和不丹的交通線上，如上所述，交通線上的差役比非交通線上的沉重，因此具有代表性，『據統計，這五家（內差）差巴的勞役負擔，後勤雜役每家一年約有10個月，送信勞役一至兩個月，也就是每家一個勞動力，約有11個月至一年的時間為宗政府無償服役，以換取22克差地的使用權。在負擔上述勞役的同時，這5家差巴還要負擔部分實物，即每年向宗政府交納14克青稞。』「47」這個例子說明種植22克地（一克約等於14公斤，也就是可以播種308公斤種子的土地，西藏糧食收成一般是種子的六至十倍，瓊傑土地肥沃，以九倍計算，每年可以收穫糧食2464公斤）要出一個勞力（15歲以上，60歲以下）為政府工作11個月並交納196公斤糧食作為地租。顯然這一家人雖然辛苦，但收穫維持基本的生活是沒有問題的。

到現在為止，我們談論的都是西藏的農村，而西藏的大部分地方是牧業區，在牧區，只有草原歸政府所有，牲畜是歸個人所有，可以按照各自的意願做出處理。但草原不是象農村那樣以戶為單位分配給牧民，而是以部落為單位，在部落的轄區內，草地為全體共有，人民可以自由在這些土地上放牧，牧民給西藏政府的稅賦除了支差運輸而外，主要是繳納畜產品，其過程是政府支派給部落，部落再根據牲畜的多少在內部分攤，西藏牧民絕大部分都佔有牲畜，當然也有一些赤貧戶和現在一樣靠給人放牧打短工度日。

這些牧民部落大部分都有世襲的酋長，但也有一些是通過人民選舉產生後報請政府批准「48」，有關牧民的生活情況，如根據中共的家庭調查，生活較富裕的洛三（調查時為中共幹部）原擁有一百二十頭牛，五百多隻綿羊和一百多隻山羊，八匹馬，一枝步槍。每年他們家按規定要支差三次，每次八天，每次要出兩頭牛，一匹馬，一個人，另外還要向西藏政府每年交12克酥油。1944年西藏政府派藏軍駐紮該地，增加了賦稅，致使其家破落。

家境貧窮的司秋一家五口人，有兩頭奶牛，一頭馱牛，20多隻羊，租放蔡久活佛的20頭牛，年收入共計大洋607.5元，支出601.5元。其中包括他們向西藏政府支差三次，每次六天（由於是貧戶，一般的攤派只出人不出牲口和錢），人頭稅藏銀30兩等。

再如中共對那曲縣羅馬讓雪部落的調查和劃分，富裕牧民丹真旺嘉，調查時為中共青聯副主任，中共黨員，他家中有馬25匹，牛22頭，綿羊1420只，山羊46只，五間房屋和9頂帳篷，五支步槍、兩支火藥槍、糧食一百多包以及茶葉、經書等，價值五萬塊大洋（這只是一戶沒有權力背景的富裕牧民，即使九十年代末西藏恐怕也沒有幾個這樣的牧民----引者注）。中等戶索南，7口人，有馬兩匹，牛28頭，綿羊80只，山羊12只，租放牛羊幾十頭（只），1958年中共進行調查時當年收入約1300塊大洋，支出大約1200塊大洋（其中包括賦稅折合60塊大洋以及租放牛羊的租金折合230塊大洋）。貧窮戶占堆，兩口子有牛3頭，羊30只（原有40多隻，調查當年他們宰殺了12只羊---引者注），1958年調查時收支相抵可維持生活，由於占堆家屬于新立戶，加上牲畜少，所以沒有安排支應差役或繳納賦稅。當然還有更窮的，如格桑，沒有牲畜，只有一頂小帳篷和簡單的傢俱，靠給別人打短工（如宰殺牛羊、剪毛、揉皮）以及乞討維持，是最貧窮者。「49」

再如以孔馬部落牲畜佔有情況而言，富裕戶人均佔有16.5頭牛，37.6只羊，1.2匹馬。中下等戶每人佔有5.4頭牛，13.5只羊，0.3匹馬。貧困戶每人佔有2.03頭牛，6.9只羊，0.15匹馬。總之，西藏牧民普遍都有屬於自己的牲畜，大部分人的生活基本上可以維持，完全沒有牲畜的人非常的少。由於出產的關係，他們的賦稅差役也比較簡單。

牧民對西藏政府的負擔，是擁有一匹馬或者是六頭牛或60只綿羊或120只山羊的，原來據說每年要向政府繳納酥油一克到兩克（約值13塊大洋）。但後來只要一兩。此外每年在宗政府值四天班，期間要交一隻羊和36袋牛糞作為燃料等「50」。

和農村一樣，由於賦稅是以部落為單位攤派，因此牧民從部落遷出，就意味著本部落對西藏政府的負擔少了一個人來挑，因此部落不希望本部人離開，一定要離開時一般都要留下一定的財產作為補償「51」，這些收入作為部落的公共財產，除了填補每年向西藏政府繳納賦稅時不足部分，另外就作為念經祈禱部落平安等的開銷。

總之，西藏由於沒有私有土地，農民不能自有土地，因而受到剝削是毫無疑問的，但那只等於近代工人之受剝削，所謂超經濟地強制性剝削（列寧的農奴制的定義）並不存在，否則西藏的這種經濟制度在沒有軍隊的情況下不可能維持幾百年。

農奴乎？農民乎？[རྩོམ་སྒྲིག]

這些人被中共稱之為農奴，那麽他們是不是農奴呢？在採訪中沒有一個西藏人認為自己是農奴，他們普遍認為自己是從祖先哪里繼承田產，並向政府（或貴族寺院）支應差役的農民。所以支應差役或繳稅，是因為不這樣就不能保有田產。並否認自己的自由受到限制。

有關農奴的定義，根據中共權威的定義是：『封建農奴制下受剝削和壓迫的農業生產者，佔有少量勞動工具，隸屬于農奴主，可以連同土地被買賣、抵押或轉讓。世世代代被束縛于農奴主的土地上強制勞動』「52」。

根據這個定義，西藏不存在農民被買賣、抵押或轉讓的事情，農民基本上是在契約關係下耕種政府或寺院、貴族的土地。而且由於西藏土地屬於政府所有，不管寺院或官員以及差民都絕不允許買賣、轉讓或抵押土地所有權，所以西藏基本上不存在土地買賣和抵押、轉讓土地的問題，當然也就談不上農奴隨著土地買賣轉讓或抵押的問題。

但在西藏也存在著在不影響擁有土地所必須負擔之義務的前提下，可以短期買賣、抵押或轉讓土地使用權的問題，這時候，除了農民交納地租的物件發生了變化而外其他一切照舊。就象一個工廠本來是屬於張某的，由於各種原因，張某將抵押或轉讓給李某，隨著工廠主人的變化，這個工廠裏的工人也一同從原來張工廠出售某屬下的工人變成李某手下的工人，顯然誰也不會認為工人被連同工廠被買賣、抵押或轉讓了。何況和工人做工有工資一樣，西藏農民支付勞役和實物地租也是以獲得土地使用權為前提的。與工人一樣（當然其中的剝削量另當別論），其中的交換性質是非常明顯的，農民從來就沒有簽下賣身契約，當這種勞役和實物地租超出一定限度時，農民還可以上告或結束雙方的契約關係，即退回差地變成只交納象徵性人頭稅的「自由民」「53」，所以，在少數材料中，中共將隨著土地分封給寺院、官員，從而使種植這些土地的農民交納地租的物件發生變化的現象解釋為農民隨著土地一起被買賣、轉讓或抵押是於理不通的，因為不管政府收回土地或將土地分封給誰以及短期轉讓等，農民的地位和租稅並沒有發生任何的變化。另外，許多莊園主盡可能限制自己的庶民外嫁，因為這意味著自己勞動力的喪失，鑒於這一點，西藏政府『曾經下過命令，不許因為男女雙方不同主人，而干涉或拆散農奴婚事或影響婚後夫妻生活』「54」。

再說所謂被束縛在土地上，這在中共的大部分調查資料中都有程度不同的發揮，一般認為西藏農民就是被束縛在土地上的，至於怎麽個束縛法，如以1956年調查的《關於甲瑪赤康溪卡的調查報告》為例，其中談到：

『從溪卡束縛農奴上，可以看到領主是怎樣運用土地、暴力、親鄰關係和懷柔等手段的。

第一：差地是維持農奴生產和生活的條件，同時也是溪卡取得勞動力的來源，…從下等差巴到堆瓊，儘管差地在實際維持生活起的作用很小，可是農奴們還是把希望寄託在土地上，不到生活逼的實在無路可走的地步，他們是不願丟棄犁耙，逃往他鄉的。

第二、噶廈政府的法令是禁止農奴逃亡的，基巧和宗政府有責任協助追捕逃亡農奴。逃亡農奴經溪卡追捕回來後，要嚴刑拷打，輕則打傷，重則打死。全藏法令和制度的統一，在穩定農奴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第三、利用親鄰之間的互相監視，利用農奴不願株連親鄰的心理感情，差役不是依戶數攤派，而是以地數攤派，農奴逃走後，差地要由大家分種，差役由大家分擔，數量絕不能少。所以溪卡跑了一戶差巴，其餘差巴往往會主動出來選派人數四處尋找，找到後勸告轉回，並且保證大家幫助解決困難』「55」。

以上就是中共認為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的原因，其中第二條的內容，在中共的社會歷史調查中沒有看到由政府協助抓回的例子，相反倒是有許多逃亡者被西藏政府農業部收留的例子「56」，西藏政府有關禁止農奴逃亡的法令一事社會歷史調查中也沒有明確指出，但不管真假，幾乎可以肯定西藏政府並沒有協助抓捕逃亡農奴。所以可以想像這第二條基本上是基於政治原因不得不加上的內容，現實中這樣的例子至少應該不會多，更談不上普遍性或代表性。而第一條和第三條顯然是事實，從這裏可以看出的僅僅是莊園主的經營手段或者說為留住農民而由個人採取的措施而已。

還有一點需要強調的是，由於西藏經濟形式單一，由於除了種田而外缺少其他的出路（工商業等），不能因此把農民不離開土地的行為解釋成為被束縛於土地。

事實上，除了西藏政府所屬的莊園有政府派駐官員而外，一般的莊園並不是行政組織，當然更談不上司法權。當然現實中也有鞭打逃亡者的記錄，好像主要是由於逃亡者同時也想逃掉債務（農民極少沒有債務而逃跑），因此被懲罰，無理且不合法，屬於私刑的範疇。

有些中文資料強調人身依附，認為『封建農奴主強制農奴為他們無償耕種土地和服各種勞役，這種經濟必須以農奴對領主的人身依附為前提』「57」列寧也說『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是這種經濟制度的條件，如果地主沒有直接支配農民個人的權利，他就不可能強迫拿些得到份地而自行經營的人來為他們做工』「58」。如上所述，西藏不存在「農奴無償耕種土地和服各種勞役」的事情，當然也不是「農奴對領主的人身依附為前提」的。而是在土地政府所有制的基礎上以勞役或實物貨幣支付地租（現在的中共就是這樣）。如果一定要說地主對農民有什麽「支配」，那也類似現代工廠主對工人的支配，並不是無條件的，更不是隨心所欲，這種所謂的支配都是以契約交換的方式產生，而不是僅僅從單方面有利益作出的強制奴役。比如，當政府或寺院企圖向農民徵收超額的差役或賦稅時，農民可以拒絕，如四十年代，薩達村與政府發生糾紛，因為政府準備將由於通貨膨脹而不值一提的稅務改成徵收糧食，村民完全拒絕，並指出那項稅的產生是他們當初為了表示信仰而繳納的，他們並沒有領取支付這項差稅的差地，並要求查閱土地和稅務登記冊，看其中是否記載了這項賦稅，最後以政府敗訴告終「59」。從中雙方的契約關係是非常明確的。

而那些沒有土地的西藏人，其義務性的稅款只有人頭稅，即不管你的經濟狀況，只要年滿十六歲至六十歲之間都要交納人頭稅，但由於差巴支應差役和交納地租，所以不另外支付人頭稅「60」。中共將繳納人頭稅解釋為表現依附關係，當然是根據政治需要牽強附會。

還有一個疑問，那就是如果自己沒有土地而租種他人的土地，並且由於契約的原因（如西藏的以支差為條件擁有土地的使用權）不能離開土地（離開了---這種離開不是指短期性的離開----就不能兌現義務，即支應差役或是繳納地租），如果因此就算是被束縛在土地上，就是農奴，那麽，除了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西藏沒有領種土地的人也是自由人），哪一個人不是受到束縛？工人受工廠的束縛，除非他不幹了；西藏農民也一樣，除非他放棄差地。這種類似契約關係的束縛如果能稱之為農奴，則中國人民公社下的社員是比西藏農奴更農奴的農奴嗎？他們一無所有，衣不遮體，食不裹腹，卻被強制----真正意義上的強制-----進行無休止的勞作。

還有就象西藏差民只要領種土地就不能不支應差役，當然還要種地（從理論上講，你如果支應了差役，怎麽種地是你自己的事情），因此不能離開土地一樣，工廠裏的工人只要想拿工資就不能自由離開工作崗位，如果西藏農民是農奴，那麽工人不同樣是工奴嗎？照這個邏輯推下去，結論肯定是極端荒謬的。

毫無疑問，西藏的社會制度是落後的，但如果更進一步分析，雖然西藏的政府機關根本就談不上臃腫，甚至過於單純簡陋，但西藏寺院等非生產（其實是西藏的腦力勞動者）數量龐大，僧侶人口鼎盛時期超過西藏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要想維持如此龐大的人口的生活，在當時完全沒有現代工業和交通的西藏，除了加重農民的負擔而外沒有其他的出路，也許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種格局又在一定程度上是為虔誠信教的人民所認同的，人民會埋怨自己的勞苦，希望有所改善，但並不一定希望削弱宗教的勢力。

注釋[རྩོམ་སྒྲིག]

1.部落原是以血淵為鈕帶的包含若干氏族的較原始的社會組織，但在西藏卻不是這樣，在此只是根據習慣仍稱之為部落。西藏的部落實際上是地域性的鄉村公社組織，「為同一語言文化人群之團體，其生活遊牧或定居，有具體而微之政治形式」（《蒙藏工作應有之認識》第32頁。臺灣蒙藏委員會編）。賈德戴蒙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臺灣時報出版社1998年）中將人類社群的種類分為隊群、部落、酋邦和國家，其中部落是指以親族為基礎的宗教、人人平等的只有幾百人的社群，而酋邦是指有幾千人，內部有階級之分，初具官僚階層、有酋長的社會，照此，西藏的社會結構也是在國家下面由幾百個酋邦組成，而不是部落。但本書基於中文習慣，還是以部落稱之。

2.僅僅在衛藏地區就有薩迦法王管轄區、班禪喇嘛管轄區、拉嘉日管轄區，以及衛藏和康區交界的噶囊第巴等，在康區更多，其中著名的有德格王、囊謙王等等。

3.《西藏的土地與政體》218頁，（美）皮德洛·卡拉斯科著，陳永國中譯，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編印，1985年6月，拉薩。

4.《西藏的土地與政體》218頁

5.《西藏的土地與政體》219頁

6.見《山南地區社會歷史調查》第三章"土地佔有及經營形式"第二節第一個小標題"在西藏土地最高所有權屬藏政府"中的有關內容。當然西藏政府沒有中共所謂政府代表人民行使權利的政治包裝。

7.《列寧選集》第四卷，第46頁。

8.（採訪中，據一些人介紹，西藏政府又叫「德瓦雄」，德瓦類似中文的「部」或比部的範圍大而比國家的範圍要小的政治實體，雄是政府之意，也就是說西藏噶登頗章政府是由許多的「部」聯合建立的政府，這似乎並不是沒有道理，因為特別是早期的大部分貴族之姓氏總是與某一個地方有著特殊的關聯，如阿沛與貢波等，在採訪中，許多人解釋說，他們本來就是某一個地方的領袖，由於歸順噶登頗章政權而獲得官職成為貴族。而且早期貴族的封地也是連成一片，不象後來的貴族封地支離破碎。這種以地域首領為基礎的貴族之沒落似乎是在七世達賴喇嘛時的戰爭中完成的。

9.《西藏的土地與政體》101頁.

10.載《世界中世紀史研究通訊》總第二期1-2頁，此處引自鄭強勝、萬昌華的《中西早期封建政治比較》一文，載《許昌師專學報》（社科版）1989/1。

11.載《世界中世紀史研究通訊》總第二期1-2頁，此處引自鄭強勝、萬昌華的《中西早期封建政治比較》一文，載《許昌師專學報》（社科版）1989/1。

12.《西藏的土地與政體》219頁，

13.《西藏的土地與政體》269頁，注35。

14.朱勇《莊園、教會與宗族---東西方封建社會結構比較》載《學習與探索》（哈爾濱）1988.5.128-132

15.《西藏的土地與政體》101頁。

16.《藏族社會歷史調查》（一）第101頁。

17.在西藏歷史上發生過宗教間的衝突，但在佛教占絕對統治地位時，並沒有刻意迫害西藏古老的本教和其他宗教如回教和基督教。

18.《西藏的土地與政體》P80。

19.《藏族社會歷史調查》（二）第56頁，山南地區調查報告。

20.見《西藏山南基巧和乃東、瓊結社會歷史調查資料》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年1月，北京。

21.見《西藏山南基巧和乃東、瓊結社會歷史調查資料》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年1月，北京。

22.見《西藏山南基巧和乃東、瓊結社會歷史調查資料》的有關章節第15頁。

23.《藏族社會歷史調查》（一）102頁。沒有死刑是就和平時期而言的，在戰爭年代，對叛國的人有不少被處死的，如十三世達賴喇嘛時期處死被認為與滿清侵略者合作的西藏政府噶倫察戎父子以及《西藏山南基巧和乃東、瓊結社會歷史調查資料》第14頁記載的山南總督在澤塘處死向滿清軍提供情報的藏人等。

24.《藏族社會歷史調查》第一輯第101頁，西藏社會歷史資料叢刊編輯組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拉薩。

25.見《藏族社會歷史調查》第一輯，第7頁。

26.如《西藏山南基巧和乃東、瓊結社會歷史調查資料》第15頁記載哲古溪堆的雪仲增加差役，隨意敲詐，差民向山南總管控告後經拉薩噶廈的批准撤銷了其職務。

27.引自《西藏的土地與政體》87頁。

28.《西藏的土地與政體》88頁。

29.見《藏族社會歷史調查》第一輯，56-57頁。

30.《藏族社會歷史調查》第一輯33頁介紹一戶差巴「據說領有政府差地已有二百多年歷史」，可見稱為「祖業」也不為過。

31.《西藏的土地與政體》221頁。

32.《西藏的土地與政體》221頁。

33.基於勞動力和支差能力的考慮，一些地主甚至設法限制自己的差巴出嫁或入贅外地，『據說西藏政府曾經鑒於男女農奴因不同的主人，要結婚異常麻煩，曾下過命令，不許因男女雙方不同主人，而干涉或拆散農奴婚姻或影響婚後夫妻生活』《藏族社會歷史調查》（一）第99頁。

34.見《藏族社會歷史調查》第一輯，89頁，

35.見《藏族社會歷史調查》第一輯，66頁，

36.《黑暗殘酷落後的西藏農奴制度》，載《人民日報》1959年4月30日。

37.見《藏族社會歷史調查》第一輯，51-53頁，《墨竹貢卡宗的手工業者及醫生、獸醫簡況》銀匠、鐵匠部分。

38.《西藏的民主改革》254頁。中共西藏工委對改革中遺留的幾個具體問題的處理意見（1961/5/18）

39.如《西藏山南基巧和乃東、瓊結社會歷史調查資料》第9頁記載山南總管手下的格巴（充當送信或捕盜執法的衙役角色）、伙夫、馬僕等都屬於囊生，他們每年有18克青稞作為工資。

40.《西藏社會歷史調查》（一）144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拉薩。

41.康區有一些地區被國民黨佔據後也向差巴派糧，根據中共《四川甘孜州藏族社會歷史調查》（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的調查，『把差巴對土司（指西藏地方官）的負擔和對（中國國民黨）政府的負擔相比，那麽後者較前者為重』第18頁，「解放以前，差巴支應的勞役，大部分為反動政府所徵用.......差巴繳納的實物賦稅，絕大部分歸反動政府所得」第55-56頁。這些差役賦稅都是在原有基礎上的增加，由於國民黨徵收的比西藏原有的還要沉重，因此造成康區人口向西藏政府控制區的大逃亡，『竹欽鄉地當德格、鄧柯、石渠（均為康區德格王的轄地-引者注）三縣交界的驛站，差務十分繁重，原居住有400多戶人家，到1938年時已逃亡了180多戶』第88頁。該書第55頁也指出『解放以前』，差巴的勞役和實務賦稅等大部分為中國國民黨政府。西藏傳統的勞役賦稅只是少部分。

42.如十三世達賴喇嘛時期，曾在山南試種茶葉成功，但茶樹被當地百姓破壞，原因無他，擔心以後會派茶葉差而已。

43.1890年清查土地後確定的"鐵虎年清查清冊"一直到五十年代為止都作為支差的依據，這次清查的其中一項就是「為政府官員、服兵役者、對以往定額過高者、賭咒發誓說自己的定額過高者減免差役」，但在採訪中，許多人並不知道具體的定額，一般的解釋是由於差役數額一般是以莊園或村莊為單位下派，村莊再根據各戶土地佔有情況分攤，因此使一般百姓對自己應承擔的差役數額沒有明確的概念。因為在一些沒有莊園的地方，『差巴取得土地（包括所住的房屋）要向藏政府訂立字據，字據上寫明土地數量，年交租金數額，支差專案等。一式兩份，一份存于藏政府，一份由差巴自己保存』《藏族社會歷史調查》（一）第33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拉薩。

44.在有些地方放債屬於救濟性質的，如桑通溪卡『放債的對象只是本溪卡的差民，並且只限於貧困的差巴』見《藏族社會歷史調查》（一）23頁。

45.見《藏族社會歷史調查》第一輯，64頁，如直貢寺活佛阿季恩達，擁有勞頓莊園，由於外差太重，差巴全部逃亡，外差只好由活佛家自己支應，活佛死後，其家人終於因無力出差遂將莊園交還給西藏政府。

46.《藏族社會歷史調查》（一），67頁，62頁。

47.見《西藏瓊結縣社會歷史調查報告》《西藏山南基巧和乃東、瓊結社會歷史調查資料》第XX頁。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年1月，北京。

48.見《藏族社會歷史調查》第三輯，9頁甲本（百長）的產生。

49.見《藏族社會歷史調查》第三輯，40-43頁『等級狀況』篇。

50.見《藏族社會歷史調查》第三輯，13頁「家庭調查」以及第5頁的表格及內容。

51.這種補償是普遍性的，如孔馬部落百長的弟弟到其他部落入贅，留下40頭牛作為償金，充做部落財產。見《藏族社會歷史調查》第三輯，10頁。

52.《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版）中的「農奴」條。

53.『差巴如果確實無力應付差役，在呈請土司或主管人員批准後，可以把身份和份地（即差地-引者注）轉讓給別人，轉讓的時候，舊差巴要留給新差巴全部土地和必需數量的房屋、耕畜、農具、種子、口糧、主要傢俱，還有槍枝（如果是槍差）和馬匹（如果是馬差），新舊差巴都要交手續費......差巴讓出份地後，就不是農奴了，就可以自由遷徙他處了』見《四川甘孜州藏族社會歷史調查》（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第17頁。該書第54頁也做了類似的說明，並指出讓出差地的差民可以保留兩袋地，無需應役納賦，但他死後這兩袋地必須退交接替者。這其實也是大部分差巴選擇逃亡而不是以正常的方式結束契約關係的根源，因為他已經把這些當初接受差地時一起接受的財產消費掉或不願交出。

54.《藏族社會歷史調查》（第一輯）第99頁，西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編輯組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拉薩。

55.《藏族社會歷史調查》（第一輯）第149頁。

56.『凡逃亡戶未經其領主尋獲者，最後由藏政府登記，成為直屬官府的農奴』見《藏族社會歷史調查》（第一輯）第62頁。在如西藏政府索囊列空在墨竹貢卡的百餘人，都是歷年逃亡戶經查出後予以收容的。見《藏族社會歷史調查》（第一輯）第98頁等。

57.李鳳珍《淺析清代西藏封建農奴制的變化》。

58.《列寧全集》第三卷第158-161頁，此處轉引自李鳳珍《淺析清代西藏封建農奴制的變化》

59.在康區，非差巴不需要繳納人頭稅，見《四川甘孜州藏族社會歷史調查》第32頁：「他們不領種差地，從而沒有應役納賦的義務，但也沒有政治權力」。

60在康區，非差巴不需要繳納人頭稅，見見《四川甘孜州藏族社會理事調查》第32頁：「他們不領種差地，從而沒有應役納稅的義務，但也沒有政治權力。」




第三章十七條協議與人民會議[རྩོམ་སྒྲིག]

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定[རྩོམ་སྒྲིག]

1951年5月23日，中共當局與西藏政府代表團在北京簽訂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定》，協定的大體內容為：

一：西藏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

二：中共軍隊進入西藏。

三：在中共領導下，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

四：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亦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

五：班禪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應予維持。

六：解釋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固有地位及職權。

七：尊重信仰自由，寺院的收入中央不予變更。

八：藏軍逐步改變成中國人民解放軍。

九：發展西藏的語言文字。

十：發展工商業，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辦法解決之。

十二：凡西藏官員不進行破壞和反抗，仍可繼續供職，不咎既往。

十三：進入西藏的人民解放軍遵守上列各項政策，同時公平買賣，不妄取人民一針一線。

十四：西藏的涉外事務由中央政府統一處理。

十五：為保證本協議之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設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員外，儘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員參加工作。參加軍政委員會的西藏地方人員，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區、各主要寺廟的愛國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與有關各方面協商提出名單，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十六：軍政委員會、軍區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軍所需經費，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給。西藏地方政府應協助人民解放軍購買和運輸糧秣及其他日用品。

十七：本協議自簽字之日起生效。

以上十七條內容中，第一條確定西藏喪失原有的國家主權(既然是回到了祖國大家庭，說明西藏原來不在這個大家庭內，也就是說原來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西藏併入中國後的地位則主要由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第十一條、第十五條等關鍵條款所決定了的。其他的各條都是上述幾條的補充。

第五條是中共在談判中途加進來的，目的很清楚，就是想利用班禪喇嘛及其力量制衡和分化達賴喇嘛以及西藏政府的力量。

由於條約沒有規定有效期限，所以應該是永久性的。

根據上述幾個關鍵條款，除了主權和象徵主權的外交與駐軍而外，西藏的政治和社會制度等形式將繼續維持原來的框架（第四條），其地位則是中共領導下的民族自治（第三條），同時，西藏政府應該進行改革，只有這樣改革，協議雖然沒有具體指明，但顯然是以上述框架為基礎的改良，否則，第四條和第十一條就相互矛盾了。

協議第十五條雖然規定成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但同時也表明了他們的職責是為保證協議的執行，因此軍政委員會除了維護或保證十七條協議執行而外，不具有或不是西藏的行政管理機構的功能。

也就是說，西藏政府除了在性質上由中央政府降為地方政府，喪失外交、國防權利而外，繼續保持原有的權利。但有關西藏的社會制度應該主動進行改革，如果人民提出改革要求（這是中國留下的伏筆），也應該是與上層協商解決。更主要的是，條約沒有規定這種改革必須是中共式的「1」，根據條款內容，這種改革應該是在西藏現有政治制度和達賴喇嘛職權不變為前提下進行。所以，如果不計算喪失主權這一點，西藏政府仍然可以維護一定的權利，只是這些權利的利用方式將會改良，或者說，即使進行了改革，西藏政府治理西藏的權利也將繼續存在而不應因此消失。

毫無疑問，西藏政府是希望維持這種狀態「2」，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維持現狀顯然是比較明智的選擇。所謂已經闊了的希望維持現狀，正在闊起來的希望改良，沒有闊起來的希望革命。但在西藏，至少根據現有資料，在那些還沒有闊起來的階層當中，並沒有任何表明人民期望革命的思潮或症兆。而且，根據採訪，中共軍隊剛剛進入西藏時，凡中共途徑地區的藏人對他們並沒有很深的惡感，有些甚至抱著一種希望，這當然要歸功於中共無所不在的宣傳和蠱惑人心的對美好未來的解釋以及藏人天生宗教民族，不注重民族國家意識，當然還有無盡的中國銀元和綢緞、便宜的茶葉、瓷碗、冰糖等藏人喜歡而原來價值不菲的東西，此外剛開始中共即使徵用烏拉，哪怕是被叫去砍柴或幹一些輕微的活都會給藏人超額的銀元，藏人通用藏幣和銀子，而銀元又是較稀缺的，現因中國人到來而多起來時自然會產生好感，當時在藏人中有一句『共產黨象父母，銀元如雨自天落』的說法，康區噶瓦喇嘛嘉色仁波齊告訴筆者，這是當時流行的說法，前一句話是套用中共教給藏人的一首歌詞內容，後一句話則是藏人的感受。

同時，中共方面又不失時機的進行統戰工作，廣送禮物，到處發放佈施，並任命幾乎全部的藏人領袖人物予各種虛銜，如委員、縣長什麽的，給予他們其他中國人都望塵莫及的高工資，同時，對宗教不予干涉甚至在宗教節日上那些中國黨政官員還扛著紅旗、鑼鼓宣天的前來發放佈施，大張旗鼓地扮演佛教施主和保護者的角色，藏人喜歡施主，所以敲鑼打鼓或其他一些方式雖不合佛教禮儀也無妨，這一切在初期似乎真的發生了一些作用，一些藏人因此加入了中共軍隊，一些佛教大師寫出熱情洋溢的詩詞「3」，說明中共軍隊雖宣揚人間天堂，但其為人民服務的理想與佛教追求利他、涅盤寂靜的目標相似，都是為眾生擺脫苦難並謀取幸福等等。

然而這一切包括十七條協議的簽訂等等都不過是權宜之計，用中共的話來說就是為了站穩腳跟，因為當時中共面對的西藏不僅地域廣大，而且幾乎沒有現代公路，中共軍隊雖然具有很強的戰鬥力，但少量的軍隊難於征服西藏，大量的軍隊則給養難於補充或無法保障長達幾千公里人背畜馱的漫長給養線。而全民信教的西藏人雖然暫時缺乏強有力的戰鬥力，但如果他們決心反抗並且在戰鬥中積累經驗則完全有可能成為一支頑強的軍隊，如果此時西藏再得到中國的敵人美國或印度基於戰略考慮而給予的支援，則鹿死誰手是很難講的。

因此中共急需要確定主權並爭取一定的時間以經營補給線，即修築公路。有了公路，中國軍隊可以長距離調動，可以向西藏駐軍源源不斷的提供補給，這樣西藏原有的地理和空間優勢馬上就變得無足輕重，而中國軍隊的優勢則能夠得到發揮。到這個時候，中國政府就可以實施其最終的目的，即用中共的政權代替西藏原有的政權，用共產主義代替西藏原有的封建制度，用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代替西藏原有的佛教信仰，在往深層探究，則是將西藏民族同化成漢人，從而對西藏實現真正的永遠的征服。這一切都決定了中國的意圖不僅要遭到不願意放棄特權的貴族之抵制和不滿，而且更大的不滿和反抗將會來自民族意識強烈之藏人精英和不願意放棄財產的大部分人民以及幾乎所有虔誠信仰佛教的藏人，而中共唯一可以憑恃的就是強有力的軍隊，其回應自然只能是暴力的，從這點而言，雙方最後的攤牌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中共放棄這些目標，僅僅滿足於十七條協定所規定的內容。

雖然中國軍隊急於討得藏人的歡心以便站穩腳跟，但幾萬大軍畢竟是抗著槍，馱著大量的銀元進入西藏，因此，西藏人在驚喜並歡呼"大洋多的象下雨"的同時，也發現西藏的糧食價格幾十倍的增長，當時在拉薩出家為僧的安多瑪曲人羅桑格列回憶說：『當時拉薩物價飛漲，突然來了那麽多的人，他們沒有帶食物，但是他們又很多的銀元，他們一來就把街上的東西全部買光了，中國人沒來以前，一克糧食只要七兩半，中國人來後猛漲到七品（一品是五十兩），一般的穌油原來只要三、四十兩，中國人來後漲到七品以上，致使街上的東西除了富裕貴族或中共軍隊而外誰也買不起』，從而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在此期間，西藏歷史上第一個以保護自身和民族利益為宗旨的政治組織──『人民會議』也就藉此機會應運而生了。

人民會議主要是以在拉薩的商人為主組成的反抗力量，有關以商人為主的西藏一般人民「4」所以組織『人民會議』的原因，當時作為人民會議的主要成員之一，後來卻從印度投靠中共的阿樂群則在接受中共記者採訪時指出：『1950年以前，我主要搞宗教活動，做生意，1950年以後我才參預反革命政治活動......我出身不是貴族，也不是喇嘛，但我對西藏問題卻有著個人的認識，1949年西藏快要解放了，那時我有些想法，認為西藏完全是獨立的，腦子裏沒有絲毫不是獨立的概念，這樣解放軍一來，獨立就要喪失；第二個想法是，西藏是個信教的地方，我對宗教看的很重，而共產黨本身是不信教的，共產黨來了，宗教就要滅亡。我反對祖國（指中國）就是從這個原因開始的；第三，西藏是封建農奴制社會，沒有一點民主，希望西藏變的民主些。當時我這三種想法，就是組織人民會議的目的』「5」。

有關人民會議的成立，是從達賴喇嘛逃亡亞東開始的，當時西藏的商人阿樂群則和桑德倉羅桑根登分別組織私人衛隊「6」前往亞東保護達賴喇嘛，十七條協議簽訂後，阿樂群則返回拉薩，由於看到噶廈組織歡迎中共代表張經武，心中不平，乃與在拉薩經商的安珠貢保紮西和其他人商量組織人民歡迎達賴喇嘛返回拉薩，為了不使噶廈和貴族因人民占了他們的先而引起忌恨，安珠貢保紮西等七十多家商人向亞東噶廈提出率眾隆重迎接達賴喇嘛返回拉薩的要求，噶廈准許他們到拉薩郊區迎接「7」，他們遂組織了五、六十人其他前往達聶迎接，並在赤松桑巴鐵橋處列隊歡迎，並以人民代表的名義向達賴喇嘛獻了哈達。由於達賴喇嘛準備在乃群佐窩林卡休息三日後方才回拉薩，他們乃返回拉薩組織更大的歡迎儀式，這時由於他們獲得向達賴喇嘛獻哈達的機會而名聲大振，有更多的人要求加入他們的行列，在歡迎達賴喇嘛時人民代表排在儀仗隊和貴族之間，由此便打出了『人民會議』的旗號「8」。據南木林·班覺久美的回憶：『在中共進入拉薩的第十七天，一些西藏官員和軍方人員組建了反抗組織，組織的宗旨是抗拒中共的威逼利誘，以各種方式反抗中共的佔領，這個組織中有堪窮洛桑堅贊、第二代本（紮什）多傑才丹（又名多傑占德）。接著再成立的是人民會議，主要負責人是藏巴拉秀·紮巴成列、洛卡人蚌塘秘書堅贊洛桑和康巴阿樂瓊澤（才仁多傑）等「9」』。康巴阿樂瓊澤（才仁多傑）在回答中共記者時也指出上述這些人與人民會議同心同德「10」。但從南木林·班覺久美的回憶看，初期成立的由政府官員組成的反抗組織與主要由商人和一般百姓組成的人民會議並沒有承接關係。

另外的資料則稱『1951年11月，達賴喇嘛手下的倆名主要官員魯康娃、洛桑紮西出面，非法拼湊了一個叫做人民會議的組織』「11」。所謂『魯康娃、洛桑紮西出面』顯然是信口指認，因為阿樂群則後來投共後接受採訪時依然指出『那邊認為我是共產黨特務，這邊認為我是美帝國主義的特務，其實我什麽也不是，完全是自覺自願......起初和政府沒有聯繫，後來支援我們的大有人在，而真正願意和我們同心同德的主要有帕拉仲易欽莫、達賴喇嘛侍從澤紮傑丹、孜本朗色林、措墨林堪欽、噶倫洞波紮西林巴....「12」』，其中也沒有提到兩位代總理。但提出的時間卻與中共大軍和大量工作人員進入西藏不久糧食物價飛速上漲的情況相吻合。

11月25日，江央達瓦、丹秋索南、貢覺朋措（諾珠朋措）三人在大昭寺前打卦，神諭指示要迅速組織起來「13」。人民會議剛開始似乎注重於在人民中的宣傳和組織，中文資料收集了一些被指責為人民會議散佈的謠言或在拉薩流行的民謠，如『有了達賴喇嘛，不要毛澤東，有了好糌粑，不要吃豌豆，有了柴禾牛糞，不要燒骨頭』「14」。

此後鑒於西藏物價上漲，人民生活困苦，人民會議決定上書請願，1951年藏曆十一月，由江央達瓦、丹秋索南、諾珠朋措、察榮管家倫珠、色幸喀·才旺郎傑、貢波瓦發起的『人民會議』在德吉林卡開始商量請願書的問題時，江央達瓦指出：『協議中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是解除人民痛苦的，所以可以請願』。請願書開始由人民會議成員洛桑雲丹（唯一一個參加人民會議的僧官）和丹秋索南起草，並在吉德林江央達瓦家中多次進行討論，他們希望請願書發揮作用，但也明白其中的危險，因此在討論會上起誓要為『宗教和眾生的幸福立志不移』『粉身碎骨在所不惜，永不反悔，我們象親兄弟一樣，生死同當，並向神起誓，內部的事不向外泄』「15」。

在一些中文資料中籠統地指責人民會議『隨意毆打解放軍戰士，暗殺解放軍戰士和地方工作人員，夜間悄悄捕捉、暗殺解放軍及西藏工委機關和地方工作人員』等「16」，但在中共正式資料（如黨史資料或大事記等）中沒有這些指責，如有這類事情，必然會大書特書。所以根據中共的習慣，這些指責應該是沒有事實根據，或者按中共的說法是「根據政治鬥爭的需要」做出的。

1952年藏曆一月二十五日（3月21日左右）「17」，人民會議一百多人在嘉日林卡開會，通過了請願書的內容，並由丹秋索南宣佈：『我們要在藏曆2月6日向中藏官員呈六個條件的呈文，那天大家在拉薩聚集，呈文生效最好，如不生效，一定要堅持下去』「18」。

他們準備上呈的請願書之六條內容，根據中文內部資料的記載為：

一：解放軍進藏後，保持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和權利不變，人民表示感謝。

二：中央承允保護寺廟，寺廟收入不變更，希望施行到底。

三：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十九年，西藏政府沒有負起發展的責任，發展西藏政府政治很重要，如何發展隨後呈文。

四：靠達賴喇嘛的恩典，過去西藏人生活自由自在，從鐵兔年（1951年）起物價上漲，人民生活困難，但掌握支配利益的首腦們對大眾利益不關心，使寺廟供奉減少，人民生活窮迫，壞人行劫殺人，請政府改革時首先注意到這種情況。

五：如果改革西藏自己軍隊的制度，會引起人民的灰心，一個大國的制度不能相容於小地方，除依舊例保持少量兵力（指駐藏人民解放軍）外，其餘希望迅速撤退。

六：藉口漢藏和睦，封閉商路（指對外出口），是西藏羊毛銷售不出，商業倒閉，希望迅速商討，准予依照原來方法經商「19」。

3月30日，人民會議代表五人按計劃將請願書送至布達拉宮西藏政府，兩位總理表示：此舉對西藏人民有好處，是西藏史無前例的創舉「20」。3月31日，噶廈派人將請願書送給中共駐西藏的最高級別的代表張經武，引起中國駐軍的極大恐慌，他們立即緊急調遣進入山南隆子縣的115團的一個營日夜兼程趕回拉薩並駐紮在墨竹貢噶縣境內「21」。同時，中共駐西藏代表張經武寫信給達賴喇嘛要求制止，信中稱：

【達賴喇嘛先生：

我以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代表的身份，向您提出以下緊急通知：

(一）這兩天以來，在拉薩市我們親眼看到，有很多沙拉寺和哲蚌寺等的不正當喇嘛，化裝老百姓，攜帶槍枝，並糾集一部分藏軍和流氓，開會宣誓，進行反動活動，企圖向人民解放軍騷動並搶劫群眾，以致造成拉薩市秩序極端混亂的現象。今天商店和群眾均已關門，人心恐慌不安。如不立即加以有效制止，可能即將發生不幸事件。

（二）今天我正式接到噶廈派來秘書通知，說有什麽所謂"人民會議"的代表，向人民解放軍和西藏政府請願，要求我去參加。經我們調查瞭解，這些所謂的"人民代表"是假借民意，假人民代表是有幕後人物支持的。他們企圖用請願和騷動的辦法，達到破壞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和民族團結的目的。

以上兩個嚴重的反動事件，請您即刻下令予以有效制止。否則將會造成對您和西藏人民的極其不良的後果，特此通知，並希答覆】「22」。

當天噶廈八名正副噶倫前往張經武在薩德倉的住地討論，張經武驚慌地認為事態嚴重，噶倫們卻不以為然，到傍晚快九點，徐淡盧發言指出：『事情到這個地步，我也想不出什麽絕招，社會治安是噶廈的事，部隊又不好出面，我想事情已經發展到這個時候，只有出下策，能拖到天明不使事態擴大化到發生衝突，再從長計議，既然他們（指噶廈的噶倫們）始終表示不明形勢嚴重的來由，想不出對策，並且又很擔心中央代表（指張經武）的安全和事情發展到難於收拾的地步，那好，只好請他們留下與中央代表共安危』「23」。對於這種扣留噶廈噶倫作為人質的行為，在由西藏自治區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寫的《偽人民會議始末》中卻顛倒黑白，記載為『因噶廈對治安不能完全保障，且天色已晚，他們提出與張代表一起住在工委，我們恐破壞份子藉口扣留噶倫尋釁，故請其他噶倫回家，只留下索康、拉魯和阿沛三人』「24」。

1952年4月1日早晨八時左右，人民會議千餘人由嘉央達瓦等人率領下舉行示威遊行，前往中共代表張經武處遞交請願書，並高呼「解放軍必須立即撤出西藏」「西藏的會議制度不能改變」「要修改十七條」等口號「25」，部分遊行隊伍則留在大昭寺前等待張經武的接見「26」，江央達瓦、達瓦丹增和多傑秋桑等三位代表強行進入張經武在薩德倉的住地並和張經武發生舌戰。當時，三位噶倫均在場，後在三位噶倫的勸解下人民代表留下請願書後離開。

當天晚上，張經武即致函達賴喇嘛，除了指稱人民會議有藏軍參加，還宣稱由反動分子組成的「拉薩解放大隊」已經秘密佈置在他們駐地附近，因此，要達賴喇嘛「立即命令」包括達賴喇嘛警衛團在內的藏軍和寺院喇嘛各回各營或寺院，「嚴加約束，不得任意外出」，『立即命令解散所謂的「人民會議」，』『命令噶廈向西藏軍區商榷，聯合負責，發出聯合公告』「27」。

4月2日，中藏雙方發出聯合佈告，規定「每晚八時起至次日淩晨五點為止為戒嚴時間，軍民等不准活動，不准造謠生事，不准秘密集會或有不軌行為」。當天人民會議一百餘人繼續在布達拉宮前的印經院開會，表明將繼續組織請願，不達目的誓不甘休。

雖然西藏的人民會議的成立完全是由於中共大量軍隊進駐西藏，引起物價上漲『人民生活趨於從未有過的窮困境地，協議中明文規定幫助西藏人民，實際上賣糧食、酥油、肉類只給半價，而且是強迫的。廣闊的草原牧場均被霸佔去開了荒，籍以成立軍政會，下令各宗以千萬頭牲畜來運輸木材，人民會議提出意見時，反而說是勾結帝國主義之行為』「28」，而且中國當局也非常清楚這一點「29」，而且也明白這不是兩個司曹在進行破壞「30」，然而在實際操作中，中共卻完全漠視這一點，除了指責人民會議，還將人民的反抗運動完全歸罪於所謂的帝國主義以及西藏政府上層（兩個司曹）的煽動。

4月4日，張經武給達賴喇嘛的信中還要求『請您於四月四日或四月五日親自召集司曹、噶廈全體官員會議，根據我四月一日向您提出的四項內容，共同商討有效制止的具體解決辦法』「31」，到了4月13日，張經武就召集全體噶倫開會時，卻要求他們請示達賴喇嘛撤銷兩位代總理的職務「32」。由於噶倫們反對，4月15日他致函達賴喇嘛時，堅持要撤銷兩個司曹的職務。4月16日，噶倫然巴代表噶廈向張經武提出：『全體噶倫認為偽人民會議的幕後人並不是兩位代總理，因為在噶廈開會時，兩位代總理曾親自說過人民會議與他們之間沒有牽扯。假如對兩位代總理的懷疑還沒有消除，今天到會的官員可以擔保』，噶倫拉魯以兩位代總理『年紀太老，腦筋很陳舊，說話方式不好，請予原諒』向張經武為兩位代總理求情，但張經武以兩個代總理從未說過共產黨和毛澤東一句好話，並在噶廈會議公開指著阿沛說：『你訂的十七條協議不好，給你一個任務把協議修改修改』等理由不被接受「33」。

如果完全相信中共公佈的資料中毛澤東於4月6日的指令「34」，則張經武給達賴喇嘛信中的跋扈就難於解釋，因為毛澤東的信中不僅承認在西藏缺乏群眾基礎，而且提到不解決生產與貿易問題，就失去了存在的物質基礎，人民就會被挑動而反抗解放軍（其實就是娓婉地承認了人民會議或人民的反抗運動是由於中共的進入造成西藏的缺乏物資-表現為物價飛漲----而引起的事實）。以及中國方面雖然在軍事力量上佔優勢，但在社會力量上占劣勢的事實，因此指示中共西藏地方『實際上要準備讓步』。然而事實卻是中國方面不僅寸步未讓，反而於4月15日給達賴喇嘛的信中強力要求達賴喇嘛撤銷兩位代總理的職務，『交噶廈關押議處』。

毫無疑問，給達賴喇嘛的信的內容也是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寫的「35」，因為4月19日，首席噶倫然巴再次請張經武就兩位代總理問題給毛澤東發電報，說這是我們第一次求中央，張經武回答說：『我是毛主席的代表，親自寫信給達賴喇嘛，同時亦把一切詳細地報告了毛主席，我要聽毛主席的話，決不會在此亂做事』「36」。這封長信以傲慢的口氣歷數兩位代總理的過失，包括指責兩位代總理于2月18日的司曹噶倫全體會議上（張國華等人在場）公開指出：「西藏是獨立的國家，自己有自己的國旗，並且在泛亞洲會議上懸掛過。漢藏關係是施主與辦佛事的關係。反對懸掛中國國旗，稱中共進入西藏是侵略「37」」。指責兩位司曹違反協定，對改編藏軍持反對態度，假借民意，樹立私人勢力，陰謀叛亂，不僅沒有制止人民會議，反而予以支持，不執行禁止違反協議之非法活動（指人民會議）之命令，以及『並膽敢繼續從容非法"人民會議"在拉薩市區公開辦公活動，到處騷擾，並槍擊阿沛住所』，還有就是不經西藏軍區司令部批准，擅自調動駐日喀則炮兵團至拉薩，陰謀進行叛亂等等，信中還強硬宣稱『從即日起，本代表不再承認魯康瓦和洛桑紮西司曹職位，因而也將不再和他倆人商討任何問題』。最後張經武還要求達賴喇嘛提出『愛國主義』的『有能力有威信』的總理候選人名單，『以便共同商量最後決定』。

這是典型的中共作風，由於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依然沒有遵從，4月19日中共代表張經武帶著警衛前往布達拉宮「38」，蠻橫地要求達賴喇嘛撤銷兩位代總理的職務，逮捕人民會議的負責人。雖然中共的行為完全違背十七條協議中達賴喇嘛固有職權不變的規定，雖然對兩位代總理的指責牽強附會，人民會議以和平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願，但在中共的壓力下，竭力尋求與中共合作、妥協以圖盡可能地保護西藏政教權益的達賴喇嘛仍然被迫于4月27日宣佈撤銷兩位代總理的職務「39」。5月1日貼出解散人民會議的佈告。

五月14---18日為止，西藏政府派出桑頗才旺仁增和堪窮詹東羅桑囊傑兩人負責詢問人民會議的人員，中共派出林亮、王化兩人旁聽，被詢問的人民會議成員包括江央達瓦、約色多傑、倫珠、達瓦丹增、色幸喀扯郎、若珠朋措、丹秋索南、赤仁朋措、多傑確桑、土登桑佩、擁珠、金巴、居勉郎吉、格來等共有十四人。詢問的內容是開過那些會議，做過什麽決定等。期間人民代表赤仁諷刺兩位藏政府官員說：『我們是為政教發展的，你們如果無事做，請在那裏坐著好了』，當即遭到訓斥。審問畢，西藏政府有兩種意見，一種主張嚴追，若查出有公職人員參予，嚴懲不貸；另一種是就此讓他們悔過，發文宣佈非法即可。結果竟然是中共方面提出不要再追查，『說服他們不再追問，並表示堅決反對肉刑』「40」。其實也不奇怪，因為中共知道真的追下去，只會使對兩位代總理莫須有的指控之沒有根據表現的更加彰顯。六月二日，再次審問後即將他們釋放。

如果人民會議的成立從1951年11月算起，到西藏政府宣佈人民會議為非法，不過短短四個多月的時間。如此，剛剛開始不久的人民會議組織在中共的壓力和西藏政府的妥協下遭到壓制，但其成員並沒有放棄努力，在宣佈人民會議為非法組織之後的六月五日，人民會議散發的"告政教合一國全體人民書"就比較明確的闡述了當時的情況和人民會議的訴求：

『西藏是世界上對於殺人武器不會使用的人，各僧俗人民從來也不願意其他的人用武器來征服，因為在宗教上僧俗男女都已承認了嚴格戒殺性命的法規。雪域國家(西藏)在兩千年的歷史中，曾遭遇過中英兩國的多次侵犯，均被佛教的宏大而勝利。

之前，共產黨在康區，在藏兵寡不敵眾的情況下大肆侵犯，當時毛主席以和平解放西藏的辦法簽訂了十七條協議，自此容納不下更多的人民的土地上來了大批的部隊，人民生活趨於從未有過的窮困境地，協議中明文規定幫助西藏人民，實際上賣糧食、酥油、肉類只給半價，而且是強迫的。廣闊的草原牧場均被霸佔去開了荒，籍以成立軍政會，下令各宗以千萬頭牲畜來運輸木材，人民會議提出意見時，反而說是勾結帝國主義之行為，最近拉薩開了一次商業方面的座談會，要每十人提一些意見來，有人提出有關人民的意見時又遭到拒絕，說現在主要提出關於成立軍政委員會的事情，這些問題以後再談，除了有利於共產黨的意見可以提而外，其他的意見便就置之不理，這很明顯的說明了政教合一國家已體無完膚了，又如在農村中放農貸，目的在於以高利收人民的糧食酥油等，人民不要時，以花言巧語用盡一切不近人情的辦法強迫人民接受，這樣虛假的幫助人民，實在可笑。』又說『他們借著勢力剝奪了達賴喇嘛的固有職權，這一系列的侵略事實又一次給藏族人民留下了更深刻的不可磨滅的印象，蔣主席和毛主席都為了獲得個人的君主地位，誰也不讓誰地你爭我奪著，蔣介石的背景是美國，毛澤東的靠山是蘇聯，他們為了達到少數人的幸福，是不惜一切手段的。這種親蘇、美，媚外的陷人民于水深火熱的行為，是十指所指、十目所視的。

警惕吧！全體藏族同胞們，壽終正寢的爹娘也不要忘記了留遺囑給後代，他們滿口道的民族、團結、平等，實際上是想逐步吞併整個西藏，目前地圖上只留下太昭地區，明明是他們製造西藏內部達賴班禪的不團結，反說是帝國主義挑撥離間之所致，這又何尚不是欺人之談呢"。還說"藏族人民當中有不少的人為了個人生活問題投降了共產黨的，我們認為可惜，我們誠摯的希望全體藏族人民緊密的團結起來，牢記著法王松贊干布的一句話:'藏族人民原先的父親是項秋生巴，母親是紮生來都，祖先只有一個，因此我們不分你我，緊緊地團結一致，絕不要墮入用挑撥離間來征服我們、用花言巧語來征服我們、用武力來征服我們的深淵』。「41」

人民會議被宣佈非法後，江央達瓦和古雪珠陶組織了『教友共濟會』（缺卓吉白約古），繼續進行活動，他們鑒於在西藏難於取得成效，決定向國際社會尋求支援，決定派出朋措紮西（又叫群則朋措）、才仁多傑（又叫群則才多）和覺拉（其美旺嘉）三人前往印度向聯合國請願，江央達瓦談到派人出國的目的時對羅桑雲丹說：『本來西藏是個自主獨立國，現在被共產黨侵佔，名義上說解放西藏，實際侵略西藏，是西藏成為中國人的統治範圍，而且不斷向西藏增兵，在這種情況下，西藏民族最關心的是，改變我們的主權，政治制度和救星達賴喇嘛的事業。因為共產黨是完全學習蘇聯的制度。因此將有根本毀滅佛教的危險』「42」，然而由於中共獲得情報，在日喀則秘密將朋措紮西逮捕，從9月17日到10月10日9日近一個月的威逼利誘，朋措紮西承認了大部分，中國政府隨即將他的交代於12月8日交給達賴喇嘛，達賴喇嘛令噶廈處理，10日晚，噶廈命令將丹秋索南、查瓦仲易、珠陶和江央達瓦逮捕並關押在員警代本駐地，半年多以後在中共監視下讓朋措紮西和覺拉對質，覺拉否認一切，不久經中共同意他們均獲釋。

至此人民會議進入低潮。

1954年達賴喇嘛前往北京回來時，由於聽到要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人民會議成員認為『我們西藏是獨立的國家，各種機構都有，不需要成立籌委會』「43」，表示反對，達賴喇嘛返回時，人民會議先後派出三批人前往迎接，第一批代表是阿樂群則和雪嘎格隆羅桑朋措、覺拉畢索熱、傑冬和塔工拉拉等人，與當地藏人領袖多有接觸「44」，日喀則人民會議代表拉木秋·紮巴赤列受日喀則大小頭人和百姓代表等的推舉前來拉薩向達賴喇嘛致敬，在拉薩與阿樂群則等人民會議成員接觸後成為其中一員，他們在拉薩除了組織為達賴喇嘛獻禮「45」，隨後他們起草了『衛藏康區人民意見書』，對此阿樂群則回憶說：『我們研究了呈送這份檔的辦法，我們想，送檔的人可能有去無回，需要坐牢、殺頭的準備，但是大家都要去，怎麽辦呢？後來我們想了個辦法，第一批去3個人，第二批去6個人，第三批18個人，第四批36個人，第五批72個人，如果這些人全完了，我們人民會議領導反對漢人的事業就盡到了責任，以後是西藏其他人的事情。但是第一批誰去？確定由衛藏康各出一個代表，藏包括阿裏，衛包括山南，康包括安多』「46」。第一批有阿樂群則和朵嘎、拉珠三人組成，他們偽裝成主僕進入工委所在地宇妥院內，向秘書長呈交了請願書，中共方面表示以後再回答，他們平安回來後，再將請願書副本呈交噶廈，因為第一次呈交時先給噶廈後給中共，結果中共一口咬定是噶廈和兩位代總理唆使，故這次是先給中共，再給噶廈。但此後他們前往要求回音時卻再也不讓他們進入，兩個月左右後，噶廈宣佈人民會議是非法，必須解散，對此阿樂群則回憶說：『有一天（11月16日---引者根據《偽人民會議始末》注），噶廈在諾布林卡開大會，突然把我們叫去，我看到蓋著達賴喇嘛印章的大佈告……索康在會上說：「西藏歷史上，從松贊干布起，和尼泊爾、英國以及和漢人發生戰爭，進行交涉的都是由我們政府和貴族去做，你們平民不得干預，現在，達賴喇嘛的佈告馬上就要張貼了，我先對你們進行教育」索康說這番話時非常惱怒，他們認為我們是民反，想要推翻他們，代替他們的權利，所以惱羞成怒，說到最後問大家：「是不是這樣」？在床的官員都說對對。我不服地說：「你說的不錯，跟尼泊爾、國民黨打過仗，這是可能的，他們都不是要消滅宗教。這次共產黨和以往不一樣，他們要消滅宗教。你們為保護自己的地位、財產，那就保護吧！人民一定要鬥爭到底」，我的倆個助手也附和說「一定要鬥爭到底」「我對三寶起誓，我們要繼續活動」，就這樣散會了』「47」。

隨後由於是達賴喇嘛下令解散，人民會議便停止了活動，到正月祈願大法會時，街上出現大量的傳單，由於內容與人民會議的請願書相似，中共一口咬定是人民會議所為「48」，噶廈於是又將阿樂群則和崩塘仲易、拉木秋·紮巴赤列逮捕，他們被關押了半年多，期間拉木秋·紮巴赤列在獄中逝世，其他二人經三大寺擔保獲釋。有此以人民會議的名義的活動基本上已經停止，其成員的反抗活動並沒有停止，併發展出轟轟烈烈的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根據中共的資料，『至到1959年3月10日西藏武裝叛亂發生，拉薩地區的偽人民代表，除了二十一名早已成為設在噶倫堡的反動組織西藏自由同盟（即西藏幸福事業會）的主要成員，有四名去山南參加武裝叛亂外，另有四十三名成為拉薩叛亂的骨幹』「49」。

注釋[རྩོམ་སྒྲིག]

1、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上，中共副總理陳毅表示根據十七條協定，改革必須要進行，但何時改，如何改則可以協商。

2、十七條協議由西藏擴大會議同意就是由於這些許諾。

3、例如著名的格西西繞嘉措，他以詩歌表明中共所追求的共產主義其實符合佛教教義等。之前，格西西繞嘉措還曾經在中國國民黨時期的蒙藏委員會任職。

4、有關人民會議的成員，中共文獻指出人民會議成員是『有商人和無業流氓為骨幹糾合各種社會渣滓組織起來的一個公開的反革命組織』『反對祖國統一的商人、寺廟管事、不規僧人等』『以商人和無業流氓為骨幹』分別見西藏自治區黨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西藏黨史通訊》1989年第2期第9頁《偽人民會議始末》以及《中共西藏黨史資料叢書----平息西藏的叛亂》第3頁；《1949-1966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第36頁，西藏自治區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12。

5、易裏《阿樂群則談偽人民會議情況》載《西藏黨史通訊》1989年第2期（總第24期）第24頁。西藏自治區黨委當時資料徵集委員會主辦。

6、阿樂群則指出所謂私人衛隊就是由他和由他武裝的他的五個夥計組成（易裏《阿樂群則談偽人民會議情況》載《西藏黨史通訊》1989年第2期（總第24期）第24頁。西藏自治區黨委當時資料徵集委員會主辦。

7、《偽人民會議始末》載《西藏黨史通訊》1989年第2期。

8、易裏《阿樂群則談偽人民會議情況》以及西藏自治區黨委當時資料徵集委員會的《偽人民會議始末》分別載《西藏黨史通訊》1989年第2期（總第24期）第24頁和9頁，以及《中共西藏黨史資料叢書----平息西藏的叛亂》第3頁。西藏自治區（以及西藏軍區）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8。

9、《南木林班覺金美回憶錄》藏文版第70頁，西藏文獻圖書館印行，1988年，印度，達然薩拉

10、易裏《阿樂群則談偽人民會議情況》載《西藏黨史通訊》1989年第2期第29頁。

11、沈開運等九人編著《透視達賴》（上）第104頁，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另據《1949-1966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51年11月25日下載：『部隊進入拉薩後，以魯康娃為首的上層反動份子一方面煽動群眾向我尋釁鬧事』似也證實上述時間。

12、易裏《阿樂群則談偽人民會議情況》載《西藏黨史通訊》1989年第2期第25、29頁。

13、吉柚權《西藏平叛紀實》第8頁載他們先是「通過赤江和森本堪布、丹增堪布向達賴喇嘛申請成立人民會議，達賴喇嘛批准」然後才去大昭寺前打卦，而《偽人民會議始末》中稱是此後去拜見達賴喇嘛。有關神諭內容，《偽人民會議始末》載為「要組織起來」，《西藏平叛紀實》則稱內容為「必須將共產黨、解放軍趕出西藏，否則西藏就要大禍臨頭」。

14、吉柚權《西藏平叛紀實》第8頁。

15、《偽人民會議始末》第10頁。

16、吉柚權《西藏平叛紀實》第10頁。

17、根據吉柚權《西藏平叛紀實》第10頁的記載，「人民會議」反對十七條協議，強烈要求解放軍撤出西藏以及發表西藏要獨立的演說等，對此，中國方面除了再三要求西藏政府採取措施，中共西藏軍區還發佈佈告進行制止，在佈告發佈後的第二天，人民會議負責人嘉央達瓦召集六十多骨幹在加熱林卡開會，會議由丹秋索南主持，會議確定了採取情願的形式以及情願的六條內容。

18、《偽人民會議始末》第10頁。

19、《偽人民會議始末》第10頁。另據南色林的回憶六條內容為：西藏的政教領袖只有達賴喇嘛。西藏是一個擁有自己的服裝、風俗習慣、語言文字、和自主發行錢鈔等的自由獨立的國家。中共政府暴力侵佔昌都後簽訂所謂的十七條協議，向西藏派遣大量的軍隊，所謂的十七條協議是完全按照中共的願望，我西藏政府和人民絕難遵從承認。西藏沒有任何帝國主義的侵入，此事與中共無關。西藏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自食其力，不需要外界的支援，西藏地域狹小，湧入這麽多中國軍隊，造成物價上漲，人民食物缺乏，因此，中國軍隊要撤出西藏。西藏象以往一樣可以自己保衛西藏的安全。以上內容在回憶中雖未列條，但歸納起來仍是六條。然而對照毛澤東4月6日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西藏工作方針的指示》中『其情願書的內容很有策略，並不表示決裂，而只是要求我們讓步』以及『在請願書內批評了十四世達賴喇嘛，使達賴在政治上不負此次示威的責任。他們以保護西藏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現』等內容，不僅用詞不應該這樣激烈，而且具體內容也不一樣，因為南色林是很多年以後的回憶，而且不是當事人，因此引用了中文的記載。

20、《偽人民會議始末》第11頁

21、中共西藏黨史資料叢書《平息西藏叛亂》第4頁（西藏軍區黨史資料徵集領導小組和西藏自治區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8）。這支部隊後來也一直未再去隆子縣，從而為後來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佔領山南以及達賴喇嘛和成千上萬的西藏僧俗逃離創造了條件。

22、中共西藏黨史資料叢書《平息西藏叛亂》第43頁，

23、吉柚權《西藏平叛紀實》第13頁

24、《偽人民會議始末》第15頁

25、吉柚權《西藏平叛紀實》14頁。

26、《偽人民會議始末》第11頁

27、中共西藏黨史資料叢書《平息西藏叛亂》第44頁。

28、吉柚權《西藏平叛紀實》第25頁「告政教合一全體人民書」。

29、毛澤東4月6日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西藏工作方針的指示》中指出：『我們維靠兩條基本政策，…第一條是精打細算，生產自給，並以此影響群眾，這是最基本的環節。公路即使修通，也不能靠此大量運糧。印度可能答應交換糧物入藏，但我們的立腳點，應放在將來有一天萬一印度不給糧物我軍也能活下去，第二條可做和必須做的是同印度和內地打通貿易關係，使西藏出入口趨於平衡，不因我軍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準稍有下降，並爭取使他們在生活上有所改善，只要我們的生產和貿易兩個問題不解決，我們就失去存在的物質基礎，』中共西藏黨史資料叢書《平息西藏叛亂》第47頁。不久中共甚至通過外交手段從印度運送了兩千五百噸大米。

30、4月6日，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西藏工作方針的指示》中指出：『最近拉薩的示威，不應只看作是兩司倫等壞人做的，而應看作是藏政府的大多數人向我們所做的表示。其情願書的內容很有策略，並不表示決裂，而只是要求我們讓步，……他們知道在軍事力量方面弱於我們，但在社會力量方面則強於我們。我們應當在事實上（不是在形式上）接受這次的請願，把協定的全部實行延緩下去……我們目前在形式上要採取攻勢，責備此次示威和請願的無理（破壞協定），但在實際上要準備讓步，等候條件成熟，準備將來的進攻』中共西藏黨史資料叢書《平息西藏叛亂》第47頁。

31、中共西藏黨史資料叢書《平息西藏叛亂》第46頁。

32、中共西藏黨史資料叢書《平息西藏叛亂》第51頁。

33、《偽人民會議始末》第16頁

34、《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共西藏黨史資料叢書《平息西藏叛亂》第47頁。

35、4月8日，由毛澤東起草，以中央名義發給西南局和西藏工委的電報中進一步指示：「決定以後關於我方和藏方發生的政治、軍事、外交、貿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談和處理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決，西藏工委直接向中央作報告，同時告知西南局。西南局對這些問題的意見向中央提出。……最近在拉薩創辦小學一事沒有報告和請示，是不對的。此外似乎還有一些事也未事先報告和請示。此點務請工委嚴格注意，必須認識到藏族問題的極端嚴重性，必須應付恰當，不能和處理尋常關係一例看待」。見《1949-1966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第37頁。在事無巨細都要經過中共中央的情況下，張經武要求撤銷兩位代總理的要求和信件，這樣一個關係西藏全局的問題不可能是他本人自做主張。

36、《偽人民會議始末》第17頁

37、當時總理樂康瓦還提出了十七條協議「是阿沛一人包辦」，是強加給西藏的，要做出修改等。見《中共西藏黨史資料叢書----平息西藏的叛亂》第2頁。

38、雖然中文資料如《西藏平叛紀實》把張經武前往布達拉宮宣渲染成大無畏地深入虎穴的樣子實在很可笑，但對照之前他們扣留三位噶倫陪伴過夜，以及將在隆子宗的部隊調回拉薩等，可窺知當時人民的不滿以及中共的疑懼和不安。

39、達賴喇嘛《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一書中解釋說：『我理解到，如果我們繼續反對或憤慨於中國官方，那只會更多地導致壓抑和憤慨的惡性循環，最後又必然引致暴力的爆發，而暴力是無謂的，如果我們與他們戰鬥，他們會永遠取勝。而我們自己手無寸鐵又缺乏組織的人民將會成為犧牲品。我們唯一的希望是和平規勸中國人履行他們在協議上做出的承諾，非暴力才是唯一的，最後，也許是在幾年的耐心之後，可能會贏得某種程度的自由的手段。那就意味著任何可能時的合作，以及任何不可能時的消極抵抗。......非暴力才是道德的唯一方向，這不僅是我個人的深刻信仰，也顯然是對佛陀教導的遵從』。兩位代總理辭職後，達賴喇嘛沒有再設立總理之職，對此他在書中解釋說：「如果司倫只是中國人的代罪羔羊，那麽司倫也是無濟於事的，還不如我自己擔負起全部責任」。

40、《偽人民會議始末》第18頁

41、《西藏平叛紀實》第25頁，吉柚權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10，拉薩。

42、《偽人民會議始末》第11頁

43、易裏《阿樂群則談偽人民會議情況》載《西藏黨史通訊》1989年第2期第25頁

44、據阿樂群則在回答中共記者時回憶：『我們的代表到了理塘，和當地土司頭人開了一次會，一共有24人參加』，會議決定在拉薩採取和平方式，若不成功則採取武力，見易裏《阿樂群則談偽人民會議情況》26頁。採訪中也有當事人談到阿樂群則在康區鼓動人民反抗中共。

45、《偽人民會議始末》第12頁指出阿樂群則和阿南拉羅桑羊批、覺比群則、安多列謝等四人邀集多傑吉村、紮西次仁等四十餘家大商號聯名成立敬獻會，向達賴喇嘛獻禮。

46、易裏《阿樂群則談偽人民會議情況》載《西藏黨史通訊》1989年第2期第26頁

47、易裏《阿樂群則談偽人民會議情況》載《西藏黨史通訊》1989年第2期第27頁

48、阿樂群則對中共記者否認為他們所為

49、《偽人民會議始末》第14頁




第四章中共所謂的民主改革[རྩོམ་སྒྲིག]

  • 公路的通車
  • 民主改革（1956年）
  • 在長江以東康區的民主改革
  • 昌都地區的民改
  • 衛藏地區的民主改革
  • 1958年的民主改革
  • 什麽是民主改革
  • 西藏農民抗拒民主改革
  • 注釋

公路的通車[རྩོམ་སྒྲིག]

中共在西藏的統治是分三個階段進行的，首先是進入西藏，這一點通過昌都戰役和十七條協定基本達成。接著是站穩腳跟，在西藏立足，為此中共在西藏一直採用所謂的一手硬一手軟的兩手策略，除了利用軍力壓迫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壓制西藏上層和人民的反抗，同時還運用統戰手法到處送禮，對幾乎全部官員酋長大喇嘛和有名望的藏人給予高官厚祿，不用上班工作就自動送上超量的銀元，由於給予他們很高的職務和待遇，同時又表示完全尊重西藏原有的傳統等，因此雖有阻力，但還能維持。當他們感到腳跟已經站穩時，他們就會推行第三個階段的任務，那就是按照他們的意願改造西藏，建立自己的政權並以暴力消滅西藏的大部分上層（留下少部分溫順的作為洗心革命的典型和榜樣）和被認為是與他們的觀念敵對甚至不一致的思想和持這種思想的人（在西藏主要是宗教），從而在西藏建立一個與中國本土同質性極高的政權。

而公路顯然是中共在西藏能否站穩腳跟的主要標誌，中共在西藏本地無法取得任何足以憑持的同盟和支持者的情況下，推行自己的意志就只能通過自身具有的暴力手段，而使用暴力的前提是有能力把這些力量送到西藏，因此，公路就變得至關重要，公路修通，中共才能調集軍隊，發揮他們擁有的絕對優勢，如此西藏原來可以憑藉的地理環境優勢就大打折扣了「1」。

因此，中共在與西藏政府虛於委蛇的同時，卻調集了十多萬軍隊和民工，埋頭修建從中國通往西藏的公路。當昌都戰役剛剛結束，中國政府和西藏代表還在北京正在進行談判時，中國政府即已抽調大部分兵力於5月6日開始修建川藏公路，由於需要跨過許多的江河高山，勞動強度極大，因此，僅修建川藏公路據說就造成三千餘人的死亡「2」，即使代價如此巨大，中國政府仍不惜一切地同時修建川藏、青藏兩條公路。

當康藏公路甘孜至昌都段於1953年11月20日通車時，毛澤東、朱德親自給築路人員題詞表示祝賀，甘孜到昌都通車，不過是公路從中國四川通過劃並四川的西藏地區，剛剛到達所謂的西藏自治區的東部邊界而已，距離拉薩尚遙遠，中共最高領袖都予高度重視和讚揚，可見中共高層是如何重視把公路修到西藏去的問題，也可知公路對於中共鞏固對西藏的佔領以及進行社會主義化的重要性。

為了穩住西藏政府和以日常生活受到很大影響而強烈不滿的西藏人民，中共除了加緊修築公路，還不忘隨時向藏人描繪美好的未來。1952年10月8日，毛澤東在接見西藏代表團時宣稱共產黨保護宗教信仰，『今天對宗教採取保護政策，將來也仍然採取保護政策』，『西藏地方大，人口少，從現在的二、三百萬發展到五、六百萬，然後再增至千幾百萬就好。還有經濟和文化也需要發展，文化包括學校、報紙、電影等，宗教也在內。過去的反動統治，清朝皇帝、蔣介石都是壓迫剝削你們的，帝國主義也一樣，使得你們的人口得不到發展。共產黨實行民族平等，不要壓迫剝削你們，而是要幫助你們，幫助你們發展人口、發展經濟和文化』。毛澤東並說：『如果共產黨不能幫助你們發展人口、發展經濟和文化，那共產黨就沒有什麽用處』「3」。

1954年4月29日，中國和印度簽訂《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政府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在這項協定中，第一次提出了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同時以互換照會的形式，規定在照會互換之日起六個月內印度政府撤走其在亞東、江孜的武裝部隊，印度政府在西藏經營的郵政、電報和電話等企業以及印度在西藏設立的十二個驛站則折價交給中國政府等。

通過這個條約，中國基本上解除了印度這個近鄰西藏，且很有可能成為西藏盟友的國家在中共放手大幹時支持西藏的後顧之憂。

同年7月，應中共的邀請，達賴喇嘛赴北京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同年12月25日，從四川到拉薩和從西寧到拉薩的公路正式通車。至此，西藏嚴酷的自然環境和地理對中國軍隊的制約和限制看上去已經是可以克服覺的了。

1955年12月3日，中國政府指示西藏工委：『自從去年達賴喇嘛、班禪來京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及川藏、青藏公路通車後，西藏形勢已發生了重大的有利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更積極地開展工作，特別是應該更廣泛更放手地開展統一戰線的工作。以鞏固既得成績，進一步肅清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影響，孤立反動分子，為建立西藏自治區和逐步開展群眾工作創造條件』「4」。

顯然，中共認為公路通車使「西藏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根據筆者的解讀，中共已經有實力幹他想幹的事情，現在需要的僅僅是一個藉口，而達賴喇嘛前往北京已經同意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就是最好的藉口。但由於中共認為劃並中國其他省份的『西藏民族』（十七條協議前定時的稱呼）並不受十七條協議的保護，因此不必等到找到藉口為止，因此，民主改革首先在西藏康區進行。

民主改革（1956年）[རྩོམ་སྒྲིག]

中國歷史上，土地一直是社會穩定的根本，每一次的農民戰爭，反叛的農民軍無不以均田減糧作為招納人民反叛的最有力的武器，中國共產黨這個從農村起家以農民為骨幹的政府，也向農民作出了耕者有其田的承諾。在戰爭年代，中共通過無償掠奪有產者的土地和財物，將財物轉化為軍費，將土地分給人民以爭取人民的支持和擁護並奪取了政權。隨後中國政府基於在鄉村建立政權的需要以及兌現諾言，從1950年開始在中國大陸進行土地改革---即把土地分配給人民，期間整個社會的成員被劃分為不同的等級，原來的地主階級從養尊處優一下子變成了社會的最低層，而原來的無產者則可以意識到自己原來貧窮的高貴，這時候民兵組織等就會建立起來。而殘酷地鬥爭地主則成為在任何地方都要上演的保留節目，很多地主被直接處死，朝鮮戰爭的爆發更加據了這一過程的殘酷。

土改運動到1952年左右大體就結束了，幾乎每一個農民都分到了土地，但土改後人民依然普遍貧窮的現象並沒有改變。而中共在完成土改後，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政府急於要實現工業化，而直接面對的卻是工業化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的問題，如此龐大的原始資金或原始積累，中共就只有從農民身上打注意，意識型態加上這一具體而實際的需要，促使中國政府加快了原來認為應該是漫長過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因為農業合作化將使中共更容易控制農村和集中剩餘資金以及徵稅徵糧，這個時候人民就只有努力勞動的義務，其他的都由政府來安排----當然主要是剩餘價值的安排，從而可以為城市提供穩定的糧食供應，為城市工業化提供資金。因此到1955年10月通過《關於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決議》前後，中共在全國推展的合作化運動以異乎尋常的速度推展，這個時候，不僅全國有五千幾百萬農戶加入合作社，而且毛澤東相信『這件事情告訴我們，只需要1956年一個年頭，就可以基本上完成農業方面的辦社會主義的合作化。再又三到四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會主義到全社會主義的轉變』「5」。

而這個時候，通往西藏的公路正好修通，於是中共認為它對西藏的佈局已經完成，因而甩開幫助他進佔西藏之十七條協議的約束，開始對西藏原有的社會結構、文化體系和政權系統給予最後的一擊，中共將此稱之為民主改革。

1955年3月9日，達賴和班禪還在北京時，國務院第七次全體會議公然違背十七條協議，通過了《關於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決定》，指出："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是負責籌備成立西藏自治區的帶政權性質的機關，受國務院領導"國務院還決定達賴喇嘛為主任委員，班禪、張國華為第一、第二副主任委員，阿沛為秘書長。籌委會由五十一人組成，西藏地方政府十五名，班禪堪布廳為十人，昌都解放委員會十名，西藏工委方面五名，其他方面（包括主要寺廟、主要教派、社會賢達、群眾團體）十一名。

根據中共先宣傳、先實行（部分地區），然後以檔（起著法律的作用）形式予以確定並推廣的一貫做法。1955年10月通過《關於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決議》時，合作化運動其實已經早已實施。

在長江以東康區的民主改革[རྩོམ་སྒྲིག]

根據現有的資料，在西藏最早實施合作化的是劃並雲南的西藏康區，由於中共在西藏的民主改革一上場就是社會主義運動或者說所謂的合作化運動，自然引起藏人強烈的反抗，也因此，所謂民主改革的殘酷性從一開始就已經令其他藏人聞民主改革就變色，《中共在藏暴行實錄》談到當時應該是由謝富治統治下的被劃並雲南的西藏康區進行民主改革的情況，其中談到：『1954年左右，由李軍長率領的大量中國軍隊湧入迪慶地區，強行駐紮在寺院和殷富人家的家庭中，強制處死幾乎家家戶戶都有的看門狗，禁止鎖門，然後分別男女，將喇嘛、地方執事和殷富人家全數逮捕，將鄂博寺僧洛桑晉巴等十六人管在木檻中，四肢以鐵釘釘死在木檻上，然後在前後左右點火焚燒，為了避免立即燒死，讓火苗與受害人保持一定的近距離，使受害人因烤焦而渾身起水泡以至最後烤死為止，經歷難於描述的痛苦。此事為人所周知後，以會議秘書畢色為主的68人由於恐懼而跳河自殺。並強制老僧與少婦成親，少僧與老婦成親，違者當場槍決。甚至讓父女母子相互亂倫等等，還有恐嚇藏人，除了這些剛生下來的孩子是共產黨的，你們都是反動派，要消滅你們等，同時將雍珠納嘉、傑色阿丁等25人逮捕後四肢綁上鐵棘，吊在空中，然後在脖子上吊上25斤重的石頭，腿上吊上35斤重的石頭，然後從眼中釘竹纖，直至竹纖從後腦勺串出而亡』。鄰近這些地區的芒康普巴本才仁多嘉回憶說：『當時長江以東的情勢已經是十分緊張，以吊打、竹簽釘入指甲縫中、以油澆頭點燃焚燒等各種殘酷的刑法和拷問的消息不斷傳來，一些頭皮被燒焦的藏人也逃過長江避難，使江西的藏人對民主改革完全絕望』。

而劃並四川的康區，中共在很早以前就已經開始進行準備工作，為了在藏人中樹立起自己的形象，幾乎無條件的支持一些地痞無賴和乞丐，把這些人稱之為積極分子。這些人大部分平時為鄉里所不齒，但中共在任何時候都需要他們，例如開會時，首先總是宣佈一切都要由人民自己決定，政府幹部只是提供一些建議作為參考，雖曰參考，如果討論結果不符合他們的願望，就會一而再地提出建議供參考，實在不行就會召集這些以中共官員馬首是瞻的所謂極積分子說：「人家的思想覺悟低，但你不應該是這樣」等，這些人於是就成為代言人，總之最後的結果必須是符合中共意旨的。

中共瞭解西藏社會狀況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門，大約1954年左右，中共在各地以縣為單位召開會議，聲稱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改善的方式是給與沒有土地的人予土地，播種所需的種子和工具可以由人民政府發放，然後以摸底瞭解那些人需要政府提供幫助為由，派出工作隊到各村莊進行調查，瞭解的重點是誰在人民中擁有崇高的威信，誰可能會成為領導者或有領導的才幹以及調查財物主要是金銀和糧食等。有時候則是發放一些糧食和衣物，其主要目的也是為了瞭解哪些人是人民所信賴和在人民中有威信的人，中共工作隊走家串戶要求人民推薦信得過的人，宣稱如果沒有信得過的人的配合，我們不知道應該怎樣和向誰救濟等。對此據娘榮阿丁回憶：『一位中共官員告訴我：我們要將改善人民的生活，其實接著將要展開民主改革，那時侯如果不知道誰在人民中擁有威信，誰與人民相處的好以及財產背景等，則民主改革很難完成，要破壞可以號召人民的有威信的人物與人民之間的關係，您是自己人，如果不能瞭解這些，工作起來就可能會有許多的困難，但這些不能告訴其他人』「6」。另外，中共在各地成立各種機構，如康區的保甲組織，一個甲是由甲長、副甲長、一個秘書、一個中國人的代表等四人組成，在二十五族地區則稱為雪噶政府，中共吸收一些地方官員酋長喇嘛加入，實際操作中則架空他們，到民主改革時，馬上在很短的時間內調來大量的人，直接充實這些組織，於是這些組織代替原來的權力結構成為唯一的權力機構。

雖然中共作了不少門面功夫，但由於中共在西藏的民主改革實際就是合作化運動，因此人民對自己的利害還是很明瞭的，因此民主改革一開始，藏人馬上就用武裝反抗做了回答。西藏社會並不禁止私人擁有武器，因此，藏人掌握武器被認為是合作化運動最大的威脅「7」，因此中共的合作化運動首先是從收繳武器以及發動群眾開始的，為了發動群眾，中共在康區先安排被任命為縣長、主任什麽的藏人上層人物到內地去參觀學習，在他們離開後，各個縣召集早已經物色好的窮人（大部分縣都是五百名，可見中共統一行動時連物色窮人和地痞打手也是按統一部署進行的）或流浪者在縣城學習，在為期近三個月的學習期間，中共竭力鼓動這些人，教育他們寺院、部落酋長都是剝削壓迫人民的寄生蟲，提醒他們是受害者，寺院和酋長以及那些富裕家庭就是由於剝削了他們才致富的，「否則為什麽他們富你們窮」？然後中共再告訴這些窮人和流浪漢：從今天開始，我們共產黨為你們撐腰，你們不要怕任何人，我們是一家人，我們要翻身當家做主，未來是你們的等等。在中共的反復動員開導下，這些人開始真假混合著控訴他們怎樣被寺院和酋長所剝削壓迫等，于時，這些人就被稱為積極分子，他們大部分都被武裝了起來，然後中共再以此為打手，開始收繳槍枝，他們召集藏人開會宣佈：『群眾要求改革，我們希望改革和平進行，第一步是要收繳槍枝，因為有人民解放軍維護治安，所以人民不需要擁有武器』。但藏人完全不相信解放軍，也拒絕接受合作化，『農民都不願意放棄私有的土地，那怕只是極少的一片』「8」，並紛紛以武力抗拒中共，從巴塘、理塘開始的武力反抗迅速蔓延，中共原來以為將藏人領袖調開軟禁，人民群龍無首，必然俯首聽命，沒有想到卻招致激烈的反抗，由此中共意識到那些酋長才是容易妥協的物件，於是這些人奉命回來勸阻藏人不要反抗，結果一些人照辦了，如雪域護教軍圍困的敵軍由於幫達倉的遊說而脫險，理塘寺的反抗軍由於這些人的遊說而分崩離析。但大部分被放回的藏人領袖卻成為藏人反抗軍的骨幹。

昌都地區的民改[རྩོམ་སྒྲིག]

在所謂的西藏自治區範圍內，當時存在著三個幾乎互不統屬的政權實體，一個是原有的西藏政府，另外兩個是中共扶持的十世班禪轄區和昌都解放委員會，昌都解放委員會的轄區還包括現那曲地區的很大一部分地區，受中共直接的支配。

根據中共的黨史資料，西藏工委於1956年7月1日向中央上報了準備進行民主改革的五年工作規劃。《規劃》提出：「目前西藏的政治形式，已經進入了一個可能進行和必須著手進行民主改革的新階段」。並提出了「今冬明春在昌都和日喀則地區實行民主改革重點試辦」「9」。仿佛在昌都地區的民主改革是1956年才開始的，實際上並不是那麽一回事。1955年達賴喇嘛一行剛剛離開康區，一場所謂的和平民主改革宣傳開始在康區塵囂飛揚起來，中國政府反覆宣稱長江以西之地和宗溪要邁出第一步，如有人自願進行民主改革，中央將給予特殊的獎勵和照顧，各地方領袖和喇嘛的個人權益將會得到保障，他們不僅可以保持原來的職權，而且還可以得到加強，提高工資，對人民的現狀也給與照顧和救援等等，中國政府想要以昌都解放委員會轄區為樣板進行民主改革，這是有原因的，因為昌都解放委員會的轄區在簽定十七條協議後一直沒有把管轄權交給西藏政府，而是由中國政府直接實施統治，因此用他們的觀念來講，這些地區『在共產黨領導下已經度過了五年，該瞭解的想來已經瞭解了，該聽的想來已經聽到了，該看的想來也已經見了，現在，社會主義是走定了的，（西藏人）何去何從就要自己選擇』「10」，經過一陣宣傳後，中共在各種場合鼓勵那些被任命為委員、主任的地方頭面人物表態擁護民主改革，一些人在各種許諾下也就鸚鵡學舌，其中包括許多平時被認為是具見識、有頭有臉的人物，這些人一講，中共馬上就大肆宣傳，說成是人民的意願或要求。當然這只是中共一貫的伎倆，在千百人中要找到幾個這類人是很容易的，而這些言論通過當時只有中共掌握的現代媒體以及這些內容被保留下來，現在回顧並查閱這些當時完全是從宣傳角度報導的「資料」，仿佛當時人民確有這樣的要求。而中共永遠不會報導的內容，即使是大眾最強烈的要求，事過境遷也就不為人知。

其實人民從來沒有提出這類要求，相反，大約從1955年初左右首先在長江以東劃歸中國雲南省的康區迪欽等地進行的民主改革，是人民對民主改革充滿恐懼，當時在長江以西，民主改革僅僅是在宣傳階段，因此江東的遊擊隊和難民不斷來到，並帶來了有關民主改革強制僧人還俗，不讓進行宗教活動，沒收財產等消息，這些是每一個西藏人都極不願意見到的結果，這時西藏發達的反映時弊的民歌也不斷在民間流傳，其中有一首民謠形象地描述了中共在前後變化，民謠說中共：『開始象神鳥杜鵑，悅耳又動聽；第二象善言的鸚鵡，巧言又善變；第三象不祥的貓頭鷹，白天睡而晚上示惡兆(指暗中活動，挑撥離間)；第四象鷂鷹，開始行搶掠；最後顯惡狼本色，連皮帶肉都要吃』，還有如『中共就象濕牛皮帽子，開始戴著舒服，但越來越緊』等，這一切完全抵銷了中共的宣傳，因此即使那些西藏頭面人物也覺得利用民意，讓中共知道人民並不象他們宣稱的那樣要求中共式的民主改革，則中共方面可能會收斂一些，為此各地召集人民代表就民主改革進行討論，芒康的普巴本也招集各部酋長、喇嘛以及從各部落選出的兩名根布(相當於村長)和人民代表等總共三、四百人在芒康開會。會議反對進行民主改革，如果中共強制推行民改，也要根據西藏人民內部的意見進行改革，決不接受中共合作化等形式的民主改革。會後芒康代表還派出人民代表向中共說明人民的意見，但這些意見猶如石沉大海，未發生任何的作用。

隨著1955年10月中共通過《關於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決議》，中共在全國全面迅速地推展合作化運動，也反映到西藏，當年年底，中共緊急召集解放委員會和各地的主任、副主任、委員、人民代表等在昌都召開緊急會議，與會者有五百餘人，會議由十八軍的政委王其美和邦達多傑主持，會上由王其美髮表演說，首先是大談國際形勢一片大好以及國內形勢蒸蒸日上等內容後，話題一轉，指出只有西藏仍繼續處在落後狀態，必須進行改革，如多麥地方能首先邁開第一步，是最好的等，並講了許多民主改革的好處，人民幸福，官員施惠，加官晉爵等，然後讓與會者對王其美的講話分組進行討論，大約是分成七個小組進行討論，期間王其美有選擇地找一些主任或副主任一類的進行個別談話，鼓勵這些人：你不同於一般，要主動表現，要多作努力，對你有什麽好處和利益等等。

同樣藏人方面也在活動，普巴本和嘎日酋長、波密酋長才島、邊壩喇嘛、康多管家、察雅果烏管家等七人就曾聚會決定對民主改革提出反對意見。

幾天討論後，召開總結大會，總結各分組討論的結果，首先是讓各主任或委員等對民主改革進行表態，首先表態的是帕巴拉之父，表示堅決贊成民主改革，接著是八宿縣和昌都的全部代表跟進表態支援，這個時候，芒康的人民代表普隆倉秋站起來發言，他講了許多令中共氣惱的話，說剛來的時候給了一些大洋，此外沒有帶來任何的利益，但卻要這要那的，宰了牛要交給解放軍，割了麥子要交給解放軍，我們吃什麽？石頭和土不能吃，還剩下什麽？只好吃野草，芒康歷史上從未有過這樣的事，長江以東那樣的民主改革我們是堅決不要，我們絕不答應。他在會上拍胸脯，跺腳的講了許多，王其美乃表示普隆倉秋是芒康的人民代表，對他的發言，普巴本是芒康的主任，他應該對此有所說明，中共顯然希望或相信普巴本會根據他們的口徑發言，結果普巴本乃站起來指出我們一直是西藏政府的屬民，我們希望改革也能根據西藏政府的指令行事。人民對於政府提出的民主改革方式確實是不滿的，這點剛才人民代表已經談過了，我沒有更多的補充。

緊接著康多管家齊美貢保、然日德囊、嘎日酋長等也先後起來發言反對，最後與王其美並排坐在臺上的幫達多傑建議舉手表決，結果反對者獲勝，支持者只有八宿、昌都。王其美平時老謀深算，但那天卻氣的臉紅脖子粗，一付氣急敗壞的樣子，他最後發言說：大家再好好考慮一下，改革是肯定要進行的，問題僅僅是通過和平的方式改革呢還是用強制的暴力方式進行改革，兩條路，何去何從要自己選擇等等。王隨後叫普巴本和幫達多傑到他那兒去，王對普巴本說：我可從來沒有想到你會說這樣的話，真沒有想到，普巴本說：那是人民的意見，不是我要那樣講。王說：你指責代表「11」，實際上是在說我在後面操縱，說那些不是中央的政策，其實，那不是代表們要這樣做，也不是我要這樣，那是中央的政策和策略，這條路是非走不可，任誰也逃避不了，這些是我對你實話實說等，王還說自治區籌備會很快就要成立，在此之前，一定要作出決定，那時普巴本你到昌都來，在此之前要考慮，要知道，指頭是頂不破天的，達賴喇嘛到北京多麽順利等講了許多。普巴本堅持說如要民主改革，請給我們西藏政府的指令，否則人民不會答應，我們也不同意。

最後會議在沒有任何結果的情況下散會了，中文文獻中也指出：【在同年五月召開的昌都四屆人代會上，江達宗大頭人，宗人民解放委員會主任齊美貢保和寧靜宗大頭人、宗人民解放委員會主任普巴本都公開反對改革，不久這兩個宗先後發生叛亂。沙拉寺、嘎登寺的拉基、紮倉聯合向西藏政府和中央上書，要求延期進行改革。[11]

西藏人根據王其美的口氣和當時的政治氣氛，明確意識到中共不會善罷甘休，由此開始討論武力抗拒的問題。

但中共並未因藏人的反抗而停止民主改革，繼續採用軟硬兩手，對反對民主改革最厲害的普巴本（另一個是德格齊美貢保），中共一方面派人來向普巴本說明改革問題要根據人民的意願和條件，以往強逼進行民改是老李（引起不利後果時將責任推卸給具體負責的個人也是中共一貫的手法）因不熟悉工作沒有經驗而造成，你提出的人民的困難是事實，上級領導將會予以考慮並給予救濟等，並確實發了一些茶葉、糧食和布匹、砂糖、粉條等作為救濟。另一方面他們又採取恐嚇手段，當時巴塘正在與敵軍激戰，敵軍派飛機轟炸寺院，藏軍死傷慘重，期間敵軍竟在轟炸的第三天，飛機繞到芒康投下三顆炸彈，並用機槍掃射，損壞了寺院的一些建築並有一些僧侶受傷，一些牲畜被打死，弄得地方雞飛狗跳，然後派一個叫李代表的專程趕來道歉，道歉時稱：你們肯定也聽說巴塘秋德寺現在在幹什麽，他們在做著給大海架橋，向空中架梯子的白日大夢，我們要轟炸的是他們，結果弄錯了，我們對此感到極為不安和遺憾，為此我前來道歉並會給予賠償，當然，任何的反動份子都難逃巴塘秋德寺的下場。

另外，此前在昌都會議上指責中共的芒康人民代表普隆倉曲等五人在芒康縣城被捕，他們遭受毒打並被遊街示眾，指責他們是反動份子和帝國主義的走狗。

然而與中共的願望相反，中共的轟炸和這些行為促使普巴、麥巴和洛然寺領袖(普巴、麥巴和洛然寺平時合稱貢玉松，即地方和寺院三部)聚在一起商量後認為未來的結局只能是曲德寺的下場，因此不能坐以待斃了，於是普巴、麥巴、洛然寺、瑪勇、日休、措安、克斯聯合集兵紮營，正式建立了軍隊。

1956年5月，在昌都四屆人代會上，中共在此要求與會代表支持民主改革，並具體地提出以芒康和江達作為試點，結果『江達宗解放委員會主任齊美貢保和芒康普巴本都公開反對民改』「12」。藏人代表這時已經沒有一個人支持中共的民主改革，相反他們以十七條協定為根據，反對十七條協定沒有規定的完全根據中共意願的所謂改革，中共除了一再強調這是中央的政策，必須要執行，還說只要遵從中央意志，支持民主改革，以前的喇嘛和酋長繼續享受比原來更優厚的待遇和權利，而反對者只能採取暴力的方式進行民主改革，其後果是什麽大家最清楚等威逼利誘，無所不用其極，但這個時候，江東的民主改革及其慘烈方式已經擺在眼前，因此大家堅決拒絕，中國官員極為不滿地大發雷霆，在會議上來回焦煩地走過來走過去，用拳頭砸桌子等，藏人也不安地握著懷裏的手槍，最後宗榮瑪雪本阿松秋嘉高叫：『我們需要向人民徵詢意見，請容我們以後再回答』，言畢起身就走，其他人隨即跟進，大家一哄而散，中共不知所措，也沒有堵截抓捕，也許他們真的需要這些人做出支援改革的表態，以便證明改革是根據人民的意願。

於是與會各部落的酋長或代表等全部出逃，並聚在傑措牧民的牧地(現傑措鄉所屬之查夏溝中)起誓，決定起兵反抗。並起誓曰：除非按照西藏政府的指示根據藏人自己的意願進行民主改革，否則如果接受中共遂心所欲的所謂民主改革，則其結果將是西藏的現在和將來都如江東那樣成為人間地獄，具有悠久歷史的西藏將有名實俱亡的危險，因此對中共的強制民主改革，要同心協力堅決抗拒，要死如同樣花紋的佳嘎鳥，患難如烏鴉同樣黑(意同生死，共患難)，要麽藏人生，要麽中國人生，男盡女絕，使這個世界無燒火之痕亦在所不惜等誓言(無燒火之痕的意思是後人看不出這地方曾經有過人類生存)。

而德格（也是中共的昌都江達宗解放委員會主任）齊美貢保在此之前前往拉薩參加了西藏自治區籌備大會返回時，由於堅持反對中共式的民主改革，因此遭到軟禁，據白噶呈列回憶，他後來宣佈支持民主改革，獲釋後於7、21與江東德格土司的管家額瑪日郎一起率人上山掀起了武裝反抗運動。其後幾個月藏人在交通線上頻頻出擊。

衛藏地區的民主改革[རྩོམ་སྒྲིག]

而在西藏自治區的衛藏地區，中共也緊鑼密鼓地推行民主改革，（1956年）一、二月間中共開始往西藏調進幹部，三月派出工作組赴四川藏區甘孜學習民主改革經驗，準備先在日喀則和拉魯莊園各搞一個改革試點』。「13」也就是說，西藏自治區籌備會議還沒有召開，中共就已經按計劃派出幹部前往康區學習民主改革經驗。而這時西藏內部的公路網也基本形成「14」。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在拉薩召開。會議期間發言的人都圍繞民主改革發言，雖然達賴喇嘛指出：『最近鄰近各省用和平協商的方式，正在進行或準備進行改革的消息傳到了西藏，引起了若干人的疑慮和懼怕，同時有些人別有用心地說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後，西藏就要進行改革，這完全是一種惡意造謠和挑撥』『西藏除了社會主義道路以外，別無其他的選擇，但是社會主義和西藏現有的具體情況相距甚遠，我們必須逐步進行改革。但什麽時候改革，如何改革，這還得看工作發展和各方面的具體情況，同時是要西藏的領導人員和廣大人民自己商量去進行，而不是有別人強迫包辦，這點毛主席在對歷次致敬團、參觀團的講話中均有明確的指示』「15」。班禪喇嘛也強調『西藏的改革問題，是要由我們西藏人民自己來決定，上級人民政府只是領導和幫助我們，絕對不會包辦代替』「16」，但事實上恰恰相反，「有些人別有用心地說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後，西藏就要進行改革」並不是「一種惡意造謠和挑撥」，這個時候，當然也沒有人把十七條協議中有關達賴喇嘛及其職權不變等規定和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一再強調的「西藏的改革問題，是要由我們西藏人民自己來決定，上級人民政府只是領導和幫助我們，絕對不會包辦代替」當成一回事情，相反完全由中共一手操辦代勞。正如中文資料的記載：『中央代表團團長、國務院副總理陳毅、西藏工委副書記張國華在會上的講話都談到改革問題，班禪仁波齊在會上發言，提出在日喀則首先進行民主改革等。這時西藏工委認為改革問題已通過籌委會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會後就在宣傳輿論上大造聲勢，要求各項工作要以準備改革為中心』「17」。

和中共一貫宣傳先行一樣，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召開的同時，《西藏日報》（藏、中文）正式創刊，並開始大量刊登有關改革的文章。8月4日登出修建黨雄飛機場的民工代表要求改革給達賴喇嘛上書，大有立即進行民改之勢。

工委於7月1日向中央上報了準備進行民主改革的五年工作規劃。《規劃》說：『目前西藏的政治形式，已經進入了一個可能進行和必須著手進行民主改革的新階段』。7月10日，工委在《1956年第二季度工作綜合報告和第三季度工作安排》中說：『西藏的民主改革已經提上議事日程』

與此同時，中共積極進行改革前的準備工作，5月21日，拉薩第一批共221名藏人青年宣誓入團，前一天，第一批少先隊員521舉行建隊儀式。

5月26日，北京拉薩航線試航成功，機場在當雄，一萬名官兵和來自西藏104個宗和溪卡的6500名藏人用四個月的時間完成。

9月，昌都地區實行人民幣與銀元混合流通市場。

1950年毛澤東在《不要四面出擊》一文中指出『沒有群眾條件，沒有人民武裝，沒有少數民族幹部，就不要進行任何帶群眾性的工作』「18」為了進行好民主改革這個群眾性的工作，西藏工委於1956年七月一日提出的《關於西藏地區1956年至1960年規劃的初步意見》中計畫『各宗成立公安員警，全區共四千至六千人，另全區再增人民武裝、經濟員警2400人；吸收和培養四萬至六萬名當地藏族幹部，發展本地藏族黨員兩萬至三萬名，團員三至伍萬名，從內地增派六千名幹部，成立西藏各級工會，發展藏族工人伍萬至七萬，大力擴大青婦聯組織』等。實際上從中國增派的軍隊和幹部人數遠遠超出上述人員，當時中共已經在西藏自治區集中了近伍萬名軍隊和近五萬名漢族幹部。「19」此外在西藏自治區有至少五千名藏人送到在陝西的西藏公學（西藏民族學院前身）。從1952年到1957年，先後組織了十三批1000多人去中國參觀。

同時，西藏各地屬於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下屬的基巧辦事處相繼成立，其中山南（8月29日）、拉薩（8月31日）、江孜（9月2日）、日喀則（9月15日）、達工（10月5日）、阿裏、那曲（10月9日）、昌都（9月17日---解放委員會代行昌都基巧辦事處職權）。

中共緊鑼密鼓的民主改革引起藏人的抵制，沙拉寺、哲蚌寺、嘎登寺的拉基、紮倉聯合向西藏政府和中央上書，要求延期進行改革。由中共直接控制的昌都地區發生的武裝反抗更是令中共不安，長江以東當時已經是戰火紛飛。根據中文資料，『9月1日，藏軍第1、2、3、4、5、6代本的連營長集體對乃瓊神盟誓：誓死保衛西藏固有的各種制度，保衛神聖的宗教，反對在西藏進行任何的改革』「20」。因此，即使僅僅從各個擊破的角度考慮，中共顯然也並不希望同時與整個西藏作戰。另外，印度方面邀請達賴喇嘛前往印度參加佛祖釋迦牟尼誕辰兩千五百周年紀念活動以及達賴喇嘛借機強烈表達的不滿也是一個變數，這個邀請函是1956年6月由錫金大君特地趕到拉薩交給達賴喇嘛的，當時西藏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民主改革的準備工作，雖然達賴喇嘛和西藏人民希望達賴喇嘛前往，但是中國政府當然不願意在這個節骨眼上讓達賴喇嘛外出，因此，中共西藏工委副書記范明以達賴喇嘛的安全著想以及達賴喇嘛是剛剛成立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席，工作忙，不便離開，還有邀請單位不過是一個民間組織為理由要求達賴喇嘛不要出席，而是改派一名代表。當達賴喇嘛非常不請願的地安排好代表之時，印度政府出面邀請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前往印度，這時候，中國政府已經感覺到民主改革在西藏遇到的反抗遠遠超出他們的想像。

此外，一些國際事務也影響了中國政府對西藏進行民主改革的決心，其中中共的靠山蘇聯共產黨召開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赫魯雪夫作了秘密報告，批評史達林的錯誤。當時，中國副總理陳毅正在前往西藏參加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的途中，中共及時將有關情況通報陳毅，指示代表團放慢到拉薩的速度，並密切注視西藏方面的動向。陳毅一行57人加上文工團等共八百餘人在路上整整用了一個月的時間於4月17日才到達拉薩。

在這樣的情況下，因此，1956年9月4日，中共中央下發檔給西藏工委，其中提到：『從西藏當前的工作基礎、幹部條件、上層態度以及昌都地區最近發生的一些事情看來，西藏實行改革的條件還沒有成熟，我們的準備工作也絕不是一、兩年內能夠做好的，因此實行民主改革，肯定不會是第一個五年計劃內的事，也可能不是第二個五年計劃期內的事，甚至還可能要推遲到第三個五年計劃內去，在西藏民主改革問題上，我們已經等待了好幾年，現在還必須等待……如果我們不讓步、不等待，因而勉強地進行改革，就必然大大影響西藏民族對我們的信任，甚至發生叛亂，不利於西藏民主改革的進行和改革後的各種工作，這樣作不是快了，而是慢了。同時我們處理國內民族問題還必須考慮到對亞洲地區各民族的影響，在對待西藏問題上，尤其必須這樣。』「21」

9月20日，張國華在共產黨的八大會議上宣佈西藏目前不實行改革。十一月，中共允許達賴喇嘛前往印度參加佛祖釋迦牟尼誕辰兩千五百周年紀念活動，同時也做好應變準備，11月17日《中央關於達賴喇嘛、班禪赴印的指示》要求在西藏的中國人『在機關和部隊中作好必要的防禦設施，儲備足夠的糧食、飲水、燃料等等，以防萬一』。

1956年11、12月，達賴喇嘛前往印度，周總理出國訪問期間，連續三次在新德里同達賴喇嘛談話，傳達毛主席關於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西藏不實行民主改革、即六年內不實行民主改革的指示。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院會議上的講話中再次宣佈西藏六年內不實行民主改革（從1957年到1962年）。

1957年5月14日中共下發《對「西藏工委關於今後西藏工作的決定」的批示》，其中更加明確的解釋了暫時不能進行民主改革的原因，檔指出：『自從去年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上提出這個問題以後，西藏各方面人士對這個問題的反應和意見說明，現在在西藏實行民主改革的條件還沒有具備，不但缺少上層領袖人物的真實同意，而且也缺少基本群眾的支援，四川省藏族地區的民主改革開始以來，西藏的一部分上層分子藉口所謂『江東改革偏差』，或明或暗的支持江東叛亂分子，並且在昌都地區發動和擴大武裝叛亂。達賴喇嘛出國訪問期間，分離主義分子在帝國主義指使下進行所謂的『西藏獨立』活動，在相當一部分貴族和喇嘛上層中間得到或明或暗的同情和附合。……西藏的農奴制和封建統治直到現在還是原封未動，民族旗幟和宗教旗幟還抓在上層分子手裏，上層分子還能夠利用民族旗幟和宗教旗幟影響人民群眾，藉以保持這種對西藏民族發展不利的制度和統治。這就是我們面對著的現實。這裏不只有上層問題，還有群眾問題。……如果我們一定要這樣作（指改革-引者注），就很可能造成一種局勢，不僅多數上層會反對我們，分離主義分子陰謀得逞，左派陷於孤立，而相當一部分勞動人民在上層分子的影響下，暫時地反對我們。這樣和平改革就成為不可能，如果這種局面出現了，就逼使我們要麽停止改革，讓自己在政治上陷於被動的局面，要麽進行戰爭，從戰爭中再來發動群眾，推倒農奴制度。經過戰爭發動群眾，實現改革在少數民族地區是不得已才採用的方法。……在西藏地區至少六年不進行改革，但是在四川和雲南藏族地區則必須採取和平改革的方式繼續進行和完成民主改革，這都是中央已經確定了的方針』。

根據六年不改革方針，3月19日，西藏工委上報中央《關於今後西藏工作的決定》，提出西藏現有的漢藏幹部45000人，保留3700人，軍隊現有近伍萬人，保留13000--17000人。地方軍事據點，除青藏公路外，只限於拉薩、日喀則、昌都、黑河、阿裏、江孜、亞東、丁青、江達、當雄、妥壩、岡拖等據點，（實際上後來保留了紮木、寧靜、察隅三個據點，各地建立的分工委也沒有撤銷）。

4月1日，達賴喇嘛自印度回到拉薩。

1958年的民主改革[རྩོམ་སྒྲིག]

達賴喇嘛返回西藏後，雙方一觸即發的情勢在表面上得到控制，中國政府暫時停止了對西藏自治區的民主改革，據中共記載，4月，噶廈全體噶倫向工委交來與夏嘎巴訂的電報密碼本。是在印度期間隨行噶倫與『自由同盟』訂立的，噶廈表示這是欺騙他們，他們從未使用。噶廈可能是為了表示友好。

在西藏自治區以外的地區，中共也非常明顯地放慢了民主改革的步伐，然而這一切只是暫時的，雙方都在準備著下一回合的較量。在西藏方面，雖然西藏政府還在尋求與中共的合作和妥協，但是西藏人民已經非常明確地意識到等待他們的是什麽，因此反抗運動並沒有結束，在康區，大部分地方的武裝反抗運動並沒有停止，而在拉薩，在雪域英雄安珠貢保紮西的領導下，來自西藏全國各地的以康巴商人為主的人民自發地成立了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第一次開始在較大範圍內組織起來，形成了西藏歷史上第一個不分地域宗派以及成員以平民為主同時又包含社會各階層的統一團結的武裝力量，使西藏民族的反抗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而在中國政府方面，面對藏人風氣雲湧的武裝反抗運動，中國政府對於通過宣傳和統戰等手段達到目的已經幾乎完全絕望，和1956年以前中國政府強調以和平的方式達到民主改革的政策口徑相反，到1958年，隨著中國本土人民公社化的順利完成，中國政府決定利用它的強大的軍事力量達到它的政治目的，強制推行民主改革-----這時候是成立人民公社。

為了名正言順地通過暴力方式鎮壓和摧毀西藏人民的反抗及其社會文化結構，中共黨內檔公然指示要『壓出叛亂，然後在平叛過程中，徹底解決宗教和民族問題』「22」。毛澤東於1958年6月24日針對青海藏人的武裝反抗指出『西藏要準備對付那裏的可能的全局叛亂，亂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動派敢於發動全面叛亂，那裏的勞動人民就可以早日獲得解放，毫無異義』「23」檔被轉發到西藏，既然是『亂子越大越好』，中共西藏軍區當然就知道該怎麽辦了。不過幾個月，戰爭就已經變的迫在眉睫。在西藏自治區，中國軍隊在其後的幾個月裏一直都是積極地進行戰鬥準備，到11月8日，拉薩機關民兵團正式成立，昌都、日喀則、江孜、澤塘、黑河等機關也相繼成立民兵營或民兵連，各機關採取內緊外松，一邊修築工事，進行軍事訓練，一邊照常工作。「24」

在青海，1956年成立合作社時，由於西藏康區從一開始就爆發了激烈的武裝反抗，因此中共的民主改革在青海並未強力推行，雖然各地都組織一些窮人成立了極少數可能是作為榜樣的合作社，但並沒有激起藏人強烈的反抗，然而，到了1958年，中共不再象1956年那樣猶豫，他們從一開始就直接以暴力誘捕上層人士（這些人以前都被中共授與不同的官職），收繳槍枝，摧毀寺院，攻擊不主動投降的藏人等，如眾所期望的那樣，西藏人果然以激烈的武裝反抗作為回應。

與此同時，原來與中共合作的西藏共產黨人在遭到了清算，巴瓦彭措旺傑是著名的西藏共產黨創建者，同時也是一個西藏民族主義者，1939年他帶頭在中國四川建立了『西藏共產主義小組』，並先後同蘇聯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和印度共產黨建立了聯繫，1943年還在拉薩成立了『所有西藏民族統一解放聯盟』，1946年，他們以『西藏東部人民自治聯盟』的名義在長江以東中國控制區舉行了一次失敗的武裝暴動。中共入侵西藏時，彭措旺傑做為中共的列席代表參加了十七條協定的簽訂，後來成為中共在西藏的領導層中唯一的一名西藏人，也是西藏工作委員會中發揮實際作用的唯一一名藏人，到了1958年中共決定對西藏採取赤裸裸的武裝鎮壓時，彭措旺傑等藏人的利用價值已經消失，1958年三月，彭措旺傑調離西藏，不久就失去了自由，中共指控他的罪名有兩條，一是1957年在青島召開的民族工作會議上，彭措旺傑支持德格代表提出的把德格劃併入西藏政府控制區的建議，因為這有違於中共對西藏『分而治之』以防止西藏強大或形成統一民族力量的政策。第二項罪名是，前往西藏時，隨身帶有列寧的《論民族自決權》。

當時在反對民族主義的旗號下，中國統治下的非漢族人口雖然只占百分之六，但卻有十余萬名知識份子和地方領導和共產黨員等民族精英在『地方民族主義』的罪名下遭到批鬥和整肅。同時占人口百分之九十四的漢族卻沒有一個人由於所謂的『大漢族主義』而受到懲罰。「25」

什麽是民主改革[རྩོམ་སྒྲིག]

一九五八年之前，中國政府一直將宣傳和統戰作為主要的武器，其中宣傳主要針對下層，統戰則是針對上層「26」。1951年開始，中國人不斷派遣一些由漢人帶隊並配有藏人翻譯的工作隊前往各地進行宣傳工作，他們反復地向一頭霧水的藏人宣講一個新的世紀已經開始了，在這個新的世紀，人民當家作主，打倒騎在頭上的反動派，建立一個民主的國家，各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等等。

除了這些，在公路未修通以前，他們雖然還需要徵調烏拉差役，而且是按照西藏舊例要求藏人支應烏拉差役，但並沒有因此停止宣傳統戰，由於統戰或利害考慮，一些藏族部落的酋長積極的為中共效勞，如德格夏格多登等派出上萬頭馱牛幫助運送戰略物資，娘榮的藏人也被派去支應烏拉差役運送物資到德格等地，由於這是超額的，當地藏人雖非常不滿，但還是派人前往，這種烏拉差役直到1952年十八軍把公路修到崗拖渡口時才結束（在後來中共的出版物中，這一切無一例外地被描述成人民由於對解放軍的敬愛以及為打倒反動派而提供支援）。通車後，中共軍方在德格的瑪尼哥郭地方召開大會，表彰被支應的德格、甘孜、章果、娘榮等部的差民，會議召開了四天，會上軍方官員輪番上臺發言，稱由於你們的支持而使我們取得了克服一切困難的勝利，因此表示感謝。會上還向支應烏拉差役的藏人頒發了錦旗或獎予綢緞並賠償了在此期間死亡的牲畜等，這一切都是舊西藏所沒有的，而且，中共還安排這些藏人去剛剛修好了甘孜飛機場，觀看第一架飛機的降落，那些藏人幾乎是第一次見到飛機在很近的地方降落，甚至是第一次在近距離見到飛機，各個都驚歎不已，雖然對於派給超額的烏拉不滿，但也對中共產生了敬佩之情。

初期，不管是統戰或宣傳顯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由於民主改革的性質，中共對民主改革的宣傳效果卻是完全負面的，這點從我們的採訪過程中可見一斑，幾乎所有接受採訪者對民主改革的印象或解釋就是：寺院要剷除，財產要充公。他們大多使用當時的宣傳語言說：『民主改革就是要革命，就是寺院和僧人不能當寄生蟲，不管貧富，財產要充公』，這幾乎是對民主改革有所印象的藏人共同的理解。那麽民主改革又是什麽呢？

民主改革，顧名思義，仿佛是一種積極的改良，其實完全是另一回事，由於中共在佔領西藏初期，致力於站穩腳跟並以高官厚爵收買西藏的上層人士，同時土地等又都掌握在農民的手中，因此無法通過中共最拿手的打土豪、分田地以收買人心，搶奪金銀財寶充軍需物資的做法。當中共自以為站穩了腳跟並開始進行所謂的民主改革時（1956年），中共已經在中國本土展開合作社運動，因此在西藏的所謂民主改革一開始就是合作化運動，至於中共宣傳材料上經常出現的1959年西藏山南地區分田地的記載和照片等，完全是為了防止土地拋荒而採取的權宜之計，當時叫誰種誰收，做為權宜之計，1960年9月中共還在西藏自治區（其他地方已經完成人民公社化）頒發過所謂的土地證，「27」但與此同時中共西藏工委就已經發出《關於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問題的通知》，開始進行合作化運動。「28」由於西藏百姓普遍擁有自己的土地，此合作化運動一直都遭到強力的抵制，因此，為了防止藏人逃亡和被境外反抗運動所利用，後來中共在西藏邊境地區放慢了合作化運動，1961年11月20日，中共西藏工委發出停止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緊急通知「29」。而且，那些沒有合作化的地方除了分配簡單的生產資料---如果有多餘的---而外，其他並沒有變化，因為土地本來就掌握在農民的手中，只是納稅的物件由原來的西藏政府、貴族或寺院變成中共而已。

當時作為中共極為信任並多次幫助過中共的娘榮人阿丁在其回憶錄《我的人生歷程》（1987年第二版）中就中共向藏人介紹民主改革的內容以及在中國人看來理所當然而藏人不明所以的情況有較詳細的記錄，現將有關內容摘譯如下：

『1955年6月，我們來到成都民族學院，成都西南民族學院據說有三千余名學生，其中除了藏人和羅羅族（彝族）而外，其他各民族與中國的漢人並沒有什麽不同。當時藏族學生似乎在千人左右。

學校的紀律嚴明，作息井然，早晨五點起床，六點到七點早操，八點開始上課，中午十二點吃飯，六點吃晚飯，七點到九點上課，十點熄燈。每週劃出一個小時學習中國國歌，伙食標準相當不錯，娘榮阿丁屬於政治班，還有文化班和會計班，主要是為即將進行的民主改革中產生的合作社準備會計人才。

政治班的課程首先是『我們偉大的祖國』，向學生介紹中共建立以及二萬五千里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等情況以及指出美帝國主義怎樣被打敗等。

第二講是介紹黨的政策和法律，他仍記得老師向他們介紹說憲法有106條，並逐條進行解釋，其中有中國是一個由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另一條則是在共產黨的統一領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他們弄不清楚，因此問老師究竟是工人階級領導還是共產黨的統一領導。老師告訴他們這兩個之間沒有區別。老師還說，毛主席制定的民主制下的集中，兩個是相輔相成的，如輪子的輻條，運轉中沒有絕對的上下主從問題，因此民主與集中也是沒有區別的。他們覺得這個解釋有點牽強，因此就發表他們的看法說：民主是針對工人農民等老百姓的，集中是針對共產黨的，兩者的物件和目的不一樣，怎麽會沒有區別呢？雖然老師竭力解釋其中的辯證關係，但他們憑直覺認為這『民主集中制』中，民主自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集中，因為最後拍板做出決定的是集中。

接著是學習黨的民族政策，這也是學員們比較感興趣的問題。主講的是一個叫安主任的人，他指出民族政策有四十多條，並一一做了解釋，主要內容是在漢族老大哥的領導下，各民族平等享受自由、幸福，各民族可以自由保持自己的語言、風俗習慣、宗教及民族特點，並要堅信黨的民族自治政策等等，於是，一些藏人學員又提出疑問說，既然是漢族老大哥的領導，那麽各民族怎麽平等？老師解釋說：也可以說是各民族互相幫助，一般而言，漢族就象大家庭中的兄長，為什麽呢？因為文化發達，例如象毛主席這樣的偉大人物是非常難得的，類似的先進人物還有許多，因此說是漢族領導。藏人學生們還是認為既然是一個領導另一個，再說平等是不通的。老師於是就說：你們不要這樣說，民族平等已經在法律上做了規定，對此任何時候都不會改變，主要是要相信政策，這些毛主席和全國人大已經做了明確規定。學員們當時不說，私下議論說：漢族老大哥的領導也是明確規定了的。

老師接著介紹保護民族習俗問題，老師說，風俗習慣的保持雖然是自由的，但民族習慣要區分好、壞和不好不壞三類，其中有益的風俗習慣要保持發揚，無益無害的風俗習慣任其自然，不好的風俗習慣要改革,這些不好的風俗習慣與社會主義是背道而馳的。老師接著舉例說：藏人飲食習慣中一人食用的肉和酥油，如果拌於蔬菜，夠三個漢人吃，所以說是浪費；藏人的服裝寬大，一人的用料足夠兩套漢裝，所以是浪費；藏人的歌曲舞蹈雖然優美，但內容充滿對達官貴人的讚美，應予改革；藏人喜歡交遊野餐，雖是好習慣，但期間有鋪張浪費；藏人婚姻靠父母決定是不好的，婚禮期間開支很大，是浪費；至於生產方式和播種方式應予改革；以金銀為裝飾和佩戴珠寶為美，這些無助於衣食住行，是浪費；男女蓄發雖談不上好壞，但藏垢納污，容易生病，所以不好；雖然宗教信仰自由，但在宗教方面大量開支，非常的不好；宗教雖然阻礙社會主義的發展，但毛主席會為此制定政策，在此之前先不予評論；對語言文字，雖然暫時不予變革，但當走上社會主義大道時，政治、經濟、文化要走向統一，要根據憲法統一、集中，統一才能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等等。

學生們問老師：應該怎樣認識法律中規定的保持自己風俗習慣的權利，如果這一切都要改革，那麽可以保持的風俗習慣有那些？老師說：應該還有一些，但舊社會的方式都要進行改革，我們主要是要看到社會主義大道，主要是走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走社會主義的大道，社會主義的特質是統一，將政治、經濟統一後走社會主義道路，如法律規定的那樣，統一走社會主義大道。

大約1956年3月，康區發生民主改革和藏人的反抗，當時老師告訴他們："今年通過民主改革，人民獲得解放，獲得平等的自由，你們回去時應該是正在建立合作社的時候，要學習合作社的宗旨。

學習期間，他們還被領去參觀重慶的鋼鐵廠、電廠、職布廠、橡膠廠、紙煙廠和煤礦等。

當時，為了實行民主改革，學校來了兩千余名中國青年學生，按康區和阿壩的方言進行學習，彝族地區的學生為在合作社成立後的會計需要而進行培訓。

老師向他們詳細解釋合作社的運作狀況，指出首先是初級合作社，所謂的初級合作社就是個人所擁有的土地、家畜和耕畜以及農具等全部要放在合作社內，這些都是生產資料，這個被稱為［公共積累？］，是屬於自己的一份，還要用個人所有的金銀、傢俱、灶具以及紙幣等入股作為基金，這些是生活資料。雖然生活資料繼續屬於個人所有，但要作為基金投入，以後要共同勞動，年底的收入一半以生產資料的投入比例分紅，另一半根據勞動好壞予分配，這時的收入僅僅分發糧食就行了，這是初級合作社。其後一年或兩年以後要走向高級合作社。初級合作社，只有一半具有社會主義的特徵。

在高級合作社，生產資料沒有收入，這時要按勞分配，到了高級合作社，就沒有任何的私有財產，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特質。私有制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統一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是指這個。這是按勞分配，以紙幣支付，拿著紙幣可以到糧店去賣糧。按勞分配是根據勞力的強弱，壯勞力每天可以得十個工分，以下類推為八個、六個、四個、兩個工分，積累工分後年終總計，根據工分的多少付給紙幣可以購買糧食。口糧方面一個壯勞力每個月三十斤糧食，以下類推為25、20、15、10、5斤等。購買的糧食比如一個人一年有三百斤糧食，則配以一百斤青稞面，一百斤小麥面，一百斤豌豆面或其他雜糧，每個人持自己的購糧證去平均購買，黃油和青油將視情況定額配給，如此可以人人有序地生活、生產。學生們問：如果一個家庭多老人孩子怎麽辦？老師回答說：可以各盡所能，如六十五歲以下的可以參加勞動，以上的可以放在田邊趕麻雀，如此各盡所能，按勞分配。他們又問什麽樣的人可以掙到十個工分？十個工分會得到多少紙幣，什麽樣的人的糧食定額是三十斤，其他是二十八斤等，老師說：每月三十斤是幹部和積極分子，二十斤是一般的勞動人民，十斤是五至十五歲的孩子，五斤是五歲以下的孩子，十五斤是老年人。得十個工分的是勞動積極分子，八分是一般勞力，六分是弱勞力，四分是放牧員，兩分是守田趕麻雀的人。並說十個工分等於兩塊錢，一個工分是兩毛。每天要工作八個小時，超時的可以得到十五甚至二十個工分，多勞多得，少勞少得，這些收入足夠了，政府方面已經給計算的很清楚，當然如果舉辦宴會或慶典可能不太夠，現在我們促生產、搞節約是毛主席教導的，目前我們的工業很落後，要積累生產成果，發展工業和國家。老師還告訴他們，現在我們工業落後，是個農業國家，不是工業國家，說國民黨時期工業產值只有百分之十七，我們現在已經有了近百分之四十，並向他們解釋重工業和輕工業的區別。

這些就是當時中共為西藏人描繪的藍圖，中國共產黨一般成員當時可能真的相信這些藍圖，開始也可能希望藏人為這樣一個藍圖而激發起階級覺悟，但後來他們顯然已經知道藏人反對民主改革，因此即使在平息叛亂的過程中，毛澤東指示中共在西藏的黨政軍領導，只提平叛，不提改革，但在平叛的過程中充分進行民主改革「30」。其中指出：『中央認為在這次的平息叛亂的戰爭中，必須同時堅決地放手發動群眾，實行民主改革。我們現在的口號只提平息叛亂，不提實行民主改革，民主改革在平息叛亂的口號下充分進行』。另在1959年5月2日由西藏工委擬定的《關於當前在平叛工作中幾個政策問題的決定》談到：西藏約有牧區60萬平方公里，30萬牧民，600萬牲畜，頭人的控制還相當強，因此川青邊界叛亂猖獗。我們當前的任務是：平息叛亂建立政權，不實行民主改革。顯然，中共非常清楚的知道，提民主改革只會使藏人的反抗更加激烈。

其實，通過民主改革，中共不僅達到了接管政權、消滅西藏原有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基礎、摧毀宗教等目的，而且也掠奪了西藏民族積累幾千年的所有財富，中共當局在給西藏工委的指示中詳細說明了財物的處理方法，其中包括『在城市中機關、部隊需要房屋較多，城市貴族房屋亦多集中，因此，對於沒收原西藏地方政府四品官以上和居住在城市中的叛亂大土司、大頭人的房屋，已交機關部隊使用的，仍可繼續留用，不再退出分給群眾。……

對於大批的糧食、酥油、茶葉、金銀財寶或成批的商品、汽車、汽車材料、建築器材和手錶、收音機、照相機、自行車、海綿墊子等高級消費品，應做國家財政收入處理。對於衣服、被褥、墊子、傢俱等一般生活用品，無論新舊好壞，均分給群眾。凡應分給群眾的物資，被機關部隊和國家工作人員佔用的，可以下列情況分別處理：

1：經過縣委或貿易部門作價出售，如初收款加以經商叫做為國家財政收入者，不再退還群眾。凡經縣委作價售給幹部的日常生活用品，價格合理者也不再變動。……

2：……

3：……凡系佔用城市中沒收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四品官以上的叛亂大貴族和居住在城市中叛亂的大土司、大頭人的傢俱、墊子，可繼續留用，如有多餘的，可拿出一部分分給群眾4：鄉以下基層幹部，土改中多占了鬥爭果實，一般不再追究；如佔用過多，群眾意見較大者，應教育其盡可能地退出一部分，分給群眾』「31」。

從這份清單中，當然已經看不到中共所宣稱的殺富濟貧，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劫奪，中共甚至公開允許那些被其利用的以地痞流氓為主的所謂「鄉以下基層幹部」大發國難財。至於西藏被劫掠的財富數量可能永遠是個謎，例如，1984年中共發佈的一篇消息指出：『1983年5月，總重一百二十噸的西藏銅質文物從甘肅敦煌研究中心運往西藏』文章指出，『西藏有大批銅佛銅器運到柳園火車站，陸續被一些需銅單位運走冶鏈，因而許多大型佛像已經熔掉』那些被中共緊急通知保留下來的部分『這些銅佛大多鑄造於明清（西元十四世紀以後），個別為元代（西元十三世紀）或北魏（西元四世紀）』「32」。

西藏農民抗拒民主改革[རྩོམ་སྒྲིག]

中共一直將西藏農牧民描述成為民主改革的受益人，雖然這種說法沒有辦法解釋為什麽西藏農牧民卻那樣強烈地抗拒中國的民主改革。但還是有人以為西藏農牧民應該是從中受益，這當然是由於中共無孔不入的宣傳，但這種宣傳在西藏農牧民跟前卻並不成功。從佔領西藏的那一天起，雖然靠宣傳起家的中共費盡口舌，但顯然藏人並不理解、也不考慮中共提出的美好未來，他們只知道中共的民主改革就是寺院不能當寄生蟲，財產要充公成立合作社，這兩條都是藏人無法接受的，在宗教方面，藏人個個都是虔誠的佛教徒，他們根本就不認為寺院是寄生蟲，在過去上千年的歷史中，他們建起了六千餘座寺院「33」，成為西藏民族文化的重要象徵和基地，而且他們也非常清楚不讓當寄生蟲在中共的辭彙中就意味著要消滅宗教，如班禪喇嘛所說，西藏人將宗教視若生命，有關這一點已經為歷史所證明，因此不再贅述。

有關財產充公---在合作社的名義下進行，但西藏人並不理解中共宣傳的政治術語，他們清楚地知道的是以後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財產，因此，被蒙上社會大同等政治包裝的合作社對絕大部分藏人而言無異是一種劫奪，因為如前所述，在西藏，土地原則上屬於政府所有的，統治者賜于農民一塊不能轉讓的土地，使用土地的農民則有義務繳納和支應與此相關的稅務和差役，農民內部的主要成分就是由此而產生的，因此西藏的土地以支應差役為條件一般都掌握在農民的手中（《西藏的土地與整體》P67）。因此土地成為他們賴以生存的依託。而在西藏牧區，牲畜屬於家庭個人的財產，只有牧場是以部落為單位的集體所有，牧民根據牲畜的多少分配草場和賦稅，他們都希望減輕差役負擔，但卻絕不願意放棄對土地和牲畜的支配或擁有的權利。而且藏人百姓雖然不富裕，但不像大部分中國農民，西藏絕大部分農民和牧民都有屬於自己的財產，那些財產是他們祖祖輩輩積累的，他們絕不願意輕易地將財產交出。

有關藏人擁有的財產，中共除了在宣傳時描述的好像一貧如洗而外，在社會歷史調查中也只著重生產工具等，而對藏人視為財富象徵的金銀財寶和槍枝等鮮少有系統的記載，我們在《藏族社會歷史調查》第一輯第五章《檔案檔選譯及說明》中看到一份原西藏政府沒收一戶農民之部分財產的登記清單，不妨摘錄如下，以奏管中窺豹之效。

噶廈索囊列空（指農業部---引者注）沒收其屬民紮巴的財務清單:

索囊列空屬民紮巴，其妻瑪桑布，佔有勞頓溪卡外差地2培，紮巴死後，差地給其女兒格尼和次乃（另立文據）

索囊列空秘書烏劍。古林拉章紮薩阿旺江林為沒收代表沒收財務如下：

青稞500克（一克約等於十四公斤），豌豆500克，麥子200克，菜籽200克，放債文契（數張），債銀25，000兩（藏銀），公馬5匹，有全套鞍具的騾子10匹，綿羊250只，山羊170只，耕牛14頭，奶牛12頭，犁牛120頭，牛毛帳蓬2頂，狗3只，黃牛33頭，毛瑟手槍一枝（子彈100發），毛瑟長槍一枝（子彈50發），『齊岡』手槍一枝（子彈25發），加相手槍一枝（子彈30發），『日本』長槍一枝（子彈200發），氆氌墊子10對，絨毯5對，農具（略）很多，鐵4包，元寶（馬蹄式）銀子8個總計400兩。

這是一家中共稱之為農奴的一個較富裕差巴家中的部分財產，西藏的人口主要就是由差巴組成的，雖然有窮富之別，但沒有一定的家底是難於支應差役的，因此他們當然地對以共產或社會主義的名義剝奪他們財產的行為進行反抗。

而那些總體比差巴還要貧窮的堆瓊，他們多少也有屬於自己的財產，即使囊生，雖然沒有財產，但合作社對他們並沒有任何直接的好處，中共名義上的解放對他們毫無吸引力。

因此，合作化運動從一開始就是在暴力下進行的，並不存在真正的階級鬥爭，即使那些傭人，如果稍微表現出天良未滅，或者拒絕批鬥自己的雇主也將遭到同樣的滅頂之災，除非昧著良心，甚至指鹿為馬才能成為積極分子。原德格安智部有三十幾戶人家，民改時全部逃離本土，一路奔逃，途中不斷遭到主要由蒙古人組成的中國騎兵部隊和其他中國軍隊的攻擊，三十餘戶人家中有七十餘人被殺，剩餘的在長江源頭一帶的曲麻萊被俘，由於沒有反抗能力，因此他們被安置在當地的一個合作社內，據當事人秋尼巴松回憶：『當時我們部落的傭人中死了許多，如額吉、帖洛、才吉等是女的，噶洛、諾洛、嘎登是男的，他們都是傭人，但由於他們不願揭露或批鬥部落裏的有產者（因為部落首領早已經戰死了）而被逮捕，其中只有才吉一人活著回來，其他全部死在監獄中。噶洛是個沒有多少財產的老實人，其妻子是黨員、積極分子，她編造了許多剝削的故事，噶洛不滿意地說：『我們不能昧著良心，我是自己沒有吃的、沒有穿的而去他們家做工，並沒有人強制我』。於是就遭到了批鬥。之前，我家有一匹馬喝『確克』（乳酪水）死了，在揭發活動中卻變成了毒死一名叫瑪莫日的女農奴，這時候又是噶洛在那裏證明沒有這回事情，噶洛解釋說：『那死掉的不是人，是一匹母馬，瑪莫日是那匹馬的名字』。但他的妻子和兄弟（是幹部）已經瘋狂了，他們一口咬定就是人，結果噶洛因此被捕並死在監獄中。還有一個叫希楚的，親戚全是黨員、積極分子，但他拒絕編造血淚史，結果多次被批鬥，幸好沒有被捕，算是活下來了。反正是積極分子想怎麽說都是事實，假的也會被弄成和真的一樣』

在西藏，雖然民主改革是以合作化運動的形式登場並演化為擴日持久的戰爭，但如果認為民主改革就是合作化運動，那是把事情看的太簡單，中共的所謂民主改革，通俗地講其實就是通過合作化運動進行社會改造，通過合作化運動，西藏原有的政權系統將被完全消滅或做出徹底的改造；西藏原有的社會結構將被完全改變，整個社會只有人民政府和合作社的存在是合法的。通過合作社，個人將不得擁有私人財產（所有的個人財產，金銀財寶要收歸國有，牛羊鐮刀鋤頭等生產資料屬歸合作社所有）；個人的行動自由將會受到合作社的限制。通過合作社，寺院作為傳播封建迷信思想的場所而遭到剷除，僧人階層作為不勞而獲的寄生蟲要被消滅，人民的宗教信仰被指責是迷信而遭到禁止，西藏的民族傳統被認為是落後或不值得而遭到改造。為了統一的社會主義大業，學習中文而排斥藏語文，一切向漢族老大哥看齊等也就順理成章，也就是說，通過民主改革，用合作社或人民公社代替西藏原有的生產關係，用共產黨的政權代替西藏原有的受十七條協議保護的政權體系，用共產主義的理論和道德代替西藏原有的宗教和倫理道德，用中共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代替西藏的宗教文化，對這種中共所謂翻天覆地的變化，西藏人民卻不願輕易就範地接受，中共由於擁有強大的武力而對藏人的頑固也感到極端的不耐煩，當然也就使出其最拿手的暴力壓制手段，而人民由於西藏原有的歷史地位和各種權利遭到侵害而不斷積聚的不滿日趨強烈，雙方都已經失去了耐心，於是，西藏全民抗戰也就拉開了序幕。

注釋[རྩོམ་སྒྲིག]

1.1952年4月6日，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西藏工作方針的指示》中指出：『西藏情況和新疆不同，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西藏均比新疆差的多……我王震部入疆……他們已站穩腳跟……目前正進行減租減息，今冬進行土改……新疆和關內汽車暢通，在物質福利上給了少數民族很大好處，西藏至少在兩三年內不能實行減租，不能實行土改』見《平息西藏的叛亂》第47頁。

2.見《紀念川藏青藏公路通車三十周年文獻集·第一卷》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

3.《人民日報》1952年11月22日，引自《平息西藏的叛亂》第55頁。

4.《1949-1966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第55頁。

5.毛澤東給《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寫的序言，1955年12月27日。

6.見娘榮阿丁《我的人生》.

7.李維漢1956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彙報提出的『關於和平改革八條看法』中談到『武裝叛亂和戰爭的可能性存在，尤其是武裝在手，所以應當有所準備』。《中共現行法律彙編》55頁。法務部調查局編，臺北，1989年12月。

8.費正清《新中國史》402頁，中正書局，1994.7，臺北

9.《西藏的民主改革》第9頁。

10.中共官員在二十五族向西藏地方官員喇嘛就民主改革發表的講話內容

11.當時收集人民思想的那些中國人都叫代表，根據十七條協定他們也是中央代表。

12.《西藏的民主改革》P9

13.見《西藏的民主改革》序言，"西藏自治區"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

14.拉薩-江孜-日喀則的公路於55年10月20日通車，56年3月從那曲到阿裏的公路和從江孜到亞東的公路先後通車。

15.《西藏的民主改革》第49頁。

16.《西藏的民主改革》第50頁。班禪喇嘛還表示願在其轄區進行民主改革試點。

17.《西藏的民主改革》第8頁。

18.《毛澤東論統一戰線》第292頁，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安政治學院、陝西省委統戰部、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研究室編，北京文史出版社，1988.6。

19.《平息西藏的叛亂》第10頁載精簡漢族幹部92%，軍隊70%。《西藏的民主改革》第10頁具體地指出只留下3700名（等於原有人數的百分之八----引者注）漢族幹部，駐藏部隊減少3萬多人（等於原有人數的百分之三十----引者注）。如果相信中共所謂當時西藏自治區只有一百萬人口的說法，則中共幹部和軍隊人數就相當於人口的將近百分之十。

20.《1949-1966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第62頁。

21.《中共西藏黨史資料叢書-----西藏的民主改革》第56頁

22.見班禪喇嘛1987年3月28日在北京人代會西藏代表團小組討論會上的發言，引自《七萬言書──班禪喇嘛文論選集》達然薩拉，1998年.

23.西藏自治區黨委宣傳部編《中央和中央領導同志關於西藏民族問題的部分論述》。此處摘引自《天葬》第176頁.

24.《1949-1966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

25.彭措旺傑等的有關內容見大陸出版的達瓦劄西著《果然囊巴彭措旺傑傳記》（藏文）中的內容。

26.除了高官厚祿，到中國去參觀以顯示中國的強大和不可抗拒也是主要的內容之一，僅西藏自治區先後有十三批一千多名藏人被中共組織前往中國。見中共西藏黨史資料叢書《西藏的民主改革》第六頁。

27.《中共西藏黨史資料叢書-----西藏的民主改革》第20頁。

28.《中共西藏黨史資料叢書-----西藏的民主改革》第38頁。

29.《中共西藏黨史資料叢書-----西藏的民主改革》第215頁。

30.見3月10日拉薩戰役打響以後，張經武在北京轉發中央發出《關於在西藏平息叛亂中實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問題》的指示（草案）內容。《中共西藏黨史資料叢書-----西藏的民主改革》

31.《中共西藏黨史資料叢書-----西藏的民主改革》第250--252頁。

32.見《銅佛返藏》，文載中共藏學月刊《西藏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33.中共汪鋒於1958年10月7日在喇嘛教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西藏（指西藏自治區---引者注）的喇嘛寺廟有三千多座，喇嘛二十伍萬…甘肅、青海、四川、雲南等省共有喇嘛寺廟兩千三百多座，喇嘛十七萬多人』。(見《民族宗教工作文件彙集----1949--1950》下冊780頁）。

又見《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31頁，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達然薩拉，1993年。該書第七章『宗教與國家的性質』中指出，1959年西藏有六千二百五十九座寺院，僧侶五十九萬兩千五百五十八人。上述數字中，中共統計整個西藏的寺院數為五千三百余座，僧人四十二萬多，較西藏政府的統計數少。





第五章長江以東康區打響第一槍[རྩོམ་སྒྲིག]

  • 長江以東的西藏康區
  • 民主改革與藏人的反抗
  • 德格地區的戰鬥
  • 在巴塘的戰鬥
  • 德榮的反抗
  • 娘榮的反抗運動
  • 傑塘地區的反抗
  • 爐霍地區的反抗運動
  • 在色達草原上的反抗運動
  • 在理塘等康區南部地區的反抗運動
  • 中共放回地方領袖求彌戰火
  • 理塘遊擊戰
  • 注釋

長江以東的西藏康區[རྩོམ་སྒྲིག]

西藏康區主要分佈在長江、瀾滄江、怒江流域。其中長江以東的康區，歷史上領屬於西藏政府，但其內部完全自治，屬於自治的小邦國性質，其中著名的有理塘第瓦、巴塘第巴、木雅嘉拉王和轄區橫跨長江的德格王與囊謙王等等。其中理塘第巴和巴塘第巴在十三世達賴喇嘛時期擊殺滿清欽差大臣以及在抵抗滿清趙爾豐的戰鬥中被滿清消滅；當時嘉拉王和德格王因投降而免死。

滿清被推翻後，在長江以東的康區就處於西藏和中國交戰的地方，在西藏政府的支持下，德格王恢復了自己的領地，德格王的轄地相當於目前的德格、白玉、色須、江達四縣，在德格範圍內還有一個林蔥，據說是林格薩爾的領地，現大約在德格鄧科與色須交界處，範圍似乎不大，據卸任噶倫久欽土登介紹，以往霍爾五部均屬於林蔥，後來分裂出去了。在德格王的統治下，有二十五個宗（縣）和37牧民部，色須二十五部等，德格王手下是四大聶青，即四大管家，還有色須本和拉日本屬於自治性的，但拉日本後來由於膝下無子而從沙格家族贅婿，結果拉日倉變成沙格倉，中共入侵前曾與德格王分庭抗禮。

在第巴被消滅的理塘，則形成了一些部落，相互之間互不統屬但都領屬於理塘寺，因為『十三世達賴喇嘛封二世香根活佛為「南區最高活佛」，康南五縣重大事務，若無理塘寺點頭，一概行不通。無庸諱言，該寺實際上已成為康南地區擁有政教兩權的封建統治者……該寺武力亦頗雄厚，經常有快槍一千餘枝。毛丫、秋登倆土司和其他部落都直接間接受該寺的支配。因此遇到重大案件不能斷決時，均請理塘寺斷決，有的案件雖經過頭人判決而群眾不服的，可至理塘寺上訴，最終以寺院判決為准』「1」。

理塘寺不僅作為西藏政府的代表處理著"康南五縣"的重大事務，而且通過各個康村管理著理塘的地方事務，即各個康村直接管理所屬地區，理塘寺一共有六個康村，即玉瓦康村，是最大的康村，有兩千餘僧（中巴牟「管理塘城區」、崇西牟「管崇西」、雍芝牟「管雍日」）、戳桑、拉波、木拉「2」、瓊巴、鄉成、然瓦。轄區包括現今的理塘、雅江以及德榮和恰城一部等等。

理塘寺設有夏布統管一切，『霞部是1941年成立的，在此之前，寺院的一切重大事務均有由現任及卸任堪布和霞部、傳號、格古、格桑（康村中的實權派）等所組成的十八格桑決定。霞部由四人組成，任期五年，掌握著寺院內外政治、經濟、軍事和司法大權。一切重大事務雖然要通過十八格桑會議，但實際操縱的是霞部。實際控制了原來理塘德瓦所統治的地區。霞部有一個人常駐拉薩，平時經商，有重要事情則通過他與西藏政府聯繫』「3」。

巴塘地區在歷史上包括冷凱西、德榮、鹽井、三岩等地，由西藏政府派出兩名第巴管理，1905年巴塘第巴被滿清處死後，巴塘便分崩離析，形成目前的幾個縣。本章在敍述時，為便於把握而以目前的劃分為基礎敍述。

而靠近中國的嘉拉王由於在歷史上曾大量雇傭漢人逃亡者種地，因此，這時漢人在當地的勢力大增而無法恢復祖業，從此一蹶不振。除此，還有據說祖先是從果洛遷來的阿須色達以及娘榮的四個千戶（上娘榮嘉日倉、曲果倉、覺窩倉和嘉然吉倉）霍爾五部、傑塘、久巴、貢澤熱巴、木裏等等。

民主改革與藏人的反抗[རྩོམ་སྒྲིག]

1950年，四千餘中共軍隊來到達澤多（康定），其中有巴瓦朋措旺傑，幾個月後，理塘等長江以東各地的首領都收到由中共軍隊毛主任、嘉戎桑傑益西（即天寶）、沙拉寺堪布阿旺嘉措等簽名的通告，並對西藏地方的各個領袖根據其勢力、地位而封官，包括自治區（後改自治州）級和縣級等等，象嘉戎的千戶之一嘉日尼瑪被封為設在達澤多的甘孜人民政府委員，象理塘寺的堪布則被封為甘孜人民政府副主席，另外雍日本、嘉多倉等也都被授予主任或委員等五花八門的各種官職名稱。隨著分封，也要求被封官的上述人員前往達澤多開會，許多藏人沒有去，理塘的嘉多倉和雍日本等當時也沒有去「4」，後來，中共又根據理塘寺統治康區南部的事實專門設立康南辦事處，雍日本再次被任命為辦事處副主任等職，中共剛剛侵入西藏，忙於修築公路和集中精力對付西藏政府，因此對當地藏人給予禮遇。在中國本土來講，當時也是中共剛剛奪取政權後的三年過渡時期，中共甚至容忍一些民主黨派在中共高層任職，是表現較為寬容大度的時期。

1955年5月，達賴喇嘛返回西藏時途經康區，當他們一行來到康區然阿卡時，康區、包括裏塘各部的許多領袖人物也到然阿卡迎接和拜見達賴喇嘛，而西藏『人民會議』的代表阿樂群則也從拉薩專程趕來迎接並上書達賴喇嘛，要求恢復兩位總理的職務，並向當地人民說：『中國人是不會輕易放過我們西藏的，他們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消滅西藏佛教和西藏民族，把藏人全部變成不信教的列寧主義，因此中國是西藏民族和宗教的敵人』等等。

達賴喇嘛離開康區後，中共即開始在康區大張旗鼓的宣傳民主改革，在藏文報紙中詛咒佛祖是反動派等等，開始向西藏的社會制度和宗教開戰，康區的大部分藏人領袖都被中共任命為各種官職，同時接近中國，並有許多人前往中國參觀，耳聞目睹使他們對中共的鎮反和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及對宗教的極端敵視等都有深刻的認識，因此不管僧俗都感到威脅在接近。

當年，裏塘寺的負責者四廈部（為鄉成的色格隆、加瑞額辛、日格金巴和希瑞才旺仁增）召集部民和各地的部落酋長開會，參加會議的還有雍日本、德雄瑪、峨圖等酋長，雍日本是中共南路辦事處主任，他在會上言："中國要的是吃掉我們西藏人，不僅長江和雅江之間的六縣藏人要團結一致，從拉達以下到中國白塔以上吃糌粑的西藏人都要團結起來，否則無法戰勝中國人，為此，要儘量用和平方式解決，但由於事關重大，一是涉及宗教，二是涉及眾生的幸福，三是關係到民族生存，因此，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不管何時，戰爭遲早要發生，這是不可避免的，為此，我們必須做到：一：團結一致，不許內戰，在戰勝中國人之前，不許內部互相爭鬥，違者滅之。二：藏人的軍隊不管去何處，絕對不許搶劫，在農區，除了門口的柴薪和山上的草不要錢而外，不許強取。三：在地方被水淹沒之時，除了寺院由於要放東郭而可以繼續經商而外，其他人暫時不許考慮經商致富，而是要一心抗擊。四：繳獲要歸公，一人奪得兩枝槍，一枝歸公，一枝歸己。五：不管東西南北，何處有敵軍侵入，都要做到相互通風報信』。當時會議並沒有達成一致意見，很多人都認為事態可能不會那麽嚴重。

到1955年底，中國開始動手，當時藏人手中還擁有武器，西藏社會並不禁止私人擁有武器，但這些武器顯然是民改最大的威脅，因此中共的民改首先是從收繳武器開始的。

在實施收繳武器之前，中共為了防止藏人領袖造反而採用中國兵法上的所謂調虎離山計，由於藏人地方領袖根據勢力大小幾乎全部被中共封了官職，因此中共首先於1956年初召集藏人領袖開會，一般中共的會議有兩種，一種是先下後上，即基層開會討論後報上級，上級再開會討論後又上報，如此一直到最高層，而另一種是中央決定，然後一層一層具體落實，不會同時召開會議，但這一次為了將藏人領袖全部一網打盡，中共召集各個級別的幹部同時會議，具體辦法是將區級的集中在縣上，縣級的集中在達澤多（康定），專區級的集中在成都，在這些所謂的上層人物全部被集中控制的同時，中共地方政府開始大張旗鼓地按照一定的定額數組織早已經通過調查選定的社會上的窮人和流浪者和地痞誣賴，這些平時處於社會最低層的人突然被叫去，並給予很高的禮遇和精美的食物，然後告訴他們這個世界要發生變化了，頭人和寺院世世代代壓迫你們，現在我們給你們撐腰，你們要如何如何等等，經過酒精和食物以及被許諾當家作主-----就是當官等的前景，加上一個多月的誘導，那些藏人開始控訴一些被剝削的歷史，真的假的都有，越往後假的越多，當中共以為這些人已經可以是他們依靠的基層力量以後，再把這些人配給中國幹部到各地進行清算，從藏人手中沒收的槍枝和馬匹中一部分發給這些被稱為積極分子的窮人和地痞，並給予他們極高的其實是為所欲為的權力，以此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積極分子或者是民兵的行列，由於這些社會渣滓和最低層者突然獲得極大的權力，因此從剛開始的不習慣很快就發展成為對中國人主子唯命是從，唯唯諾諾，而在藏人同胞面前狂妄肆行的傢伙，也由於他們的暴行使更多的藏人被迫拿起武器，在很多時候，特別是初期將槍枝上繳的地區，奪取民兵手中的武器成了藏人反抗組織的主要武器補給來源，因為這些人大部分除了魚肉鄉里，為非作歹而外，並沒有拼死戰鬥的興趣和勇氣，然而也有不少人則由於無法抗拒宗教的力量和良心的責備而攜槍叛逃加入反抗組織，他們由於知道中共的本性，同時除了拼死一搏而外幾乎不可能被中共原諒，因此他們大都成為最堅定的戰士甚至領導。如此，西藏東部在準備進行民主改革而收繳槍枝之時或收繳槍枝後一兩個月內即與中共爆發了戰鬥，這些戰鬥也拉開了西藏民族為爭取民族自由而進行武裝抗爭的序幕。

德格人布日噶瑪等回憶：『我為中共支運輸差整整三年，期間有一些工資，不是很多。當時中國人正在修建公路，中國人向我們解釋說，以後不僅你們人，連你們的牲畜也將獲得解放，不必再長途運輸了等。

公路修通後，就開始進行民主改革，找了五百名被認為是窮人的人，說以往你們遭受地牧主和寺院的雙重壓迫剝削，你們幾百年來受苦受難，從現在開始，這個歷史將要結束了，共產黨將剝奪富人的財富分給你們，你們將是國家的主人，要當家作主，從現在開始，誰也不用怕，共產黨為你們撐腰做主等等，開會期間每天給他們三頓好飯，中午三點後給酒喝，於是，人人都開始回憶自己被剝削壓迫的故事，當這五百人情緒激昂以後，就分配到小縣（德格王下屬有二十五個縣），配合中國官員，然後開始在各地搜集槍枝、馬匹，收繳槍馬後，又要繳糧，這時，他們的手段已經非常的惡劣殘忍，對一些人隨心所欲地打罵。

這時，理塘打了起來，又要徵調我們民工，我們受不了，27-8個人一起逃到雜曲卡（現石渠一代），沒有首領，大家拿著刀斧，專門找那五百窮人奪槍，第一次就奪得十二枝槍，我們只有一人死亡』』。

當時剛剛從拉薩返回家鄉的丹巴達傑（後來做為沙德部百長加入四水六嶺軍）也談到他們不堪壓迫而從這些積極份子手中奪取武器參加戰門的經過，他回憶說：『我在拉薩還俗後返回家鄉，那時家鄉已經進行了民主改革，槍馬財產等全部收歸中國人所有，只有那些積極份子有槍，是將沒收的藏人槍枝配發給他們，但子彈不多，我家在甘孜縣城附近，姓宗噶，我回來後有一天被公安叫到縣城，要我交出私藏的槍枝，我辯稱沒有，他就說在共產黨領導下好好過的話會有幸福的日子，我也想過平平安安的日子，因此說了一些好話，但不久他們就讓我到中國去學習參觀，說可以免費坐飛機、汽車和輪船，還有吃住等都是免費，回來後要當國家幹部，國家幹部就是到處門人造孽不信因果的那些人，我不願意幹，一個也被我通知和我一起去參觀的對面村莊的欽達倉的女婿更松來找我，問我怎麽辦，我說反正我是不去，他說他也不去，乃決定找為中國人工作的噶讓南加多傑求情，結果還是不准，除了勸說這樣對你有好處，還說這是命令，不去也得去。這樣我和更松商量後決定反了，不久更松就在他們村莊聯絡了近九個人，除了我的弟弟才仁達傑等四個兄弟就是一些親戚，我們兄弟倆各有一支手槍，另有一個人也私藏了一支槍，當時中國工作隊就住在我父親家裏，我因還俗分住，我們決定在我應該啟程前往中國的前一天由我和弟弟裝成回父親家的樣子進去後發動攻擊，其他人躲在後門聽到信號就沖進來，那天我們兄弟倆去時，房子裏只有一個中國人和幾名藏人女幹部，其他人到各村宣傳去了，我們沖進去時沒有人敢於反抗，那個中國人是個老頭，苦苦哀求饒命，看著可憐就沒有打也沒有殺，另有一個平時極為兇狠的女人幹部，是藏人，我們想殺她，後來想到她有孩子就沒有殺，但是割她的鼻子，她哭天叫地的，只是在鼻子上劃了一個傷口就算了，我們奪得兩支步槍和一些子彈，出來見一個藏人幹部在對面屋頂拿槍向我們瞄準，我們沖過去時，他不敢開槍，我們繳了他的槍，商量怎樣懲罰他，最後說割下耳朵，他拼命反抗，說我又沒幹什麽壞事，為什麽要割耳朵？最後也是在耳垂上劃了個小口子說這是警告就離開了，後來才得知他是公安。這時又有三個幹部宣傳完回來，雙方打起來，我的朋友恰城曲布被打死，我們拿著繳獲的武器翻山時，又遇到一個人拿著槍急急忙忙地趕來，凡拿槍的肯定是幹部，他見外面即不敢反抗，也不敢逃，就站在那裏，外面繳了他的槍和僅有的幾發子彈，因為剛剛死了一個人，抱著我不讓殺，只好算了，就這樣，我們九個人都有了槍。對面的攻擊也一樣順利，那些民兵和幹部沒有幾個人敢於反抗』。

據卸任噶倫久欽土登也回憶：『五百窮人在德格學習一個月以後被分到小縣，首先是收繳武器，甚至包括小刀也要收，然後將收繳的槍枝配發一部分給那些窮人，哪些人外出，隨意拉走他們看中的馬，說財產公有，人人有份，然後在漢族幹部指揮下，千方百計收集一些窮人或流浪漢，開始批鬥一些富裕的藏人，要他們說清楚富裕的原因以及八歲以來的情況，然後又組織那些人前往各個鄉村，收繳武器和征糧，於是藏人開始起來造反了，但沒有統一的指揮和組織，各自為戰，以兩、三個人或十幾個人一起逃到山上，然後抽空伏擊等，從開會到發生戰鬥不到兩個月。到處都在打，七、八個月以後，村莊已經全部被敵軍佔領，藏人或躲到山上，或逃往外地，我的家鄉麥秀，藏人起來將敵軍和積極份子的駐地佔領，俘虜八十餘人，打死七名敵軍』。

戰鬥首先於二月底在冷凱西打響，三月初，在理塘發生了規模更大的武裝反抗運動，由此開始了西藏康區乃至於整個西藏的武裝反抗運動。

1956年2月29日，由嘉雲丹、紮凱撒旺領導的藏軍在冷凱西靠近巴塘德達溝（1978年7月，冷凱西縣被撤銷後，德達、列益、茶洛、沙溪、措拉並劃入巴塘縣，其他劃入理塘縣）伏擊敵軍，擊斃25名敵軍，其中排長班長各一名，擊傷敵營長、兩個排長、班長3名為主的25名敵軍，繳獲步槍衝鋒槍卡賓槍以及大量其他的物資等。「5」

德格地區的戰鬥[རྩོམ་སྒྲིག]

在德格，象這樣小規模的戰鬥幾乎到處都是，在白玉薩莽，一個叫朵波的人帶頭反抗，一次殺死21名中共幹部，當時有一個漢人後裔也與他們一道參加戰鬥。戰鬥越來越激烈之時，被軟禁在白玉縣上的藏人領袖則在兩個月後全部乘夜逃歸，然後都參加了反抗組織，但依然是各自回自己的家鄉，各自為戰，因此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敵軍集中優勢兵力，一個村莊一個村莊地剿滅。白玉小縣縣長阿旺格列回憶說他們開會的逃出後，他組織了五十餘人攻擊一股百餘人的敵軍，藏人佔據絕對優勢的地形，打死打傷幾十名敵軍，但被敵軍粘住，敵後續部隊趕來時，他們只好四散奔逃，拉起來的隊伍也就散了，又是各自為戰。然嘉的嘉色布率領打了幾個月，一次他們被敵軍包圍在然嘉雅日庫，他們在山上點燃柏樹，仿佛還在做飯，部隊卻悄悄摸出包圍圈，等敵軍向山頭發起攻擊後，他們從後面攻擊留守人員，打死打傷七、八十人，當時的老百姓謠傳說打死四千餘名敵軍，敵軍聽後氣惱萬分。增巴巴雅布率八、九十騎，到處作戰，死傷慘重。還有昌塔的格澤旺青、董虛秋蒂、嘉秀登秋一段時間必須天天和敵軍交戰，雖然不斷有人加入，但最後依然是損失慘重，只有少數人逃至邊壩，後在邊壩全軍覆沒。白雅的夏仲朋措和阿池布約定同生死，在蔑秀被兩股敵軍包圍，拼死激戰，打了三個日夜，最後兩人陣亡，剩餘的部眾潰散。在佐欽寺，敵軍突然進入寺內，口言談判，卻突然將佐欽仁波齊逮捕，於是，寺僧武裝抗拒，組成敢死隊，沖入寺院內，將退守並擠滿敵軍的拉章點燃，敵軍強制讓佐欽仁波齊換上軍裝後向外突圍，僧兵四面射擊，不幸誤傷佐欽仁波齊，僧兵在奪回佐欽仁波齊以後，將其裝在轎子內撤退，結果在途中圓寂。

在德格嘎林寺，這個薩迦派的寺院組織了一百五十餘騎戰鬥力，在雜曲河邊被包圍後，拼死戰鬥，期間許多僧兵一手拿著佛像，一手高舉長劍，一個接著一個地向敵軍發起自殺式的衝鋒，最後只有十餘人沖出重圍，這十餘人後來也在其他戰鬥中陣亡。由於德格所屬的地域中，江達在長江以西，尚未民改，色須由於是牧業地區而也沒有實行民改，因此，德格地區的反抗具有分散、規模小、數量多的特點，這些特點決定了敵軍在不長的時間內征服了德格全境，據前西藏政府首席部長久欽土登介紹：『在德格藏人反抗後約四、五個月，德格王子逃到河西德格的轄地中，在頗章內只留了一個王后從囊謙帶來的管家（德格王后是囊謙王的女兒），王子到江西後，在江達開了許多的會議，後逃至江達的佐普，一路繞行到查烏拉後又返回江達，住在波勒一懸崖角下的山洞中，在那裏組織抵抗，南瓊布率部作戰，在殺死一些敵人後陣亡，一直到一九五八年為止，其後因在江達難於立足而通過類烏齊至邊壩，後在邊壩被俘』。總之，江東德格藏人由於德格王室和沙格等都沒有挺身而出領導人民的反抗運動，官員或自保逃命，或與敵軍合作，從而使當地的反抗運動始終處於與敵軍接觸後即紛紛逃往北方牧區或江西江達，沒有能夠象巴塘、理塘那樣形成強有力的反抗力量。

在巴塘的戰鬥[རྩོམ་སྒྲིག]

1956年，中共在巴塘進行民主改革的第一步，即收繳槍枝，當時宣稱國家已經非常安穩，私人不必要收藏武器，將武器交上來等等。藏人不願繳槍，不說那是財富的象徵，即使對中共不信任，也使他們不想繳槍以免束手待斃。何況中共已經明確的說出了他們下一步想要幹什麽。

在巴塘，中共也已經開始行動，他們先把巴塘縣所屬頭面人物三百余人召集到縣上以開會名義扣留以後再強制他們下令部屬收繳槍枝，同時派出人員直接向民間收繳槍枝，也許中共根據他們的階級鬥爭理論，認為沒有頭面人物組織，藏人將會順利交出槍枝，但沒有想到卻遭到藏人最激烈的反抗。

最後藏人在沒有去開會的澤納堅贊（副縣長）和果瓦強佐·秋沛（甯瑪派卓瓦寺僧人）的領導下組織了三千余人的藏軍於1956年3月21日開始從東南西三面直逼敵駐軍。當時幾千名藏軍中，俗人的總指揮是澤納堅贊，僧兵的總指揮是果瓦強佐·秋沛，當然除了名義上而外，藏軍並沒有形成一支真正有組織的統一軍隊，藏軍中有許多的僧兵，如巴塘寺有1200人，孜則寺有700--800名僧人，卓瓦寺有600-700僧，洛松紮倉有1200人左右，哈讓喀寺有200僧左右，這些僧人中除老幼以外基本上都參加了戰鬥，參戰的俗人就更多，因此藏軍聲勢頗壯。

而當時敵軍在巴塘已經收縮到縣城一帶，並在巴塘縣城修築了十二處陣地，這些陣地大部分陸續被藏軍攻破，其中圍攻位於覺安雪（小八村）的敵守軍時，戰事極為激烈，藏軍不停地發動攻擊，敵在覺安雪堅守陣地，最後藏軍由八人組成的敢死隊帶頭進行突擊，經過一天一夜的激戰，藏軍逼近敵軍陣地，傍晚開始藏軍用斧頭、鎬頭挖敵軍陣地的牆壁（門都堵死，砌了牆），拂曉時分挖破牆壁，藏軍茲巫的喀薩阿松第一個沖進去展開激戰，擊斃敵軍軍官馬天華，馬天華部除極少數可能逃回主陣地而外其餘全部被消滅。藏軍方面八名敢死隊員中六人陣亡殉國，另有其他傷亡。戰鬥中傷亡最多的是僧兵。

最後敵軍殘餘據守的只有在縣城中央的那個嘉糠（即王宮，是原來巴塘王的府邸，人民公社時成為巴塘商業局最大的倉庫和物資基地，七十年代末期毀於火災），其他全部被藏軍攻破。嘉糠中儲存有大量的武器彈藥，如果採取火攻是比較容易攻破的，但由於在嘉糠的敵守軍扣押著前去開會的三百名頭面人物做為人質，藏軍不敢放火焚燒，又沒有任何功堅武器，所以在遭受一些損失以後只好採取圍困的戰術，前後十幾天，圍困在嘉糠裏的敵軍和三百余名藏人由於沒水喝雖掘地三丈仍不見水，最後只好取糞池內的尿水，加上茶葉熬煮後喝下去。藏軍喊話要敵軍出來投降，並威脅說否則將要放火焚燒。第二天（1956年3月29日「6」）就有敵軍飛機前來增援進行轟炸，只有一架，在嘉糠四周藏人陣地和日堆噶果村（是附近農田的水源地）、嘉頗頂（架炮頂）、巴塘秋德寺扔炸彈；第二天是兩架敵機，轟炸市鎮中心，幸好沒有造成太大的傷亡。第三天，來了敵機三架，丟下一個大包，大包在空中散開，接著就有無數傳單飄下來，傳單中寫著：「你們還是回去，既往不咎，否則一顆炸彈就可將你們巴塘夷為平地」以及「是否需要民改，是否收繳槍枝可以商量」等等。

三架敵機邊扔傳單邊向整個巴塘縣城和附近村莊、藏軍陣地狂轟濫掃，從那天開始，敵軍連續幾天前來轟炸，炸的巴塘地區縣城和村莊到處是殘牆斷壁，藏人更是死傷累累，巴塘秋德寺則幾乎完全被摧毀，敵軍掃射出來的子彈彈頭都是半尺長的，打的地面上塵土飛揚，遮天蔽日。炸單威力就更強了，爆炸後四處紛飛的彈片可以把碗口粗的樹幹象削黃油一樣削掉，地面則是一片焦黑。有些沒有爆炸的炸彈，大的即使幾個人都推不動。

面對敵軍堡壘久攻不下，加上敵軍的狂轟濫炸，許多藏軍開始陸續退出戰鬥。

當時參戰的各部軍隊除了上述的僧兵，還有珠迦（長江後面）四翼（約320人）、堆喀六翼（多擦有約50人、宗咱和徐波各有約125人、仁布約125、雅日岡和布日岡各有約125人）堆德秀登巴（冷卡雪一帶的，有不少英式步槍，有很多人，不知具體數字）、仄巫（125人）等幾乎全部部落都多少不等地有人前來參戰，巴塘縣城和附近村莊的青壯男人幾乎全部參加戰鬥，人數就更多。但這幾千名僧俗藏軍由於不敵狂轟濫炸，開始四散奔逃，不久敵援軍亦至，巴塘之圍由是告解。

敵增援部隊趕到並佔據巴塘縣城後，乃將三百名與會的頭面人物放回，他們無一例外地在放回來之前向中共保證說服各自親戚朋友和所屬地區的武器集中上繳，絕不讓人民頑抗等等。

他們回來後，人民仍然不肯繳槍，但大部分人民也沒有主動出擊，而是各自待在家中過日子，很多藏人由於要民主改革，牲畜將要歸公而大量宰殺，到處充滿不安。

不久，一名敵軍官叫林東昌（音）的率五十余人到宗咱徐波地方推行民主改革，結果在得榮與許波之間的一險要處遭到增納秋澤、比根班次（兩人為負責指揮的軍官）、瓦雪阿旺、孜噶嘎桑等部五十餘人的伏擊，敵軍除林東昌（音）等三人漏網而外，其餘全數被殲。藏軍無一人傷亡，奪得一挺機槍、五枝衝鋒槍和其他槍枝幾十枝。據說林東昌的身上綁著兩個噶當寶塔。

這次戰鬥是藏軍退出巴塘以後的第一次戰鬥，這次戰鬥以後，藏人又改變了巴塘之戰以來渙散的面貌，又以村落為單位組織軍隊開始在各個山口阻擊過往的敵軍，雙方戰事又趨激烈。巴塘各地到處都有20--50人不等的藏軍又開始各自為戰，到處都在發生戰鬥，敵軍也四處出擊，藏軍則尋隙出擊。

1957年2月，敵軍在多次去信勸冷凱西瓦嘉雲丹等和談投降未遂後，決心消滅嘉雲丹部。當時敵軍偵知嘉雲丹部駐紮在曲嘎寺，乃直撲過來，當時一部分藏軍在紮凱撒旺領導下正準備於次日襲擊敵軍運輸部隊而集中在上德達，2月10日拂曉正好與敵軍接觸，藏軍突圍不成，退守房內挖槍眼抵抗，敵軍多次勸降均遭藏軍拒絕，敵軍首先爆破外沿房屋，藏軍由於不知道炸藥爆破的道理，未予防備，致使遭受損失。敵軍再次勸降，仍為藏軍拒絕，敵軍連續爆破八次，摧毀許多藏軍據守的房屋，並向藏軍據守的陣地投擲燃燒彈，在敵軍優勢兵力的攻擊下，部分藏軍試圖突圍，結果在敵軍火力下全部陣亡。如此戰鬥持續了十七個小時以後藏軍在彈盡援絕的情況下，部分投降，部分自殺。首領紮凱撒旺也被俘虜。「7」

藏軍雖然不時遭到上述這樣的損失，但總的來說，由於藏軍佔據險要地形，而且敵軍無法瞭解藏軍的行蹤，所以一般都是藏軍佔優勢。

恰成然達的布貢曲果地方，由降貢秋紮率部殲滅一部敵軍，奪得兩支手槍、幾枝衝鋒槍等一些武器。孜則寺（因位於仁波而又叫仁波寺）的一些僧兵在恰成碧學的布責地方與敵激戰，給敵軍造成許多的傷亡，奪得一些武器彈藥。在這次戰鬥中對敵軍造成的傷亡中，有40余名敵軍傷患需要轉移到得榮，藏軍得知此消息後決定伏擊之，據當時參加了這次戰鬥的巴塘人曩喀噶桑列登回憶：『我們在距離德榮很近的音達頂根據地形以二十、四十、五十人等為單位部署在各個有利地形上設伏等候敵軍，結果沒有想到來了四百餘名敵軍，我們仍然按照原定計劃向敵軍發起攻擊，給予敵軍很大的傷亡，奪得機槍兩挺及其它槍枝近四十枝，而藏軍只有八人陣亡，即中心絨的布丁阿江、帕紮堆、夏耶多傑和地巫的達巴秋紮、東律洛桑、岡頂紮西、紮繞秋紮以及宗咱的囊日紮多等，傷者則很多，這是一個很大的戰鬥，打的很激烈，可以說是從巴塘之戰以來最激烈的一次戰鬥』。

一次聽說敵軍要從距離孜則紮倉不遠的德莫壩子通過，於是孜則紮倉的僧兵和附近各個村莊的藏軍紛紛趕往德莫壩子進行阻擊，遂與敵軍發生激戰，戰鬥中藏軍頑強抗擊，敵軍死傷慘重，僅軍官就有五人被打死，其中有一名軍官職務很高，其屍體也不象其他敵軍陣亡將士就地掩埋或是運回巴塘掩埋，而是直接運回中國本土。當時有一個叫澤巫夏阿松的藏軍傷患在者都（現屬於恰成）養傷，其母前來照料，據他母親講，戰鬥結束後，敵軍駐紮在藏人村莊，其中僅一戶藏人院中，就堆積了193具敵軍屍體。這次戰鬥中，藏軍陣亡至少有三十三人，德喀修珠（六翼）中的宗咱慕容巴瑪家三個兒子、宗巴百長索南才仁、昌木百長紮登貢波、額秀夏瓦、仁波紮頂嘎桑堅贊、澤巫喀薩多傑、熱思貢巴貢秋等許多軍官和指揮人員均在這次的戰鬥中陣亡。

這次戰鬥以後近一年來，敵軍再也不肯出來，只是龜縮在據點內，都是藏人四處攻擊、伏擊敵軍。除了少數點線，整個巴塘地方基本上處於藏軍的控制下。

一九五八年，中國軍隊從四面八方大量湧來，各個山口和山頭、村莊均佈滿中國人，戰鬥空前慘烈，藏人軍隊不斷被包圍消滅，這時候，幾乎每天都要交戰，藏人在巴塘地區及其四周地區疲於奔命地對付敵軍的奔襲包圍，很多時候一股藏軍被包圍，經過激戰部份人突圍而出，這些突圍出去的在與其他突圍出來的藏軍組成新的軍隊，繼續應付敵軍四面八方的攻擊包圍，但他們的感覺是到處都有中國軍隊。據巴塘人曩喀噶桑列登回憶：『當時巴塘的情況是，珠嘉四翼和珠堆六翼所屬二十五個村莊和寺院的藏軍都選澤納堅贊為俗兵的總指揮，卓瓦寺的果瓦強澤為僧兵總指揮，覺林頓珠為敵前指揮官，下屬有眾多的百長，我屬於百長噶古索南和軍官納峻品迭，這些只是我們那一帶的，還不包括其他大部份巴塘地區，以往我們之間內部互相有一些衝突，但中國軍隊侵入後，我們就全部放棄前嫌，聯合起來對抗中國軍隊。我們的軍官還有克堆達瓦秋紮、憋色祥巴、德薩金巴等。我們各自分散在山上與敵軍展開遊擊戰。

一次我們一部二百餘人與納峻品迭一起前往中木一帶，準備阻擊從德榮方向來的敵軍，結果敵軍從無路的密林中穿過去，到了大約二十公里以外的熱思村，有個叫貢巴央金的女人跑來告訴我們才知道敵軍已經到了我們的後方。因我們只是在各個路口山頭設有警戒哨，也沒有發現敵軍過去。我們家鄉如有人學雞鳴叫，即表示中國人來了，我的家在熱思，敵軍趕到時，我老婆聽到雞叫報警，草草披了一件衣服就逃亡了。

我們一百七十餘名退守到長江邊，決心背水一戰，子彈打完就跳河自殺，這時敵軍卻不來攻擊，反而派出親友前來勸降，表示『只要投降，交出槍枝就既往不咎，』『你們不要睡在地面上，容易得風濕病，』『你們逃是無處可逃了，還是早點投降為好，自動投降還可以分發土地和牲畜，如果不是自動投降就什麽也沒有』『誰先來投順就有特殊優待，每人分三大包茶葉』等等，我親友中也有五、六個人前來勸我投降，說這樣對雙方好，即可以得到土地，又可以保全面子，何樂而不為等。由是人心渙散，人們一則擔心會連累家人，再則眼看沒有獲勝的希望，因此很多人選擇了投降，我和另外幾個人拒絕投降，我們熱思村除了我以外都繳槍回去了。我們幾個不繳槍投降的抽空逃離後向拉薩方向走，後在邊壩加入了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那些擔心連累家人而繳槍者後來有許多逃到拉薩等地加入遊擊隊』。「8」

另據中文資料記載，1958年春，中共組織兩個團的正規軍和地方部隊圍攻巴塘南部現中咱和中心戎一帶的藏人，中國軍隊以兩個團為主力，分別從德榮和巴塘縣城向中咱和中心戎兩面夾擊，1954年四月，敵軍控制了長江沿線及船隻等，目的在於阻止藏人撤到江西或江西藏人前來支援，當地藏軍千餘人在額巴秋佩、茨郎吉村的指揮下，修築工事，與德榮的藏軍隆忠然章進行聯合，積極準備迎敵，但因藏軍分散各地，互相無法聯繫或協同作戰，因此4月18日，隆忠然章部藏軍在德榮魚柏（與巴塘貢波鄉龍美村相鄰）與敵軍接觸後，藏軍在傷亡幾百人以後敗退潰散。由此敵軍直攻底巫且敵軍數量龐大，精心部署，互相配合，藏軍因此感到左右前後到處是敵人的感覺，因不能相顧而紛紛退入山中，茨郎吉村等十於人於4月15日越過長江轉移到江西。次郎芹則和莎貢秋麥率領的藏軍據守伍波寺抵抗，4月22日，敵軍包圍伍波寺，面對藏人的反抗，敵軍用爆破的方式逐漸摧毀藏人據守的房屋，造成藏軍較大的傷亡。當晚百余藏人潰圍而出。

額巴秋佩也於4月24日在雅日貢中和橋中伏陣亡。其他藏人或竄伏山中繼續反抗，或被迫投降。

德榮的反抗[རྩོམ་སྒྲིག]

在巴塘和理塘以南是德榮和恰成等，德榮有五個宗(類似縣)和七座寺院，五個宗是喀君宗宗本(縣長)叫登本·秋則（『登本』是西藏政府任命的）、巴日玉噶宗宗本(名字不詳)、布多達納宗宗本柏佐、格秀堂喀宗宗本益西額珠、色雄宗宗本慈成額珠。七座寺院中四個格魯派、一個寧瑪派、兩個噶舉派。

1956年初（另據德榮丹增的回憶，在猴年藏曆一月），中共將五個宗本召集到縣上開會以後，從每個村子召集四、五個人，集中以後學習，然後宣佈將要進行民改，中共解釋說民改就是不許擁有傭人，不許有太多的土地，寺院不得接受供養，不得裝神弄鬼，個人財產不會動。中共還警告藏人：『民改最好是和平進行，否則對你們不利』等等，接著就是收繳槍枝武器，期間也說，除了收繳武器而外不會有任何事情等等，但結果還是打了起來，對此，據丹增降巴回憶說：『羊年十二月十五日(西曆應在1956年初)起兵與中國軍隊交戰的，起因是四、五十名中國人來我們家鄉組織召開批鬥會，於是就造反了。是由希蔑百長、牙珠百長、夏榮百長等三百長領頭的。打了三年，到五八年才正式實施民改。』（據德榮丹增回憶，由於幾個宗本告訴人民在中國本土搗毀寺院的情況，中國人也說宗教是騙人的，以後不許寺院接受人民的供養，因為那是剝削，不勞而獲等，寺院不讓接受供養就沒有辦法維持，佛教就要滅亡，這是誰都知道的，所以人民決心反抗，反抗的動機主要是宗教信仰，而且是除了縣城而外，其他的藏人全部造反了），藏人造反後，將在當地的四、五十名中國人圍在縣城內，由於敵軍據守陣地，決不出戰，藏軍仍然由於沒有任何重武器和爆破工具而束手無策，期間，中共以開會的名義逮捕的五名宗本，在一間房子中被中共集體處決。後來，敵援軍趕至，藏軍只好退兵，開始在鄉下打遊擊。

五個宗本被集體處決後，中共派來一批人，不斷地向藏人宣稱五名宗本被殺是錯誤的，並稱已經將兩個殺人犯關進了監獄等，藏人卻完全不相信，認為是在信口雌黃，他們奉命殺宗本，怎麽會被關進監獄？而且後來藏人也聽說其實根本就沒有追查兇手，只是找來兩個人，讓他們住在一間房內不要出來，僅此而已。

戰鬥從猴年（1956年）開始不停的進行，從狗年（1958年）開始，藏軍已經是彈盡糧絕，只好將部隊分散成許多的小股，在各地打遊擊。

丹增降巴回憶說：『在我們那裏，甲本(百長)就是帶兵官，夏榮百長甚為年輕，在三個百長中，領頭的主要是希蔑百長。我是百姓，當時參加反抗的僧俗都有，我所屬的軍官就是希蔑百長，希蔑不是原來就有百長的官職，而是當時臨時任命的軍官。後來，在往拉薩方向逃時，希蔑百長在半路上陣亡。當時男人幾乎都參加了戰鬥，我家的鄰居童仁丹增，已經是五、六十歲的人了，打不了仗，但中國人仍把他也關進監獄，後來也死在監獄中。』

有關德榮宗的戰鬥經過我們所知不多，雖然全縣的男人幾乎都參加了戰鬥，但大部分人在戰鬥結束時已經不在人世或被俘入獄，逃到印度的極少。因此，我們只能根據丹增降巴就其所部之極為簡略的回憶一窺德榮的反抗史，據丹增降巴回憶『猴年，在一叫塞查堂的地方我們與中國人交戰，我軍陣亡十八人，其中兩人是彈盡後砸槍投河而死的。半夜，我們前往戰場時，到處都是鮮血，我們救活還未死的三名藏人傷患，敵軍被打死多少我就不知道了，因為敵軍的屍體已經被他們運走了。那時我們有二百餘戰鬥力。』

猴年，在格日堂噶，我們與一股敵軍激戰，敵另一股繞到了我們的背後，於是雙方在那裏打了一場惡戰，我躲在山洞中，敵死傷慘重，死了差不多有二三百人，我方死傷不過二十七、八人而已，我們一共有八、九十人，敵一共有三百餘人，三名藏人負傷被俘，其中一人在傷好後從中國人的關押下逃出至印度。

在格日塘噶，雙方死了幾百人，後來人們說那地方是鬼域，夜不敢行。當天我們打死許多的中國人，可以說我軍獲勝了。我軍雖首先逃出，但那是在大量殺傷敵人後才逃的。那些仗都是在猴年打的。

也是猴年，在松永地方，天未亮我們就和敵人交戰，藏人有八人陣亡，我軍未予敵很大的殺傷，但兩股敵軍誤會，相互投手榴彈，我軍在敵誤會中退出戰鬥，在退出時不僅帶出了陣亡八人的槍枝，還奪得敵四枝槍。當時我們有六、七十人，敵軍在二百人左右，是從恰城過來時我們在半路伏擊的。

在宗雄榮，我軍又打了一次勝仗，我軍奪得大炮兩門，四挺機槍，另有許多的槍枝。但最後給我們朵倉(一個開夥單位)只給了兩枝槍，我們有十四個人。其他槍枝都叫他們一些當官的給拿走了，當時的軍官是夏榮百長。如此，我們在各地打遊擊，在家鄉整整打了三年，狗年藏曆一月十五日，我們彈盡糧絕，只好外逃，逃至查瓦戎，住在貢嘎喇嘛的地盤上。貢嘎喇嘛當時在拉薩，在查喀，不久就聚起了七、八十名貢責惹巴人和七、八百名久巴人，後來又陸續增加了許多，久巴部的軍官是牙貢巴和康貢巴(牙貢巴、康貢巴均是姓氏)。我們到查瓦戎後又返回德榮打了幾下，是騷擾一下然後再逃回，當時查卡洛的人民已經在準備和中國人交戰，但貢嘎喇嘛在拉薩，我們欲去投奔普巴本，得知他們也缺少糧食供應，故未去。

不久，貢責惹巴又來了七、八十人，久巴有七、八百人，到後來來得就更多了。後敵分八路前來圍剿察雅、查卡洛、阿岡等地，於是整個地方消煙彌漫，到處都在交戰，敵人太多，藏人打不過，逃到雜域，敵又緊隨其後追至。又逃，我們在前逃，敵在後面尾追，和我們在一起的更多的是毫無戰鬥力的逃難之人，我們留一部分在後面阻擊，一部分前行，結果先行的那批人也在前面遇到敵軍，希蔑百長被圍在一山洞內，他表示願向敵人投降，敵軍官很高興，從隱蔽處現出身來，希蔑百長遂殺那名敵軍官，後被其他敵軍打死。

因到處是敵人，也真不知該怎麽打才好。於是人們開始越過怒江向西奔逃，我們一行三百餘人，還有二、三十名巴塘人，一百三十余德榮人、久巴很多，有七、八百人。貢責惹巴逃脫的不過二、三十人而已。我們三百餘人從家鄉開始，連續過了長江、怒江、瀾滄江，途中多有失散，後僅有六、七十人至查瓦額貢寺。這時已在查瓦上部地區了，繼續至碩般多時，藏曆十月正好安珠貢保紮西至，遂隨之到了印度。

德榮當時有許多部，我部有百餘人，後增加到二百餘人，越來越多。

邦特宗的聽說也有二百餘人，如此的還有許多，在整個德榮到處都在打仗。我說的僅僅是我們一部的事，因為大家無法集中在一塊，集中起來就沒有吃的。

另據巴塘人曩喀噶桑列登回憶：『德榮以往本來是屬於巴塘的，其中有個格魯派寺院叫龍榮寺（lhungbzng），他們的一些僧兵來到一個叫碧忠貢的地方，結果被敵軍包圍在一間房子內，結果雙方發生激戰，敵軍本來以為又是一群沒有反抗能力的所謂的叛匪，想要輕鬆的消滅藏軍，其實僧兵早已經獲得人民的報告，知道敵軍要來突襲他們，因此嚴陣以待，敵軍想要突襲，沒有想到反而被僧兵打得一敗塗地，敵軍被打死一百余名，其餘狼狽逃回，僧兵死傷不過幾個而已』。

娘榮的反抗運動[རྩོམ་སྒྲིག]

娘榮有四個千戶，上娘榮嘉日倉、曲果倉、覺窩倉和嘉然吉倉。1956年初，嘉戎的四個千戶和66個代本全部被中共授予各種官職，這時全部以開會名義被中國人軟禁，新年時，嘉日部的代本紮瓦尼瑪因年老未去開會，一日，曲瑪囊的敵軍傳紮瓦尼瑪前去，先是徵調大量的食物，紮瓦尼瑪說明部屬貧窮，難於支應如此眾多糧食時，敵軍又要他登記部屬的槍枝、馬匹數量，紮瓦尼瑪表示自己有三枝槍，十五匹馬，願意交出，請求不被批鬥。敵軍表示可以，他回來後，已有七名敵軍前來住在附近一叫仲麥家的房子內，紮瓦尼瑪妻子出去背水，兩個敵兵在後面追趕，並問奶子痛否等進行調戲。後來，敵軍不停的要紮瓦尼瑪去參加會議，他已經預感到不能參加會議，堅決拒絕，在此之前，紮瓦尼瑪的大舅子等許多人早已經逃到山上，當晚，紮瓦尼瑪召集在山上的十餘人，決定攻擊村裏的敵軍，當時，村裏只有三名中共幹部，一個當官的，一個隨從，一個翻譯，當紮瓦尼瑪他們摸向敵軍官時，敵軍官發覺而跳樓逃跑時腿被摔斷，紮瓦尼瑪上前開槍擊傷，其他人接著圍上來亂槍擊斃，另外兩名敵幹部馬上投降，翻譯都系諾布是當地人，那個隨從自稱是成都人，被強征入伍等，最後也予釋放，並命令那些積極分子把中國人的屍體扔到河裏，宣佈從此與中國人交戰，三個村莊（阿金囊、阿塞囊和嘉辛）當即有六、七十名壯丁回應，次日，他們前去圍攻在曲瑪囊的敵軍兵營。

就在這時，千戶嘉日尼瑪由於被軟禁在成都，嘉日尼瑪的妻子多傑玉仲和侄子阿日率所部十餘人也和在然洛的敵軍互相射擊，阿日是在開會宣佈民改時逃到山上，多傑玉仲也率十幾個人逃到山上，然後回過頭來攻擊在然洛的敵軍，敵軍有不小的傷亡，另有一個叫楚雅智古的喇嘛也率色巴貢巴人攻擊敵軍（喇嘛楚雅智古後來被俘後被槍殺），於是，敵軍紛紛逃回縣城內，在曲瑪囊之張團長部敵軍也連夜撤回縣城，整個娘榮縣，除了縣城而外，其他都是藏人的天下，同樣敵軍撤回後，各地的藏人都起兵，集中在娘榮縣城周圍圍攻縣城，一個月後，那些被軟禁的首領全部被放回。

有關藏人領袖被放回的經過，據娘榮阿丁的回憶錄記載：『1956年底，中共組織的少數民族慰問團從北京來到達澤多（康定），帶隊的是中共中央委員王洛（音）和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劉改平，他們到達澤多以後，然後和甘孜自治地區的一些官員和部分中國幹部分別派到各縣，派到娘榮縣的代表團中有中央公安部的一名官員，中國軍委的一名軍官等人，他們召集娘榮宗剩餘的官員、喇嘛和人民開會，會上宣佈，今年的民主改革應該是通過和平、溫和的方式進行，但由於執行的幹部們方式不當而產生了許多的錯誤，這是不對的，因此，毛主席知道你們少數民族有困難而派我們帶著糧食布匹前來慰問你們。民主改革沒有能夠和平地進行是幹部的錯誤，是地方領導犯的錯誤等對縣領導頻頻進行批評，縣黨委郭書記（音）三十歲左右，精明而又忠誠，他在接受批評時，不斷聲稱是我們沒有執行好黨的政策，是我們的錯誤等，他在承認錯誤時看不到一點恐懼的樣子。另一個實權人物是公安局的郭局長（音），郭局長45歲左右，忠誠而又憨直，不識字，他堅持不是基層的錯誤，說一切都是向上彙報後批准執行的，結果慰問團說，即使批准了，彙報和批准的都有錯誤，但公安局長一直不服氣，說不是他們的錯誤，接著，慰問團向人民分發麵粉，數量龐大，根據家庭人口數，每家每戶都得到三至五袋麵粉，還有部分布匹，對上層人物則是一匹一匹地送，如此的大量贈送等前後一個多月，在此期間，耳不聞民改或批鬥叫囂聲，我們也以為真的要改變了……但慰問團走後，所說的那些話不僅沒有一句兌現，而且情況更趨惡劣…』。

這次的慰問團可能是由於中共沒有想到藏人會有如此激烈的反應而採取的撫慰措施，為了使撫慰真正起到作用，中共將原來以為可能最反對民主改革而以詐術軟禁起來的地方領袖放回來，企圖由此化解，這一段時間（一般回憶是1956年底）應該是達賴喇嘛訪問印度期間或是中共決定停止民改並允許達賴喇嘛前往印度的那一段，但中共的慰問或撫慰政策除了使尚未開始進行民主改革的青海和四川阿壩等地不再造反而外，對已經起兵與中共軍隊作戰的長江以東大部分地區並沒有產生任何預期的效果，西藏人不僅沒有停止戰鬥，而且那些僥倖得脫的藏人領袖大都利用這個機會參加了反抗組織，並成為反抗組織中最堅決的領導人物。據當時和慰問團一起返回家鄉的娘榮上部千戶長嘉日尼瑪回憶：『家鄉打起來後，中國北京民族事務委員會的劉改平和西南局的王維舟領我們一起前往各縣，派我去家鄉講話，勸導家鄉人，我回來後就逃脫上山了，不僅僅我一個人，大部分逃脫的都參加了反抗組織，我是五八年左右向拉薩逃去的。之前，藏人內部有一些討論，準備起兵，其中有喇嘛久美丹增、赤巴桑傑、阿邦以及十八部曲果布阿增、童夏尼瑪、卓阿佩、索南旺青、紮瓦尼瑪、甯蔑智古等等』。

藏人在圍攻縣城時，敵援軍趕來，藏人在地勢險要處兩頭由有槍之青壯把守，中間堆壘木滾石，敵至則由婦女老弱將壘木滾石放下，就有許多敵軍被砸死砸傷和沖入大江內，由於險要地形完全為藏軍佔據，敵軍為免落入伏擊圈而專走山脊爬雪山，一路死傷累累，但敵軍仍不顧一切向前推進，終於沖入縣城與守軍會合，藏軍則由此潰散四處，各自為戰，相持戰鬥一年多以後，敵軍已經佔據了大部分村寨，藏人雖然可以突襲民兵來奪取槍枝或伏擊敵軍，但藏人的活動範圍越來越小，在難於支撐的情況下，藏軍紛紛向西北逃亡。

據松廓瓦次成回憶，當時在娘榮有個獨眼的敵軍連長，藏人稱之為「狗眼連長」，因為傳說他安裝了狗眼，他在娘榮四處領兵攻擊藏人甚為猖獗，結果在雜庫被丹瑪智錄和曾納阿噶率領的藏軍擊斃。

傑塘地區的反抗[རྩོམ་སྒྲིག]

傑塘，藏人一般所謂的傑塘，包括貢責惹巴(即德欽，約在長江以西)，久巴（山之東即中甸）；由於中共侵入初期，就有藏人與中共進行戰鬥，因此，中國軍隊在迪欽從一開始就實行軍事佔領，後來對抗的藏人雖然放下武器和中國人合作，但雙方的敵對一直較嚴重，在整個西藏，民主改革進行的最早的就是迪欽，剛開始，藏人並沒有造反，當民主改革深入，藏人才感到受不了而開始進行反抗，其中迪欽幫波寺有一比丘僧，其家族名為雍巴央，因此人們稱他為雍巴央比丘，他是最早的組織者之一，他當時聯絡了大約五、六十人在一個叫聶塘佐登的地方秘密聚會，因為當時中共已經在各個村莊收羅一些無知藏人或敗類建立了民兵組織或積極分子組織，在聚會上，大家一致覺得在中共統治下實在是難於熬下去，只有起來拼死一搏了，由於事不密，敵軍前來追捕，負責警戒的人發現敵軍後緊急前來報告，大家於是全部逃入崇山密林中，與此同時，迪欽各地的藏人也紛紛起兵反抗，反抗的方式大部分是先逃到山上組成遊擊隊，然後反擊，當時迪欽各地的遊擊隊象雨後的春筍般在各地紛紛興起，其中比較著名的除了上述雍巴央比丘(約五四年左右在宏土寺附近陣亡，一年後果聶丹巴也死在這一帶，中共一直要活捉雍巴央比丘，他陣亡後中國人還不知他已死，幾年後還在到處追查)，還有查日頂貢波、貢聶丹巴、牙忒巴章(從拉薩返回時，在半途陣亡，其子久巴紮西，現在印度達拉威色)、堂牙巴同(在貢則林頓竹林寺下麵，最先陣亡)、熱振僧噶(是雜域僧人，與西藏議會議長桑東仁波齊一個寺院，寺院叫迪欽寺，他後來逃到查瓦戎、昌都等地又返回，至六四年左右死在西藏與印度邊界上。他是一個高個子，原曾為熱振王的僧噶)等領導的遊擊隊，這些遊擊隊都自稱是護教志願軍，後來西藏各地的反抗軍均自稱是某某護教志願軍，這護教志願軍的名稱首先就是從迪欽和理塘等地的反抗軍開始的。

這些遊擊隊剛開始一般都是由十幾個或幾十個人組成，然後隨著投奔者絡繹不絕，這些遊擊隊也迅速壯大，同時在戰鬥中也不斷有大量的人員傷亡，這種此起彼伏的遊擊戰爭迅速地波及到迪欽和附近地區，因為很多的遊擊隊為了避開敵軍的圍剿而轉移到附近地區，然後再從那裏出擊家鄉，中共軍隊在戰場遭受失敗時，就會鼓動那些積極分子迫害護教軍官兵的家屬，這些家屬投訴到在山上的護教軍，護教軍於是偷襲這些幹部和積極分子，相互之間進行著殘酷的撕殺。

久巴嘉松回憶：『查日塘是我們的家鄉，地方頭官叫白瑟貢波，地方現在叫德欽縣，現劃並中國雲南，在雜曲河對岸也有我們部落的屬地，叫查日頂，雍巴央比丘上山後，由於敵軍佔據各地，我們地方也由白瑟貢波帶頭組成了護教軍，當時我外出為八諾布多傑趕騾幫掙錢，山上的護教軍沖下山，殺了許多幹部和積極分子後我剛好回到家中，從達仲秀到家鄉，一路上到處是屍體，回家後，中共不讓我再外出，一定要我當民兵，我父親叫我趕緊走，我乃逃出…』當時眾多的久巴和貢澤熱巴（現迪欽州境內）人逃出迪欽，在長江以西駐紮後不時返回家鄉發動攻擊。

當時為了護衛佛教和自由與權利，藏人付出了極大的代價，由於迪欽和江東康區靠近中國的地方，曾經有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傳入，當時的一些民族志士也被共產主義的理論所吸引而在那一帶建立了西藏共產黨，甚至有一些藏人武裝在西藏共產黨的影響下投靠中共，這些共產黨員開始可能以為憑著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有關民族自決以及工人沒有祖國的概念，中共會幫助西藏人民擺脫原有的落後統治制度而建設新的政權，他們根據共產主義理論所想像的美好的未來而選擇了與中共的合作（其中一些人由於不承認是中國共產黨而遭到殘酷的肅清，這是後話，暫且不表），因此這些西藏共產黨的一些成員和無賴地痞等這時也助紂為虐，殘害自己的同胞，從而上演了許多令人扼腕的同胞骨肉相殘的悲劇，其中著名的遊擊隊領袖熱振僧嘎有兩個弟弟在為中國人效勞，是中共的幹部，他們不斷的聲言要殺死熱振僧噶，熱振僧噶也要殺死他的兩個弟弟，後在橋頭相遇，雙方決戰，熱振僧噶說：『我是哥哥，你倆是我的弟弟，今天我們卻要在這裏自相殘殺，但你們是佛教的敵人，我消滅你們是為了保衛神聖的佛教，所以我是正義的，故我即使死了也絕不後悔，可以讓你倆先動手』。兩個弟弟即向其攻擊，於是雙方在橋頭格鬥，熱振將他的兩個弟弟全部殺死了，並說：『我殺的是佛法之敵』。

逃亡到長江以西的許多久巴和貢澤熱巴人一直在長江兩岸活動，如麻西魯松一直在迪欽抗擊中國軍隊，後來退到察瓦戎以後，和當地人民一起組織軍隊抗擊中國軍隊，後來由於敵軍佔據村寨，將他們困在深山老林，他們為了尋找糧食而陷於敵軍的埋伏後戰死，後來又期盼美國答應空投武器給雪域護教志願軍的諾言兌現，等待空投武器而一直在那一帶遊擊，一直到最終對美國空投武器一事失望後才開始于六十年代初分批向南，試圖通過雜域出國，結果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在雜域被敵軍堵截而陣亡，只有少數一些人於1963、1964年逃抵印度，目前大都居住在崗托等地。

當時在德格邊界又一個叫噶傑庫的地方，當地有一個漢人是早期與藏女結婚定居的，人稱嘉加達，會造槍，有七個兒子，他和一個叫朵迪的藏人在當地領導藏人舉行武裝反抗，後來他們彙集各地的藏軍形成六、七百人的集團，最後他們試圖向雜域方向轉移時，遭到中國軍隊的圍堵，在一條大河旁被敵軍包圍，藏軍經過長時間的戰鬥，終於彈盡糧絕而遭到覆滅，只有極少數人逃到緬甸。

爐霍地區的反抗運動[རྩོམ་སྒྲིག]

章果寺在中共長征到達西藏東部康區時，寺院曾組織軍隊抵抗，先是外出迎敵，失利後退回寺院固守，中共軍將寺院圍攻了近一個月，在激烈的戰鬥中藏人死傷慘重，藏人一次戰鬥就死了八十餘人，傷者更多，最後，中共軍攻佔寺院並將內部設施全部破壞，但未焚燒。

1950年中共軍隊再次來到康區時，章果寺未與中共為敵，中共對寺院執事說：『以往雙方發生戰鬥(即中共長征時的衝突)是雙方都有錯，雙方都不要放在心裏，中央政府將會幫助章果寺院』等。寺院方面回答說不要中共的幫助，只要維持原來的權益即可。中共當即滿口答應，寺院知道中共在中藏交界的達澤多(即康定)進行鎮壓和壓制宗教的事，所以得此保證心也就安了許多，因為中共還給了一紙檔表明其誠意。

1956年，中共在章果地方進行民主改革時，由於『要消滅佛教，並將人民的財產收歸公有，槍枝要上交，以及引誘一批人鬥爭另一批人等，人人自危，不得安寧』，在此期間，雙方不斷發生矛盾，如中共在各部落建立民兵組織，因沒人願意去參加，因此便以支差的形勢強迫每個村莊根據村莊的大小抽人參加，有一個叫曲瓦拉日貢旭的村莊，村民化錢雇了一個僧人去當民兵，寺院認為僧人不該去當民兵，不允許去，但由於該村沒人願意去，只有該僧人願意接受金錢替該村支兵差，於是部落還是派了這個僧人，寺院要處罰該村，中共卻偏袒該村，不許寺院處罰該村，因此出現此事後，寺院的嘉傑阿噶和所堪等僧持此一紙檔與中共據理力爭，但中共方面東說一句，西說一句，總之，那個僧人還是當了民兵。

隨後中共又向寺院征重稅，寺院的吉瓦(負責為寺院經商或籌集資金者）之一從印度買來大量的綢緞，又從日喀則買來準備寺院自己用的長地毯等，結果被中共征了重稅。

此後中共越來越肆無忌憚，雖然槍枝已經交了上去，但仍指責寺院的執事洛桑瑪隆(他的外號叫果果多諾)與國民黨有聯繫，說張團長(國民黨)之妻與羅桑瑪隆沾親，因此一口咬定他私藏了張團長的槍枝，洛否認，中共便借此到寺院來搜查，在大經堂旁的吉瓦住所門口竟突然開槍將洛桑瑪隆打死。洛是寺院的主要執事之一，平時他不太與中國人合作，故為了嚇唬其他人，就故意在寺院內將他突然打死。並繼續向寺院征重稅等，如此這般的騷擾接連不斷，寺院被迫抵制，於是摩擦不斷升級。因此，寺院決定予抵抗。作出這一決定的是寺院的會議，即由六十或八十不等的僧人所組成的委員會，這一機構是寺院較大事情的決策者，在章果的中共官員叫吉責大哥(音譯)，是個矮個子，為人甚好，平時很溫和，可是執行中共政策時卻一樣殘酷。

一天，中共軍隊突然包圍了寺院和村莊，寺院和藏人也馬上作出反映，僧俗都集中在寺院內，於是雙方終於又打了起來，前後不過打了兩天左右？藏人由於已經把槍枝交了上去，決定抵抗後收集的槍枝甚少，子彈更少，因此終於被打敗，僧俗死傷慘重，其中寺僧就死了百餘人，沒有人知道俗人死了多少，整個寺院屍首遍野，其中一個剛從衛藏(即拉薩一帶)返回的瓦隆格西以及密院僧舍的領誦師阿克秋則、寺院的四大格古(執法僧)中的仁慶和嘉羅二人等均在戰鬥中陣亡。其他被俘虜的僧俗中又有許多人被槍決，其他關進監獄的人，嘉洛回憶說『八幾年我回家鄉時，發現沒有幾個活著回來的。我的最要好的朋友額日貢寶旺丹以及我認識的旺德、塞楚等人均被槍決，和他們一快被槍決的還有在聶庫曾襲殺過中共工作隊的兩個俗人等。我說不出其他人的名字，反正槍決了許多』。

有關中共徵調藏人建立民兵的情況據松廓瓦次成回憶，中共軍隊剛進入西藏東部時，以送孩子上學為名把一些西藏孩子送到中國學習，1956年以後，這些人當中有少數加入了中共軍隊，另外從各地徵調了許多的藏人由那些去學習的藏人為軍官在達烏建立了所謂的藏民團，不同於一般的民兵，------一般的民兵也會被徵調去參戰，如在攻擊智魯和曾納阿噶等部藏軍時，從藏漢邊界的嘉戎榮米章郭地方調來很多的民兵，據說有五百餘人，結果後來我們看到只有幾十人活著回去-------而是接近正式的軍隊，我的兄弟叫看卓才仁也是剛開始說到中國參觀，然後就被編入藏民團中，後來他和希色覺巴等六人攜槍逃歸，中共追查的緊，希色覺巴被抓回去了，後來他第二次逃脫，我們在拉薩見面，後來他可能去加入四水六嶺軍，在後來就不見蹤影，可能是陣亡了。我的兄弟逃回來以後，藏在郭果倉以放羊掩護，等風聲稍緩，我們兄弟二人穿上大皮袍，冒充果洛人隨當時還是甘孜縣長希瓦貢噶建參才逃到拉薩的。他們所以逃亡，是因為不願意攻擊寺院和僧人，同時中國人時刻都防著他們，除了吃的好而外，其他都被中國人牢牢控制，打仗也是夾在中國軍隊的中間，因此不滿而逃亡。

在甘孜大金寺，1956年2月，大管家嘎瑪索登在達澤多的民改會議上公開提出反對中共式的改革，三月，喇嘛亞瑪才仁、松吉益勒召集寺僧商討對策，會後由格魯道傑、雪嘎組織了120余名僧侶，做好戰鬥準備，4月，他們派出使者前往西藏政府和理塘、爐霍、色達、德格、甘孜等地尋求相互支援，6月，格魯道傑率一些僧兵移駐山區組織遊擊隊，十月開始，他們二百餘人和玉隆的藏軍首領額布朗嘉聯合，不斷襲擊敵軍的基層組織，1957年，白格寺牛戎西然奪得一些槍枝後逃至大金寺，敵軍圍寺，不久六月，亞瑪才仁率一些人上山加入遊擊隊。

在章果與色達之間與章果相鄰的爐霍地方，原來有爐霍本，本世紀初，滿清利用英國侵藏，十三世達賴喇嘛流亡蒙古，西藏群龍無首之際，派兵侵入西藏康區，爐霍本在抵抗滿清軍隊的戰鬥中陣亡，代替他統治爐霍的是根達本，中共也任命根達本官職，給一些窮人發救濟，在民改實施前夕，中共開始介紹和宣傳民改，說地方上窮者窮，富者富，這樣不好，要劃分階級走平等民主的道路，大家都覺得這個注意不錯，沒有人提出異議，接著是收繳槍枝和民改，在收繳槍枝時，說社會主義鐵打的江山，不需要你們保留武器等，民改在農區，各村來了大量中國幹部，這些中共幹部領著藏人積極分子，由軍隊保護前往富裕戶，將這些家庭的糧食、灶具、橡子、綢緞等全部沒收運走，並讓一些窮人揭發所謂的剝削發家史，然後將部分財產分給百姓，好的幹部自己留用，說歸公所有，並給那些積極分子分發收繳的槍枝馬匹，不停的挑動傭人鬥爭打罵主人，窮人打罵和妄加指責地方富裕家庭和寺院，並把寺僧、特別是大喇嘛五花大綁地拉到街上批鬥，說這些僧人不結婚，影響人口發展，指責這些大喇嘛妄稱為死者超度而拿人民的牛馬，這是剝削，因此，你們必須結婚以利人口發展，否則必須顯現死者的靈魂，能顯出來，才能證明不是在騙人，才可以進行宗教活動，否則不許騙人，等等，一定要現場拿出證明死後世界存在的證明，拿不出來就批鬥，許多與世無爭的高僧如木雅寺主尼瑪色活佛和堪布白瑪然傑等全數被捕。當時，中共宣佈民改只在農民中進行，牧民不進行民改等，但要收繳槍枝，因為收繳槍枝也是牧區比農區晚一步，民主改革的表演牧民從山上看得清清楚楚，當然沒有人相信中國不在牧區民改的承諾，中共的承諾已經太多，結果在牧區的根達本家的額秋兩兄弟三個兒子率二十余人率先抗拒繳槍，由於爐霍部位于章果與色達之間，與娘榮、甘孜和東闊等交界，四周均為強悍部落，因此牧民多有槍，這些牧民被稱為『根達娘卓』即『根達本之娘榮牧民』之一，因牧民中包括許多從娘榮逃亡之亡命徒，當時，根達本因被中共任命高官而常駐色達，這時人民常常派人向他訴說面臨的困難，根達本每次回信都是叫百姓忍耐，說中共難於戰勝，反抗不過是死路一條，因此要設法忍耐下去等，後來情況越來越差，有一天，根達本從中共手中騙了一些槍枝彈藥後返回家鄉，叫附近的人民開會，人民趕到時發現有許多帳蓬，似乎在準備外出，結果，根達本說：『我知道你們受了很多苦，我叫你們忍是因為除此沒有其他的辦法，但你們一定要我回來，現在我回來了，既然回來了，我就反了，要和弟弟以及其幾個兒子一起走，想來只有死路一條，因此，我不要求你們追隨我，因為，跟我走幾乎是死定了，只有那些自認為受不了中國人的氣，寧死不願受辱者就隨我來吧！我們一起走』。由於根達本把事情說的很嚴重，當時只有二十餘人願意追隨。根達本他們當天即離開駐地遠徙。

過了幾天，中國軍隊幾千人突然包圍了那一帶牧民，並有一些兵直接前來攻擊根達本的駐牧地，在原來根達本駐牧處，這時只剩下根達本的女兒和幾個傭人、頌經師以及另外三戶牧民，據中共翻譯後來向其他藏人吹噓說中共下令將根達本家族所屬不分男女全部殺死，不要投降的，敵軍並不知早在兩三天前已經離開，他們一來便直接發起攻擊，沒有人抵抗，不到一個小時，那三戶牧民以及和根達本女兒一起的幾個傭人以及頌經師等全部被殺，根達本的女兒反而冒著槍林彈雨逃入附近的森林中而倖免遇難。其他藏人全都莫名其妙地被敵軍打死。其他牧民在得知敵軍趕到後，未及騎馬，都提著槍逃入森林中，敵軍將那一片地區團團包圍後也沒有發起攻擊，藏人也未攻擊，敵軍將藏人包圍後，從監獄中押來一些被捕的大喇嘛和頭官，讓哪些人勸牧民投降，並不斷地賭咒發誓地表示只要繳槍就行，絕對擔保藏人安全等，另一方面，中共官兵和幹部則打罵那些沒有逃掉的婦女和老人，要他們招降林中的丈夫兒子等，最後，迫于大喇嘛和家人兩方面的壓力，藏人只好投降，並將槍枝全部收繳。槍枝交上去以後，中國軍隊就和牧民留在一起，一起遷徙牧場等，在此期間，他們開始民改，由於頭官已跑，中共就拿那些隨頭官跑掉的幾十個人的家人出氣，天天批鬥。

在色達草原上的反抗運動[རྩོམ་སྒྲིག]

根達本所屬分三個部分，都各有一個選舉產生的根本，18歲的朋措之父親就是其中的一個根本，他的舅舅因為是僧人，在根達本走後的第二天也和其他人一起追趕而去，這樣，朋措的父親也就常常被鬥，而且，中共越來越殘暴，兩個多月後，父親對朋措說：看樣子不會放過我們，我倆逃吧！？當時，民主改革已經使康區到處都充滿戰鬥，由於大部分地方的反抗都是以村或十幾個人為單位，在中共軍隊的攻擊下無法在本地立足而逃匿山頭或紛紛向外逃亡，其中在爐霍以北的阿虛色塔地區正在與中國軍隊激戰，阿虛色塔的全部部落都組成反抗軍，與爐霍相近的藏堆、藏麥以及裏宗秋西、勒庫、餘庫等全部都各自組織反抗軍抵抗敵軍，再往北的果洛旺青本部堆巴、布巴、智龍倉、喀囊倉等部的反抗軍也和他們集中在一起，由於人數眾多，多次在與敵軍交戰中取得勝利，因此，德格、娘榮、章果、達澤多、多庫、綽曲等四周的藏人一批一批地前往投靠，從而在那裏形成了強大的反抗力量，這個反抗力量的指揮官中，主要是一個叫瓦虛仁增頓珠的人，被認為是護法神貢保的化身，還有一位領導人是藏麥的嘉果哲波，中國軍隊不斷前往瓦虛（即阿虛）地方進剿，這時為了向前方運輸作戰物資而需要從他們部徵調民工，朋措父子商量後自願報名參加，他們十一個人被派去運送彈藥，他們本來想抽空偷武器出逃，不想成千上萬的中國軍隊望不到邊，他們夾在中間，不分白天晚上，很少休息，更沒有機會，途中，中國軍隊一直都是挑最難走的路，一直在山梁上行軍，使他們勞累不堪，結果他們隨敵軍一直趕到色塔果格登，那裏有敵軍一個龐大的軍營，他們在那裏卸下彈藥後空手返回，回來時敵軍要護送，他們婉言謝絕後全部趕著百余頭牛在途中跑去加入反抗軍，他們一天後就找到了反抗軍，是藏麥嘉果哲波的軍隊，這支軍隊有上千頂帳蓬，大約有一萬人以上，全部是精壯的男人，沒有攜家帶口的，全部人馬都有槍枝，有些甚至有兩、三枝槍，朋措他們用部分牛換了十一枝步槍，槍因繳獲甚多而很偏宜，但子彈很貴，他們加入後到處詢問根達本的下落，因逃亡加入的太多，大都不知道，最後才打聽出根達本及其軍隊已經轉到果洛旺青本的阿欽崗日地方，他們遂留在色達，自成一隊，並共同推舉一個叫多傑諾布者為他們的首領，不久從逃亡者口中得知多傑諾布和朋措等他們的父親已經遭到批鬥，多傑諾布得知後，和朋措商量把父親救回來，朋措認為敵軍和藏人在一起，我們自身難保，無力救父親，多傑諾布不聽，一個人潛回家鄉與家人等接頭談妥後回來，他們十一個人離開色達潛回家鄉，將早已準備就緒的家人和其他三戶人家從敵營環繞的牧場帶回，敵軍不久即發覺，雙方發生戰鬥，戰鬥中，至少打死一名敵幹部，打傷幾人，在和敵軍交戰一夜後他們順利撤出戰鬥，而敵軍不知他們已經撤出而仍在那裏盲目向山頭射擊。他們將家人救出來到色達後，駐紮在與敵軍不遠的一個地方，當時有一個女人常來那一帶放牧，大家互相熟悉了，她說她丈夫是中共幹部，一天，她告訴看護馬匹的一個僧人，中國人明天要攻擊你們，你們小心。他們遂離開原駐地搬到河對岸，剛要支帳蓬，見有許多人排著隊前來，等看清是敵軍時已經來不及備馬，敵軍即向藏軍攻擊，他們迅速佔據旁邊的一個山頭抗擊，這時才發現四周全是敵軍，藏軍各自尋找隱蔽處趴下後向攻擊的敵軍射擊，敵軍極強悍，部分人射擊，部分人則不顧生死地向前撲來，由於藏人佔據有利地形，同時由於藏軍趴在地面上，敵軍不斷投擲的手榴彈也未殺傷他們，因此敵軍損失不小，那些敵軍都是拼命往上沖，與後來朋措在衛藏等地交手過的敵軍不一樣，藏軍將沖在最前面的一批敵軍幾乎全部打死了，這時朋措發現在他旁邊的一個年輕人一動不動，爬過去看時，因子彈從眼窩射入而已經斷氣，這時，藏軍感到頂不住，就從一個空隙向後逃跑，逃了一陣，覺得扔下同伴的屍體逃跑似乎不對頭，乃又返回，結果敵軍已經退回，由於色達地方有幾萬名藏軍，因此，敵軍還是和以往一樣，突然襲擊然後很快撤走，他們在陣地上找不到陣亡同伴的屍體，再往前，發現同伴的屍體扔在前面，是被敵軍拖了一段路以後扔下的，槍和子彈已經被拿走。由於山頭上敵我距離曾經很近，故敵軍似乎把藏軍陣亡者誤以為是自己人而拖走，等發現弄錯後就扔下了。雖然朋措他們在作戰中覺得殺死了許多敵人，但從附近五條拖痕分析，敵軍似乎只有四人陣亡。幾天後，他們便與根達本及其所部會合，因為敵軍進攻果洛旺青本，經過激戰，藏軍敗北而只好逃離，在那一帶的藏人死傷慘重，剩餘的潰散，旺青本和根達本率殘部退到色達地面而與朋措他們相會，這時根達本所部已經發展到一百三十餘人，沒有家眷，大多是娘榮、甘孜等地的逃人加入而形成，大都是有槍馬的戰士，朋措的舅舅也和他們在一起，不久，木雅堪布從越獄逃出後領著其侄子前來投奔，他和近三百名各寺院的高僧大喇嘛一起關押在章果寺中，中共領來許多的女人，說要和僧人們配對，他乃乘夜將木杆支在牆上翻牆逃脫，潛回牧區領了自己的侄子後便來投軍。

過了許久，一天早晨，又傳來敵軍前來攻擊的消息，首領根達額秋為人勇敢，在和國民黨軍隊交戰時曾用刀劈死過八、九名敵軍，這時得知敵軍前來，又率先騎馬向敵軍趕來的方向迎去，所部有三十餘人立即快馬趕去追隨，另有許多人也前去迎敵，不久兩軍相遇，雙方展開激戰，藏軍在向衝鋒的敵軍射擊一陣後，其中一個甘孜人，是喇嘛雲丹加措之弟弟，他和根達本突然拔出腰刀首先沖入敵陣肉搏，敵軍也毫不退縮，雙方展開混戰，由於藏軍不僅人人佩刀劍，而且許多人都有長短兩枝槍，因此在戰鬥中敵軍損失四、五十人，而那個甘孜人和根達本以及色達秋藏部酋長和助手也在這次的戰鬥中陣亡。由於藏軍勢力強，敵軍停止攻擊並向後撤退，藏人也因損失許多最勇敢的官兵而後撤。

幾個月後，大約1958年底，敵軍開始向色達發起大規模的進攻，敵軍從章果、娘榮、甘孜、瑪曲、多庫、果洛、德格雜曲喀等各地以多路向心的陣式撲來，藏人平時即分散在草原上，因此各自迎擊對面的敵軍，頓時，不分白天晚上，幾萬名藏軍和更多的敵軍在遼闊的色達草原上展開了血腥的撕殺，在此期間，敵軍不時在空中盤旋偵察藏軍動向並散下大量的傳單，其中的內容除了敦促投降，還有投降的方式，如在帳蓬頂上插上白毛氈，人則要挑白布，以及不降只有死路一條等等。

因敵軍從各個地方進攻，分散在各地的軍隊無法顧及相互間的支援，只好各自孤立地迎擊敵軍，不分東南西北，雙方之間的血戰持續了三個多月，雙方死傷慘重，藏人的陣地和活動範圍也日趨縮小，在這樣的情況下，藏軍決定突圍，那天各部收到開會的通知，根達本已經陣亡，其子達蚌比朋措小一歲，代替父親領導所部軍隊，那天朋措隨達蚌前往與會，各部首領大約百余人集中在原野上，由於戰況激烈，所謂會議在進行期間一直都是騎在馬上進行的，瓦虛仁增頓珠看到達蚌，得知根達本已經陣亡，說不要傷心，我就是你的父親，大家都騎在馬上圍成一堆，瓦虛仁增頓珠高聲說：『今天我們必須突圍，根達倉和旺青堆巴為前鋒，因為你們熟悉地形，你們兩部一定要殺開一條血路，其他各部喇嘛和非戰鬥人員居中，其他任前後衛，不許趕牲畜，不許帶家眷，要象農區兵（指朋措等逃亡之農區兵）一樣，還有，如果誰想投降，就自己決定，我絕不會不高興』。當晚各部即開始突圍，藏軍前鋒直逼敵軍陣地，這時突然降下大冰雹，幾千名藏軍前衛齊聲呐喊著放馬向敵軍衝擊，敵軍則向藏軍不停射擊，還有照明彈也不時飛上天空，使戰場猶如白晝一樣，藏軍不時人仰馬翻，但依然不停的衝鋒，到跟前時敵軍終於四散而逃，藏軍也就從撕開的口子如潮水般向外沖，但等前衛部分沖過去後，中間非戰鬥人員經過時，卻被兩邊的敵軍堵回，因此後面的大部分藏軍又被從兩頭增援的敵軍切斷並打回包圍圈中，沖出去的藏軍中根達部損失十六人，旺青堆巴損失五十人左右，其他各部的損失情況不明，不會比他們少，沖出包圍的藏軍各部中，根達部和旺青堆瑪一起往雜曲喀方向奔跑，在然闊貢瑪，他們與週邊敵軍相遇，朋措第一個騎馬沖到山頭，結果有一個和他年齡相仿的年輕敵軍士兵也同時趕到山頭，雙方同時發現對方，由於敵軍步行，見到朋措即臥倒射擊，在馬上的朋措來不及取槍和射擊，驚慌中調轉馬頭往回逃，結果被敵軍擊中大腿，同時馬也被擊傷而倒地，就在這時，根達本的一個兄弟是僧人，他下馬趕到，一槍將那名敵軍擊斃，這時後面還有許多的敵軍在往上沖，藏軍一邊抵抗一邊撤離，朋措看到有一名婦女和兒童中彈重傷，他由人攙扶到另一匹馬上追上部隊，但他們的所有馱馬被打死，所有輜重盡失。旺青堆瑪的傷亡情況不明。

他們突出重圍後，一直來到旺青堆瑪地面，旺青堆瑪部不願離開家鄉，他們遂分手，次日，根達部即在一個叫尼阿度的地方與敵軍相遇，藏軍先敵軍發現對方，乃在險要處設伏，當時由於在突圍中不斷有人加入他們的隊伍，特別是巴瓊和雜曲喀瓦有許多人加入，因此這時他們已有二百餘騎，發現敵軍後，立即抽出四十余名人精馬壯槍好的人伏擊，其他人退守山頭，然後以某個明顯的地標為記號，待敵軍進入或踏入第一步時即開槍射擊，一個排子槍就可以打死十幾個人，敵軍都是有訓練的人，他們接著就會臥倒並找隱蔽處，這時想再大量殺傷他們就不容易，於是就退出上馬遠走高飛。

根達本有一個手下叫貢圖才旺，是最有名的神槍手，為人誠實，朋措親眼見過他殺死三名敵軍，當時他說他參戰以來已經打死了十四名敵軍。

如此，他們一路交戰，敵軍在包圍圈週邊也佈置了許多的軍隊，因此，幾乎每天都要與敵軍激戰，一直到長江上游才擺脫敵軍，他們中有一個叫巴瓊娘洛者及其六、七名同伴一直帶著牛皮船，在那裏，他們用牛皮船過江後前往拉薩，在快到索縣贊丁寺時得知拉薩失守，乃從北方逃至尼泊爾，途中他們先後交戰37次，死傷了四、五十人。

再說被敵軍增援部隊打回包圍圈的阿虛色塔大部分軍隊和其他各部，他們突圍失敗後，只好固守抵抗，幾萬名藏軍在沒有任何外援的情況下，加上已經激戰幾個月，彈藥的補充完全靠戰場上的繳獲，因此不久即告失敗，藏軍死傷慘重，其軍官和士兵大部分在戰鬥中陣亡，一部分則被俘，少數分散逃脫的在後來繼續展開遊擊戰，但到最後全部被消滅，再也沒有人沖出重圍到達印度了。

據瞭解，當時阿須色達集中了幾萬名藏軍官兵，戰鬥的慘烈和給予敵軍的殺傷遠遠超過邊壩等其他反抗遊擊根據地，可惜由於找不到幾個倖存的當事人，因此，我們只能做如此大概的介紹而已，希望有瞭解當時情況者給予補充，使我無數雪域健兒的熱血潑灑在雪域母親之大地上的赤誠與光榮不至於在後人面前默然無聞。

在理塘等康區南部地區的反抗運動[རྩོམ་སྒྲིག]

理塘寺位於理塘縣城附近山頭上，縣城在裏塘寺所在的山腳平原上，1956年初，中共搜羅一些窮人和地痞參加會議，在學習期間，除了供給很好的食物、青稞酒，而且向他們反復介紹說寺院、部落酋長是如何剝削壓迫人民的，並鼓動說：『你們是受害者，從今天開始，我們共產黨為你們撐腰，你們不要怕任何人，你們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敵人，我們的敵人就是你們的敵人，我們是一家人』等等，在中共的反復動員開導下，有幾十個人開始控訴他們怎樣被剝削壓迫，真的假的說了許多，這些人被稱為積極分子。當中共覺得已經可以動手時，中共裏塘縣委李書記就叫來裏塘寺的主管執事，讓他們坐在一邊，然後讓坐在另一邊的積極分子控訴，然後李書記表示：『群眾要求改革，我們希望改革和平進行，和平進行改革的第一步是要收繳槍枝，而且這樣的會議以後還要多次召開』。在場的藏人中有一個叫冷凱西瓦亞瑪頓珠的說：『你們說的好，你們幹的也真好，剛來的時候說是為民族服務，為民族謀利益，接著對地方橫加指責，說酋長如何如何，寺院如何如何，宗教如何如何的反正是這也不行，那也不對，現在則要取下男子漢的猗角，這樣的事情我們做不了主，男子漢的猗角不會輕易取下，我們只能回去商量』等等。李書記說：『好，你們回去商量』，因為大部分藏人上層已經被拘押，不僅使當地藏人群龍無首，而且這些人也是一種人質，因此，中共理塘縣委書記似乎是胸有成竹。

再說理塘寺去開會的人回來後商量說：雍日本說的對，中國人越來越殘暴，看樣子只能打了，由此開始準備作戰，由於作為藏人領袖的那些所謂的主任、縣長都在中國學習，其中裏塘人包括阿塔縣長、諾廓多加（是娘榮四個千戶之一，歸裏塘寺）、瓦果噶（南路辦事處副主任，裏塘寺卸任仲聶）、沃甯噶桑降巴（副縣長，類似更本的小頭人）、索日堪增（甘孜州政協副主席，裏塘寺卸任廈部）、卡嘉阿旺丹傑等人，因此，在談到交戰時，一些人擔心這些人的生命安全，但很多人都說現在顧不得了，也許以後會有轉機，當時各部酋長中除了雍日本而外，其他都去開會而被中國人拘押為人質。

1956年藏曆1月24日，雍日本已經徵集了大約千餘名的軍隊並向裏塘寺方向開進，距裏塘寺大約四公里左右的地方，正好與敵軍從縣城派來增援敵者桑橋守軍的五十名左右的敵軍，雙方立即發生激戰，雍日本大獲全勝，以僧俗二人的死亡將敵軍全部殺死。

次日，敵裏塘縣城守軍四團團長和李書記帶八、九名警衛前來裏塘寺，對寺院堪布昌托喇嘛表示漢藏糾紛應和平解決，不要打起來，民改是自願的，如果不願民改，可以推遲三年，三年以後再說，但槍枝一定要收繳，不收繳不行等，昌托喇嘛也表示最好不要打起來，打仗將會造成許多生靈塗炭，但你們的做法也使人為難，不過我是僧人，管不了俗事，我會轉告並盡力勸說藏人不要動武等，敵軍遂返回。

當天，部分寺僧挖渠將河水引開，使住在河流下游的敵軍營得不到水喝，26日，敵軍派了五個士兵，抗著槍前來放水，這時除恰城和稻成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激戰而未來而外，其他巴塘、裏塘、雅江的藏軍都已經陸續彙集到了，其中包括雍日、茉瓦、夏波、納波等茉納夏三部，措桑、莫拉、德雄瑪、君巴、尕瓦、瓦巴（君瓦尕三部）以及雅江的沃拓等部，理塘當紮回憶說：理塘自從理塘德瓦被趙爾豐打死後，沒有產生一個統一的領袖，因此理塘寺代替了這個角色。我屬於然傑六部的百姓，沒有世襲的地方官員，官員都是由各村輪流擔任，叫做（讓德讓本）意即自主本地，當天，雍日本的軍隊攻擊前來放水的五名敵軍，打死三人，兩名逃回（其中一人負傷），於是裏塘寺正式起兵了。

在寺院旁邊有一個防疫站，有百名左右的敵軍，藏人首先圍攻這個據點，不到兩個小時便將防疫站內的敵軍全部殺死，接著圍攻山腳的學校，由於敵軍進入已經挖好的地下防禦陣地，並且在四周挖了許多的上面蓋著薄木板的壕溝陷坑，藏軍則隨著口令『一、二、三』在喊三的同時全部向前衝鋒，結果成群陷於壕溝中，敵軍隨即向壕溝內投擲手榴彈，把藏人炸的血肉橫飛，前後有五、六百人在攻擊中陣亡。敵軍雖然也有許多的傷亡，但仍然守住了陣地，藏軍沒有任何的重武器或爆破器具，因此，最後藏軍只好將縣城內的敵營團團包圍，切斷水源，期間不斷發生一些戰鬥，但敵我雙方都沒有什麽進展。

一個月左右後，駐紮娘榮的第五團前來解圍，他們不去攻擊圍攻縣城的藏軍，而是直搗寺院，寺院守軍與之交戰，同時，圍攻敵營的藏軍也撤回寺院，於是敵軍將寺院反包圍，另外在冷凱西的敵軍等來了許多的援軍，由此雙方展開激戰，據當紮回憶，當時理塘寺有五千餘僧，其中十八歲以上的全部參加戰鬥，加上各地前來的，守寺藏軍少說也有萬餘人，敵軍在包圍寺院後開始發起攻擊，他們首先用炸藥將寺院圍牆炸開缺口，然後敵軍從這些缺口蜂擁而入，藏人以僧舍和其他建築為掩體，從四面八方向沖進來的敵軍掃射，敵軍損失慘重，死傷累累，一天之中進攻三次，均被藏人擊退，到處是橫七豎八的敵軍屍體，僅在寺院內留下了至少四、五百俱甚至更多的敵軍屍體，許多敵軍傷兵由於無人理睬，自己爬到水渠邊喝水然後死在水渠邊上。這時，繳獲的敵軍武器已經把藏軍全部武裝起來了，甚至還有許多的武器扔在敵軍屍體旁無人揀拾。敵軍幾次攻擊慘遭失敗後，開始從寺院附近的一個山間靜修院內向寺院方向挖洞，藏人可以遙見敵軍在向外倒土，約十幾天後，兩架敵機臨空，輪番向寺院俯衝用機槍掃射，以後每天不斷，藏人估計敵軍以後可能還會轟炸，因此也開始在寺院後山上挖掘防空洞，這時，敵軍挖的坑道已經到達寺院下面，藏人趴在地上耳朵貼著地面就可以聽到挖洞的聲音，只是光聽到聲音，卻無法確定具體的位置，當時寺院中的一些老人出主意，在地上挖個洞，將打掉底子的酥油茶筒放在洞中再聽，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敵軍挖洞的具體方位，於是派人守住那些地段，一天，敵軍于白天向上挖通後從洞中一個一個地往外鑽出來，藏人早有準備，敵軍剛把頭伸出來，幾個人左右抓住拉上來扔給旁邊的人，旁邊的人馬上亂刀砍死，由於敵軍計畫突襲，不知藏人已經發現他們乘飛機掃射之際在挖洞，加上前面出來的敵軍都是未及摸槍就被砍死，由於聽不到槍聲，可能以為前面出來的人沒有被發現，因此一個接一個的往外鑽出來，藏軍則在洞口一個一個地砍死，在砍死二、三十名敵軍後，一名胸前掛著衝鋒槍的敵兵剛伸出頭即發覺抓他的人不是自己人後右手迅速伸向衝鋒槍，洞口的藏人只好開槍，敵屍體滾回洞中，敵軍由是知道洞口有藏軍把守而不再出來，藏人又點燃麥草，以煙熏之，迫使洞中的敵軍逃回。（那個由中國人挖的洞後來被稱為嘉洞（即漢人洞之意），至今仍能看到其廢墟。）

敵軍偷襲失敗後的第二天，敵軍飛機臨空，這次不再是掃射，而是投擲炸彈，第一顆炸彈在大經堂旁的山坡上爆炸，想來是描准大經堂投射的，接著炸彈接二連三的投下來，整個寺院濃煙滾滾，雖然敵機轟炸了兩、三天，但並未對藏軍造成大的損失，主要是炸彈大多沒有擊中目標。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敵軍突然將那些縣長、主任放回，讓他們勸寺院藏軍投降，說先不『解放』了，只要繳槍就行等，他們從藏人守衛的大門進來，反復勸說藏人停止戰鬥，說這樣下去是沒有出路的，應該投降等，與此同時，那些縣長等在背地裏又對藏人說：『我們如果交出槍枝，中國人不會輕易饒過我們，而如果不降，飛機大炮和大量援軍將至，寺院必將被摧毀，因此，該怎麽辦還是自己拿主意』，這時雙方已經停止戰鬥，藏人願意有條件的接受投降，最後雙方討論投降的條件，敵人要求交出三千枝槍枝，並要求藏人雙手舉過頭出來繳槍；而藏軍方面願意交出一千枝槍，而且繳槍的方式是由這些縣長、主任在寺院大門口接受後轉交給中國人，同時拒絕高舉雙手，雙方你來我往的談了幾天，沒有達成一致，最後中國人下最後通諜說再不接受就要用武力解決了。

當天晚上，各部藏人開會商討投降與否的問題，理塘當紮回憶說：『我和哥哥都在寺院內，當天我去參加了會議，各部的首領等來了許多，亂哄哄的，當時莫拉三部的人沒有來開會，登雍阿城派人去叫他們前來開會，結果莫拉三部的帶口信說：『我們是既不投降不繳槍，也不來開會，你們想怎麼樣自個兒決定，我們今晚就要走』。其他各部的人有的說不降，有的說不降的話，寺院被摧毀了怎麽辦？吵吵嚷嚷，莫衷一是，登雍阿城說：『我是不投降，我們已經殺了千名左右的敵軍，降也是死，不降也是死，我可以交出一部分槍作為緩兵之計，但我今晚就要走』說罷起身就走了，於是群龍無首，當然做不出任何的決定，當時藏人已經死了兩、三千人』。

會議沒有結果後，藏軍中不願投降的人大體以部落為單位從各個方向各自向外突圍，於是在敵軍的火力下成片倒下，死傷慘重，但不願投降的藏軍除陣亡者而外，許多還是沖了出去，少部分則被敵軍火力堵回寺院內。其中莫拉雪三部的軍隊，據說直接朝敵軍指揮所所在方向衝擊，敵軍不知是誤會或是恐危及指揮部安全，反正在突圍中幾乎沒有遇到大的阻擊，竟直接沖出包圍得脫。

藏人突圍後，敵軍大約于十二時左右進入寺院，這時已經無人抵抗了。當時20多歲的雍日本拒絕突圍，他說我已經起誓絕不背棄寺院，你們也起了誓，但既然你們要走就走，我要遵守誓言，敵軍進入寺院時，得知雍日本還在寺院內，就要他投降，雍日本會漢語，他表示他願意投降，但必須要敵軍官受降，結果他殺死受降的敵軍官而死。對此據理塘疤拉回憶：我的一個熟人是敵軍的翻譯，他給我講，當時，敵五團團長因在攻寺中所部損失慘重，因此準備焚毀寺院進行報復，而地方中共書記不讓燒，說戰時可以燒，但現在寺院已經被佔領，我要負責，所以不能燒等，這時有人前來報告說麻牙土司（中文將雍日本稱為麻牙土司）願意投降，敵團長聽說後高興地前去受降，由於剩下的幾千藏軍俯首就擒，敵軍已經鬆懈了警惕，雍日本兩手空空出來投降，到敵團長跟前，突然從靴子中拔出暗藏的手槍將敵團長當場擊斃，同時跟隨在雍日本後面的其26歲的堂兄達果瑟波·洛頓珠、雍珠首領都嘎貢波也拔槍射擊，敵軍隨從被打了個措手不及，死傷頗眾，據說有20餘人死傷，四周的敵軍立即開槍將三人打死，其中雍珠首領都嘎貢波死後仍保持著射擊的姿勢。雍日部的其他官兵有七、八十名，也全數陣亡。

隨後敵軍將留在寺院內的被俘的兩、三千名藏人全部趕出寺院，集中在一起，從中挑選著逮捕了三、四十人，其餘人員竟全部獲釋。

至此從藏軍圍攻縣城到敵援軍趕來後反包圍寺院以來為期幾個月的戰鬥以藏人的失敗而告終。

在理塘打響之前幾天或十幾天，長江以東的巴塘、恰城、德榮、冷凱西、久巴、貢澤熱巴等地區已經和敵軍打響了，有關恰城的反抗經過據恰城人次成丹增回憶：『恰城不同於其他地區，恰城氣候炎涼適中，一年兩收，人民富裕團結，而且恰城只有一座格魯派寺院叫桑沛林，是原來113座寺院合併而成，據說是五世達賴喇嘛時期合併的，那些小寺以前大都是噶舉派的寺院，大約1956年藏曆一月，我當時18歲，之前中國人已經讓若巴喇嘛當什麽主席，其他許多人也給了各種的中文官名，那年，中國人先讓這些恰城的頭面人物帶到中國去參觀學習什麽的，然後借機在恰城召集了一些要飯的和流浪者還有一些家境不好的人開會，鼓動那些人起來革命，並封給那些人許多的稱號，由於我們家鄉靠近中國，對中國政府近幾年的所作所為多少有些瞭解，因此當藏人意識到中國政府將要採取的措施時，都決定起來保護寺院，於是人民都集中在寺院中決定武裝抗擊，並將位於寺院附近的中國軍營給團團包圍，敵軍有幾百人，我們圍而不攻，切斷他們的水源，如此圍困了他們一個月，並告訴中國人，你們把我們的首領全部騙到中國，我們堅決不答應，一定要和你們拚個你死我活。一個月後雙方打了起來，中國人駐守的有由兩個建築群組成的兩個據點，由寺僧組成的敢死隊攻下了其中的一個據點，打死不少中國人，我軍也有許多的傷亡，主要是藏人不會打仗，只知道往前沖。但另一個大的據點我們幾次進攻都未能攻下了，這時敵人的飛機前來轟炸，剛開始只是轟炸寺院的我軍週邊陣地，到第三天轟炸寺院，一天當中就投下八、九十顆炸彈，把躲在寺院裏的藏人炸的血肉橫飛，有一顆炸彈將幾十個僧人全部炸死，我們藏人有個毛病，就是遇到危險了不知所措，除了祈禱就是等死，在寺院內死的全是這類人，飛機一轟炸，就往寺院裏跑，都擠在寺院內，結果一顆炸彈就可以把一房子擠的水泄不通的人炸的血肉模糊，死傷無數，我當時就產生懷疑，寺院最壯觀，目標最大，敵人就是要把人往裏面趕，因此每次轟炸，我是絕不往寺院跑，轟炸時敵機還投下大量用藏文寫的紅紅綠綠的傳單，上面寫的內容大致都是要服從毛主席的領導，不要當美帝國主義的走狗等，我們當時根本不知有美國這樣一個國家，全是中國人自己在那裏瞎說。恰城打響後第五天，理塘打了起來，但傑塘在此期間一直按兵不動，中國人不停地對他們說不要跟著反動派走，並採取了許多的措施，使恰城人孤軍作戰』。

有關恰城的戰鬥過程，在《康區恰城史金穗》中有一些介紹，摘譯如下：西元1956年藏曆木猴年一月初，中國軍官辛局長（音譯）著便服來到恰城，向恰城寺和人民送來一封七條內容的通諜，其中包括要消滅寺院和僧人，不許進行供養等宗教活動，一切財產歸公所有，人民必須接受人民解放軍的領導等內容，並表示如果你們不接受，我們將會派出飛機和大軍堅決予以消滅，一月二十三日，僧俗頭面人物在寺院秘密召開會議，討論該如何回應，最後決定與中國軍隊開戰，並寫了一封信給中國軍官，其中稱：中國官員辛局長等人，你們本來沒有任何權力干涉我們的事務，但竟然蠻橫地提出七條內容，這是絕對難於接受的，因此從今天起你們必須離開我們的家鄉，否則，相信你們已經有了作戰的準備，我們也已經做好戰鬥準備，我們將會毫不猶豫地與你們進行戰鬥。

藏曆二月九日開始，雙方激烈地打了十九天，摧毀了十余所中國人的據點，打死打傷五百餘名敵軍，我方也有烏忠綽須布等許多人陣亡，另有一些大的敵軍陣地未能攻破，最後藏軍截斷敵軍水源後進行圍困，當時有一些自報奮勇者搶著要突擊，結果一些首領竟然說『你們是不是想搶中國人手中的財務』，眾忿忿退回。一日敵軍的廣播突然響起來並播放音樂，還有一名和中國人在一起的恰城婦女唱歌，她唱道：『如果今日不獻煙祭，明日則在不同山頭』，雖然暗示很清楚，但卻沒有引起注意。次日，敵機飛臨上空，除了投下一顆大炸彈，還向敵軍陣地投下大量食物和水等給養，敵軍在廣播中叫讓：『去看看炸彈爆炸的地方吧，你們想與六億人民為敵是不自量力』等，列朗色楚等人看過爆炸現場後，向敵軍喊叫：『如果你們吹噓的力量不過如此，則我們還可以繼續增加力量』，並有額色廓雪阿傑、覺戎洛松等幾個槍枝彈藥比較好的人爬到敵機飛臨的山頭埋伏，次日早晨，敵機飛臨時他們向飛機射擊，飛機被擊中後未投彈便逃離，據說降落在一個叫八林喀的地方。其後再次有敵機飛臨並向山頭藏軍伏擊的森林中投放燃燒彈，藏軍被迫逃回。其後從藏曆三月十三日到二十三日的十天期間，敵軍不斷地前來轟炸，將寺院的三個大經堂和四十餘座僧舍等被完全摧毀，炸彈造成十余名僧人死亡，其後又有僧俗二百餘人被炸死，藏軍最後被迫逃到四周的山頭，並在各地伏擊敵軍過往人員而展開比以往更加激烈的戰鬥。在轟炸期間，被壓在廢墟下而未死的男女藏人哀號聲聲，更多的人被炸的屍骨無存，剩餘的藏人前去挖掘時，救出少部分，但這時敵軍再次前來轟炸，將救出的人和救人的全部炸死。一些老幼躲在經堂中，被敵軍包圍後也被殺死許多，後來未能逃離的那些老幼婦女去廢墟尋找死難者時，已經好不到一個活著的人，找到的全是殘肢斷臂，當時有少數人在見到自己父親的頭顱時，一聲「爸爸」便氣絕身亡，更多的人在見到親人的殘肢或衣帽等可辨認物後昏倒在地，這時敵軍趕來說凡是有屍臭的地方要打掃衛生，將廢墟和殘肢全部倒入寺院下麵的河流中，當時只留下了兩個大銅鍋，人民歡喜地相互說：『這是未來寺院還能恢復的好徵兆』。接著敵軍大量到來，便開始強行進入藏人家中，由於只剩有老幼婦女，驚恐中一些婦女背著孩子或領著孩子從洛瓦松薩和雅朗橋跳河自殺，一些則在家中自勒身亡，整個大地充滿恐怖，從而使其他人更加堅定了拼死作戰的決心。

當時，擦拉秋增、哈壩秋佩、然庸拉索等部的軍隊起初在色巴日一代活動。劄西泰貝為首的軍隊在貢林才若一帶活動。他們在和敵軍的交戰中前後擊斃350餘名敵軍，我方有三十餘人陣亡。克堆本卓洛桑西然為首的軍隊然波雜澤山區活動，消滅敵軍40餘人，獲得敵軍的大量槍枝彈藥的其他物資。樂達劄西塘巴、捏囊嘉列、俊色瑪珠布等人領導的藏軍在多馬戎的戰鬥中擊斃敵軍七十余人，藏軍陣亡五人。昌曲洛桑益希領導的藏軍在噶傑戎赫錦地方的戰鬥中擊斃敵軍20人，獲得許多騾馬和槍彈。東松克堆本忠洛桑益希率領的藏軍在嘉拉岡的戰鬥中擊斃敵軍60余人，藏軍方面有軍官洛西然等人陣亡。英雄塔勒噶阿烏率領的藏軍在一次戰鬥中擊斃五十餘名敵軍，藏軍陣亡十二人。其後劄西泰貝、格旺阿珠、嘉中丹增忠色巴、英雄巴珠阿金的藏軍在芒然地方的戰鬥中打死六百餘名敵軍，藏軍只有五十餘人傷亡。在貢林瓦色的戰鬥中，打死130名敵軍，藏軍有19人陣亡。哈巴秋佩、江耶可贈、娃露秋珠為主的藏軍在嘉夏橋頭的戰鬥中擊斃敵軍六十人，藏軍只有五人陣亡。捏囊達瓦、夏卓洛桑格登、嘉列噶桑旺堆率領的藏軍在額斯的戰鬥中擊斃敵軍百人左右，在然道達登擊斃敵軍八十餘人。布查阿烏、拉查章理父子、格旺阿珠等人領導的藏軍在果嘉橋頭的戰鬥中擊斃敵軍二十五人，藏軍陣亡七人。雅欽益西、帕欽洛桑率領的藏軍在貢馬日山頭擊斃敵軍十五人，藏軍陣亡九人。贊索南噶登的軍隊在色巴寺的戰鬥中擊斃敵軍30人，藏軍陣亡七人。捏囊喇嘛為首的藏軍在劄朵跌額堂的戰鬥中擊斃敵軍四百余人，藏軍方面有捏囊喇嘛等三十余人陣亡。波蒼彭措等部在色巴孫多的戰鬥中擊斃敵軍20人，彭措在這次戰鬥中陣亡。江西然、雅忠洛桑率領的藏軍在巴夏的戰鬥中擊斃敵軍三十人，獲得大量武器彈藥。沃秀阿嘉率領的藏軍在登然拉卡的戰鬥中擊斃敵軍三十余人，阿嘉和其他十五名藏軍在這次的戰鬥中陣亡。噶列桑傑益西、巴夏洛桑巴登所部在洛曲雜堂的戰鬥中擊斃敵軍十二人，藏軍陣亡二人。捏囊達瓦、俊薩次成巴秀噶擦索南、夏卓洛桑格登、嘉列噶桑等率領的藏軍多馬榮的戰鬥中擊斃敵軍二百餘人，次成等三十余名藏軍陣亡。以上是在長達一年半的時間內發生的部分戰鬥情況。』「10」

轟炸後，寺院已經被炸成廢墟，藏軍也被迫退到山區。後來中共看到民改引起藏人巨大的反抗而實際上停止了進行民改，並宣佈六年不改，同時也放回了以參觀學習為名被扣押的縣長、區長等恰城的頭面人物，而這些人一回來，絕大部分便率領各自的人馬逃到山上進行武裝反抗。

中共放回地方領袖求彌戰火[རྩོམ་སྒྲིག]

冷凱西著名的反抗軍領袖雲丹（有的稱旺登）就是被中共放回後上山領導藏人展開遊擊戰的，冷凱西瓦的兩個百長，即亞索欽美多傑和麻索雲丹，都被中共以開會參觀的名義軟禁在中國，由於中共在長江以東的民主改革之第一步即收繳槍枝行為立即遭到滿腹狐疑之藏人的激烈反抗，中共停止了民主改革運動，並將已經軟禁的藏人領袖放回，企圖平息藏人的反抗，結果適得其反，反抗之火一旦點燃，便一直燒遍了整個西藏，在冷凱西瓦的民主改革一開始就遭到百長阿安和旺青（兩人都是雲丹的兄弟，三人均稱百長）領導的反抗，因此中國當局放回這些藏人領袖，試圖消彌這場反抗運動，結果大部分放回來的藏人都加入了反抗組織，並成為最頑強的骨幹人員。象這樣放回來的還有嘉日尼瑪等一大批地方領袖。

其中亞索欽美貢保一直轉戰長江沿岸，為這些地區的反抗運動播下火種，後來他率大量人馬準備從雜域突圍到國外時，途中不時受到中共的堵截，死傷慘重，最後只剩下他和另外九人沖出重圍繼續向南，但由於敵軍提前一周已經在前面佈置伏擊堵截，因而在經過激烈戰鬥後殉國。由於其隨行人員等全部陣亡，我們無法通過採訪藏人瞭解經過，根據中共文獻的記載：亞索·欽美貢保於六零年十月二十六日晚抵達察域河北岸的山坡上時，被已經在此等候一周多的敵軍參謀長劉克志指揮的中國軍隊所包圍，中共軍隊開始收掄時，亞索·欽美貢保即率領其他九人隱敝在河岸的石堆裏背水與強敵作戰，敵軍參謀宋家麟高喊勸降，被藏軍當場開槍擊斃，敵軍隨即發起進攻，結果再次被擊斃五、六人，最後敵軍在機槍掩護下投擲手榴彈，九名藏軍全部陣亡。「11」

理塘遊擊戰[རྩོམ་སྒྲིག]

藏人逃出後，理塘寺卸任夏布、仲聶登雍阿城開始組織反抗，期間他率領三百余名藏軍設伏殲滅了敵軍三百餘人，由是他的名聲大噪，他到處傳書，要求各地的逃到山上的藏人不要投降，要拚個你死我活。敵軍雖然派來昌圖喇嘛（是堪布）前往各地勸降，但由於登雍阿城伏擊消滅三百名左右的敵軍，因此各地的藏軍紛紛前來投靠，極少有人投降。大約在這個時候，理塘派出卸任夏布果瓦金巴和另一個人前往拉薩求援，並要他們向世界說明中國人消滅西藏的寺院和宗教。

1956年（57年？）大約藏曆六、七月份，各縣長、區長、科長什麽的有許多人也各自帶著幾個人逃到山區加入遊擊隊，這時登雍阿城已經有了六、七千名軍隊，於是巴塘、理塘、傑塘等地的藏人在理塘RA-KOG開會，參加會議的有巴塘果瓦強佐、澤納堅贊和傑塘的一個叫倉央根的老僧，另外還有一些羅羅（彝族）的官員，羅羅中參加會議的是三名佩帶盒子槍者和六、七個挎卡賓槍的人，他們都懂藏語，據當時在場的理塘疤拉回憶：『會上大家認為僅僅靠我們的力量難於支撐，所以應該向西藏政府請求援助，包括派兵支援或支援槍枝彈藥等，當時就派果烏金巴（理塘卸任夏布）率領幾個人前往西藏政府求援，後來據說西藏政府沒有給予支援，回信中說如果在西藏政府的控制區，則可以提供幫助，否則很難，而且中國人也沒有所說的那麽壞等等，令藏人很失望傷心』。「12」

在此之前，達雍朋措敦珠是個寺僧，他率領百余人，在理塘和娘榮之間伏擊敵運輸人員，劫奪了敵軍物資八百餘馱，全部平均分配給全軍。

當時藏軍中的一些老人認為將敵軍全部殺死是不妥的，他們建議學習中國人的策略，不要殺死投降的敵軍官兵，而是應該寬待和醫治俘虜。這時（草已發黃），有三百餘名敵軍從理塘出發前往雅江，藏軍兩千余人在烏蔔加果松多設伏將敵軍全數消滅，由此有了『在烏蔔加果松多，漢屍遍地可牆』的說法。這次戰鬥中有六、七名傷兵和四、五名敵軍被我軍俘獲，我軍只有三人陣亡，其中兩人是木拉希瓦人，他們是為了取槍（軍紀：繳獲兩枝槍者，一枝上交，一枝歸己，以下類推）而被擊中陣亡的。根據寬待俘虜的原則，藏軍為傷患治療後，然後派一些女人把這些俘虜送回去，這些女人可以說受到藏軍的脅迫，結果她們受到敵軍的熱情款待，給她們送了許多糖、茶葉、布匹等。這次放俘虜回去，引起敵軍的注意，以為有什麽高人在指點。

1956年年底，達雍朋措敦珠派出的偵察分隊發現有二十餘名敵軍押送二十餘匹馱馬，馱著很重的東西，於是達雍率三十餘人在紮哈多設伏殺死敵押運部隊，奪得全部物資，結果全部是彈藥，其中十六馱是子彈，四馱是炮彈，作為嘉獎，將繳獲的二十餘枝步槍獎給伏擊的三十餘人，其他子彈則平均分配下來，每人分得五十發子彈，即使沒有槍的也可以領取自己的一份，當時一發子彈值五、六十塊錢，而一袋面也不過一百塊錢左右。

1957年3月，達雍朋措敦珠又在雅江和理塘之間劫來了五百餘馱物資，奪得七、八枝步槍。

56年6月左右，當時冷凱西已經起兵，而理塘的昌妥喇嘛也已經被中國人關進監獄，中國人為了向冷凱西運送三千多馱物資，對雍日部落的人說，只要你們保證把物資送出理塘，我們就可以釋放昌妥喇嘛，雍日部答應，登雍阿城得到消息後，派人前往冷凱西，讓冷凱西人劫奪物資，但要求冷凱西人不要傷害趕牛的藏人。於是，冷凱西甲本（百長）雲丹（以前是科長）和阿巴羅竹（原為副縣長）、尼莫益倉的兒子等三人率五百余人在冷凱西伏擊，他們將敵軍前衛五十余人全數打死，槍聲驚動馱牛，他們便將馱牛往預定的山溝中趕，前後有一千八百余頭馱牛被他們趕到其他山溝中，剩餘的敵軍立即佔領附近的山頭固守待援，敵軍四團所屬的一個什麽大隊連夜前往增援，然後他們繼續趕著剩餘的馱牛向冷凱西進發，在冷凱西的雍念希再次遭到冷凱西百長其美多傑（原縣長）、百長雲丹、亞帕洛珠等人的伏擊，損失慘重，據說只有少數人走到了冷凱西。』

當時，敵軍將物資從雅江馱運到理塘，在理塘囤集後再馱運到冷凱西、蹈城等地區，沒有公路，路途有很多伏擊的機會，藏軍的活動主要就是劫奪這些物資，伏擊敵軍運輸人員。

1956年大約8、9月份，登雍阿城率部劫奪了從理塘運往蹈城的500餘馱物資，據理塘疤拉回憶："當時我們趕到戰場時，一切都已經結束了，我看到溝中有大約三十多具敵軍屍體，聽說山上另有十五、六具敵軍屍體，其餘的敵軍進入附近的果莫寺院固守，藏軍當然不能向寺院發起攻擊，因此罷兵撤回。

大約1956年10月左右，有一隊敵軍連夜從理塘突入格莫囊，逮捕巴登道登和巴青倉兩位老人後當夜撤回，因為除了縣城而外，其他地區基本上是藏軍的天下。

隨後，他倆又一人騎一匹馬放回，原來，敵軍李書記叫他倆帶話給藏軍，說漢藏要和談，不應該互相撕殺，和談需要一些時間，我們是否先簽訂一個條約，就是雙方停戰兩個月，然後再說。兩位老人見了登雍阿城，說明這些情況，並說我倆也不知道是不是在欺騙我們。登雍阿城說：和談很好，漢居漢地，藏居藏地，各守本土，這樣最好。兩人回去後，敵又派人前來，要求登雍阿城派代表前來談判，登雍阿城派了納波阿格塔僧率15人前往，他們佩帶著手槍前去談判，敵軍不予理會，雙方首先確定停止敵對兩個月，期間互相不得攻擊，接著談其他問題，中國人表示：牧區和寺院沒有進行民主改革，尼姑廟也不進行民改，耕牛除自留必須的而外，其他由政府收購後分給人民，土地則是平均分配，這樣有沒有意見？藏方表示這樣可以接受。接著談槍枝問題，中國人一定要藏人繳槍，說你們有五千餘枝槍，其中有許多本來是我們的，這些一定要全部交出來，藏方代表說：這很使我們為難，我們的槍枝有許多已經在戰鬥中毀壞，先不要管我們有多少枝槍，我們作為全權代表來此，可以決定交出一千五百枝槍，中國人不答應，總之雙方先後談了十幾天，期間一直是握手、會餐，相當親熱，最後分手時還握手說希望以後可以談的攏。

在此兩個月期間，雙方和平相處，敵軍乘機從雅江向理塘運送物資，徵調了大量娘榮地方的藏人和牲畜，每次大量的物資，只有十幾名或幾十名押運，藏軍一直沒有劫奪。

兩個月後，藏軍開始行動，大約1956年11-12月間，達雍又指揮波瓦辛巴和波瓦當秋所屬二百餘人前往各個路口伏擊，沒有遇到敵軍，返回時卻遇到從雅江前往理塘的牛隊，押運的只有十四、五名敵軍，他們伏擊擊斃敵軍，那些被徵調來趕牛的藏人要求藏軍把牛也一起趕走，說只要你們趕走牛馬，我們以後就不用來了，托你們的福，我們被徵調的機會少了許多，真是感謝等。

1956年冬天，敵三百餘人前來君巴的窩圖地方奔襲藏軍，被我警戒人員發現，激戰中，敵軍打死了七名警戒人員，我軍反攻，敵軍遭受損失而逃回。

1957年過藏曆年後兩個月左右，十八軍武工隊進入理塘，在此之前，敵軍到處散發傳單。托人帶口信，說十八軍武工隊各個都是二次世界大戰的老兵，彈無虛發，將會使地方血流成河，不若快快投降等，當時有關武工隊的傳說很多，說他們有五千余人，全是軍官組成，即排長為兵，連長為排長，每人長短兩枝槍等等。他們在理塘境內四處尋戰，連續兩天沒有遇到藏軍，第三天在登午日加被瑟日金巴、江巴本、然月耿欽、臧巴人阿沙紮西頓珠、臧布本等所率的四、五百人在地形險要處埋伏，瑟日布普是一個神槍手，他一槍一個地殺人，敵軍在遭到進攻後馬上進入對面的森林中，藏軍立即放火焚山，火勢借風迅速蔓延，敵軍不及逃出，燒死許多，火勢過處，到處是敵軍燒焦的屍體，當時據說燒死兩千餘名敵軍，總之燒死了許多，武工隊殘部狼狽逃回，再也聽不到他們吹牛，據當地人傳說，十八軍武工隊指揮官後來納悶地說：我和日本人、國民黨都打過，今天怎麽栽在幾個土匪手中？

此後，中國人又說要和談，在此期間，有許多被稱為某某大隊的敵軍來到理塘一帶，有兩千餘人。1957年大約7月左右，中藏又和談了，和談停戰後，敵軍派來幾萬人修建東巴公路，修路的人從然阿卡（新度橋）一直分散到理塘，中國軍人和中國民工一起修，有一陣子，聽說敵軍已經來到雅江，與理塘很近了。藏人彈藥有限，沒有後勤保障，全靠從敵人那裏劫奪，難於持久，乃派格烏卓瑪格樂、卓勒布瓊、朵果成列敦悅、阿米才仁等六人（在《抗暴救國》中嘉多嘎桑指出是仲達才仁諾布和君雍阿仲兩人要求給予武器支援，他們得到肯定答復後返回時在巴塘被薩恩人殺死）前往拉薩向西藏政府求援，主要是尋求武器彈藥的支持，到了八、九月份，嘉格次成和一個恰城人從拉薩來到理塘，他倆帶回來的資訊是，修登降神後的神諭指示：『現在是過長江為好，現在已經危險了，以後我無法負責』。由於神諭的指示和彈藥幾近耗盡，因此，藏軍決定西渡長江，在長江以西尋求發展。

就在這個時候，空降人員出現了。1957年9月13日（藏曆10月15日）晚，理塘阿克次成率領三百餘人正準備對盤踞在理塘南部莫拉堆的一個村莊中的四百餘名中國軍隊發動偷襲，這時空中傳來飛機聲，藏軍不知飛機怎麽晚上來了，因為平時中國飛機只是在白天出現，而中國軍隊也全部立即進入陣地，說那不是中國的飛機，不久嘉多旺德、秋布魯、嘉度才旺多傑三人被空投到距他們不遠的崗塘，空投人員不久與阿克次成取得聯繫，阿克次成得知他們是從美國訓練後來的，而且將會有武器空投下來時，極為高興，發誓表示願意極力相助。隨後經阿克次成聯繫，他們和登雍阿城、嘉多布根、達雍朋措敦珠等人在蹈城雜拉附近一個叫邦孜塘的地方會面，空投人員隨即與美國方面取得聯繫，說明他們平安到達以及在這一帶有伍萬余名藏軍在與敵軍交戰等情況。隨後他們在那裏召開了為期七天的會議，會上嘉多旺德向他們詳細介紹了他們前往美國受訓的情況以及美國將會空投武器彈藥等情況，鑒於藏軍已經計畫西渡長江，嘉多旺德建議就在家鄉展開鬥爭。

與會的嘉多旺德的舅舅希沙阿隆表示：『現在中國人是要消滅的是我們的宗教和政權，並將一切眾生推入苦難的地獄之門，我們已經沒有任何前瞻後顧的必要…在現有三萬軍隊的基礎上再征兩萬人，如果不夠，還可以徵調十六---六十之間的人，由於理塘等地的藏人堅決的抗擊，目前，中國人已經在我們的四周佈置了八萬步兵和八萬騎兵，我們在此只會被消滅，因此在徵集伍萬軍隊以後，我們要前往理塘西部和巴塘下部（南部），那裏有很多森林，我們最好還是伐木為船，西渡長江，在拉薩附近地勢險要處接受美國的武器支援後與敵決戰，或者與安珠貢保紮西的四水六嶺組織結合抗擊。（《抗暴救國》P83-84）

會議最後決定，既然武器有美國支援，我們就不必離開家鄉，因此，決定在兩個月內再擴充兩萬名軍隊，會議結束後，敵軍已經知道他們空降的消息，專程派人說：『你們從空中來，除非也能從空中回去，否則最好是前來投誠，我們保證您們有光明的前途』等，由於藏軍沒有理睬，敵軍不久集中大量的軍隊向蹈城雜拉一帶發起進攻，試圖活捉空投人員，據理塘疤拉回憶：『敵軍大量擁至，從南向北通過恰城是雲南的國防軍，從北往南通過雜曲卡是青海的騎兵部隊，從東北阿壩來的是蘭州軍區的（蘭州軍區的人是步兵，說的是另一種語言，他們將羊皮剝下以後，整只羊扔到火堆中烤著吃），從西往東是十八軍，從東往西是四川的軍隊，另外還在長江沿線佈置了許多的四川軍隊，另外從西昌到木裏已通公路，貴州軍區和西昌軍分區的一些軍隊也乘車來到木裏，再從木裏一路打了上來。當時，我們的軍隊總司令是登雍阿城，下屬的有降巴本所屬200余騎、臧巴本所屬200-300左右的騎兵、才左圖桑（願為區長）的300-400人、達雍朋措敦珠的五百餘騎、瓦巴的嘉榮倉阿增（62年降，63年被槍斃）所屬300-400騎兵（包括措吉、業米兩人）、君巴諾闊多江（千夫長，副縣長）屬下的300人以上和附屬于他的阿隆仁增的軍隊至少應該在千人以上、雍日部都嘎貢保和阿句德瓦恰隆貢保才丹（兩人為兄弟，後在巴塘被俘後自殺）以及卡雪索南仁欽（原為玉如區長）嘉傑洛桑巴登（一老僧，副區長，後被俘關獄中）等人所屬大約在千人不到、莫拉上部嘎納本根（原科長，被俘自殺）中部布雍本丹真才仁（後被俘自殺）莫拉下部布雍以及瓦果嘎等由於施行十六--六十徵兵制有三千人左右、在乜納雪三部（現納波區，登雍阿城屬於三部中的乜部）700人左右由才多圖桑率領、德雄瑪江雍多傑兄弟（1962年陣亡）所屬600人左右、然瓦囊三農一牧（然楚阿旺家鄉）普卓嘎桑金巴所屬三百余人、烏托本（崇西）阿隆所屬五百餘人（我在其中，阿達、阿隆、格雪党秋、阿魯秋則等本倉人全死。又雍日、德雄、烏托三部稱為帳王三部）、雅江榮波本丹瓊和丹真旺青以及圖登然傑所屬有400人左右、嘎瓦拉則索南多傑（原科長）嘎烏瑪堅贊（原為科長）所屬百余人（平時是非常平和的部落）等等，反正當時的藏軍非常多，另外我還看到有百餘恰城人和七、八百拿著長短槍的羅羅人（彝族），他們中許多人戴著鋼盔，那是從雲南國防軍手中繳獲的，其他的中國軍隊當時沒有鋼盔，那些羅羅中有的人還背著竹筒，裏面有毒箭，聽說絕大部分羅羅人逃到蹈城的貢噶林措乳本處（現蹈城縣貢噶區一帶）。

與貴州、西昌的敵軍交戰的初期大都是羅羅，他們一直被追到貢噶林，在那裏據說他們打死了貴州部隊的一個司令員，總之貴州軍隊未能沾上便宜反遭嚴重損失而退回。接著是雲南的國防軍從麗江一路攻到了貢噶林，藏軍和羅羅軍在那裏嚴陣以待，雙方激烈交戰的結果藏軍死傷七、八百人，其他全部四處潰散，措乳本紮西也從此失蹤。而羅羅軍隊則在那次的戰役中全部打光了。』

敵軍在得知理塘地區有空投人員以後，開始組織龐大的兵力圍剿理塘為中心的藏軍根據地，在此期間，雖然空投人員一再向美國方面要求空投武器，但美國方面卻一再詢問當地有多少遊擊隊，其中有多少人有武器，武器的種類和有多少子彈等問個不停，他們顯然不相信藏人會有那麽多的武裝力量，這時敵軍已經發起攻擊，藏軍與敵軍在蹈城雜拉一帶與敵軍激烈交戰二十余日，藏軍終於頂不住中國軍隊強大的攻擊而不得不撤出，在此期間嘉多旺德多次緊急要求美國方面空投武器，但美國方面仍然要求報來詳細的人員數量、槍枝數量和型號以及子彈的數量等，一直沒有給予一槍一彈的支援，到最後，藏人完全失望，只好將電臺掩埋後向理塘隆達方向撤退，從此再也未能與美國方面進行聯繫，等到美國方面意識到事態嚴重，準備空投時，雙方已經不能聯繫了。三名空投人員和後來通過陸地前來的覺然列協等四人在掩埋電報後投入戰鬥，後來也在戰鬥中被沖散。這時藏軍已對空投人員和美國空投武器感到失望，許多人因此在戰鬥中各自潰散各地，空投人員的領導嘉多旺德逃到隆達時，和他在一起的只有392人，其中包括嘉多旺德的兄弟布根、希薩阿隆等所屬的130餘人和諾布率領的七人，朋措敦珠屬下的35人，紮西朋措屬下的70餘人，塔希為首的百餘人，降巴為首的50人左右，他們還希望美國方面會空投武器，在附近與敵軍周旋了一個多月，期間多次與敵軍交戰，到1958年的四月份，在他們完全失去希望後，嘉多旺德、布根、阿克次成、諾布等人領著剩餘的人馬離開理塘，向北通過大金寺、德格、結古多、瑪曲（黃河）上游從北方人煙稀少處來到衛藏的烏噶縣境內，八月匯入在山南成立的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另外也是從北方逃到衛藏加入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並在貢嘎伏擊敵軍車隊（後面將要提到）的理塘丹紮回憶說：『第二年，敵大量增援，藏人終於被沖散，死傷無算，我們百餘人在各地轉了三天，最後在理塘德雄瑪與中國人交火，敵向我們發起攻擊，我們拼死抵抗，傷亡嚴重，最後只有我們十餘人沖出了敵軍包圍，其他全部陣亡，只有少數人被俘，我們一路往北，通過德格、結古多等地一直逃往拉薩，一路衝突不斷。』

其他三名空投人員中，秋布魯在戰時陣亡，才旺多傑失蹤，迥然紮西據普巴本回憶，他未能空投，因此從印度噶倫堡與旺青兩人結伴前往理塘，到理塘時由於理塘藏軍已經潰散，旺傑留在當地加入遊擊隊，而迥然紮西則與一名巴塘士兵結伴前往芒康，途徑長江渡口仲波榮時，他們前去與一名原來的傭人會面，結果那個傭人卻將他們出賣，敵軍和民兵三十餘人包圍了他們隱藏的小水磨房，敵軍要他們投降，迥然紮西佯裝投降，並根據敵軍的指示將長槍扔出房門，敵軍官和一名翻譯隨即前來，剛到水磨房門口，迥然紮西以手槍將兩人擊斃，敵軍遂向他們攻擊，投擲大量手榴彈，將他們兩人炸死。「13」

藏軍在蹈城失利後，紛紛潰散各地，理塘疤拉回憶說：『由於國防軍從南向北攻來，我軍節節敗退，我們理塘900余人和冷凱西300餘人逃到北方德格、石渠一帶，當地人尚未造反，藏人都有槍，也不見敵軍。1957年以前是我們出去尋戰，伏擊敵軍，58年三月以後是敵軍前來尋戰，我們幾乎每天都要和敵軍交戰，當時嘉多旺德等人已經空投下來，我們本來計畫西渡長江，他們下來後說是美國會支援武器，我們就留下來了，一天讓我們在地上挖彎彎曲曲的坑，並在裏面倒牛糞點燃後保持火紅狀態，說飛機會空投武器，飛機到了，可是並沒有給我們空投武器，幾個月後，敵軍就發起攻擊，剛開始，我所屬的額多（現劃並雅江）部隊除了不時被抽去支援其他地區而外一直駐紮在理塘郭羅地方，我們有五百餘騎，加上從各地逃來的一共有千余騎，指揮官是額多本阿楞、丹瓊，兩人原來都是縣長，丹瓊和雍日本是堂兄弟，他於1962年在理塘果烏拉山上陣亡。

我們在得知敵軍從南部恰城地方攻過來時（我們當時並不知其他地方的敵軍也在向我們逼近），我們千餘人正在嘉果松多伏擊敵軍運輸隊，當時我們埋伏在一地勢險峻的地方，敵軍出現時，開始是前衛三十余人，我們放過前衛，等後面由六、七百名敵軍押運七十餘匹馱馬進入伏擊圈時一起開火，我們的伏擊方式是在途中扔樹枝或以某個明顯的地標為記號，等敵軍最前面的人一踏上樹枝或地標標記就同時開槍，那天我們是扔了個樹枝，敵軍一踏上樹枝，千餘人同時開槍，敵立即倒下一大片，敵軍遭到突襲也立即臥倒後還擊，由於前面的敵軍大都被打死或後退，我們一些人便冒險前去取武器，我也去了，從敵軍屍體上取了一個子彈帶（裏面有200發子彈），和四顆手榴彈，槍枝沾滿血跡，所以沒有拿，隨即傳出撤退的信號，我們這一邊的伏擊部隊立即後撤翻山后來到央格囊，另一邊的也退到嘉玉庫，這次的伏擊前後可能不到半個小時，我軍無一傷亡地撤出了戰鬥，我想那天我們打死的敵軍可能有兩百名左右。

大約是第二天，分別撤到兩個地方的伏擊部隊還未會合，我們撤到央格囊的五百余人中，從每個班（十人一班）抽一些人湊成二百餘人前往山頭警戒，防從理塘（在西）和郭羅（在東，雅江）方面的突襲，這時卻見43名敵軍從郭羅方面向西而來，在確定沒有其他敵軍後，我們警戒部隊就在途中設伏，將這股敵人全部消滅，俘虜了四名，其中兩人受傷，我軍陣亡三人，敵軍都是四川口音，我們返回後，被那些老人罵了個狗頭噴血，說兩百人伏擊四十人，反而有三人陣亡是怎麽回事？等等，我們只好解釋說，其中的一人是急著去取槍，結果被一名敵軍傷兵給擊中，我當時看到那個敵軍傷兵突然爬起來向他開槍，我軍的那名士兵被擊中後搖晃著倒下，我們立即擊中火力將那名傷兵擊斃。

那些老人聽到後當場決定以後年輕人不許在戰鬥進行當中前去取槍。我們的一切行動都是由幾個老人與指揮官共同商量後決定的，我部的老人主要有尚霍阿米和索日才紮、昌果洛日等人，其中除昌果洛日曾是一個村裏的小頭目而外，其他都是一般的百姓，卻很有計謀。就是在這期間，那些羅羅由南逃到西，再從西逃到東邊我們的地界，還有許多的藏軍，其中登雍阿城也在，大家聚在一起商量時，登雍阿城說西邊已經有十八軍過來，是薩芒瓦（現白玉縣境內）紮西然丁派人傳信說十八軍已經過長江來了，你們下部情況怎麼樣？正在討論時，北部雜域的藏軍派人前來說青海騎兵和蘭州的騎步兵向南攻來，他們頂不住，要求派人增援。以往敵軍沒有這麽多，我們之間還可以相互支援，現在是那裏都有敵軍，各個都是自身難保，恰城、蹈城已經失守，藏軍戰力最強的就只剩下理塘了，而且敵軍已經從四邊向理塘逼近，大家商討後，認為敵大軍將至，我軍不宜集中對抗，要分成小股各自尋找出路，當時理塘一帶集中了四、五千人，加上在許多地方徵兵，年齡為16-60之間，可能有萬人左右。為免被集中殲滅，到藏曆五月時，藏軍已經分股份散開了。

到了藏曆八月，登雍阿城投降，登雍阿城的根本上師是木裏嘉貢，中國人從木裏請來木裏嘉貢，由木裏嘉貢勸說登雍阿城投降，登雍阿城不敢違抗師令，說：『我不是為了家族或個人權利而與中國人作戰，是為了民族和宗教而戰，既然師傅下令，其中必有如此做的原因，我的生死不足惜，可以投降，來世請上師慈悲關照』。當時我們在昌果（現甘孜與白玉交界的白玉一邊），共有40餘人，由阿楞領導。之前，嘉多旺德、布格和阿塔縣長、降巴噶桑等人在德雄瑪的納嘎登相遇，當紮也在場，下午三時左右大家開會商討對策，當時說有一千三百餘騎，嘉多旺德問從北方瑪尼嘎果可否有路可以逃出去，降娘噶桑則說有一千三百餘騎，他可以保證到拉薩為止沿途的食物供應（他的部屬當中有六個隨從拉著三匹騾子，當時據說其中馱的都是黃金），正當商量期間，敵軍已經從各個溝口沖過來，槍聲大作，藏軍四處潰散，我們四、五百人就從那裏逃到昌果的亞瑟社列地方，在此遇到娘榮嘉日尼瑪他們往西部逃去。和我們在一起的除了許多冷凱西人，還有拉攏和阿塔縣長，阿塔縣長連馬匹都沒有，是嘉日尼瑪送給他一匹馬。

我們隨後到香雍措噶地方，在這裏與大約三百名敵軍遭遇，阿楞在前線指揮，我和烏塗人覺如索南多傑以及江央秋沛等人在一起，覺如江央秋沛額頭中彈，當場陣亡，其槍上有血污，阿塔縣長在旁邊叫不要取槍，當時作戰的人很多，溝中至少有八、九十人橫屍戰場，我們既沒有拿敵軍死屍上的槍枝，也沒有拿我軍陣亡官兵的槍枝就從戰場撤回，途中見到嘉日倉的牧民，我們分開後往南進入理塘，這時有許多人拿著勸降信在各處轉，並說登雍阿城已經投降了，有點不敢相信。後來我們就投降了。

當紮的兄弟索南才仁是一個神槍手，幾乎是彈無虛發，不會浪費子彈，殺了不少中國人。

如此轟轟烈烈的巴塘、理塘、傑塘等地的武裝反抗運動最後遭到失敗，許多留在家鄉的官兵雖然一直堅持戰鬥，一直到1962年大部分的領導人員和骨幹全部陣亡或被俘。

在長江以東的康區，藏人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失敗後，分散的、以幾百人為一股的遊擊隊始終沒有停止戰鬥，1960年3月底，中國軍隊組織了六個團的兵力試圖剿滅這裏的藏人遊擊隊，1960年3月28日，敵軍兩個團在大唐區得知普布寺有藏軍後，於當晚包圍了普布寺，次日敵軍向寺院發起攻擊，藏軍並不慌張，等敵軍靠近後突然射擊，造成敵軍傷亡混亂後打開寺院大門外沖並突破了敵軍的包圍，根據中共資料的記載，這支藏軍全部是「青海」人，有三百餘人。敵軍乃繼續尾追，途中雖然不斷遭到藏軍的殺傷，但敵軍仍然咬住藏軍並叫來敵一五四團前來援助，敵一五四團即在『左區克倫各鄉』堵截藏人，藏軍在前後夾擊下潰撒，其中大部分向南突圍時被敵軍主力一團多的人馬包圍在一座山頭上，他們節節抵抗，雙方互相攻防，藏軍打退敵軍在炮火支援下的一次又一次的進攻，最後終因彈盡援絕而被迫投降。另有四十余名藏軍向北突圍，敵軍兩個連緊緊尾追，在被敵軍稱為5149高地的山腳，藏軍見敵軍尾追不舍，乃停下來等待，敵軍沖過來時，藏軍一起射擊，當場擊斃十餘人，敵軍倉皇後撤，藏軍乃上馬反擊，再次打死六名、打傷八名敵軍後乃向東撤退，並與敵軍搶佔高地，雙方雖同時抵達山腳，但藏軍還是先敵一部佔領高地並向敵軍射擊，敵軍當場有四人被擊斃，敵軍隨即在山腳佈置兵力，準備將藏軍全部殲滅在山頭上，敵軍佈置停當後便在機槍的掩護下由敵一五四團一連向上進攻，二連在後面掩護，藏軍一個排子槍擊斃敵軍十一人，打傷七人，敵一連的其餘敵軍倉皇逃回，敵軍隨後集中全部機槍向上射擊，壓制藏軍火力後再次發起攻擊，仍被我英勇的藏軍擊退，敵軍二營副營長看到自己的部隊不斷遭到殺傷，乃將兩個連全部投入攻擊，分別面向藏軍攻擊，藏軍也分兵予以抵抗，在藏軍排子槍火力下，敵軍再次造成十餘人的傷亡，然後藏軍繼續向山頭撤退並尋找有利地形，敵軍尾隨前來，並繼續發起攻擊，藏軍繼續用排子槍有規律地反擊，敵軍兩個連又各有十餘人被擊斃。敵軍為了減少傷亡，乃以兩個連交替進攻，另一個連以火力掩護的方式向前逼近，藏軍再次殺傷敵軍十余人後向山頭撤退，後撤一段後藏軍再次回頭阻擊，敵軍兩個連隊又各有十餘人傷亡，敵軍看到傷亡過大，乃將機槍調到前沿試圖壓制藏軍火力，藏軍子彈有限，在連續三個排子槍以後揮舞著長刀沖向從南側進攻的敵軍，敵軍紛紛敗退，藏軍沖到敵軍機槍陣地砍死兩名機槍手和其他六七名敵軍官兵，奪取兩挺機槍和六、七支步槍，藏軍隨即以繳獲的機槍向北側敵軍掃射，當場有十餘名敵軍倒下，敵軍隨後的幾次進攻在藏軍機槍火力下被打退，不久繳獲的機槍子彈告罄，敵軍這時雖然又有七八人傷亡，但藏軍由於彈藥快要打完，因此逐漸向主峰撤退，在快接近主峰時，藏軍將最後的子彈全部射出，敵軍兩個連隊又是各傷亡十余人，藏軍退到主峰後由於前後都是懸隘絕壁，因此藏軍開始向敵軍扔石頭，到敵軍終於沖到主峰時，看到的是四十余名藏軍一手持槍，一手持刀怒視著他們，雙方一接近藏軍即呐喊著揮刀向敵軍沖去，敵軍也拿著上了刺刀的（在藏軍揮刀殺死敵軍並奪走機槍時，敵軍指揮即令敵軍官兵上刺刀）槍應戰，肉搏戰中藏軍再次砍死砍傷三十餘人，奪走他們的武器後奪圍而出。

這次戰鬥根據中共的統計，敵軍兩個連與藏軍四十餘人交戰，藏軍不僅全部沖出包圍，而且造成敵軍五十餘人陣亡，四十餘人受傷。「14」

注釋[རྩོམ་སྒྲིག]

1.《甘孜州社會歷史調查》P290---292《理塘寺調查》。

2.《中國藏族部落》P484記載："木拉區有10個大頭人，政治上互不相屬，各有轄區，所有頭人均需接受理塘寺木拉康村的管束，頭人雖是世襲，但必須經過木拉康村的正式任命，才算獲得正式頭人的身份"。

3.《中國藏族部落》，288頁。

4.據嘉多嘎桑回憶，（《抗暴救國》88頁。

5.嘉雲丹是冷凱西錯拉區德達村人，喜歡交遊，1956年參加所謂的民主改革協商會議時，中途離開康定返回家鄉組織軍隊，他拒絕中共的誘惑，拒不投降，1958年8月在理塘與令凱西之間的大雪山活動時，在牛嚇普陣亡。以上內容中共根據《巴塘縣誌》351、495頁的記載整理。

6.日期根據《巴塘縣誌》351頁的記載。

7.根據《巴塘縣誌》351-352頁的記載整理。

8.有關巴塘的戰鬥經過據普巴本回憶："當時巴塘、理塘、傑塘(現雲南迪欽州之一部分)決定聯合攻打在巴塘的中國兵營,他們集中了三千余人圍攻巴塘,一直很順手，他們攻佔了中共的一些據點，多有擄獲，在分配繳獲的武器時，三方發生了一些摩擦，時巴塘有許多武器儲藏，巴塘秋德寺的人想獨自佔有巴塘後的戰利品，因此打發理塘和傑塘的官兵回去，因而發生矛盾。理塘和傑塘的官兵在打了十一天後翻回各自的家鄉，隨後巴塘集一千五百人連續六天進攻縣城，前後衝鋒五、六次，殺死許多的中國人，藏人也有許多的損失，並處於精疲力竭之中，由於一時攻不下來，巴塘軍只好改圍攻為圍困，切斷水源，中國人更慘，因斷水靠喝尿水過日子，這些是我的一個在中共軍營當民兵的親戚給我講的。

當時中共在巴塘的守軍只剩下二百余中國人和三百余由藏人組成的民兵,由於我軍不斷宣稱要斬盡殺絕藏奸、賣國賊，所以那些藏人民兵也不敢投降，最後在眼看頂不住時，他們向進攻者詐稱：請緩攻三日，我們已經向上報告說我們頂不住了，要投降了，三天後我們一定繳槍等。巴塘人已經圍攻了許久，也累了，就答應下來，這時，中國人從達澤多遣一師援軍快速趕來，過理塘時，理塘人坐視敵軍通過而未予阻擊，三天後，敵軍飛機臨空，開始了對藏人的狂轟濫炸，並向中國守軍投下水等給養，飛機炸彈將曲德寺的三層彌勒佛經堂全部炸毀，三架飛機輪番轟炸了幾天，把藏人炸的暈頭轉向，藏人不懂現代戰術，全部躲進房子內向空中射擊，敵軍一顆炸彈就可以炸毀一棟房，裏面的藏人就慘了,如此幾天,飛機將我軍駐紮的村莊和曲德寺炸成一片廢墟"。

普巴本不是當事人，但他所講述的內容是根據其當時在場的親戚所講轉述，其中的錯誤也是很明顯的，比如將以開會名義拘押的三百名藏人頭目說成是民兵，據瞭解在這些藏人中確實有少數人在當時和後來都跟隨中共，但絕大多數並不是這樣，更重要的是他們並不是民兵，根據《巴塘縣誌》341記載當時中共在整個巴塘一共只有兩個班的民兵，何況從採訪中瞭解到追隨中共的藏人並沒有幾個。

9.蘇國柱《察與平叛戰鬥中的日日夜夜》，載《西藏革命回憶錄》（第四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1

10.摘譯自噶嘉噸珠的《多康恰城史金穗》（藏文）161-173頁，西藏文獻圖書館，1992年，達然薩拉。

11.蘇國柱《察與平叛戰鬥中的日日夜夜》，載《西藏革命回憶錄》（第四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1

12.據嘉多嘎桑回憶：（《抗暴救國》88頁）『我們搬到拉薩後，安珠貢保紮西和阿樂瓊澤等六十余人成立了人民會議，安珠貢保紮西說應該有幾個人去國外，我們便搬到印度，當時，理塘已經打響，他們派來了一名軍官和一名士兵前來求援，當時我們已經到美國學習，告訴他們快回去，我們的人不久將會志願理塘，結果他們在巴塘被薩恩強盜所殺』。

13.據《抗暴救國》的記載："迥然紮西後來逃到巴塘後失蹤，據說是因內部衝突而喪生

14.這個戰鬥的內容是根據《西藏平叛紀實》整理的，有關這支藏軍為誰，採訪中無人知道，只是有那一帶的人證明當時有許多的嘎瓦人（即現今的青海玉樹州人）來到那一帶，並特別提到嘎瓦嘉拉邊壩喇嘛所屬的軍隊，據瞭解，嘉拉邊壩喇嘛出生在鄧柯（當地是鄧柯的一部分），被認定為嘉拉邊壩喇嘛的轉世後前來噶瓦地區的，他領導部民參加結古圍攻失敗後，率領所部退到自己的家鄉鄧柯地區，並在當地組織許多人繼續抗擊中國軍隊，在當地多次與敵軍交戰，殺敵甚多，最後全部壯烈犧牲，無一人活著返回家鄉或逃到印度。雖然不能肯定中文資料中記載的這些勇士就是他們，但從嘉拉邊壩喇嘛的許多方面也不無關係，因此，作為參考注明在此。





第六章囊謙二十五族的武裝抵抗[རྩོམ་སྒྲིག]

  • 白日等部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戰鬥
  • 中共的入侵與民主改革
  • 白日麥瑪等三部痛殲頑敵
  • 中共為藏人地方領袖設鴻門宴
  • 白日麥瑪千騎血灑疆場
  • 稱多、旺波軍隊的覆滅
  • 不甘束手待斃人民自組軍隊
  • 讓娘寺玉石俱焚
  • 在治多的戰鬥
  • 圍困囊謙、雜多
  • 布日寺玉石俱焚然覺寺慘遭屠戮
  • 果雄彙集擊落敵機
  • 艱難突圍路
  • 注釋

西藏康區包括沿長江兩岸分佈的囊謙二十五族、德格王所轄二十五縣（今德格、白玉、石渠、江達四縣之地）以及長江以東的康定嘉拉王、傑塘嘎登松贊林和傑塘德瓦的政教合一政權（現雲南迪慶地區）、朱倭、孔薩、東郭、麻樹、章果等霍爾甘孜五部（即今道孚、甘孜、爐霍三縣之地）、色達各部、木裏王（現木裏縣）以及長江以西的昌都、貢覺、芒康、察雅、八宿、察瓦戎、碩達洛、拉日以及索宗等北方三十九族的大部等地區，幅員遼闊，中間的橫斷山脈地勢險要，山高溝深，人民強悍勇武，在西藏三區中被稱為勇士區。

其中囊謙二十五族位於西藏中心偏北地區，方圓26萬平方公里，贊普時代一般認為屬於松波如所轄地區，從其西北可哥西裏河岸採集到的石器表明早在一萬年以前就有人類生存，在這片土地上生活著二十余萬藏人，其中生活在金沙江流域的是噶瓦人「1」，生活在瀾滄江源頭一帶的稱為囊謙人，由於統歸囊謙王統治。「2」歷史上有二十五個酋邦，因此被稱為囊謙爾十五族。

西元1637年，蒙古和碩特首領固實汗消滅佔據青海湖一帶的喀爾喀確土汗和白裏王的戰鬥中，白裏王信奉西藏原始宗教本波教，曾佔據類吾齊、昌都、察雅、德格、拉多、囊謙等地，殺害許多僧侶。囊謙王噶瑪拉德逃亡並率固實汗援軍消滅白日王。

1646年西藏嘎登頗章政權建立，囊謙王阿紐前往拉薩拜見，西藏政教領袖五世達賴喇嘛賜予囊謙王予『米旺仁欽安嘉』的稱號，賜給錦鍛文冊，准其世系統治一方領土，從此，到中共侵入西藏前夕，一直統治著這片廣袤的土地。歷代囊謙王除了本世紀初，每一個囊謙王繼位，第一件事就是前往拉薩接受政府的承認。

白日等部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戰鬥[རྩོམ་སྒྲིག]

從本世紀初開始，中國國民黨軍隊開始進入囊謙二十五族，他們首先以二十五族中的紮武部落（現結古及其附近地區）為據點，在囊謙二十五族地域上開始逐步實施駐兵、徵稅等統治。在囊謙二十五族中，位於長江以東的有稱多、旺波、拉蔔、百日堆瑪、百日麥瑪、休瑪、阿尼、永夏、喀納、固察等部落，其中百日堆瑪、百日麥瑪、休瑪三部是原蒙果金部落分裂的結果，人素稱強悍。

1937年，中國國民黨馬步芳部馬馴率一支軍隊向百日麥瑪、和休瑪等部落徵收額外稅款，百日麥瑪和休瑪部拒絕繳納，聲稱以往從無這麽重的稅，馬馴問以往交多少?並要百日麥瑪部拿出交稅的收據來，可是白日麥瑪又拿不出來，而紮武部落的代表則在旁言：啊呀！沒有稅單就不好說了等，為國民黨說話。由於說不清楚，白日麥瑪和休瑪則乾脆拒絕交稅。

當時百白麥瑪的部落酋長叫才洛，有僧俗六個兄弟。白日麥瑪拒絕交稅後，與中國方面發生爭吵，據說國民黨由於新到，故表示願意接受白日麥瑪自己認為應該交的稅額，但這時白日麥瑪已經橫下心了，他們完全拒絕交稅，於是國民黨軍隊派兵前來，軍隊不少，據說有一千餘人，中國軍隊在竹久寺對面紮營，故意耀武揚威地進行賽馬、射擊、做操等，試圖逼迫藏人屈服，迫使白日麥瑪投降。

但白日麥瑪和休瑪部落也針鋒相對，聚集部落軍隊在當達(中共稱為清水河)紮下兵營進行對抗，不久雙方發生戰鬥，激烈的戰鬥沒有持續幾天，中國軍隊慘敗，當時只有三百餘人逃回稱多，他們帶來的大炮等也扔在當達。而西藏方面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不僅部眾死傷慘重，而且以白日麥瑪部酋長才洛和兄弟傑囊為首的部落內十八個最著名的人也在戰鬥中陣亡。酋長死後，其職位由其另一個兄弟果南接任，果南是僧人。

對此戰鬥，據中文記載：『1937年，馬步芳派馬馴為玉樹司令，馬馴巧立名目，橫徵暴斂，原較貧困的百日麥瑪部落不堪額外壓榨，抗交軍馬和壯丁款，決定丟棄牧地遷居西藏，當年夏天，百日麥瑪和休瑪部落的百戶一面在竹節寺與馬馴談判，拖延時間，一面組織群眾向黑河（即那曲）搬遷，馬馴以兵威相加，百日麥瑪和休瑪仍抗拒不交，遂致談判破裂。8月間，百日麥瑪和休瑪兩部落將一千餘人佈置在東沙麻木高地，據險對峙，馬馴發兵攻擊，雙方展開激戰，百日麥瑪百戶才洛戰死，其兄豆沙吉囊率領人馬分三路衝殺，馬馴不支，傷亡慘重，僅帶10余名隨從逃返結古』。1

在戰鬥獲勝後，為了避免敵軍的報復，百日麥瑪部向北方荒野地區轉移，同時，他們考慮到自己殺人很多，罪孽深重，遂決定集體去拉薩朝聖。

1942年夏末，他們到拉薩朝聖後返回北部荒野時，中國國民黨再次派騎兵團長馬忠義率精兵一千從西寧出發，同時電令在紮武部落常駐的國民黨馬紹武部帶領人馬前往合擊。百日麥瑪和休瑪部落探知兩股敵軍前來，組織一千多人組成的敢死隊員，在莫容灘西邊迎敵，乘夜輪番夜襲，敵一時潰不成軍，傷亡不少。

次日，百日麥瑪部落又依山扼險據守，雙方激戰一天，百戶果囊和貢日赤噶兄弟為掩護牧民轉移，率青壯突擊隊突襲敵營，次日被敵軍分路包圍，終因寡不敵眾，果囊和兄弟貢日赤噶父子以及休瑪部落的酋長德噶等幾乎全部戰死，牛羊等大都被劫。其他婦幼及殘眾則逃至那曲安多巴塔部落地方(現西藏自治區那曲專區安多縣)。在那裏整整流浪了十年。

這時白日麥瑪酋長家五兄弟和成年的兒子均已戰死，剩下還活著的只有酋長才洛的兒子紮巴秋加、吉囊的兒子白瑪諾日以及貢日赤噶的幼子紮巴南嘉三人，部落推舉三人中年紀最大的十三歲的紮巴南嘉為部落酋長，於是紮巴南嘉和紮巴秋加、白瑪諾布(後出家為僧)三個小孩開始獨立紮帳，領導白日麥瑪部落。

十年後，國民黨反復派人來勸他們回去，說絕不為敵，希望他們返回等，好話說盡，於是他們又返回了自己的家鄉。

隨後百日麥瑪部進入休養生息的時期，在其後的十幾年內，部落的人丁又開始興旺，加上收留逃亡者，到中共進入時，特別是五十年代中後期，是白日麥瑪部最興盛的時期，擁有近一千戶人家。

中共的入侵與民主改革[རྩོམ་སྒྲིག]

1949年，橫掃中國大陸的共產黨軍隊開始向西推進，當時佔據安多地區的國民黨政府向囊謙二十五族強征軍馬，囊謙二十五族將強征的千余匹馬收集後，由囊謙王紮西才旺多傑親自領著一些酋長趕著軍馬前往西寧，到安多河卡一帶時得知中共已於9月5日佔據西寧，於是，囊謙王紮西才旺多傑等人在占卜後決定將千匹駿馬獻給新的征服者----中共軍隊。中共當時忙著進軍新疆，無暇顧及西藏，因此，在收下軍馬並回贈禮品後，除了誇獎二十五族第一個歸順，並表示對二十五族原有的一切不予變更，只派了三人作為他們的代表前來囊謙二十五族。三個人都被稱為特派員，分別由劄武和拉蔔以及布欽領回以保障他們的安全，其中駐在劄武部的那個特派員叫蘆德，三人中也只有他一人懂藏語，據說是原國民黨向中共投降的人員，另外兩個是中共軍官，他們到囊謙二十五族後，首先突襲並摧毀了西藏政府設在查午拉山以南長江邊當圖村裏的電臺。

在此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蘆德，由於只有他懂藏語，而且經常與人民接觸，因此人民都以為他是頭領，此人在囊謙二十五族期間神出鬼沒，他經常向喇嘛和老百姓暗示共產黨今後會幹什麽，他說寺院已經是沒有用了，中共是不允許信教的，向佛像跪下磕頭有什麽意思呢？還給點酥油燈，幹什麽要浪費？把佛像放倒，他自個兒都翻不過來；擺很多的供品幹什麽？誰吃呀？等等，他到處走巷串門，神出鬼沒，藏人都說他是「鬼」，因為今天他還在巴塘，明天在結古，後天又到另一個地方，甚至會在夜晚突然闖進正在吃晚飯的藏人家中，他在背地裏向他信任的藏人講『解放』以及『社會主義』的後果，告訴什麽叫合作社，他還告訴藏人：有錢快化，有富快享，以後這些錢只會帶來災難，都要充公等等。

另外，他還直接參與了紮武部和德格沙格部的衝突，1949年11月，由於與夏格道登不合的官員聶瓊逃到紮武部，紮武部予以收留而引起夏格道登的興師問罪，當夏格道登派的130餘人抵達結古時，蘆德出面表示歡迎，以請吃飯為名將夏派去的人分別籠絡、包圍襲擊，造成夏格道登部28人死亡，其餘全部被俘，損失全部槍馬。夏格道登部軍官後來被套上女人服裝，騎著沒有馬鞍，光尾巴的馬放回。紮武和布欽方面死兩個人，傷三人。隨後他們以二十五族名義向中共假稱夏格道登派人來是為了阻撓解放軍，圖殺蘆德等。

他在囊謙二十五族待的時間好象並不長，至少1956年的中共檔在談到紮武部和沙格部衝突時提到他已叛逃「3」，另據嘉色仁波齊等一些藏人回憶，他到囊謙二十五族不過半年多就失蹤了，後來據說他曾在印度噶倫堡與藏人見面。

那些特派員到二十五族後趕到白日麥瑪部落，對酋長紮巴南嘉和部落裏的人宣稱：你們的敵人也就是我們的敵人，國民黨把你們弄得家破人亡，我們已推翻了國民黨等，並宣佈給白日麥瑪部落免稅三年，以後再視情況作決定等。

隨後中共又任命紮巴南嘉為稱多縣（長江以東各部都畫入稱多縣）的縣長，他推辭不幹，但中共仍按時將工資和衣服送到部落，並裝模作樣地拿一些文件讓其簽名，一年後，經部落內部討論，覺得不接受的話不好說話了，於是紮巴南嘉只好到稱多去當縣長。

白日麥瑪部落鬥勇好狠，因多有幾代人皆戰死而顯正常死亡的，故顯少老年人。這一點開始讓紮巴南嘉頭疼了，首先是一個叫巴夏的人殺死阿尼部落酋長，，阿尼部落一口咬定紮巴南嘉是後台，最後又是中共出面，決定給阿尼部落『冬』(西藏法，殺人給一定的金錢財物作為賠償，對此稱之為『冬』)這需要大量的錢財，但還是的給。接著一個與紮巴南嘉稍微沾點親的還俗僧人入贅到永夏部落，結果他又把永夏部落酋長給殺了，這樣紮巴南嘉又被懷疑是後台。還有其他類似的事情，紮巴南嘉是酋長，他不得不偏袒自己的人說話，這樣中共又不高興了，從而給紮巴南嘉帶來不少的麻煩。就在這個時候，中共準備在囊謙二十五族進行民主改革，在稱多有個公安局長的妻子，是個漢人，與紮巴南嘉通姦，這名女子也通風報信說中共準備抓他，叫他來縣上或到州上去開會時小心。這樣逼的紮巴南嘉只好每天懷揣手槍，隨時準備拼死一搏。

一九五八年，中共在青海和甘肅西藏地區開始辦人民公社和牧業社、場，在青海，4月7日中共青海省委二屆六次擴大會議上通過了《關於加強畜牧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的決議》，在二十五族的中共當局立即按照這個指示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玉樹州概況87頁）中共官員也開始改變原來的面目，露出了真面目。

一日開會，一個叫紮西省長者，對玉樹地區的各酋長發表講話，他在講話中首先指著布慶部落的百戶說：『二十五族聽說你最富裕，你打算怎樣利用這些財產？又指著夏日喇嘛說，聽說你這個夏日是個喇嘛，可是看上去頭上盤著辮子，穿著上好的藏裝，回去時在法座上高高在上，過來在結古卻花天酒地，不分白天黑夜的打麻將，將百姓捐獻的生者和死者的錢全部送到麻將桌上，真是一個好喇嘛呀！然後對紮巴南嘉說：聽說有個紮巴南嘉，名聲很大，人不大嗎！(紮巴南嘉個子不很高)你究竟有何能耐？』接著他就說『現在要走社會主義了，你們在共產黨領導下已經度過了七年，該瞭解的想來已經瞭解了，該聽的想來已經聽到了，該看的想來也已經見了，何去何從自己選擇，社會主義是走定了的，這是國家的政策，你們回去要廣為宣傳，但誰也別妄圖阻擋社會主義，任何人如欲阻擋，猶如張臂擋火車，只能是自取滅亡，若有人自動表示接受革命，可以另予獎勵升官』等。（中共從1956年開始已經在一些地區試辦了幾個合作社，現在準備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即人民公社化）。

當時沒有一個人表示願主動走社會主義道路，紮巴南嘉在會議上表示個人有一些財產，願意分給百姓，但部落的事不能作出決定，要回去問部落裏的人。

紮巴南嘉回到部落後，招集一些長老或有名望的以及七、八個酋長開會，問是否願意『社會主義』『革命』，結果他們一致反對，並堅決表示不管生死如何，絕不答應。於是白日麥瑪開始徵集軍隊，並出賣牛羊收購槍馬子彈，將全部軍民都搬到一個叫蘇西搭隆的險要處，那地方地勢險要，除非有飛機至，否則是不會被發現，當時共集兵一千零十三人。

4月以後，中國政府派出大量的工作隊前往各個鄉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其實就是成立合作社並走向人民公社）的宣傳，討論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中共因為得不到熱烈的響應，因此歸罪於酋長和喇嘛以及上層的破壞。因此開始組織會議準備在會上將西藏社會的上層全部一網打盡。稱多縣有個在公安局任職的當地藏人叫噶松，他向稱多和旺波的部落酋長(兩個部落混合居住)發出了警告叫別來開會，否則會被逮捕。由於稱多縣設在稱多和旺波的地面上，有許多中國駐軍和機關，因此，稱多部酋長南喀多傑和旺波部酋長洛珠堅贊得知這一消息的當晚率少數隨從潛逃至貢薩寺，然後從寺院向部民發出徵集軍隊的命令，兩個部落共有一百三十余人回應酋長的命令，自帶槍彈、糧食前來，在此期間，據中文資料記載，中共曾派出州委副書記陳自強前往說服，但為兩位酋長所拒絕「4」。集兵後經過討論，他們決定前往白日麥瑪紮巴南嘉處，當時大約是五月份左右「5」，他們到白日麥瑪後，紮巴南嘉和喀納、休瑪等一快開會商量，喀納和休麻不願發生戰爭，因此拒絕加盟，紮巴南嘉則已經完成徵兵，於是稱多、旺波和白日麥瑪的軍隊住在白日麥瑪的一個叫冬格日宗的地方。

大約在稱多旺波部前往白日麥瑪部之時，宣傳民主改革的中共縣委副書記率隊的工作隊在長江西岸的增達村遭到藏人的反抗，五月十八日，當會議正在召開時，從德格地區流浪至增達村定居的格紮表示反對民主改革並起來揮刀撲向中國人縣委書記，縣委書記奪路奔逃，到門口又被村民格松砍了一刀，中國縣委書記仍掙扎著繼續奔逃，最後被尾追的格紮一直追至中國人住的增達百長的房子樓梯下將其殺死。在房內的其他中國人固守不敢出來，乘此機會格紮等人號召全村人造反，村裏的大部分男人被格紮領到山上，但是，他們並未能維持多久，增達村屬於紮武部落，而當時紮武部仍然與中共維持合作，因此中國人從結古派來少量中國軍隊和一些紮武部的頭面人物，他們賭咒發誓保證只要投降就不咎既往，最後格紮被擊傷，其他人未做任何反抗便投降了，中國人將格紮等增達村的男人押到結古關押，後來中共援軍趕到後，格紮等九個人在結古被粲刑處死，執刑過程長達兩個小時，慘不忍睹。增達村其他的男人則全部被捕，後來到八十年代初只有一個人活著返回家鄉，其他全部都死在監牢中。增達村大概是中共進入噶瓦地區後製造的第一個寡婦村。

白日麥瑪等三部痛殲頑敵[རྩོམ་སྒྲིག]

再說白日麥瑪和稱多、旺波合兵一處後約十五日，有一個稱多的中國人朋友，來信對紮巴南嘉說，從西寧來了許多汽車，你們要小心，這車裏面的人都是保安的軍隊，如進入稱多，你們就麻煩了等「6」。得此情報後，三部立即集兵並進行出征前的煨桑等儀式，然後連夜出發前往公路沿線設伏，當時酋長在東廓岡支帳，從那裏往南翻一山即至公路旁。

1958年6月4日，藏軍在冬格日宗的山腳的雜曲河旁公路旁埋伏，公路緊挨著冬格日宗山腳呈東西向沿雜曲河北岸延伸，因此除了少部分人被佈置在雜曲河以南而外，絕大部分官兵都是在山腳距公路不遠處一字排開地埋伏，負責指揮的除了各部酋長，主要還有稱多軍官木秀桑噶、旺波軍官達隆旺加、白日麥瑪的軍官噶日倉·更秋巴桑。稱多旺波的百餘人人數雖少，但他們的勇敢即使在四十餘年後的今天仍為白日麥瑪部所讚歎，因為他們原來以為農民萎縮膽小，結果發現並不是這樣。

早上十點左右，藏軍已經完全進入陣地，紮巴南嘉三兄弟正在向當時正在白日麥瑪部的拉卜寺喇嘛拉隆仁波齊就戰事問卜求卦，拉隆仁波齊根據卦示表示酋長沒有問題，軍官噶日倉·更秋巴桑要小心等，就在此時，一騎疾馳而來，報稱中國人已至當達，約四十餘輛汽車，車無蓬，不久將至此地。紮巴南嘉三兄弟聞報後急忙向喇嘛告辭並飛馬奔向伏擊點。

大約午飯前後，敵軍車隊進入伏擊圈，藏軍首先激烈掃射，由於雙方距離很近，敵軍遭到突如其來的打擊後立即四散奔逃哭嚎或趴在坑內盲目向外射擊，藏軍在掃射半個多小時後，三名軍官身先士卒，首先沖出伏擊陣地，藏軍隨即呐喊著沖出來與敵軍肉搏，肉搏中，由於敵人拿的多是中正式步槍，沒有上刺刀，因此極為被動，只有少數帶刺刀的在對付藏人的圍攻。敵人雖突遭攻擊，仍有一些敵軍非常勇敢地與藏軍進行搏鬥，甚至以槍托將藏人打翻等，但絕大部分人則慌了手腳，到處亂跑，許多人跳河自殺，在戰鬥中，敵人中有部分反抗較力的大都在大約半個小時的對射中被擊斃，其餘也在肉搏中被砍死，剩下的似乎大多是剛剛走出校門的學生，並沒有多少戰鬥力，盲目開槍並哭叫亂跑，但由於人多，雙方還是整整肉搏了好幾個小時，戰鬥到下午六時左右才完全結束「7」。

有關這次戰鬥的經過，尚無更進一步的詳細材料，根據藏人的描述，有幾十名戰鬥力強的中國官兵，從戰鬥一開始就拼死抵抗，他們被消滅以後，其他的幾乎都是年輕人，可能是剛剛走出學校的孩子，並沒有很強的戰鬥力。

這次戰鬥，藏軍方面大獲全勝，前後僅僅傷亡十餘人，其中最先沖入敵陣的軍官噶日倉·更秋巴桑和達隆旺嘉身負重傷，噶日倉·更秋巴桑于次日淩晨殉國「8」。有關噶日倉·更秋巴桑，據喀納江秋介紹：「白日麥瑪的軍官在被擊傷時，以腰帶紮住流出的腸子，高叫衝鋒，他為人極善謀，戰死甚為可惜，其弟弟多瓦衝鋒時左臂中了好幾槍，連骨頭都從傷口中露出，但他仍未停止，並砍死了那名擊傷他的敵軍，他現在瑞士，左臂是到印度後治療的，現只有一半的功能」。「9」

而達隆旺嘉身中七顆子彈，其中最擊中要害的一顆子彈是從左胸下側打進，從後背打出。但在戰鬥中，達隆旺嘉絲毫沒有察覺到自己已經負傷，戰鬥結束後就趟下爬不起來了，但經過治療，達隆旺嘉的傷勢得到痊癒。

有關被擊斃的人數及戰果，據安確的回憶：『我和東確仁波齊分頭去計算敵陣亡者的人數，我算了624人，仁波齊算了640人，他堅持是我算錯了。總之，遍地是屍體，一些士兵還在屍體中亂翻以取手錶等物，一些屍體的旁邊有被剁的整齊的十指等，顯然是在刀砍下時以手護頭，結果連手指一塊被砍下的。一共有四十二輛車停在路上，聽說有輛車倒退後掉轉車頭逃走了，死者大部分都是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還有少數幾個女人也一起被殺死，他們都穿著蘭衣服，褲子上有紅庫縫；有些汽車是裝人的，上面除了背包等而外什麽也沒有，有些裝貨物，其中一輛裝著藥品，另有四車的玻璃(上面坐人，因鋪蓋等尚在車上鋪著，表明上面也坐著人)，一車的綢緞，還有一車裝的是酒，另一車則裝有大量的白的、花的老鼠，也不知是幹什麽用的。那些藏人士兵在議論說：中國人連老鼠都吃呀！另外還得到大量的子彈，其中有許多小顆粒的子彈，沒有一枝槍能使用。官兵們將酒、藥灑的滿地都是』。「10」

當藏軍在搬運戰利品，計算戰果和損失之時，又聽得當達方向傳來槍聲，以為有敵援軍至，紛紛上馬前去迎戰，結果是駐紮當達的敵軍前來探視，並與藏軍警戒部隊發生戰鬥，看到我軍大量沖來，立即逃回。

他們在伏擊敵軍後，開始攻打竹久，在竹久有雪格政府和民族貿易公司、道班等中國機構、在此之前，藏軍雖然集兵，但並沒有真正攻擊敵軍，因此，也沒有消滅近在眼前的這些機構。但當藏軍在伏擊後再趕去時，守敵早已聞風先逃。敵軍在逃跑以前，以手榴彈系在商店綢緞上，結果藏軍官兵上前拿綢緞時，拉響手榴彈而造成兩、三名士兵被炸死炸傷。藏軍官兵們隨後澆油將雪格政府焚燒一空，分兵攻擊稱多和歇武等地，並將大兵營設在竹久寺對面的莫巴雄。與此同時，喀納、休瑪等部也開始攻擊中國的一些據點，但這個時候，這些據點的敵軍已經退守縣城，因此，所謂的攻擊也就是劫掠中國人留下的商店等。

中共為藏人地方領袖設鴻門宴[རྩོམ་སྒྲིག]

1958年大約四月左右，中共政府宣佈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召集各部落酋長、百長、和大寺院的大喇嘛等在結古鎮開會，聲言這是一次重要的會議，各部落和寺院的頭面人物必須與會等。

稱多、旺波在得到這一消息後起兵造反，其他各部則反映不一，讓娘寺的寺主孔覺智古在接到開會的通知後逃往娘措部落；據孔覺智古的妻子回憶，：「當時我年齡小，對丈夫說：他們叫您開會您去就是了，吃的好住的好，還可以拿到大洋，但我丈夫說：我如果去開會就回不來了，我覺得奇怪，怎麽會回不來呢？因為之前幾年他每年都要去參加幾次會議」，另有少數人則即不去參加會議，也不起兵，靜觀事態發展；而絕大部分人中雖然有跡象顯示很多人都聽說過此次參加會議很危險，但還是抱著僥倖心理去參加了會議。一些主要的目標如拉蔔寺寺主──也是拉卜部落的首領索南澤莫被誘騙到長江碼頭（從碼頭到寺院沒有公路）然後派車直接拉到結古。

因此即使在增達村發生刺殺中共縣委書記以及白日麥瑪部和稱多、旺波部在當達消滅敵車隊以後，二十五族其他的藏人部落仍然沒有明顯的武裝反抗的舉措，在長江和瀾滄江沿線，中國幹部仍在各村走巷串戶地宣傳『解放』，組織互助組、人民公社。在長江以西，甚至有叫雅瑟巴若和秋紮(曾見過毛澤東)、多須索才可能真的相信中共的宣傳，以為當地執行的政策不是中共政策，竟然要去中國北京，準備面見毛澤東說明不要社會主義，他們離開家鄉後就杳無音信，十幾年後才得知他們當時即被中共投入西寧的監牢中。

在白日麥瑪部和稱多、旺波部伏擊車隊後不久，分散在各個鄉村或雪格政府內的中國人全部撤往附近的縣城，並在各個縣城以及附近制高點修築碉堡和工事，當時整個囊謙二十五族地區，造反的雖然只有河東的三個部落，（與白日麥瑪部相鄰的喀納和休瑪部不去參加會議，不久也分別率領軍隊加入了反抗軍；）其他部仍未公開起兵，但中共已經決定下手了。

當參加會議的人員到齊後，中共為這些與會人員配備了『警衛』，任何時候『警衛』都陪伴著你，與會者一到結古，實際上就變成了囚徒，一些酋長便開始試圖潛逃，阿勇百長背著行李偽裝成百姓逃回，旺澤百長也是在他人的幫助下逃回，他們一回來立即率領一些人跑到山上成為反抗軍。但拉秀百戶和上拉秀酋長就沒有這個運氣，他倆懷揣馬叉子，裝成給馬喂水，突然翻身躍上沒有馬鞍的馬奔逃，敵立即尾追而來，拉秀百戶有頭痛的毛病，這時正好復發，兩人半路上潛伏在一條溝中，敵未發覺，繼續向前追趕，等他倆復原時卻與追趕他們未遂而返回的敵軍相遇，當即發生戰鬥，兩人被殺。敵將兩人的屍體拖回，言發現兩具屍體，從衣著看似為拉秀百戶，請與會者認屍，其威脅恐嚇之態畢露。

隆波麥瑪的代表阿夏噶塔偽裝成積極回應而得以逃回。另有少數幾個被認為是不太重要者或中共認為傾向于他們的首領則被放出以便利用他們說服一般的老百姓，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一返回自己的家鄉就拉起反抗隊伍，成為反抗軍的骨幹，如二十五族最著名的英雄旺澤百長就是那時候被放回來的，他一回來就組織一股軍隊抗擊中國軍隊。再如仲巴上部四個百長之一的樂赤索南紮巴是中共最信任的人，甚至加入了中共，他前往參加會議時被軟禁，後又奉命陪幾十個工作組成員到自己的家鄉負責收繳槍枝，成立合作社，結果他回到部落後暗中組織人民以突襲方式將工作組全部俘虜，由於這些人和樂赤索南紮巴平時很熟，因此不忍傷害而全部放回，他自己則率百余戶人家向西北逃亡，一路作戰，歷盡艱險，大部分人終於來到印度等「11」。除了少數幾個逃脫者和放回者而外，據貢夏寺喇嘛回憶，其他參加會議的各部落酋長和各寺院的喇嘛等一直被軟禁到九月二十四日，那天中共以消滅反動派之日將他們正式收監。其中除了少數幾個人在八十年代獲釋而外，絕大部分全部死於監牢中。

藏曆五月份，在將酋長和活佛等軟禁的同時，中國政府又開始另一波逮捕行動，展開另一場搜捕行動，二十五族首府結古附近有個白教寺院叫禪古寺「12」，每到藏曆五月都要舉行一個叫禪古策珠的宗教法會，其中五月十四號跳神，十五號給信徒舉行灌頂，灌頂的這一天四周的信徒雲集，人員集中。平時，灌頂後大家都要到河邊去遊樂，那天沒有去成，因為中共乘此機會突然行動。當人們接受完灌頂儀式時，卻發現中國軍隊已經四面包圍了禪古寺和禪古村，人民不知發生了什麽事，不知所措。中國人開出一條通道讓藏人過，一個一個的過，凡他們想抓的人全部被捕。藏人因是前來接受灌頂，因此誰也沒有帶武器，結果全都是束手待捕。與此同時，中國人也在結古行動，將結古鎮中他們要抓的大部分都被逮捕了，前後有幾百人被捕，這些人也幾乎從此就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沒有人知道他們被押到什麽地方或死在什麽地方。

有關在結古鎮的大逮捕情況，據當時剛剛從拉薩回來的雍珠才仁回憶說：『禪古六日那天，我正在一個叫伊蔔拉的回人飯館吃飯，中國軍隊突然出現並佈滿了街道，不讓任何人外出，戒嚴後，中國人開始按照名單挨家挨戶地逮捕人，飯館中有幾個年輕寺僧和辛栽醫生圖桑，中國人進入飯館後將醫生圖桑逮捕，但沒有抓寺僧。當時我十五歲，一至到天黑，逮捕行動才結束，我在飯館中整整待了一天。

傍晚我返回寺院，見許多僧人取出貢康裏的刀矛、火槍等，寺院已經造反了。造反是由我的舅舅白瑪頓珠帶頭的，同時紮武酋長家的武器也被取出，有二十六挺機槍和八十顆手榴彈以及長短槍百餘枝，這些槍全部分發給寺院中比較年輕勇敢的人，當時紮武部老酋長已死，其子仁青才仁也去拉薩不在家鄉。我住著的嘉納拉章有三十餘枝槍，也拿出來散發武裝僧人，旺波嘉貢頗章的也拿出來所有的槍枝，其他私人擁有的槍枝也全部拿出來了。

次日，寺僧開始環繞著結古寺修築工事，但沒有發生大的戰鬥。十幾天後其他各地的軍隊也來到了，一些敵軍佔據的森塞倉的房子也被我軍包圍了，他們切斷了敵軍的水源，但不過幾天一場大雨使切斷水源的努力變成泡影。不久，布慶等部的軍隊也到了，於是各部軍隊大略地分成四個部分，從四面向裏進攻，是逐屋挖通牆壁向鎮中心靠近，我軍一直來到民貿公司，與敵軍對射了一天，期間還將當地以中國人的親信和吃漢糧有名的波塔噶松丹達抓獲，阿勇部落的人砍了他一刀，他說先別砍，我不是真心為中國人效勞，並取出暗藏的槍枝以資證明。雖然在結古打的不理想，但在（距結古五公里處的）辛栽，我們殺死了一些敵人，守辛栽的敵軍一共才十幾個人，我們殺了其中的好幾個人，其中有一個中國人，其父親是木匠，他被刀砍時，哀叫：別殺我。此外，在阿秀拉（位於結古鎮南面的山溝），巴塘的軍隊被敵軍騎兵包圍，他們拼死抵抗，打死近三十名敵軍，他們只損失了六個人，因此他們在當時是名聲大噪。

中共在結古以開會名義逮捕藏人地方領袖立即成為整個噶瓦地區武裝反抗的導火線，這時候整個二十五族全部相繼做出了反應，大部分組織軍隊與中共軍隊交戰，有些則往西北逃亡。

結古的紮武部落從國民黨時期一直是中國的盟友，國民黨以往所以能夠在遙遠的二十五族維繫統治，鎮壓其他部落的反抗，主要就是依賴這個部落的支持和配合，同時紮武部落也依靠國民黨勢力而得以擴張勢力，並擁有大量的武器彈藥「13」。共產黨進入後，紮武部落的酋長被任命為副州長，當時紮武酋長由於父親去世而前往拉薩朝聖尚未返回，當禪古五月六日法會後結古寺率先造反，結古寺各喇嘛和紮武部酋長家所保存的武器被分發給眾人，因此，紮武部可謂是兵強馬壯，武器精良，他們的起兵無疑鼓舞了附近的各部，大部分人民都期盼著紮武部帶頭與中共軍隊進行較量。

當結古寺造反後，中共從山下用廣播警告，結古寺從山上往下回罵，並招來巴塘、隆寶、紮西克等各地的軍隊圍攻結古，同時拉秀部落的得知兩位酋長被害，也率部前來『要人』，當時圍攻結古的主要有隆寶的百餘騎和紮武部落所屬的麥斯八莊的人，各部雖然紛紛起兵，但在圍攻結古上卻反應各異，由於大部分部落的主要人物都被誘捕，因此，組織攻擊的人中普遍缺乏統一的領導和眾望所歸的領袖人物，從而使各部落就是否出兵多有分歧，一些人認為出兵會危及被扣押酋長、喇嘛的安全，如長江以東勢力最雄厚的拉蔔部落由於擔心中共會加害其首領而束手待斃，「14」這種憂慮也不是沒有根據，紮武部落反抗並圍攻結古時，人們從望遠鏡中看到新寨丹亞等許多以開會的名義被捕的紮武部落人被中國人以打活靶的方式處死。

娘措部落的酋長夏日智古前去開會被捕，中共帶話給娘措部落，要他們繳槍，否則就不放夏日智古。娘措部落為了就夏日智古把槍都繳了，結果中國軍隊不僅沒有放夏日智古，而且還開車前來逮捕了夏日智古的三個兒子和其他一些人，其中大兒子由於死不肯上車，被當場槍決。

而另一些部落則不僅不肯繳槍，而且還派兵前來救人或以出兵的形式試圖壓迫中共放出被捕的喇嘛或酋長，因此各部的出兵雜亂無緒，瞻前顧後，雖然在包圍結古時就防區做了大約的分配，但卻沒有形成任何統一的指揮，即使相約共同進攻也常常是半途而廢或一些部落違約按兵不動而作罷，當時圍攻結古的藏軍軍隊據白馬果亞介紹：『布慶部落也有軍隊前來，嘉拉邊壩仁波齊在結古東部果烏郭，隆寶、傑松在結古西部紮西科，巴塘部在結古以南茜航噶牙山一帶，結古寺和紮武部落以及嘎拉六部到麥斯八莊之間的各村莊在結古北部普措達孜山一線，結古寺僧在結古寺(在東北角)，大家約定時間後向結古發動了一次進攻，遭到敵軍炮火反擊後就逃跑了。』

當時圍攻部隊好象曾兩次發起較大規模的進攻，隆寶百余騎和麥斯八莊的人在結古北面。阿夏噶塔和多丫益噶等人從結古民房中以挖通民房的方式沖入結古中心，抓回被認為是親中國人的波然噶桑丹增。

嘉拉邊壩仁波齊是在被通知開會時起兵的，他自稱是格薩王轉世，另給自己的手下分別起名丹瑪、嘉查等三十英雄的名字，他們是整個圍攻部隊中作戰最英勇的一部，曾攻入鎮中心一帶，由於各部不能相互配合，對結古的圍攻並沒有很激烈的戰鬥。

在一次沖入市區的戰鬥中，結古寺紮武部酋長的舅舅讓桑肯倉帶兵衝鋒，酋長舅舅保證將不斷派出人員增援前線作戰的部隊，桑肯倉率領部分官兵，夥同嘉拉邊壩仁波齊所屬部分勇敢的官兵一道以串通房間的方式一直進入鎮中心桑肯家的房子中，在這裏，嘉拉邊壩仁波齊部的一些人在企圖越過一塊農田時觸暴敵軍埋設的地雷，敵軍聽到地雷爆炸聲，立即以炮火轟擊，藏人也開槍還擊，隨即遭到敵軍炮火越來越猛烈的轟擊，藏軍剛開始還堅守陣地，甚至企圖向前推進，但不久便放棄努力並向後潰散，突擊隊所以潰散，一則一直不見援軍趕來，（而在山上的藏軍據說看到沖下去的部隊被敵軍炮火所籠罩而以為斷無生還之理，遂沒有派兵支援）二則附近人民哭叫著往東邊野外奔逃，仿佛大劫來臨；同時遭受炮火襲擊的藏軍死傷不少，其中三名冒險前進的邊壩部官兵在桑肯家院子內被炮彈炸死或炸成重傷，望著這些人被炸成碎片或只有殘肢斷臂而不停慘叫的傷亡人員，對官兵影響很大。第三是他們雖然已經來到鎮中心，但距離敵軍據點尚有距離，雖不斷射擊，但並不能造成威脅，藏軍官兵對戰爭的認識普遍的還是類似肉搏戰或近距離衝鋒或對射的層次，面對敵軍絕不出來接仗，而是龜縮在堅固的工事內以聞所未聞的猛烈炮火向外轟擊時，普遍感到束手無策，力不從心，特別是對自己的武器和攻擊能力失去信心，因而這些完全靠自願結合且沒有任何軍紀或組織約束的藏軍中開始有一些人自行退出戰場，與百姓一道潰逃，由此軍心動搖，不久全部都向外潰逃，部分回到寺院時，又發現結古寺上層和紮武家族的其他人已逃離寺院，於是繼續外逃，由此帶來的衝擊使整個圍攻結古的藏軍軍心潰散，望風而逃，各部圍攻結古竟然在這樣的狀態下收場。

白日麥瑪千騎血灑疆場[རྩོམ་སྒྲིག]

再說最先起兵的百日麥瑪部、稱多、旺波和隨後加入的休瑪、喀納五部軍隊，開始一直提防著從兩頭(西寧和結古)趕來的敵軍，一些軍隊則被調去圍攻稱多縣城，稱多縣城的敵軍已佔據一些堅固的房子，四周挖好戰壕等防禦工事，甚為堅固，敵軍躲在挖好的壕溝和修好的堡壘中，再怎麽打也不出來，從來沒有攻堅作戰經驗和爆破器械的五部軍隊面對敵軍的工事束手無策，他們組織敢死隊爬著雲梯衝鋒，結果除了使最英勇的戰士白白送死而外毫無進展，最後他們決定切斷敵軍的水源，長期圍困，藏軍官兵費九牛二虎之力，從他處挖水渠將通過敵營的河水引開，敵軍開始由於喝不到水而陷於困境，被迫喝尿解渴，由於敵軍據守的地點有藏人居民，因此圍困部隊並不禁止那些藏人來挑水，後抓住了一名當地有名的妓女，因為她接受中共的金錢為敵軍挑水。

除了圍攻，他們還分兵攻擊敵軍的其他小據點，在去攻打金沙江邊重鎮歇武敵營時，敵軍已經撤離，一個為中共工作的藏人叫丹增達傑，是中共在歇武最大的官，敵軍撤離後，他也加入反抗行列並親自潑油燒毀了敵營房（後遭到敵軍極殘酷的折磨並被處決）。由於這些零星據點的敵軍早已收縮到稱多縣城和結古，因此，除了劫奪一些物資而外並無其他戰果。

夏天第一個月（隨後一個月）的十三日(藏曆)，百日麥瑪部正在竹均寺附近進行傳統的(拉索)供神歡慶活動，寺僧和士兵們在賽馬射擊。這時警戒人員趕來報稱有大量中國人至，問有多少軍隊，則言數不勝數，鋪天蓋地。在此之前他們掘開了三處公路，於是一面集中，一面派一些人前往被掘開的公路處阻擊。。

晚上，敵軍趕至，浩浩蕩蕩的車隊望不到邊，藏人化很長時間才掘開的公路僅一會兒工夫就被敵軍填滿了，拖著大炮的敵軍車魚貫而過，周圍山上的藏人雖竭力阻擊，無奈懸殊太大幾乎不起作用，當時藏軍千餘人馬每人至少有一枝槍，有的甚至有長短兩枝槍，子彈也充足（他們甚至將繳獲的八木靈子彈送了一些子彈給拉秀部落的人），但敵軍還是一邊還擊一邊利用夜幕湧了過來，藏軍只好撤出，並將大部分人馬、包括少數稱多、旺波的人馬都集中在一個叫卓都的神山上，準備和敵軍決一死戰。另有部分兵力分佈在竹久寺的後山，雜曲河對岸土門堆秀山上也佈置有幾百人。

用現代眼光來看，在敵軍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將藏軍主力集中在一起，特別是集中在沒有任何戰略意義的山頭上正是敵人求之不得的事情，但當時的藏軍除了勇氣而外完全缺乏現代作戰常識的行為為敵軍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戰機，敵軍抓緊時機，迅速利用機械化從四面包圍了卓都山，然後在平原建立指揮部，在此期間，藏軍一直固守山頭沒有作出任何的反應，使他們失去了最後的機會。

敵軍在佈置妥當後，開始發起攻擊，首先是以炮火集中射擊，炮擊以山頂的拉澤為目標，首先把山頂拉澤上的彩旗和堆石炸得漫天紛飛，然後逐漸向四面擴散，藏軍守在山上準備與敵軍決一死戰，但在敵軍炮火下，不僅馬匹四處驚逃，而且在狹窄的山頭除了幹挨敵軍炮擊而外，完全是進退失據，我軍在敵包圍中進退不得之時，從望遠鏡中發現敵軍步騎兵正在步步進逼，藏軍為了避免繼續被炮擊並尋求與敵軍交手決戰，決定當晚發起攻擊。

傍晚，藏軍千餘人馬突然揮舞著刀槍，呐喊著向敵軍沖去，由於雙方距離較遠，敵軍立即進行阻擊，藏軍沖下山以後，敵軍各種火力從四面八方向從平原上呐喊著沖過來的藏軍騎兵射擊，在毫無障蔽的原野上，沒有任何現代軍事常識的近千名藏軍完全陷入敵軍的交叉火力網中，藏軍的衝擊頓時變成了一種自殺式的衝擊，強悍的藏軍仍不知後退，或者說他們蔑視後退，因此依然不顧死活地呐喊著向敵軍沖來，許多人的馬匹被打死，他們爬起來後仍然揮舞著刀槍呐喊著跑步向敵軍陣地衝擊，一直到被擊中倒地為止。衝擊的結果只有部分藏軍沖入敵軍，他們在和正面敵軍撕殺時，敵軍只是稍做抵抗便向兩邊退卻，在這裏他們消滅的少數敵軍是這次衝擊唯一的戰果，而藏軍千餘人馬中，只有紮巴南嘉等六十餘人沖出了包圍圈，其餘全部在山頭或在衝鋒的途中遭到傷亡（少數被俘者大都也死於監獄）。「15」

在與白日麥瑪部激戰的同時，也進逼喀納，喀納有約九百餘戶人家，有三千四百餘人，部落內有兩個寺院，即喀乃寺(屬格魯，有五百餘僧)和秋堆寺(有一百五十餘僧)，部落駐牧地散佈在雜曲河兩岸。有關戰鬥經過據喀納江丘回憶說：『當年夏天我從拉薩朝聖回來時，稱多、旺波、白日麥瑪、喀納、休瑪(休瑪又是後來才起兵的)等五個部落的軍隊在喀納寺院前平時煨桑(果桑)的地方紮下了兵營，甚為盛壯，所以沒有建在寺院內，是因大家商量後覺得建在寺院內不好，以後中國人會摧毀寺院，故建在外面的平地上，飛機偶爾來轟炸，炸聲甚大，但有些炸彈也有不爆炸的，因地多草地爛泥，爆炸的話，威力也不甚大，我們也向飛機射擊，射擊後敵機就會慢慢拉高，當時我們喀納有近八百名軍隊，號稱一千人，我們的大部分兵力已分去圍攻稱多，在稱多，我們順梯往上爬敵人住的房子，多有死傷，敵人住在大戶人家的大房子內，因完全沒有現代軍事常識，我們卻順梯子向上爬，當然會有死傷了，最後只好改為圍困。歇武有個敵小兵營，我們前往攻擊時敵已主動退出，當時結古地方正準備起兵，正在聯絡尚未正式起兵，歇武有個中國人的公司，敵撤回結古，但裏面的貨物都沒有動，於是，我們的士兵即使十三歲左右的士兵也往那兒集中。

藏曆六月十四和十五日，天快亮時，下著細雨，僧人們正放馬出去，這時山頭有信號彈升起，藏人們還以為是護法神顯神變，說看樣子敵軍必敗，這時，山上出現了許多的黑點，僧人們還在那時什麽而打賭，到天大亮時才知道那是敵人，敵已經包圍了寺院，先是騎兵，後面是步兵，大約五百餘人，隨後敵開始向中心收縮，步步逼近，兵營建在寺院對面的平地上，怕戰火殃及寺院，當時兵營中只有三人有槍，其他已去歇武稱多等地，寺院也沒有什麽戰鬥力了，因許久不見敵人來進攻，所以剛開始的警戒早已沒有了，人們又在過平靜的生活，根本沒有防備，這時突遭敵進攻，少數有馬的僧俗開始慌慌張張地備馬鞍，但因敵軍開槍，馬匹驚炸，只有少數僧人騎上馬奔逃，其他大部分是步行，到祝欽河邊，開始有一些傷亡，過河以後的對面山坡平滑無障礙，敵軍從遠處打活靶，死傷最為慘重，人民僧侶紛紛倒在山路上，其中寺僧死傷尤為慘重，到處是屍體，仿佛整個山坡都變得一片鮮紅，誰都知道僧侶的袈裟很大，扔的到處都是，看上去一片火紅，非常的顯眼。這時敵軍已經逼近，敵軍在收縮包圍的同時不停地向毫無還手能力的人民掃射，有一個叫拜希的老頭，因年紀大沒有從軍，他有一枝駁殼槍，有四名敵軍靠近他時，他開槍擊斃兩人，另外兩個逃回，他將繳獲的兩匹馬讓兩名僧侶騎上逃亡，他自己則坐以待斃。另有一名老僧是寺院的堪布，他們一些僧人擁著步行逃亡，速度很慢，他就坐在地上不走，讓年輕僧人們快逃，年輕僧侶們可是不幹，一定要帶領堪布逃離，但因堪布堅持不走只好留下他逃亡，敵軍趕到後將老堪布槍殺，遺體上留下了十幾個彈孔。這時敵車隊趕到，由於沒有人反抗，他們順利佔領了寺院等地，放眼望去，從寺院開始雙目所及都排滿了汽車。我們爬到山上在各山頭亂跑，最後乘隙逃出包圍圈』。

駐紮在歇武一帶的有五百餘喀納兵，他們從逃人處得知家鄉已被敵軍佔領，親人慘遭殺戮後，立即起程向東趕往家鄉，途中與迎面而來的敵軍相遇，雙方從中午開始一直激戰到天黑，藏軍不支，紛紛潰散到四周山頭，並順著山頭向東潛回部落，他們趕到勒榮囊時，在這裏還有部分官兵集中，從這裏，可以遙見敵軍在原藏軍營地和寺院中宿營，也可以窺探到一些被關押在敵兵營內的藏軍俘虜，這時中國軍隊似乎暫時並沒有對住在寺院外面的其他百姓過不去，由於敵軍滿山遍野，藏軍戰勝敵人的信念大減。

此後幾天，敵不斷派人到勒榮囊，要在那一帶的藏軍投降，並威脅說指頭頂不破天，只是自取滅亡等。藏人則回信稱：『我們將戰鬥到底，有本事一對一的來』等。

三、四天後敵軍向勒榮囊攻擊，攻擊部隊多為步兵，只有少數騎兵，敵從各處湧來，佔據各處地形，由於敵軍滿山遍野，藏人只感到整個山仿佛都在動，敵軍佈置完畢，將俘獲的藏人和其他鄉親們置在視線所及的溝中，然後與藏軍激戰，藏軍頑強的抗擊，一直打到子彈快打完時為止，在子彈快打完時，在山腦一帶的喀納酋長才仁旺家和三十七人決定拼死向位於山腳的敵發起反攻，「16」以尋求通過與敵肉搏而戰死，酋長率領三十余人順山溝向策馬向敵軍沖去，結果已佔領左右兩邊山頭的敵軍從兩邊向溝中衝鋒的他們射擊，藏軍大部分都在衝鋒途中陣亡，只有幾個人沖入敵陣中與敵軍肉搏中陣亡，據說他們砍死了一些敵人，人們只聽見他們在敵兵陣地中『咯赫赫』的呐喊聲。三十余人中，只有兩個人突出重圍。

當時才八歲的喀納仁波且依然記得當時的經過，他回憶說：『那天早晨發現寺院後山有敵軍後，我們趕緊抓馬，這時敵軍開始炮擊，炮彈呼嘯著在寺院內外爆炸，我們往溝口跑，結果發現溝口有一隊敵軍騎兵沖上來，大家沒有多少武器，精壯人員也不在，所以無力反抗，所以又掉頭往回跑，並斜插入一條溝中，這時就有一個老人開槍擊斃最前面的兩個敵軍，從而把追擊的敵軍引了過去，我們在溝中跑了一段後又發現前面有敵軍，再轉身跑，途中死了很多人，到河對面的一個叫樂榮囊的地方，正好遇到酋長率部分人趕到，心稍安，酋長當即對我說你還是到拉薩去，並安排了護送人員。並派人與我的父母聯繫，父母同意酋長的安排，這期間一直在打仗，最後，酋長對眾人說，我們以往曾經發誓要血戰到底，但現在已經無所謂了，翻過此山即到他鄉，我是堅決要死在自己的家鄉，我不要求你們和我一起去赴死，自己選擇吧，我們一行這時就啟程逃往拉薩，酋長留下並和一些人戰死了。酋長的妻子和家人也留下了，後來得知，她們當時沒有死，後來被中共趕去修路時，和許多人一起餓死在歇武拉山上，只有酋長家的一個兒子----當時是一個小沙弭，活了下來。』

剩餘的其他各部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也四散潰逃，其中噶須日瓦(屬喀納)在戰鬥中奪得敵軍幾挺機槍，可惜子彈不多。波西索紮所率波西部打的極為兇悍，藏軍在那些地區斷斷續續與敵軍先後打了兩、三天後，終因彈藥無從補充，敵軍人數眾多，即使有殺傷也難於得到繳獲物的情況下或被殺或被俘或被迫投降，其餘的則四處奔逃，其中許多人逃到玉則紮拉地方，那裏有許多的果洛逃人；另一部分則向當雄方向逃去。但就總體而言，外逃的並不多，大家留戀家鄉妻子，多在家鄉附近遊擊，他們都在經歷了一系列戰鬥後或陣亡或被俘後死在獄中，極少有活下來的。。

如此，百日麥瑪部和喀納、休瑪部的大部分軍隊以及少數稱多、旺波的軍隊經過短短幾天的激烈戰鬥後幾乎全部悲壯戰死，其他零星突出重圍的也潰不成軍。。

和紮巴南嘉一起沖出的六十餘人開始還不知喀納部軍隊也遭相同命運，試圖繞道前去集中在歇武一帶的各部軍隊回來再戰鬥，途遇幾個喀納部落的士兵，得知喀納部落軍隊已經覆滅潰散的消息，至此再也不知該怎麽辦才好，六十餘人一起商量下一步該怎麽辦，酋長紮巴南嘉決定前往拉薩，當時白日麥瑪的婦幼都還放置在山上，部分人捨不得離開家鄉和妻兒老小，乃讓這些人返回山上的婦幼所在處，紮巴南嘉則率二十三人直接向拉薩方向逃奔而去。至此，白日麥瑪部和休瑪、喀納三部有組織的反抗運動終於悲壯地結束了。

稱多、旺波軍隊的覆滅[རྩོམ་སྒྲིག]

再說以稱多、旺波所部軍隊為主的圍攻稱多縣城的藏軍，他們對稱多的攻擊由於沒有任何爆破和重型武器而失利後採取圍困戰術，將稱多團團包圍，在估計守軍已經難於堅持時，敵援軍已經趕至，敵守軍通過無線電已經知道援軍將至，因此，在援軍抵達前一日，敵守軍突然在其營房上插上紅旗，播放音樂、放煙火等，藏軍仍然莫名其妙，也不知道白日麥瑪、喀納等部已遭覆滅。

次日十時左右，藏軍才發現敵援軍車隊從寧格灘正浩浩蕩蕩的湧來。據說有幾萬之眾的敵軍將車停在一麥地邊後，車上的敵軍象螞蟻般成群地踴來，他們順水溝進入稱多吉曲河溝一帶。當時藏軍由於不知敵援軍將至，因此圍困部隊分散在各地，包括去歇武、拉蔔等地，留下來的藏軍中，部分分散在附近山頭或村莊，處於圍困前沿的百余騎藏軍則居住在喀額、仲瓊的兩個小村莊內，敵乘車到田野旁後下車從田野中踴來，田野距離村莊不過三百余米，藏軍雖予抗擊，在附近山上的六十余騎藏軍也配合向敵射擊，但藏軍火力並不足於阻擋敵軍的衝擊，敵一舉沖入敵營中，時敵營大門洞開(以往用沙袋全部給頂死了)，隨即向村莊裏的藏軍發起火力攻擊，雙方對射了整整一天，到傍晚，第一線殘餘的五十余名藏軍官兵退至嘎松寺，旺波部軍官達隆旺嘉此時已經趕到嘎松寺，招集全部五百餘寺僧，準備武裝他們後以寺院為據點與敵軍決一死戰。

次日十二時左右，車後拖著大炮的敵軍車隊前來攻擊噶松寺，他們到對面丫西庫停車後準備進攻。藏軍大部分是騎兵，大多集中在殿堂內，這時，敵派兩個被俘的僧侶持著白旗向嘎松寺走來，是敵軍派來勸降的，藏軍拒絕投降，反而要中國軍隊投降。

兩個僧人回去後，敵即開始向寺院零星炮擊，藏軍彈藥有限，因此不予回擊。傍晚時分，敵軍再次派那兩個僧人前來，威脅說如不投降就將連寺院一起予於摧毀。達隆旺嘉乃對眾寺僧說：『你們是怎麽考慮的？能舍生者就戰死，不能者可以投降，我是決定要戰鬥到死為止。但我不是說要你們一定隨我戰死，你們願怎樣隨你們的便』。於是大部分的寺僧(約二百餘人)就隨著打白旗的兩個僧人前去投降，另有一些人選擇了逃亡，整個寺院到這時抱必死之決心的僧俗只剩下四十餘騎，他們發誓絕不投降，為了便於肉搏戰鬥，他們將步槍上的叉子全部扔掉，達隆旺嘉還給中共帶信說：『我達隆旺嘉在此，你們來吧！』

不久，敵陣營一陣陣叫喊，隨後有五百餘敵軍列隊從東邊向寺院沖來，當時藏軍抱必死決心，他們敞開東門，關閉西門，軍隊則躲藏在四周僧房內，準備等敵進入寺院後沖出去展開肉搏。敵至東門外旗杆處，見裏面沒有動靜而不敢入，幾次向裏扔手榴彈並進行掃射，藏軍則緊緊盯著敵軍，即不開槍也不出來，只是靜靜地等候敵軍進入寺院中，達隆旺嘉的兒子土登列協回憶說：『我當時是僧人，藏在房內聚精會神地盯著敵人，以為最後的時刻已經來臨了，滿腔的熱血，恨不得就跳出去戰鬥』。

敵軍在寺外徘徊了一陣後竟向後退去，藏軍一看敵撤去，立即跑出來向撤退之敵軍開火，敵軍立即分散後撤，因此時已經降下夜幕，因此敵軍沒有進一步發起攻擊，藏軍準備到第二天在進行戰鬥，這時，敵卻突然開始猛烈炮擊寺院，第一排火炮就將寺院經堂頂的金頂給炸飛了，當時有個叫丫噶登的格古領人到經堂取食物，土登列協因口渴也去經堂喝水(供水)，經堂被擊中時，經堂內頓時塵煙彌漫，從黑暗中可以看到對面山上敵人的炮火不斷吐出火舌，不久，經堂被炸塌，一根大樑擊中土登列協的後背，由於彌漫的塵土和濃煙，他們一邊相互叫喊著，一邊冒著炮火摸出經堂，到西門口，發現還少三個人，幾個人回去尋找，借著炮火的火光，見那三人的屍體躺在東門外。

其餘藏軍全部集中到西門，鑒於無法待在寺院內，乃從牙嘎倉院內牽來軍馬，然後打開西門『咯赫赫』地呐喊著順著田野向外沖，至薩德格寶塔，在此遭到敵軍的射擊，他們不顧一切地一路直沖至達隆寺時，竟奇跡般發現只有兩匹馬受傷，人員安然無恙。當晚至孔覺村，村中不見一人，全部都逃跑了。後來他們決定前往拉薩方向，（在此之前，稱多旺波酋長等已經向西北逃亡）這時，有些人不願離開自己的家鄉而留下了，共有三十九騎通過北方無人區直奔拉薩。至此，稱多、旺波部大規模的戰鬥已經結束。

不甘束手待斃人民自組軍隊[རྩོམ་སྒྲིག]

中共援軍在解決了河東五部的軍隊後從稱多翻過寧格拉山口從後山托嘉進入拉蔔寺，有僧為達瓦村雅拉倉的孩子，是拉蔔寺拉嘉貢拉章的僧人，他從寺院取一挺機關槍，支在寺院一廁所視窗，等敵湧之時突然掃射，敵被擊倒一大片，其中聽說有一個敵軍官也被打死。他一直打到子彈打完為止，然後將機槍扔進廁所潛逃。這似乎是拉蔔寺唯一的武裝反抗，其他寺僧除了大部分投降而外其餘就是逃跑，逃跑者有許多也被敵軍打死，包括命令不許抵抗的拉蔔寺僧官(蚌本)阿旺多傑也在逃跑時被打死。只有一個叫土登列珠的僧人躲在一岩石下，躲了三、四天，躲過搜查後逃出，後來到了印度。

拉蔔寺雖然幾乎沒有抵抗，但敵進佔寺院後，還是將僧俗全部青壯男性逮捕後集中關押在加貢拉章，其中包括大喇嘛達傑仁波齊，達傑仁波齊在押往稱多的前一夜，當打開監牢門時，竟然沒有了(有人說是在臨走前，他提出要去看看經堂，進去後就不見了)。其他的執事只有阿旺多傑經師達達、格古羅桑巴登、霍宗管家宗珠塔耶等全數被捕，這些被捕的僧俗在押往稱多時，中國人將拉卜寺被捕的僧人全部活埋在寧格拉的一個大坑中，他們所以被活埋，據猜測是由於他們拒絕繼續前行。因為敵軍隨後又至邦布寺，將沒有抵抗的該寺青壯僧人全數逮捕，以繩索串聯起來押至雄拉山時，領頌經師羅丹傑僧侶拒絕繼續前行，雖打罵絕仍不肯邁動一步，敵遂將其一槍打倒後押著其他人離去，不想羅多傑還未死，有牧人見了，也不敢接回家中，只是給他悄悄的送飯送水，三天後才圓寂。邦布寺其他被逮捕的僧俗幾乎全部死在監獄中，只有一個叫土登益西的在八十年代初活著返回家鄉。

雖然拉蔔寺考慮可能對被誘捕的大喇嘛索南澤莫的安全不利而下令不許抵抗，但所屬村落仍有人拒絕束手待斃，其中包括其他部落攻打拉卜、迭達時討要鐵犁準備春耕的雍珠，目前在印度德拉頓經營一家商店的雍珠回憶：敵援兵至拉蔔寺後一日，有三騎至我們村，乃是烏金拉加、旺青才加、白瑪桑丁。他們三人讓我叫來邦布村的頭面人物，我們村的頭面人物要算是歇珠朋措和加倉巴桑，都沒有什麽職銜，是村中威望最高的兩個人，因此我就去把他倆叫來，三人對他倆言，我們不能坐以待斃，拉蔔寺已被中國人包圍，莫洛村已經起來了，我們應先到才旁普(一條山溝名)集中會合。當時莫洛村的已招兵，他們說凡男性能打仗的都要去，不去以通中國人論。我們村開始也是如是說，第二天，我們村扶老攜幼地到才旁普溝中，現在想來真是笨，那山溝離我們村不過幾裏而已，全村人扶老攜幼的還趕著牲畜，能幹什麽？到一牧場附近，加倉巴桑可能覺得把全村的人都拉去不妥或什麽的，他說：不要這樣，還是憑自覺了好，願去的去，不願去的算了，於是有十五、六人願意去，莫洛村的聽到我們如是決定，也將凡能打仗的男性都要去改為憑自願，於是人又少了一些。當時有個叫羅土登的，原是馬步芳派學差時我們邦布村出錢雇的，現在他是中共幹部，一日，他突然回來，說是從中共那裏退職回來的，就安靜的坐在家中，雖然他的槍馬都帶來了，仍沒有人想過要懷疑，誰也不知要幹什麽，懷疑也就無從談起，當我們拉人上山時，他和另一個叫紮蛙的原來也是中共幹部，兩人潛逃了，沒有人在意，只是後來聽說他們在拉卜與中國人在一處時才覺得當初回來的有點不對勁，中國人到處派特務，我們什麽也不懂，根本就沒有想到這些，當時的藏人就是這樣笨。

由於來人少了，我們都不知是應該照計畫去才旁溝呢，還是其他地方，正當我們在通天河附近不知所措之時，旺澤家的尼姑雲丹措莫在通天河以西向河東高喊：「旺澤渡口還在我們手中，快過河吧！河東已經沒有機會了，中國人從拉卜過來，已經佔領了確丹噶波的渡口」，我們乃來到旺澤渡口，開始以一艘牛皮船渡河，當時集中在渡口的有132騎……你問我參加的經過？當嘉倉巴桑宣佈是否參加戰鬥聽憑自願後，嘉倉巴桑對我說：你留下如何。他顯然希望我不要去，留下來，這樣我會照顧其家人，我拿不定注意，坐家中，這中國人會幹什麽？沒有個准，出去打仗如死了是命該絕，如不死而與家人分離該怎麽辦？我擔心的後來當然應驗了，由於拿不定注意，當時我返回家問妻子該怎麽辦？妻子說：走吧！坐不住了，留下來是大家一塊受罪，你還是去打仗吧！向三寶祈禱吧！於是我就決定去打仗了，很簡單。當時誰也不知中國人下一步會逮捕誰，會幹什麽。我在途中遇到阿格，此前中國人曾在我們村中，叫我們選四個人為村幹部，要求四個人一個似如慈父般愛護人民，一個秘書能寫能算，一個放牧能手，一個種田能手。我們村選加倉巴桑為慈父般的幹部，協珠朋措為能寫能算的秘書，西航桑嘎(現在印度)、達洛秋培為種田和放牧能手，選舉後，開始中國人表揚，還說要找個房子做為他們的辦公室等，過了幾天又開會，這時中國幹部卻說：你們宣錯了，上面已經任命了阿格為村裏的頭，一個還俗的僧人索南仁青為秘書。當時牛羊土地已經開始充公，建立互助組的說法已經很多了，中共對阿格說你要自己作主不要向任何人討注意等，所以阿格算是中共信任的人。他見到我後，問我邦布村的男人們在幹什麽，我說都要去打仗了，他氣忿忿地說：『我被中國人用來當做打狗用的棍子，認為我傻而當工具用，憑三寶起誓，我從未想過要幹對不起村裏人的事，我無槍無馬，否則真是想一塊去，不去邦布村的人會傷心，讓村人傷心還不如去戰死』。我說：如果你真的要去的話，馬我可以給你一匹，反正保不住了，他馬上說那我要去，我有一個親戚家有一匹馬，我心裏想把那匹要來送給他，於是，他也跟我一快來了，後來他在尼泊爾木斯塘病死。那天渡河時，他和另一人負責警戒放哨，此時，山上兩個放馬的在高聲叫喊：中國人來了，中國人來了。我們不知中國人在那裏，當時我們大部分人已過河，見對面田地裏有許多穿藏裝的人向我們這邊奔來，快到河邊時，我們才見到跟在他們後邊的是中國人，我們立即隔河向他們射擊，那些『藏人』也脫去藏裝，露出裏面的中國軍服，當時河坎下還有八個人，我們從河西岸向敵射擊，同時高叫著讓那些人順河坎向下至某地，敵人在河坎坡地之上，因我們隔河阻擊，他們無法沖過來，也看不到河坎下河邊還剩下的八個藏人的行動，就隔河向河西以大炮轟擊，沒有對我們造成傷亡，但卻有許多村裏的居民被炸死，如有一炮擊中旺則莊秩瓦家的房子，將旺則莊秩瓦倉一家和躲在其家中的六、七名婦女全部炸死(旺澤秩瓦家的秩瓦索才現在印度)，另有一名老頭恐傷了其獨子，領至水磨房中躲藏，敵向水磨房轟擊，父子均死。天黑後，我悄悄下去將牛皮船抗上來，從另一個地方將其他八人(有烏金拉加、旺倉協珠、阿格等人)接過了河，隨後我們又不知該怎麽辦或該去什麽地方，得知讓娘寺與敵軍發生了戰鬥，遂前往參戰』。

讓娘寺玉石俱焚[རྩོམ་སྒྲིག]

讓娘寺位於通天河西岸一個山溝中的一座小山粱上，前後左右都是大山，山粱兩邊有兩條小河彙聚，從軍事角度而言是一個易攻難守的位置，圍攻結古他們並沒有參加，只是在此之前搗毀了雪噶政府的房子。當圍攻結古的我軍遭受敵軍炮火的猛烈轟擊的同時，「17」兵力和武器最強的紮武部和結古寺首先逃離，其他各圍攻部隊由是也做鳥獸散，其中大部分兵力隨紮武部向西北方向逃到了薩年寧。對此，雍珠才仁回憶說：『時紮武酋長家的兩個妻子等家人和嘉納活佛及其經師、還有我等一些人乘夜通過結古南面的拉耕拉山逃離結古寺，當時寺院根本不知道嘉納活佛已經離開，旺波活佛想來也是那天夜晚逃出了，到了拉耕拉山上，見已經有人支好帳篷在等待，不幾天後，白馬達傑和結古寺的僧人也相繼逃來，寺院的一逃，其他各部馬上沒有鬥志了，也紛紛潰散，由此，圍攻結古也就泡湯了』。結古解圍後，中共就派人到讓娘寺，問讓娘寺準備怎麽辦？讓娘寺回答說：『我們不投降，我們要打！』

讓娘寺在告訴敵人他們不投降之後隨即開始備戰，要求在各地僧俗回寺參加戰鬥，還派旺澤百長的父親前往薩年甯向紮武部落求援，因為他們聽說紮武部有大量的武器彈藥，並要屬於讓娘寺的隆寶上下兩部和附近的農業村派兵前來參加戰鬥。

由於事出倉促，附近村落前來參戰的只有幾百人，包括隆寶堆瑪(上部)和麥瑪(下部)百餘騎、秋西達和同波達兩個村莊的二、三十騎、旺曾達、電達等村莊的二、三十人以及許多零星前來參戰者等，加上讓娘寺僧老幼六百餘人共有近千名僧俗分守寺院和附近的山頭，靜侯中國軍隊前來攻擊。當時的主要軍官有旺澤百長（旺則百長是從結古開會時潛逃回來的，潛逃回來後立即率領少數精壯人馬上山，只有二十人左右，這時都在寺院中）、隆寶麥瑪部酋長阿夏噶達、隆寶堆瑪部軍官多休紮瓦、格松成列隆珠、果烏當才、紮巴等。不久，一股百餘敵軍前來進行偵察，被分守山頭的我軍官兵攻擊，並一直追殺，敵軍在遭到打擊後遺下一些屍體逃回。不久敵又派了幾百人前來攻擊，與我軍守衛佐青拉山和聶項拉山頭的隆寶堆瑪、旺澤百長以及由阿夏噶達率領的隆寶麥瑪軍隊發生激烈的戰鬥，敵軍死傷許多，一路敗逃而回；我軍也有日薩阿旺秋嘉、洛桑金巴、紮根等十一、二人陣亡。據參加了第二次作戰的隆保堆瑪人噶瓦阿噶回憶：『我當時26歲左右，有自己的槍，一日，有人說中國人要摧毀讓娘寺，要求人民前去保護，我就和多須紮瓦、白窩才佩兩兄弟、森巴瑪嘉等五人結伴前往讓娘寺，在聶青拉山上，看見一名穿藏裝的人正在向我們招手，我們以為是友軍，快到跟前時才發現是中國人偽裝的，我們立即下馬，一人抓馬，四人從背上取下步槍投入戰鬥，打了一會兒，敵軍分兵試圖包抄我們，白窩才佩說：'今天我們要戰死在這裏'，我和多須紮瓦建議後撤，不要讓敵軍給包圍了，但是白窩才佩拒絕撤退，我和多須紮瓦連拉帶拖地把他拉到馬匹跟前，他沒有辦法，只好上馬，我們乃向山下跑去，敵軍不停的向我們射擊，這時卻見讓娘寺僧從山上向在半山腰的敵軍呐喊著沖下來，敵軍立即撤退，可以看到後面的敵軍拖著那個穿藏裝向我們招手的那個人的屍體』。大約在這個時候，由跌達莊額金拉加、旺青秋加以及雍珠等從長江以東過來的一百三十餘騎也來到了讓娘寺，他們到達寺院後，住在寺院內。

幾天後，敵大股至，通過尼項、佐欽和湯波等地分三路從各個山頭蜂擁而來，我幾百餘騎守土官兵雖在山上頑強抵抗，但由於敵軍從各個山口湧來，顧此失彼，格桑成列隆珠、當才、紮巴、巴青倉的大兒子等先後有三、四十名勇猛的戰士在週邊戰中陣亡，巴青倉的小兒子手被打斷後退入寺院中，其他守衛各個山頭的官兵也紛紛退入寺院中，於是大家集中商討對策，寺院方面要求農民全部去守寺院的後山，寺院有僧兵負責防守。因為藏人僅僅在通往結古的南部各個山頭佈防，沒有想到敵軍從各個方向湧來，因此寺院的後山變得極為重要，旺澤百長則表示，已有五百名敵軍去希噶地方(即後山背面的山溝)，我們現在去後山恐怕來不及，所以他認為目前的情勢下只有兩個選擇，一個是抱拼死決戰至死的決心，固守寺院，玉石俱焚；另一個是集中向一個方向猛衝，沖出重圍。但寺僧大部分不願放棄寺院，於是寺院方面的主要負責者是旺澤根拉命令河東來的一百二十餘僧俗混合兵力前去佔據寺院後山(原有的一百三十余人中，部分迭達人已自行離開)，來自長江以西的旺澤部、隆寶部四個百長（旺則、隆保堆瑪、隆寶麥瑪和拉紮百長）以及其他兵力加上寺僧則分守寺院四面，除了俗人中部分人自己攜帶的槍枝，大部分都是揮刀持矛的，因此寺院方面向分守四面的官兵分別發了二十餘枝步槍，但子彈非常的少，大多數隻配有幾十發子彈，最多的也不過百餘發子彈而已。部署完畢，河東百余人連夜向後山爬去，天黑的不見五指，路又極難走，如此走走停停地緩慢向山上移動之時，榮塔拉章的管家索巴突然前來傳達寺院方面的命令，叫他們全部返回寺院，正在休息的官兵聽到命令後很不高興，有迭達人顯然很不高興地說：『我們欲在讓娘寺獻出生命，寺院方面叫我們上山，上來了又叫下山，這算什麽？不去了』。其他幾個人也東一句西一句的附和，雙方又爭論了半天，到天快亮時，才決定大部分人員繼續上山去協噶(無視旺則百長已說過的話)設防，另派二十五人到山彎處防守。二十五人出發後，其他人繼續向山上爬去，這時，山上的岩羊突然從山上驚逃下來，正當他們莫名其妙地向上觀察時，卻赫然發現山頂天地接合間有黑點在動，接著突然有一個人影站了起來，也不知是誰先開槍，雙方頓時就打了起來，黑夜裏槍聲大作，藏人都是一些農民，從未經歷過戰陣，突然發生戰鬥，頓時亂做一團，一些人分不清方向，躲在岩石後面不知所措，只有烏金拉加等少數人在混亂中還在向上還擊。雙方對射了一陣，由於敵居高臨下，火力又比藏人強許多，因此，藏人的反擊沒有維持多久便紛紛向山粱的另一邊奔逃，當他們翻山逃至噶拉寺山腳再清點人馬時，發現有一人失蹤，兩個人負傷，其中一名邦布寺僧的手被打斷，還有幾匹馬中彈受傷，貨物全部丟失。

驚魂稍定，他們便商討下一步的行動，最後決定兵分兩路，一路去尋找丟失的貨物，一路去攻擊讓娘寺後山的敵人。於是加倉巴桑、旺傑協珠、江永格列等以槍法好、勇悍而多少有點名氣的或認為比較勇敢的十一人前去攻擊寺院後山的敵軍，其他部分人看馬，部分人前去尋找丟失的東西。加倉巴桑等十一人悄悄從懸崖絕壁向山上爬去，爬到山頂，見敵軍在山頂岩石腳下的平臺上休息，毫無防備，他們口喊「一二三」同時射擊，當場打死四名敵軍，其他敵軍立即四散分開後向山頂射擊，他們相互對射了一會兒，因頂不住敵強大的火力而逃了回來，算是贏得一次小小的局部勝利，那些找丟失貨物的人也安全返回，並找回了全部貨物，到天亮時，他們已非常僥倖地處於敵軍的包圍圈之外，但這時的讓娘寺陷於中國軍隊的包圍中。

1958年藏曆七月的大約是七日，天剛亮，寺院裏的守軍發現周圍各山頭已完全被敵軍佔領，寺院已處於敵軍的團團包圍之中後，不久，敵開始向寺院逼近，戰鬥首先在寺院東邊的日加仁波齊的拉章打響的，對當時的情況據讓娘寺活佛嘉賽仁波齊回憶：『日加仁波齊的僧舍在寺院東坡上，孤零零的，我的也在寺院外，在大寶塔附近，由於只有我們兩家僧舍在寺院外，寺院方面希望我們搬到寺院中去，日嘉仁波齊的僧舍在東，週邊失守後，日加仁波齊拉章的兩個活佛（即益西班覺加措和仁增索南加措）嘉塞倉則只有我，都不過十八、九歲而已，我們於當晚搬到孔覺頗章的一個拉康裏，日加倉的強佐色巴嘉措等人當晚未離開，次日天剛亮，我聽到那面傳來槍聲，原來是他們從拉章的視窗向逼近的敵開出了第一槍，槍一響，整個山溝頓時象炒了鍋一樣，因日加拉章孤零零的在寺院圍牆外，使的敵得以逼近後向內投手榴彈，敵不停地向裏扔手榴彈，強佐色巴加措陣亡，在拉章最下層的馬匹也被炸死許多，房內濃煙彌漫，實在頂不住了，醫生其美為一老人，乃持斧呐喊著『咯赫赫』開門沖出，附近的敵軍以為他們要衝鋒了，驚慌逃遁，他們於是往寺院方向奔逃，寺院和加色倉之間相距不到半公里，敵從四面射擊，當時約早晨八、九點左右，只有一個叫玉休班德的少年僧，我們從掩體見他被擊中後在那裏翻滾掙扎著(後來被俘，前幾年才死，其子女現在印度的學校中)，其他人竟奇跡般的逃到了寺院中，從此不分白天黑夜，機槍、大炮的攻擊從來就沒有斷過。戰鬥打響後，敵軍利用四面的制高點，不分白天黑夜的向寺院炮擊掃射，敵軍首先佔據了寺院下方的格日村和在寺院院牆外之隆保百戶的房子，並在上面插上了紅旗，架起了機槍。時有一個小喇嘛跑來報告說：敵人已進入紮巴的房間內。紮巴的房子在寺院內外牆之間，幾個僧人聽到後立即起身前去攻擊，這時敵已逼近大門口，以機關槍槍口對著內牆緊閉的大門門板向大院內掃射，敵軍的子彈穿透門板，將院子裏的索南加措等人和一些狗全數打死。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打擊，在場的藏人由於沒有槍枝一時難於對付，時有一人摸近門邊，突然以刀從門縫往外捅，聽得敵大叫『啊吆』，同時迭達村籍的僧人喀吉兄弟，也悄悄爬上門頂，拿大石頭往下猛砸，幾個敵軍頓時慘叫著倒在門外的草叢中，藏人隨即呐喊著開門，持刀矛欲與敵人肉搏時，敵已退回紮巴的房間內。由於敵佔據四周全部高地，因此在寺院內大部分地方都處在敵軍的射程之內，相互間的調動和支援也變得困難，官兵們只好將寺院內的二百余間房子全部打通，當時有一名敵軍從紮巴房門口向外張望，正好被聞訊趕來支援的旺澤百長一槍擊斃，敵兵向前一撲倒在牆腳小路上，一個外號叫然格，真名叫洛桑索巴的格古持刀欲去拿那枝槍，在快到跟前時，有一敵快速閃出取槍後躲回，他也跟著沖進紮巴房內，結果敵軍從裏向外射擊，把他打的渾身是窟窿，袈裟被打的破片亂飛，但他還是往前沖了好幾步才倒下。敵軍在佔領了紮巴房後，開始從各處以炸藥爆破院牆，在格日村方向，有一個戴大蓋帽的軍官在指揮二十五名(有的說沒有這麽多，十餘人而已)敵軍向前沖，有個叫巴德布·才旺論朱的俗人開槍擊斃十餘人，當他發覺指揮者是大蓋帽後亦將其擊斃，軍官一死，其他幾個殘兵立即逃回』。

雖然不分僧俗都抱著決死的決心頑強抵抗，但在幾處院牆被炸開缺口後，敵軍還是開始沖進寺院內，首先沖進院內的是從寺院後方，接著從各個缺口湧入，藏人拚死反擊將敵軍壓回，不久在機槍、大炮的掩護下敵軍又沖上來，如此反復衝殺，戰況越來越激烈，剛開始作戰主要是由俗人，僧人是在最後頂不住時參加戰鬥的，由於他們沒有槍也不會打槍，因此多持弓箭參戰，開始毫無效果，當敵軍沖入寺院時才開始發揮作用，總的來說效果有限，凡是被弓箭射死的多是僧侶們幹的，到後來，每個人都只剩下十幾發子彈，有百發以上子彈者甚少，因此每一發子彈都要節約著打出，都要瞄準並在有把握時才打，如此頑強的抵抗了整整七天。嘉賽仁波齊說：『敵人不僅人數眾多，而且沒有子彈不足的問題，僅此最後的結局就已經很明顯了，但敵人必須花很大的力氣才行』。戰鬥在夜以繼日的進行，中間很少有間歇的機會，後來敵人用炸藥包進行爆破，一包包的炸藥送到牆腳、門口，隨著巨響，院牆一片一片地被炸倒，雙方在圍牆豁口展開激戰，然後又逐屋爭奪，雙方寸土必爭，房屋在炸藥爆破下不斷被炸塌，但戰鬥仍在廢墟中繼續，藏軍步步為營，因為誰都知道沒有退路，也沒有活路，因此個個奮勇，只求多殺敵，最後藏軍大部分退守到大經堂周圍，大經堂的門對著格日村，敵從格日村集中火力向經堂射擊，子彈可以直接打進經堂內，佛像等被打的殘破不全，也有一些人員傷亡。寺中的大喇嘛和部分人向九層樓的孔覺坡章轉移，途中遭敵掃射，死傷累累，到十二日，守衛在大經堂內的三十餘僧揮舞著長刀，同時向敵發起自殺式的衝擊，衝鋒途中全部死在一塊叫然辛的田地塊旁的寶塔邊上。

到了藏曆十四、五號左右，一輪明月高照，連續作戰七天後，我軍青壯年大部分已經戰死，剩餘的也全靠從敵軍手中奪得子彈進行戰鬥，形勢已經無可挽回了，於是開始乘夜分批向外突圍，嘉賽仁波齊回憶說：『我們逃出時是晚六時左右，孔覺頗章樓下的許多木料著火，火光沖天，看似仿佛房子將要著火，我們只好走出孔覺頗章，當時乘騎和格日村的老百性全部躲在頗章裏面，急成一團，我和日加仁波齊、益西班覺嘉措一起從人群中向外走，期間不知何時益西班覺嘉措及幾個寺僧轉了回去，後在寺院後面的白容塔附近陣亡。我和日嘉等十幾、二十左右同時高呼著『咯赫赫』向外連沖帶逃，敵機槍手聞『咯赫赫』聲棄槍逃走，我們從寺院後方逆流上逃，半夜至山頭，卻迷路，躲在一巨大岩石下，當時寺院中仍在交戰，突圍當晚，由於月亮高照，一路上血流成河，逃出的並不多』。次日敵沖進寺院，這時，我軍已沒有子彈，青壯年官兵能逃的中有極少數逃出，不然也死的沒有剩幾個了，雖然已經沒有人抵抗，但是剛開始沖進寺院時，凡寺僧見之即射殺，夏日格隆是一個老僧，屬寺內執事之一，有大鬍子，儀錶堂堂，被認為是有膽有識的人，當時他死在東曲河對岸，許多人都搬不動其遺體。有一老僧叫佐容洛桑朋措，已有百餘歲，是瞎子，也被沖進來的敵軍打死。秋紮等一些老僧則被俘，都是些七、八十歲的老僧，凡被俘者，幾乎全部死在獄中，只有幾個人後來活了下來，除了青壯男人和寺僧，一些青壯女人，如其美、南嘉措莫等也被抓去。由於人抓的多了，全部都堆在車上，等趕到監獄時，已有多人悶死在車上。

旺澤索巴和夏日格隆的頭已被砍去，塞巴的頭被掛在樹枝頭上，是他的侄子認出來的。死在寺院內的九十餘僧，外面更多，軍官中百窩拉然、百窩羅珠、拉果瑪果、多須洛南、秋登嘉措、拉傑瑪果(其弟死于果雄)等等。旺澤百長腿部重傷，他幾天裏一直是在最前沿戰鬥，打死了無數的敵人，負傷後退入孔覺頗章地下室內，隱藏在一堆破爛皮襖下，白天隱藏晚上以刀挖通牆壁上的一扇小窗戶後得脫。

有個叫協松的背屍體的僧侶，是個豁嘴，豁成了好幾塊，在寺院已經被敵軍佔領摧毀時，他過河向河對岸山坡上的敵崗樓沖去，(崗樓為藏人建的，被敵佔據)他沖進第一個崗樓後，一邊高叫：我的多麽好的寺院，叫你們這些強盜給毀了！讓你們這些強盜給毀了！一邊奮勇砍殺，他連續砍死了兩、三個崗樓的敵守軍後才在山頂的崗樓附近陣亡。

格日村的百姓都躲在孔覺頗章的底層房內，傷亡甚少，但後來他們到處亂逃，死傷頗眾，寺內一些人被俘。

在整個戰鬥中，讓娘寺幾乎是孤軍奮戰，毫無外援，由於當時的藏人沒有互相支援的意識，雖然在薩年甯的藏人有眾多的兵力，讓娘寺也曾派出旺澤多青前往求援，但他未得到任何的支援，只好孤身返回以圖為寺院殉難。據噶瓦阿噶回憶：『敵軍退回後（指第二次敵軍的攻擊），我又回到牧場，才幾天又說中國人要進攻讓娘寺，我和阿夏噶塔、囊噶次成、囊噶紮西多嘉家的女婿昂才、拉秀才桑珠、囊噶松嘉等十八個人騎馬前去救援，當天大霧並下雪，我們只好在山上待了一夜，天亮時我們發現敵軍已經將寺院團團包圍，於是我們十八個人分成三部從三個陣地向敵軍射擊，敵軍全是騎兵，我們希望我們的射擊可以減少寺院守軍的壓力，敵軍遭到我們攻擊後立即分出一部分兵力向我們攻擊，並試圖包圍我們，我們一邊射擊，一邊不停的轉移陣地以免被敵軍包圍，天黑下來了，阿夏嘎塔對我說：『小夥子，你的槍好，我們是不是阻擊一會兒，好讓同伴們撤離，』我說『好啊』，於是我們兩個留下來，阿夏噶塔對我說，你看前面那個敵軍，我倆瞄準後一起射，我倆下馬將僵繩抓在手中，一起瞄準射擊，前面的那個敵軍應聲倒下，其他敵軍立即後退四散後向我倆射擊，並兩人一批的沖上來企圖搶回屍體，我倆又向搶屍體的敵軍射擊，連續打倒了幾個敵軍，最後敵軍還是將屍體搶回，然後也停止追擊我們，返回去了。這樣我們就沒事可幹了，寺院已經被包圍，我們沖不進去，週邊又打不過，因此，阿夏噶塔說看樣子寺院是保不住了，我們只有分開了，於是白窩才佩我們三個人前往登西克，阿夏噶塔他們也回去了，途中見到一些從寺院突圍出來的僧人，斷手缺腿的，他們說向敵軍衝鋒時被擊中的。途中遇到旺澤多青，他去借救兵，紮武部酋長對他說：『大家各奔前程，沒有兵可借，』只給了五百發子彈，旺澤多青對我們幾個說：『寺院都已經被摧毀了，還往那兒逃？不如戰死罷了』。我們響應，於是四個人轉身向寺院方向走去，途中遇到榮塔倉的女婿逃來，說寺已毀，不如回去戰鬥至死，他亦跟在後面來了，遠遠可以看見敵軍兵營，旺澤多青說大家往敵營裏沖吧！我們說這有什麽意義，送死而已，不如到山上觀察一下，旺澤多青不太情願的說『好吧！』至山上，見山溝中擠滿了敵軍的軍馬，敵軍都在山粱上，正在狙擊四面奔逃的藏人，我們遂從後面一起向敵軍射擊，旺澤多青帶來了五百發子彈，加上我們原有的，大家不停的射擊，敵軍遭到我們的突襲，紛紛向溝中轉移，我們不斷射擊，一會兒旺澤多青的槍管發熱給卡住了，他用石頭擊砸槍栓，還是拉不開，就趴在我旁邊，不停的叫喊：『好！打中了！再來』等，我看再不走恐怕走不脫，就說現在該走了，旺澤多青不幹，我拉著他到一處懸崖下，回頭時敵軍已經從後山爬上來佔領了我們剛才的陣地，我們五人遂躲在懸崖下，當晚嘉塞仁波齊等也從寺院中突圍逃出了，其他僧侶則三五成群地揮刀向敵人衝鋒，全部死了』。

不久，敵軍終於佔領了已經只剩下殘牆斷壁的讓娘寺，敵軍沖進經堂後，以繩索套住巨大的佛像讓藏人積極分子拉下來砸碎，並將佛祖語錄《甘珠爾》鋪在地上，強迫讓老百性從上面踐踏而過，大部分寺院的財寶則運往結古。

如此讓娘寺被徹底摧毀。

在治多的戰鬥[རྩོམ་སྒྲིག]

在治多有嘉戎寺「18」，寺院赤巴和百長格傑在得到開會的通知時，赤巴言：『中國人不是可以投降的敵人，必須要戰鬥，』隨後兩個喇嘛（赤巴和百長）率百餘僧外逃，在麥日喀遇敵，經過激戰，全部陣亡或被俘後死在獄中，反正無一人倖免，而雅拉部落的酋長仁青嘉措早亡，時由倫·坦科和仁青巴登領導，在獲得開會通知後聚族逃亡，三百餘戶人家逃至安多堆瑪時遭到中國軍隊的攻擊，藏人死傷慘重，除了陣亡或被俘，其餘四散奔逃，並參加了當雄的遊擊隊。當時在場的圖登吾色回憶說：『『（在安多堆瑪）戰鬥發生時，部落首領坦科與他的僧人弟弟緊巴等拼死激戰，終因彈盡援絕，同時抓馬的人又私自率先潛逃而一起被俘後死在獄中；另一個首領仁青巴登聽說被打敗兩次後在安多堆瑪向敵軍投降，也可能死在獄中。我們三十餘戶往北逃亡得脫，1960年再次與敵軍激戰中被沖散，後來我們和十一名在當雄戰鬥中逃散的自稱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的散兵一起行動，其中有一些安多人和四、五個宗舉部落的人，十一名散兵都有槍，有的甚至有長短兩枝槍，子彈也不少。我們百人左右，有十三、四枝槍，結果我們和安多人在半夜睡夢中被俘，宗舉人當天沒有和我們一起搭帳篷，因此得脫。

我們雅拉原有五百餘、近六百戶人家，馬麒（國民黨馬步芳部）軍隊來時，一排排砍頭，殺了許多。五八年剩下外逃的三百餘戶在歷次的戰鬥中又被殺的很慘，我們一個措瓦（一起放牧的圈子）有五戶人家，我叔叔家五個僧俗兄弟和兒媳以及一個女兒，除了女兒全都死了，我的父母及三個兄妹只有我一個人活著，我們措瓦五戶人家，最後剩下的就只有我和叔叔家的女兒，其餘全都死了。另有我的兩個姑姑，一家有五口人，另一家是都嘎家，有六、七口人，全都死了，沒有一個活下來，象這樣的太多了。』

另有巴甘寺，屬娘措部落的寺院，該寺也和讓娘寺一樣，僧俗集中寺內固守，戰鬥極為慘烈，最後也是在敵軍炸藥和炮火中寺院和僧俗人民玉石俱焚，由於找不到當時參加過戰鬥的倖存者，基於本書內容完全以親歷者的回憶和有關文件為准，所以雖然有一些道聼塗説的傳說，為求真實，在此未予收錄，希望當時的親歷或倖存者能夠給予補充。

圍困囊謙、雜多[རྩོམ་སྒྲིག]

1958年，當中國人以開會為名誘捕藏人首領後，囊謙二十五族中囊謙王直轄或南部各部也紛紛組織軍隊進行抗擊，當時由百長瑪碩桑丹率領所轄瑪多兩部，聯合蘇莽噶旺部（部長去開會已被捕）的曾拉朵拉、以及香達等部幾千人圍攻囊謙縣城中的敵軍。囊謙原來有一個國民黨的軍事據點，是一個不大但堅固的城堡，城牆高而厚，可在牆頭並行四騎，敵軍後來退守此城堡，藏人沒有任何攻城器具，圍困了幾個月，因城堡內有水，所以圍困未見效。藏軍曾經自製火炮，挖木中空，包以濕牛皮或紅牛皮，內裝火藥，發射繳獲的迫擊炮彈甚至以卵石為炮彈，點燃後，卵石雖然飛出，木炮亦粉碎。

在此之前，敵軍已經派人突然進入囊謙王居所將囊謙王逮捕並帶進城堡內。幾個月後，敵援軍趕至，藏軍便四處潰散了。對此據百嘎成列回憶說：『之後，我們和昌都的昌紮麻部噶瑪珠松等一塊去囊謙碧雜鹽池，昌都昌紮麻是當地最驍勇的軍隊。我們進攻碧雜鹽池時打死了四個人，因我們每部只分得一枝槍，其他中國人都逃到香達去了。在碧紮的敵軍本來有六十餘人，我們一打，他們就立即退回了香達。

隨後蘇莽增樂朵拉所率百余人和查朵(即昌都雅倉)噶瑪珠索的四十餘人，囊謙多喀雄紮人瑪哈（碩？）桑丹的三十餘人以及我們拉妥的五十餘騎等各部的軍隊合在一起，前去參加圍攻香達(即囊謙縣的縣府所在地)，當年囊謙豐收，地裏糧食長勢喜人，我們攻擊香達沒有成功，我們所率的軍隊只是零零星星地打死了幾個中國人，其他各部想來也差不多。

當時我們有三發從碧雜奪來的炮彈，增樂朵拉為了射出這三發炮彈而專門製造了大炮，即園木中鑿，再裹以濕牛皮，將『炮筒』架在兩個園木相叉的支架上射擊，炮彈竟然真的打出去了，一發擊中敵馬圈，一發擊中醫院，一發擊中敵營中間，也不知是否造成傷亡。隨後我們除奪得了一些商店外，沒有其他的收穫，便退回了。

敵軍在解圍後將采久寺幾百名僧人和囊謙王頗章附近色樹瑪和囊謙噶的男人和少數強壯的女人等全數逮捕，當地只剩下老幼和婦女，隨後敵軍便開始四處攻擊藏軍。

在雜多地區(注：雜多有上仲巴、下仲巴（包括蘇魯克）格吉上、中、下三部，其中上部包括格吉紮賽、格吉納倉，下部包括格吉麥瑪、格吉囊塞、格吉甘珠），其中上、下仲巴不和，上仲巴與中共關係較好，下仲巴隆卡寺的喇嘛洛瓦（即後來當雄護教軍總指揮之一）和酋長加波以及加波之叔等雖然多次被中共邀請，但他們一直以戒備心未去，中共以開會名義將二十五族中前去參加會議的酋長和喇嘛等地方領袖全數被捕後，雙方終於打了起來，其實在此之前，從德格等地不斷地有藏人逃來，向他們敍說中國人的所作所為，因此，藏人心中都有一種總有一天我們也會這樣的預感，夏天，在部落中的雪格政府扔下商店突然乘夜潛逃回雜多縣城內，不久洛瓦喇嘛和酋長與格傑三部聯繫，約定共同圍攻縣城，其中格吉三部佈防陽面（東南部），下仲巴佈防陰面（西北部），於是，兩部分別駐紮在雜曲河兩岸圍攻雜多縣城，藏軍在圍攻過程中，由於敵軍龜縮在房子和戰壕內不出戰，藏軍除了步槍而外又沒有任何爆破工具和重武器，因此，整整一個夏天，除了一些小規模的戰鬥，雙方在許多時候不過是處於對峙狀態而已，其中的一些戰鬥，由於夏天雜曲河水漲，藏人缺乏通訊工具，因此不僅難於相互協助，而且還因此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犧牲。據雲丹回憶：『在瓦庫卡多有敵軍的據點，我們二、三百人從山頂分兩路向位於山腳下雜曲河邊的敵軍攻擊，開始打死了一些敵軍，敵軍紛紛逃回碉堡、戰壕內，這時，沒有想到河對面格吉部的軍隊回家去取食物，當天正好沒有人，所以，河對岸敵軍沖出營房用機槍隔河向我們掃射，我軍當場有四、五人陣亡，一些人負傷，只好退回』。

在此期間，被圍困的敵軍由於不時可以得到飛機空投食物、物資，因此，藏軍一直未能攻下敵營。

到了藏曆八月左右，大約萬名騎駱駝的敵軍從西北方向前來增援，藏軍突遭敵軍攻擊，一邊抵抗，一邊紛紛強渡雜曲退守河對岸，整個形勢混亂，藏軍死傷慘重，戰鬥中，洛巴喇嘛部曾打死一名敵軍軍官（屍體被送回中國），但藏軍由於寡不敵眾而四散潰逃，洛巴喇嘛率部分隨從逃往色查，敵軍在解圍後並沒有追趕潰散的藏軍，而是繼續向東南方向前往囊謙進發，因此，雜多的藏人就開始成批向西北無人區方向遷移逃亡，如此，長達六、七個月的圍攻遂告瓦解。

布日寺玉石俱焚然覺寺慘遭屠戮[རྩོམ་སྒྲིག]

位於畢雜道崗雄的布日寺是一個薩迦派寺院，寺主由衛藏的俄日寺派遣，稱藏俄日堪布，寺院位於懸崖上的巨洞中，兩邊懸崖之中只有兩條彎曲的羊腸小徑可以通向寺院，當地近百僧俗在俄日堪布之弟俄巴丹巴的指揮下堅守寺院，附近許多僧俗也逃到寺內，當時寺內作戰人員大約三、四十人而已，有槍幾十枝，雖然藏軍力量很弱，但由於佔據絕對有利的地形，洞內食物、水源充足，因此敵軍在攻擊開始時試圖從兩邊羊腸小徑強行攻擊，當即遭到藏人的射殺，幾次攻擊均遭殺傷後，敵軍又從懸崖頂上以繩索懸吊而下，藏人仰擊敵軍，敵軍無法還手，死傷累累，有些因繩索卡在石縫內，使許多屍體吊在半空中而拉不上去，如此雙方激戰了三天三夜，最後在激戰中由於藏人槍枝發熱打不出子彈以及子彈所剩無幾的情況下，敵軍終於沖進寺院內，雙方展開激烈的肉搏戰，最終除一人佯死屍堆中而倖免遇難而外，其餘全部戰死，俄巴丹巴持刀與敵軍肉搏，陣亡後仍呈半立持刀怒目咬牙狀，躲藏的百姓也全部被敵軍洩憤打死。

從香達出發的一股敵軍突然向在著曉的然覺寺進發，在快到寺院的途中，寺院附近澤雪達村的藏人看到敵軍向寺院方向走去，立即派三人前來報信，結果有兩人在途中被敵軍打死，一人趕到寺院時，僧侶們還正在念經舉行一種宗教儀式，但他剛剛說完情況，敵軍就已經包圍了寺院，寺院方面未及作出任何反映，敵軍就已經佔領附近的山頭並向寺院猛烈的掃射，寺院中沒有槍枝，一些人被打死，敵軍看到寺院中無人反擊，隨即沖了進來，將尚在緊張念經（此儀式不能停止念經）的僧人中，什麽也不問地拉出一些衣著較好的七個僧人就地槍決，其中然覺喇嘛已經近70歲了，當天也被打死。另將大部分僧人逮捕，在被押走前，敵軍強制僧人們將佛像拉倒，將佛經推倒並拆毀寺院，財務則全部堆在寺院前面講經院內的空地上，寺院殿堂的經頂被割下來後順山坡滾下去等。期間，寺院附近的一些俗人倉促前來保護寺院，曾有一些人向敵軍開槍，雙方發生了一些戰鬥，但寺院方面未放一槍即遭劫難。

隨後，囊謙藏軍除了前往投奔邊壩而外，其他人則留在當地進行遊擊戰，其中有一個打旱獺的娘拉人叫央登，為人強悍，組織藏人反抗，手下有十幾個原為強盜的，素稱強悍，中共準備將一些在香達戰鬥中奪得的二百餘馱物資運回，乃派遣一些藏人婦女為奸細，觀察沿途有沒有藏軍活動，央登得知這一消息後，在一個叫布戎紮嘎的峽谷中率三十餘人設伏，敵軍十八人押送貨物抵達時，他們突然攻擊，將敵軍全部擊斃，其中有一個懂藏語者可能是翻譯，他在最後關頭高叫：『我是藏人，請別殺我』，但因其著中國軍裝，恐上當而擊殺之。繳獲許多槍枝和機槍以及全部物資。隨後，在甘達和波雄卡的戰鬥中，他們被沖散，央登等五人躲在一個山洞中，敵軍脅迫他的妻子去勸降，敵軍後來抓住因饑餓難耐而出來找食物的兒子，由此查出他們藏身的地方，晚上，敵軍三人悄悄摸進山洞，收掉他們的武器後叫醒他們，央登以刮鼻煙的小刀突然刺向敵軍，其他幾個人也分別撲向敵軍，他們將三名敵軍打死並取槍戰鬥，央登重傷昏迷，其他直至全部陣亡，敵軍以為央登已死而棄之離去。後來傷好以後的央登在路邊設伏殺死一名為敵軍服務的藏人幹部，奪得槍馬後又集中幾百人繼續在納聶瓦一帶伏擊過往敵軍，劫奪敵軍物資，後來敵軍集中兵力將他們包圍後全部消滅。

果雄彙集擊落敵機[རྩོམ་སྒྲིག]

紮武部落帶頭撤出對結古的圍困後，其他各部也紛紛退回，紮武部落和其他各部落紛紛向西逃難，紮武部落酋長仁青才仁等從拉薩朝聖返回時正好在隆保部地界薩年寧相遇，隨即一同向西，準備在彙集其他各部，最後則來到了果雄和木雄，果雄和木雄位於長江源頭，人煙稀少，土地廣闊，由於各部落奔逃時是扶老攜幼，趕著牛羊，行動緩慢，到了果雄，從雜多等地逃來的人和阿勇、安沖、隆寶、上下拉休、格吉孜查、傑松、秋尼瑪八莊、哈秀、上下巴塘玉秀六翼等部落的人以及從讓娘寺突圍而來的嘉賽仁波齊等人和迭達的百餘人、還有二十五族中噶瓦一帶和雜多一帶的逃難藏人絕大部分都逃到了果雄，其中阿勇、結隆、長江西岸的各村莊幾乎是全部搬來了的樣子（許多人回憶說長江以西的各村莊男女老少全來了，但據，此外還有部分果洛人和色虛人，由此此地便集中了萬餘戶人家，牛羊更是遍野，一望無際，藏人集中在那裏住了十幾天，除了將大部分精壯人馬安排到附近各山頭而外，老幼婦女等則留在平原上守護牛羊，當時人們還打算當年冬天在那裏駐冬，但是敵人已經兵分兩路，一路由東向西，一路則繞道從木雄向果雄包抄而來，顯然準備把當地藏人全部殲滅，對此，當時在場的雍珠才仁回憶說：『我們在薩年寧住了近一個月後來到果雄，在薩年甯，紮武部酋長仁青才仁等六十餘人從拉薩返回正好在此相遇，在果雄集中了許多的人馬，仿佛是天上的銀河落地，到處是人和帳篷，我一直住在嘉納拉讓，拉讓和紮武部酋長家住在一起，帳房相隔僅幾米，剛開始，人們氣呼呼的上山要阻擊敵人，等幾天不見敵軍，許多人又從山上下來了，當時大約是1958年的藏曆十月29-30日之間，在木果卡折山上有大約三千名壯丁，一天早晨十點左右突然聽到飛機聲，開始是在雲層上頭，一會兒轉回來時在雲中時隱時顯，再轉回來時飛機已經在雲層低下，當天由於煙霧很大，飛機飛的很低，在山上的人甚至可以見到飛行員，飛機開始投下許多的傳單，於是兩千多名有槍的藏人從山上向處於同一水準的飛機掃射，飛機被擊中，漸漸落到果雄溝口阿勇部的駐地附近，飛機內有三個人，其中一個在飛機迫降時因飛機肚皮與地面磨擦劃破而被捲進去變成了一堆爛肉，其他兩人持手槍跳出飛機，幾千個藏人騎著馬呐喊著從四面八方向飛機縱馬跑來，敵飛行員開槍頑抗，兩個格吉孜查人和一個阿勇部的士兵被打死，藏人這才下馬射擊，敵飛行員打光子彈後進入飛機抓住飛機內固定的機槍毫無辦法，結果被沖上來的藏人擊斃，藏人以為飛機裏會有好東西，爭先恐後地往裏擠，結果除了飛行員身上的手槍外一無所獲，因為機槍是固定在飛機上，藏人不懂機械原理，不會取下來，甚至不懂得燒毀飛機，扔在那裏不管。這些我一直在場』。「19」

當時，從讓娘寺突圍而出的降巴正趕馬回來在準備理髮，在帳篷外理髮時，只理了一半，哥哥圍攻飛行員並從飛機被擊落處剛返回時，敵人就已經來了，敵軍可能是為了援救飛行員，都穿著藏裝直接向藏人的營盤沖來，沖到跟前藏人才反應過來，當時在場的更噶紮西回憶說：『一天，中國人突然來到了門口，他們來時都穿著藏裝，到跟前才知道是中國人，沖到我們前方的有三十人左右，由於平原上大部分都是老幼和婦女，因此，敵軍到跟前一開槍馬上就亂成一鍋粥，中國人一邊走一邊向見到的人畜開槍，不分男女老少，見了就開槍，我們的帳房裏有五個人，除了一個老頭，我就是最大的，當時虛歲十七歲，當時附近到處是槍聲和婦女小孩的哭嚎聲，我們立即出門奔逃，我們跑出帳房後先將弟弟和其他人扶上馬，我的另一個同伴被擊中，子彈從耳根進入，從口中打出，渾身是血，他對我說：不要慌，我負傷了，幫不了你了，你要注意，說完先走了，我當時身上背著有長短兩枝槍，加上二百餘發子彈，已經很沉重了，加上馬受驚，不聽話，因此雖然試了許多次還是跨不上馬，旁邊的騾馬不時被擊中，被擊中時，一聲悲鳴，騰空躍起，然後重重的倒在地上，最後，我無奈地只好棄馬步行奔逃』。

從讓娘寺突圍而出的降巴和嘉塞仁波齊回憶：『我們馬上搬遷至下面一個小山包上，次日天亮正在下雪，人們均以為紮武部會戰鬥，故靜侯動靜。太陽快出來時，有一隊人馬前往紮武酋長的帳蓬所在地，轉了幾圈後離去，我們還以為是紮武部的軍隊，後來才發現是中國人，乃倉皇逃跑。其實這時紮武酋長已經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了，早已逃了，只是留下帳篷並在帳篷外留下火種，使遠處的人見了炊煙還以為那裏有人。人們都等著紮武部方面的消息，是因為他們的武器裝備最精良，人數也多。在果雄，有阿勇百長和其幾個兄弟，人精馬壯；部分安沖人和他們在一起，他們打仗非常兇猛，後來戰敗後，多分散逃逸，百姓除了被打死的，其他多向敵人投降。』

當時也逃到果雄的噶瓦阿噶回憶說：我們到果雄，住在和紮武部互可相望的地方，在我們這一邊，敵軍首先從紮武部落所居住的後山木果卡折湧來，安沖部和隆保部組織抵抗，敵軍直接向紮武部沖去，紮武部未做任何抵抗就逃了，我們也一樣未做抵抗就逃，敵軍是分四路攻進來的，隆保麥瑪的百長康村才佩（開會時被捕，不知怎麽逃出了的）和果沙紮朋措率部向從霍噶庫（SFO-DKR-KOG）湧來的敵軍投降，結隆百長諾江等在反抗時被敵軍包圍，我們隆保堆瑪的索南旺青率領所部前去增援，將他們從敵軍包圍中救了出來，結隆部非常高興，給了許多的子彈表示感謝，因為當時藏人沒有多少子彈，子彈是非常珍貴的，因此，救他們耗費了許多子彈，算是補償吧！榮保麥瑪投降後，我和德雄智古等一群人不願投降的則四處逃避，通過古傑雜噶納逃了出來。

另據雍珠才仁回憶：『次日晨，我親眼看到敵軍幾乎隊形不亂的沖來，我和嘉納活佛、洛榮活佛還有經師等六人左右與紮武酋長的四、五十騎在一起，我們一槍未放地逃跑，當時嘉納活佛很小，是用繩子綁在一匹棗紅馬上的……由於婦幼多沒有馬，安確協嘎說：婦幼最好回去投降，想來他們對婦幼不會怎麼樣，許多人不願降，於是婦幼和精壯分成兩部分四處奔逃，沒有明確的目的地，只要避開中國人就行』。

集中在果雄和木雄廣闊原野上的幾萬名藏人中，安沖等部與敵激烈交戰後被打散，大部分老幼婦女都在果雄被俘，其中的絕大部分男人被捕，從此永遠消失，結古寺的旺波嘉貢在敵軍沖到跟前時才知道而逃亡，結果在途中被敵軍打死。

剩下的分別加入了邊壩地區的藏軍和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還有部分人留在原地遊牧，後來和其他人一起組織起了兵力強大的遊擊區，被中國人稱為二號戰區，凡是投奔邊壩或留在原地的絕大多數在戰鬥中陣亡或被俘後死於監獄，這些將在後面的有關章節中談到。但有部分則投奔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這些人後來隨著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退入印度，其中就包括從讓娘寺僥倖逃出的額珠等迭達莊的人員和突圍而來的讓娘寺活佛以及紮武部落的部分人馬。

如此，噶瓦人單獨抗擊敵軍侵略的主要戰役已經結束，並開始和西藏各地的藏人一起展開了波瀾壯闊的反侵略戰鬥。

而囊謙一帶也發生了許多大小規模不等的戰鬥，藏人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投入戰鬥，由於部落眾多，各自為戰，一些人逃亡，一些則留在原地與敵軍激戰，其中以勇悍著名的巴塘百長紮德和洛羊，他們在當雄遭到敵軍襲擊後拒絕繼續往西，表示要死在自己的土地上。很多人不願意留下，最後只有二十餘名有槍枝的戰士願意和他們一起留下來生死與共，其他人則繼續往西逃亡。

當時敵軍仍在四處圍剿藏人，後來經過殘酷的戰鬥，留下來的二十余人中只有兩個人活下來，一個是昌松，後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強迫其背上柴薪後從山上推下謀殺致死。另一個就是敍述這些內容的秋松達傑，現住結古鎮。

秋松達傑參加了圍攻結古的戰鬥，在結古由巴塘人消滅部分敵軍的那次著名戰鬥中，秋松達傑所在部在禪古橋上消滅五、六名中國人，奪得武器馬匹，其中秋松達傑也奪得一匹馬。

在當雄，秋松達傑留下來希望與敵軍生死相搏，到後來，他們將陣地建在山上，共有內外三層，戰鬥中同伴相繼陣亡，洛羊首先陣亡，接著是紮德，他們都是在死前吃了加持物以後陣亡的。

秋松達傑和昌松跳崖後得脫，他們隨後四處尋找家人，後來他們從其他逃亡者那裏聽到：洛羊、紮德以及秋送達傑的妻子等七名婦女，在得知丈夫已經戰死的消息後，也各自拿著步槍說是要去參戰。他們根據這些敍述，再次來到不久前的戰場，在那裏的一個山溝中，他倆發現有七名婦女手裏仍然握著步槍一起倒在戰場上，到跟前看到是洛羊和紮德以及其他戰友的妻子---當然也有秋松達傑的妻子。

艱難突圍路[རྩོམ་སྒྲིག]

藏人除了在本地繼續戰鬥而外，更多的則分別逃亡，其中部分逃到邊壩和當雄一帶，在那裏和各地的藏人一道建立遊擊根據地，直到六十年代初被敵軍集中優勢兵力而消滅（詳見有關章節）。另有一部分雜多格吉、仲巴上下則走過北方荒野，有許多後來逃抵印度，其中仲巴上部四個百長之一的樂赤索南紮巴（另外三個是阿倉諾布、波赤噶洛和伯雜格塔（為下仲巴所殺））帶領所部幾百戶人家，一路作戰，大都逃抵印度，對此，據上仲巴人阿塔回憶：『有幾年我們和中國人關係非常的好，同吃同住，後來，雜多縣決定在我們部落首先進行民主改革，富裕藏人願意交出一部分財產，但不願意幾十戶人家一起辦合作社，結果，中國人開始粗暴起來，拔出槍頂著你說：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必須民改，這樣的強制在此之前是沒有過的，只是在開會時說徵求意見，當中國人兇相畢露之時，樂赤索南紮巴已經被叫到結古開會，他和中國人關係非常好。這時，一些藏人開始外逃，我們近四百戶人家中，開始有三、四十戶外逃，中國雪格政府派其他藏人去勸那些逃人，結果差點打起來，因為逃戶拿槍抗拒，勸解的人一看不妙就回來了，幾天後，那些去勸的人也開始逃跑』。樂赤索南紮巴的兒子噶桑諾布回憶說：『開始民改時只說要平均財產，後來卻是合作社，大家都沒有任何財產，都充公了，接著說要大躍進奔社會主義道路，說是要繳槍，還有，我們家鄉每年有哲邦寺派來收糧的，叫『哲跌』（字面意思是催糧），中國人說他是在剝削人民，平時他們也講信教沒有意思，點燈是浪費油，油誰喝？佛像倒了它自個兒不會站起來，還能幫你們？等等，還說人死如草枯，沒有什麽因果報應等等。

我父親先是以開會名義被捕，後來由於我父親已經是黨員，中共信任，因此放回來主持民改和社會主義，和他一塊回來的還有一個叫李局長和馬長俊，馬是國民黨降兵，懂藏語，是位翻譯，以及其他許多官員。

那天，他們召集牧民開大會，由於風大，中國人的帳篷在一塊凹地裏，這時的中國人再也不是老鄉長老鄉短了，也不再說『抽煙』了，而是把槍口塞在你的嘴裏，問你『你同情反動派嗎？你要吃子彈嗎？』等等，那天開會，問大家是否走『金光大道』，大家立即全部舉手表示贊成，中國人極為高興，他們不知道只是父親事先讓藏人這樣做。次日，我父親率藏軍將敵軍團團包圍，敵軍不敢反抗，我父親去見他們，中國人埋怨說我們信任你，你卻背叛我們，我父親說，我的弟弟和妹夫等都逃走了，我一個人難於與你們共事，我不在的時候，想一想你們是怎麽欺負老百姓的，現在，人民希望把你們十八人全部殺掉，奪你們的槍馬，但我考慮以往的交情，不殺你們，不奪槍馬，你們也不要企圖攻擊我們，可以直接去雜多縣，然後我們從頭開始各自的工作。敵軍聽了喜出望外，立即牽馬頭也不回地回去了，我們三百餘戶人家也立即起帳向西逃亡，在阿紮雜瑪，安多雜日等許多人加入我們的行列，在北方又有許多果洛人加入，還有許多的堆巴人，我們當時有六、七百騎，通過北方無人區逃亡，我們在逃亡途中先後與敵軍交戰十三次』。

樂赤索南紮巴所率領的人民一路交戰，一路上死傷累累，由於他們選擇最艱難的北方無人區，因此，最後還是有一半以上的人逃離了西藏，而且在戰鬥中曾有幾次獲得一定的勝利，其中的一次戰鬥是在經過格吉時發生的，當時藏軍先敵發現三輛敵軍車輛，藏軍三百餘人立即分兵在兩邊設伏，樂赤索南紮巴的兒子噶桑諾布回憶說：『三輛車全是有六個輪胎的軍車，車上擠滿敵軍官兵，待汽車進入伏擊圈，我們同時從兩邊掃射，敵軍遭到我軍密集掃射，頓時留下大量的屍體，一片狼籍，其他沒有死的敵軍，紛紛跳車，但因山溝狹窄，並沒有許多躲藏之處，因此死傷甚多，敵軍在佔據一些陣地後用機槍拼命向兩邊山上掃射，戰場上硝煙彌漫，如此，從早上大約十一點不到就開始一直打到下午，這時，敵軍已經挖好或找到適當的掩體，我軍的射擊已經沒有辦法殺傷敵軍』。但由於藏軍事先沒有約定撤退步驟，兩邊的藏軍都不知該如何退出戰場，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了在敵援軍趕來前脫身，樂赤索南紮巴和嘎弋本丹增松保、木雅占德三人冒險從山溝上部冒著敵軍的槍林彈雨趕到對面組織撤退，撤退當中，有一名我軍士兵因沒有隱蔽好而受傷。

此外，他們還在牟狄嘉噶消滅了幾名敵軍官，當時，樂赤索南紮巴所屬四十餘人外出尋覓食物，其他婦幼等非戰鬥人員繼續前行，結果非戰鬥人員與三名敵軍相遇，藏人立即抽出六名有槍的人與敵軍在山腰交戰，敵軍想搶佔山頭，但由於藏人騎馬而先敵趕到山頭，並從山頭向下射擊，敵軍退到山腳河邊，這時外出尋找食物的四十餘人聽到槍聲快速趕回，敵軍見走投無路，乾脆停在河邊抽煙休息，藏人包圍敵軍後開始攻擊，敵軍回射，樂赤索南紮巴的四個兄弟和妹夫等都參加戰鬥，戰鬥中，有兩名敵軍被擊斃，樂赤之弟見只剩一敵，雖無障礙物，但仍大意側身往前爬去，結果右手和右退被一顆子彈擊中，樂赤之子向前救護，敵又射擊，幸未擊中，樂赤之子臥倒時，敵軍挺身準備再射時被藏軍擊殺，樂赤弟亦不久身亡。

三名被打死的敵軍中，據當地人解釋，一人為翻譯，另兩人為軍官，是從四川來的，此次準備回家而外出打獵。屍體的軍服上有許多勳章，藏人將帽徽和勳章等摘下，後在邊界交給印度軍方，據說印度軍方驚異地言兩人為立有許多戰功的軍官，你們是如何打死的等。

如果說樂赤索南紮巴等的突圍比較幸運，那麽曾沖出重圍的白日麥瑪和旺波等部就沒有這樣幸運，他們在最後時刻不幸失去了很多的親人。據一直為白日麥瑪部酋長家誦經師的回憶：『紮巴南嘉和稱多、旺波等部的殘兵在止貢會合後逃往印度途中，我得知此消息，也立即領著紮巴南嘉的妻子和女兒白瑪拉毛、妹妹索南永吉以及一些堅持要去的老人婦女，趕著牛也向拉薩方向逃亡，一路晝伏夜行，由於要趕牛照顧老人等，行走速度實在太慢，最後乃將大部分老人婦女和牛留在白日堆瑪部落中，我們輕裝前往拉薩方向，一路艱難跋涉至夏曲，遇到結古人嘉納格列，他盡力幫助我們，並告訴我們紮巴南嘉等二十三騎曾逃到他處，因當時尚無結古方面的任何逃人，紮巴南嘉覺得自己率先逃亡是恥辱，對嘉納格列說：我們白日麥瑪打了，但除了將千餘人馬白白送命而外什麽也沒有幹成，現在又是只有我們幾個逃來，真是丟人顯眼，因此他又率二十三人返回家鄉了等。

後來得知，紮巴南嘉他們至當雄，遇大量的逃人，全是噶瓦人，逃人告訴紮巴南嘉他們，家鄉已徹底被摧毀，你向東已無路可走了等，於是又折返往西，途遇幫巴部酋長拉格，拉格的妻子病重走路困難，拉格和紮巴南嘉原來就熟悉，故拉格向紮巴南嘉求助，紮巴南嘉等人乃幫助他們向西慢慢逃來，故我們一直聽不到消息，我不斷的向逃人打聽，那時漫山遍野到處是逃人，但沒有幾個見到他們，終於有人說有一個背著中國大槍(指機槍)的叫紮巴南嘉的人和拉格等人正向西而來，但他們可能不經過這條路，因為他們準備通過堆隆、粗普寺而去，我於是前去尋找，至一山溝，有許多的逃人，他們見了我和同伴背的槍，便開始打歪注意，從周圍慢慢的圍了過來，我們一看他們不安好心，一邊戒備一邊退入山上，在山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正好遇到劄巴南嘉他們，二十三人均在，心稍安，乃與仲巴拉格分手後在夏曲又住了一個月左右，當時中國人在這一帶還算安分，沒有人前來找麻煩，只是聽說有四水六嶺要來了，乃決定去投奔，並正在為妻女的安置傷腦筋時，有兩名全副武裝的四水六嶺士兵至我們所在的那個地方，他們拿著大量的宣傳品，在到處散發，我們問他倆我們能否加入四水六嶺，他們說你們有妻女如能安置則可以參加等，並要我們不要急，他倆說四水六嶺到處都有，並說安珠貢保紮西在止貢，我們乃向止貢走去，並決定將妻女安置在止貢寺再去參加四水六嶺(白日麥瑪部屬止貢教派)，至止貢，寺方極善待，我們向止貢寺的說明我們欲加入四水六嶺等情況，時稱多、旺波兩部的殘餘亦逃至，其中有稱多的土巴和阿旺拉毛以及旺波家有五兄弟和妻子、兩三個小孩等人，有十余壯丁，另有許多娘容人以及更求丹增、大金寺丹瑪倉的僧人等均在此，時集中在那裏準備加入四水六嶺的人數已達一百八十餘騎，我們隨後又要求止貢寺也想辦法派百人隨我們前去參加四水六嶺，止貢寺的管家是一個噶瓦人，權力甚大，他想了許多的辦法進行登記，結果寺屬槍枝約有六、七十支而已，正在準備之時，拉薩打了起來，當時由於當地人不會很好的照料馬匹，我那天睡在馬圈內照料馬匹，那天早晨天不亮，忽聞隆隆的炮聲從拉薩方面傳來，乃立即讓止貢寺管家招兵，因估計在拉薩發生了大規模的戰鬥，我們準備前往拉薩作戰，不久見逃亡的人潮從拉薩方向湧來，開始大部分是僧人，有的有槍有的沒有槍，只見那些有槍的僧人有的以腰帶為槍帶，有的把槍提在手上，從他們拿槍的姿勢，你就不得不懷疑他們究竟會不會使用槍枝，他們不斷向止貢方向逃來，說拉薩已經失守等，我們遂決定立即出發去找四水六嶺，乃去拜見止貢仁波齊，時止貢仁波齊年約十三、四歲而已(現在印度德拉敦德吉林藏人定居點，是八十年代後來印的)，他給了我們許多加持物，時逃人越來越多，絕大多數都是赤手空拳的，他們都說中國人數量多，武器裝備精良，靠我們這麽一些人是打不贏的，應該往印度方向逃，說多了，我們也被弄的六神無主，亦隨眾逃亡者向印度方向跑，繞了個大圈，到達波寺，寺院建築極為壯觀，我們不分白天晚上的逃跑，至達波嘉薩宗，那是一個大宗，聽說那裏有四水六嶺的一個大官和他們的後勤倉庫，我們前往時，那『大官』和少量守後勤倉庫的人見我們一大群人擁來就先逃跑了，後勤倉庫是四水六嶺建立的，有許多的食物，我們已不分白天晚上的走了許久，決定住下來享受，無數的逃人川流不息往印度方向逃，他們中許多人勸我們快走，說敵軍可能馬上就來，我們有些惱怒，說管他，住一夜再說，中國人來了就和他拼命，當晚我們燒火做飯，有的人睡覺，有的人守一夜以防敵至，次日至一峽谷，只見山上到處是屍體，多半是僧人和女人的屍體，約有幾百具，聽說是德格的牙登、島根部的人，路旁也有兩具敵軍的屍體，給我們帶路的是一個止貢寺的僧人，我們翻了一座極高的山，馬匹因長期行走這時已經走不動了，只好扔棄步行，山陡，也只能步行，翻山聽說就與雜日沖很近了，有山，山勢極雄偉，在山的對面又有一座山，帶路的人說那裏是珠·桑額林，我們至雜日吉廓，灘中有大河，兩邊是森林，稱多和桑肯部的往山溝中走了一段後住宿，旺波住河邊，我們住吉廓的草灘中間，此地叫洛蔑西堂瑪，當晚聚集商量，得知不遠處有印度軍營，有炮和許多的軍人，在珠松厄林有敵軍駐紮，要小心等，並決定派人前去與印度方面聯繫，於是紮巴南嘉、桑肯倉的父親、稱多、旺波部的首領等十三個主要人員起程前往邊界洽談避難事宜，我們則原地等待。我們一路沒有換衣服，這時開始換衣或洗衣服，女人們在河邊洗衣服，紮巴南嘉的妻子在做飯，我把從家鄉開始一直由布包著纏在腰上的布帶(裏面有一些值錢的東西)解下來，上面全是蝨子，正在這時，馬突然驚了，並聞槍聲，因早晨一些士兵言槍反正要交給印度人，不若打靶，故打了許多的槍，因此並未在意，這時，一名士兵突然跑進來拿起槍說：中國人來了，我們說在那裏，他說看不見，林中到處都是，這槍就是他們打的，這時槍聲已經激烈，機槍把帳篷打的全是窟窿，在不停的搖晃，當時我們所在的位置是在河邊，後面是有中國人埋伏的森林，前面是大河，過河是唯一的一條生路，我一手牽著紮巴南嘉的妻子，一手牽著其女兒往河邊跑，河岸是個緩坡，無處藏身，我們直接跳進河裏向對岸涉去，敵在林中向我們射擊，我們連淹帶嗆的過河，河水較寬，無遮無攔，和我們一起的寺僧等紛紛倒在河水中沉沒，河面只有一股股鮮血泛上，毫無辦法，在槍林彈雨中，我們勉強到了對岸，我把紮巴南嘉的女兒往岸上一扔，叫她快往森林裏跑，但她的衣服靴子裏全是水，走不動，情急之下，我扒下她的衣服讓她跑，她赤身裸體的往森林裏跑，先我倆跑到了林中，我們躲在林中，因為往後山上跑的話，森林又沒有了，全是雪山岩石，不久見有一對結古新寨的夫妻也逃至，領著孩子，我們取他們孩子身上的一件衣服，穿在紮巴南嘉女兒的身上，晚上，敵人進入營地縱火焚燒，從火光中可以見到敵軍，我們向敵軍打了幾槍，無效果，後半夜，敵似已撤走，火光慢慢暗淡下去，也不見敵人打手電筒，四周一片寂靜，我和那個領著妻子孩子的男人一起涉水過去，見帳篷、馬鞍、供器等物已被敵人堆在一起放火燒掉了，一些衣物則被扔進河水裏，地面滿是到處翻飛的經文紙張，找到一口鍋，見稱多東聰寺的朵雪智古被打死在那裏，身上打的全是窟窿，我們揀了一點茶，回來後給婦幼燒水喝，不時遇到逃脫的人，我們紮巴南嘉部的一共有三、四十人，紮巴南嘉的兩個弟弟均陣亡，其中一人持刀將敵機搶手砍死，自己身上打的全是窟窿，另一個則保持著射擊的姿勢半立著死在那裏(他死後另一個弟弟沖上去以刀砍死了機槍手)，其他部死了多少我不知道，反正不少，我們寺院有七、八名僧侶被打死，有個叫柳賽加貢的，為人勇猛，這天也被打死，還有一個叫色須巴登的也死了，我們在途中曾抓到一名中國士兵，有病，很老實，問啥都不說假話，看著可憐就沒有殺，一塊領來了，這時他也逃跑了，又遇旺波家的小弟，當時他二十八歲，見他的左胸受傷，他說他的妻子和三個小孩以及兩個出家為僧的弟弟等均已被打死，在往下，遇去印度邊界後返回的八個人，得知此一慘劇，悲憤交加，都要回去拼命，我們幾個活著的人拼命勸阻，仍然不聽，我們老弱只好繼續向印度邊界走，遇到印度人，有七、八名印度士兵，拿著幾枝老槍，壘了一圈石頭為掩體，有兩挺機槍槍口對著西藏方向，掩體旁插著一面印度國旗，印度邊防士兵讓我們住在一個山洞中，並讓我們挖附近地裏的洋芋燒著吃，許久，八個人也回來了，敵已撤遠，他們轉了一圈，未遇到敵兵，只好返回，這次幸虧紮巴南嘉的兩個弟弟等人舍生阻擊敵人，使我們中有一些人僥倖逃脫，有機會和你講這些事，如不是他們，我們早完了。』

更令人遺憾的是，白日麥瑪的千餘騎中隨劄巴南嘉沖出重圍並逃亡印度的二十三騎中，除了在這次的戰鬥中陣亡者，其他人到達印度後，大都又到木斯塘加入由根益希領導的遊擊隊，其中兩人由於饑餓偷宰了附近藏人的一隻牛，結果竟然被根益希處死。

注釋[རྩོམ་སྒྲིག]

1、所以被稱為噶瓦，一般傳說認為是因為這裏生活的人是西藏民族原始六氏族之一噶氏族的後裔。

2、囊謙一詞的來源，據《囊謙王世系譜》記載：西藏分裂以後，一個曾經擔任過內閣大相（囊隆謙波）之珠氏家族的直瓦阿魯率部分屬民從達澤多（康定）折多山一帶遷到這裏，其後代就成為這一帶的統治者，薩迦王朝統治西藏時，怙主八思巴准其後代繼續領導原轄六部落，一寺院、四千戶僧眾、六千戶俗民，並准其享受囊謙待遇，故以囊謙命名政權和地方。另一種說法是薩迦王朝封直瓦阿魯之後代囊索謙波的官職，故有囊謙（即囊索謙波之簡稱）之稱。因此國王直轄的瀾滄江流域地區也稱為囊謙（見達蘭薩拉囊謙二十五族同鄉會出版的《囊謙二十五族史及寺院簡況》）。

3、見《民族宗教工作文件彙集19491956》中共青海省委統戰部彙集，1959年11月。

4、見《玉樹藏族自治州概況》第89頁。

5、據旺波部軍官達隆旺嘉的兒子土登列協回憶，他們到白日麥瑪約十五日後伏擊敵軍車隊，根據中文資料記載，車隊被伏擊的那天是1958年6月4日，加上路途，推算應在五月上、中旬左右離開貢薩寺的。

6、據原百日麥瑪頌經師土登南嘉的回憶.

7、據安確的回憶：我們已做好了給拉隆仁波齊的午飯，正準備端上去時即聞的槍聲，仁波齊非常緊張，他的膽子小，不安地說我怎麽辦？我怎麽辦？我們將他送到附近相對安全的地方，晚上六時三十分左右仍可聞得槍聲，不久便歸於寂靜。

8、據安確的回憶：次日天剛朦朦亮,有人來叫我，說那名垂死的軍官請我前去，我倆原來很要好，可憐!臨死前他可能想起了我，要我為他念經，我去，見子彈從軍官的右胯打進，從左胯打出，他已奄奄一息，在不停的跟我說著什麽，我聽不到他的聲音，只聽出他在說『不要動傷口,快給我加持物』,我當即拿出一些加持物給他吃，他吃了以後即死去了。當時已請了一位叫東確仁波齊的活佛，是那位軍官的親戚，我倆為軍官和其他陣亡將士舉行了超度儀式.

9、另據一些有關人的介紹，這次成功的伏擊戰也是噶日倉·更秋巴桑一手制定的。他們還說，如果不是軍官在第一次戰鬥中陣亡，白日麥瑪後來的結局也不會那麽悲壯。

10、下注：有關死亡人數，中共的資料稱打死黨政幹部和民警四十多人，毀壞汽車八輛，搶走大批物資，但據對當時參戰的稱多、旺波以及百日麥瑪部人員詢問，他們一致表示消滅六、七百人，據紮巴南嘉的妻子回憶：當半天的拼死撕殺結束後，紮巴南嘉三兄弟騎馬趕回營地，心急如焚，翹首等待消息的營地婦幼蜂擁而至，急問情況如何，但他們剛剛經歷了撕殺，口乾耳鳴，根本說不出話來，只是大叫拿奶子來，拿奶子來，給他們奶子，他們大口的喝了幾杯，然後才緩了一口氣，說："稱多的人打的非常兇猛，死了一些，我們也有四、五人陣亡，可惜的是軍官受傷，可能活不了啦，敵不多，全是年輕人，約七百人左右"等。另據參加了那次戰鬥的稱多酋長之子等回憶殺敵七百人左右，當地民間也傳說殺敵幾百乃至近千人等。

11、距達然薩拉不遠的比日定居點之仲巴上部的藏人大部分就是樂赤帶出來的。

12、其寺主就是現今十七世噶瑪巴在印度的經師禪古仁波且.

13、有關劄武部落擁有大量武器彈藥的原因，另據原為劄武部頭面人物的桑肯克珠指出，就是班禪在結古圓寂後，很多隨從留居當地或將國民黨給他們配發的槍枝在當地變賣。另外熱振事件中，熱振派的一些人逃經結古時也將自己帶來的槍枝變賣。但據其他藏人（他們希望不要透露名字）介紹，國民黨曾經給予他們很多的武器，有人還具體解釋說馬步芳的兒子結婚時，劄武酋長送去大量牛羊做為禮物，後來劄武酋長的兒子結婚時，馬步芳也回贈了很多槍支包括一些機槍。

14、目前在印度北部德拉頓藏人定居點的雍珠屬於拉蔔寺所屬邦布村村民，當時他領舅舅家的兒子前往拉卜丹傑仁波齊座前剃度受戒出家，當他們趕到拉卜寺時，發現喀納的軍隊已來到拉蔔，他看到喀納的士兵將槍架在一旁，有的在搬中國百貨商店裏的東西，有的在喝汽水，軍官是白日索紮，送給他一條煙，其他人也都順手送他一些東西，雍珠想到快要耕田了，因此向一個叫松定丹增的人要鐵犁(松定丹增還活著，達賴喇嘛代表團到結古時，他曾騎一匹馬專程趕去，要將那匹馬獻給達賴喇嘛)，他說:要打仗了，地方能否存在下去都成問題，你還要鐵犁幹什麽？他堅持要，遂得到一些鐵犁和馬籠頭、香煙等。士兵們還要砸一個叫果覺達噶的家，因為其女婿是為中共工作的巴覺書記，為人暴烈，人們都不喜歡他，結果被軍官白日索紮阻止，說要對付的是巴覺書記，砸他老婆家幹什麽?其他人遂未砸。喀納人奪了拉蔔的商店後幾天，獻宗寺的大約二十名僧兵著俗裝來劫奪屬於拉蔔寺屬地的跌達村的中國商店，他們將中國人商店裏的西藥片撒的滿地都是，其他物品則隨藏人拿取。在此期間拉蔔寺屬民遵從寺院方面的命令一直沒有參予反抗運動。

15、竹久寺是百日堆瑪與麥瑪共同的寺院，據瞭解，百日堆瑪有千餘戶人家，較百日麥瑪稍大，當時，百日上下部和稱多、休瑪等部落商量時，百日堆瑪老百戶仁青才嘉尚在，其子秋瓦堅持要聽父親的，不肯共同起兵，返回部落後，許多人要求起兵，說與其死在中國人手中，還不如戰死淨土，但秋瓦堅決不肯起兵，說我們是打不過中國共產黨的，天要塌了，世道要變了，不是我們一個指頭可以頂的起來的，投降是最好的，中國人也是人，可以說通的，這樣也許可以保得身家性命和牲畜等等，堅決不起兵，等中共消滅了百日麥瑪和休瑪等附近的部落後，中共派人對秋瓦大加讚賞，說他是真正瞭解趨勢的人，投降後我們將會給予極大的獎勵，要求在某一天集中全部部落的人員攜帶刀槍等一切武器到當達地方（就是現在中國人稱為清水河的地方，有中共的一個兵站），中國政府在接受武器的同時給予獎賞。到指定的那一天，他們趕到當達，把哪怕是一把短刀都沒有留下全部交了上去，當晚人們紮下幾千頂帳篷住下，第二天，中國軍隊包圍了他們，並根據官職先將五夫長以上的全部逮捕，然後在人群中將凡是看上去機靈一點或穿著等較整齊的人全部逮捕，總之，最後除了年老者和少年而外幾乎沒有剩下幾個青壯年男人。當天淩晨前，有兩個男人被酋長派去找尋丟失的兩頭牛，等他們找到牛返回時，正是中國軍隊將那些被捕者一個個扔上汽車，大約有近百輛汽車滿載著這些不幸的人揚塵而去。兩個人趕緊逃亡，後來雖仍未逃出西藏，但卻逃脫了被捕的命運。那些被捕者當中，除了百戶秋瓦在二十幾年後活著返回家鄉而外，全部都是一去不復返，再也沒有能夠回到他們的家鄉。

因此很多人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秋瓦絕對後悔莫及。一些反抗後雖遭到殘酷的鎮壓者，看到百日堆瑪的下場，暗自慶倖自己當年沒有優柔寡斷而毅然決然地拿起了武器，死的豪邁永恆，活著無愧無悔。

16、娘榮白洛回憶說：我們逃到喀納，得知嘉德喀松和喀納寺山後的青澤寺在和敵人交戰，他們正在攻擊稱多，我父親----娘榮嘉日部代本----率六人前去參加圍攻稱多，後來，父親因無法攻入而返回，時喀納寺遭敵進攻，有許多人逃來，青澤寺的活佛等也逃去了，我們老老少少不知實情，還留在那裏，下午，我父親回來，和喀納活佛一起往北逃亡，喀納本和我們走了不到一日程，他說『我要死在自己的土地上』，並對其他人說：『你們不必隨我前去，除非也是想死在自己的土地上，』他的弟弟回應，有三十二人願與他一起赴死，於是他們返回去了，喀納本的妻子和孩子則留在當地沒有人管。回去的三十二人後來聽說只有兩個人活了下來，其中一個好象是叫才洛，反正是個老漢，聽說他趕著許多羊去了果洛。

據喀納江秋回憶：「三十七人中有喀納酋長的弟弟格列桑珠(是個僧人)以及秋迭洛桑(此人聽說沖入敵陣並砍死幾個敵軍後才死的)、江蒙、朵日江蒙、雲丹達傑、更巴、布日阿洛、成列達傑(酋長家的女婿)、江巴成列(那位女婿的弟弟)、阿朵(僧侶)、還有雲丹然傑的哥哥我已記不得其名字了，如此等等，兩個僥倖活著的是朋措達傑和才楚西勒。」

17、在採訪中，只有噶瓦阿噶談到：他當時聽說結古的圍攻者得知敵援軍已經和百日麥瑪等河東各部發生戰鬥以及我軍未能戰勝敵軍後逃走了，因他未參加圍攻部隊，不是當事人，不在現場，所以，不作為正式的證詞，僅作為參考而予記錄。

18、治多地區較大的寺院原有三座，即嘉戎寺、夏日寺、崗薩寺，1962年中共短期允許恢復寺院時，由於只剩下崗薩寺的格薩秋傑，而格薩秋傑又尚能與中共合作，招降許多藏人，因此62年由他將三寺並為一寺，如今只剩崗薩寺。

19、另據有些人回憶是兩個是黃頭髮、蘭眼睛的，當時大家都在議論是不是俄羅斯來的。還有一些人回憶說，當時安沖和阿勇的部隊沖到跟前圍攻時，兩名敵軍被擊傷後示意願意投降，藏人靠近時突然又試圖拔槍射擊，藏人乃蜂擁而上，以亂石棍棒打死。



第七章四水六嶺軍護教志願軍[རྩོམ་སྒྲིག]

  • 打制金寶座籌組護教軍
  • 揮師北上劫軍火千里轉戰震四方
  • 發展地方反抗軍主力撤回根據地
  • 第一次圍攻澤塘以及白雜渡口創敵軍
  • 貢嘎紮囊兩戰大勝圍攻澤塘功敗垂成
  • 山南軍事會議及圍攻澤塘
  • 注釋：

打制金寶座，籌組護教軍[རྩོམ་སྒྲིག]

歷史上康巴人由於經商或朝聖而滯留拉薩的人數很多，甚至在拉薩形成了康人聚居區------巴囊秀，如十三世達賴喇嘛時期，拉薩反抗的第一槍就是由在巴囊秀的康人和沙拉寺僧打響的。在拉薩等地有許多所謂的康巴商人，當時西藏的茶葉主要從中國四川進口，其他物資則從印度進口，因此形成大量康巴人長途販運茶葉、瓷碗等商品到衛藏地區，再從衛藏地區向康區販運從印度進口的商品或當地出產的商品，也有一些康巴人專門將茶葉瓷碗或印度進口的宗教用品、手錶等帶到農牧區換取糧食和畜產品，然後再將畜產品帶到農區，將糧食帶到牧區等，因此在衛藏地區，到處都有這些康巴商人的影子。當1956年由於中共民主改革而在康區打響以後，在拉薩的康巴人非常的著急，一些康巴人向西藏政府上書，要求派兵援助或給康巴人分發武器等，政府方面當然沒有人做出積極的反應，因為做為弱小的西藏，在當時的情況下，從理論來講，盡力以十七條協定保護自己的利益顯然是明智的，「1」因此，許多康巴人開始考慮自救，有些甚至開始商量停止做買賣並湊錢買槍、馬返回自己的家鄉參加戰鬥。

安珠貢保紮西（1905----1964）是當時在拉薩的康巴人的領袖，安珠貢保紮西是康區理塘人，據說他本非安珠家族的人，而是安珠家兄弟倆的舅舅，安珠家的兩個兒子死後，安珠倉沒有後裔，貢保紮西成為安珠家的主人，故稱為安珠貢保紮西，安珠貢保紮西也是人民會議的成員，人民會議被迫轉入地下後，安珠貢保紮西不甘心，乃開始四處聯絡準備進行武裝反抗，和平常一樣，同鄉關係一向是異鄉遊子最自然親密的紐帶。當時在拉薩的康巴商人中僅理塘商人就有二百餘家，加上成千的從家鄉逃來的藏人成為其主要的接觸對象。雖然一般康巴人普遍不相信政府官員，但安珠貢保紮西卻與達賴喇嘛的侍從長官帕拉以及藏軍的一些中下級軍官取得了聯繫「2」，甚至還與遠在印度噶倫堡的藏人建立了聯繫。「3」

雖然有少數西藏官員的支持並與外界有聯繫（且不論其作用），武裝反抗的籌備工作顯然絕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的話）還是由安珠貢保紮西和在拉薩的康巴人完成的。

當時由於拉薩是中共的大本營，駐軍很多，加上中共以統戰手法收買了許多的貴族為其效命，而西藏政府對反抗活動的立場非常曖昧，一些官員成了中共的忠實盟友，多數人雖然不滿中共的統治，但喪失信心或得過且過，對提倡反抗的也是退避三舍，只有少數西藏政府低、中級官員自行組織了一些小團體，但與人民沒有聯繫，除了密謀而外，並不能影響局勢，也無力展開具成效的活動，因此鮮為人知「4」，因此，剛開始組織反抗運動並不容易，在此之前，有人民會議的非暴力形式的反抗，這些行為遭到壓制以後，康巴人的武裝反抗開始成為許多西藏人的選擇，特別是1957年以後大量的康巴人逃難來到拉薩，他們渴望與中國軍隊交戰。

1957年達賴喇嘛訪問印度之前，安珠貢保紮西與達賴喇嘛的侍從長官帕拉和卡其管家、樂登管家以及與移居印度噶倫堡的部分藏人組織取得聯繫後，開始單獨聯絡以商人為主的康巴人，開始主要是康巴人中的巴塘、理塘、傑塘、大金寺等地方的人，因為那些地方首先與中共交戰，除了聯絡人，還有購置槍馬等，聯絡的方式是通過交談，那些願意參加反抗組織的則在安珠貢保紮西私宅經堂內頭頂佛像發誓，然後再由他聯繫本地方的人，如此互相串聯，到了1957年達賴喇嘛訪印前夕，中共改革的步伐已經相當緊湊了，而安珠也已經聯絡了一些人，大部分富裕的家庭也都收集了一些槍枝等，因此安珠他們準備動手，據瞭解，他們曾計畫在達賴喇嘛前往印度期間在拉薩起事，安珠當時向他的親信手下表示：『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不會回來的，會留在國外，如此拉薩將會打起來』「2」。

原來他們的計畫是在印度噶倫堡的巴瓦益西等人阻止達賴喇嘛回藏，並在卓木（亞東）起事，因為當時卓木有少數中共軍隊駐守；同時在西藏的人也在拉薩起事。

當時安珠與噶倫堡藏人聯繫的聯絡員是一個叫洛桑巴登的人，這時洛桑巴登從印度帶來一封信，噶倫堡方面在信中表示希望拉薩方面先動手，國外的難於如期起事等等。安珠貢保紮西氣憤地說："他們言而無信"。不久，達賴喇嘛返回西藏。如此拉薩和卓木均未能起來，安珠貢保紮西只好逃匿，在噶登寺靜修了五、六個月，眾人皆不知其去向。從目前的採訪看，很多人並不知這一計畫，同時在噶倫堡的藏人似乎並無攻擊卓木的力量「5」。因此當時的聯絡似乎尚未廣泛，尚未組織起很大的力量也許是安珠逃離拉薩的另一個原因。

等這一事件平息後，安珠貢保紮西又回到拉薩活動，並且以野餐、聚會等名義不斷和各地的人進行聯絡「6」，剛開始，與安珠貢保紮西接觸的似乎多為巴塘、理塘、傑塘(當時根益西已至拉薩)等處的商人和朝聖者、逃難者等等，形成了一個核心，以這個為核心的部分藏人認為自己的家鄉仍處於戰爭中，死了許多的人，應為他們舉行法事活動，同時達賴喇嘛先後訪問印度、中國等國，非常地辛苦，於是，決定舉行為達賴喇嘛祈壽的宗教活動。

在籌備祈壽事宜的過程中，大家在討論中又提出說如能集合起全部的商人就好了，於是各自去聯繫自己熟悉的人來加入，於是來自西藏各地和各個階層的藏人在為達賴喇嘛祈壽為契機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當時哲蚌寺吉索不僅是格西，而且也是一個高僧，大家乃奉他為祈壽法事籌備工作的總管，吉索有一大宅，這裏就成為籌備工作的據點，在這裏他們開始為達賴喇嘛祈壽進行籌備工作，在準備初期的討論過程中，大家普遍覺得僅祈壽是不夠的，應請達賴喇嘛講授和主持時輪金剛大法會，並提出要給達賴喇嘛奉獻一個拉薩沒有、全世界沒有的特別的供品作為供禮。商量過來商量過去，大家覺得達賴喇嘛沒有黃金寶座，平時給達賴喇嘛寫報告稱......金座前，其實沒有黃金寶座，因此決定供獻一個金寶座，議定乃去募捐。時中共民改，人心惶惶，人們已不知財寶對自己是富還是禍了，對財產的留戀已經開始變得迷惑，如恰成·次誠丹增對其舅舅所言：「不要留戀家和財產，到時候，財產不僅不能幫助您，反而會帶來災禍，能帶就帶到印度，不能就趕緊上供下施」因此，對於捐獻並沒有太多的猶豫不決，捐獻之人非常的多。

為了慎重起見，他們在哲蚌吉索處開會設立籌備委員會，選哲蚌吉索為會長，因為向達賴喇嘛報告等事宜需要打通許多貴族的關節，又要徵集很多的金匠，這方面哲蚌寺吉索是最佳人選。而中國人方面巴塘人朋措旺傑極有權勢，於是派巴塘人巴瓦益西、根阿樂等人去以同鄉關係疏通。中共方面經朋措旺傑上報後回稱：中國人認為這是帶著宗教面具幹其他的事，但也未禁止。

等這些前行工作完成後，他們便將這個組織稱之為四水六嶺。有關四水六嶺這一名稱的來源在歷史上即已存在，即：上部阿裏三圍，中部衛藏四如，下部多康六部，但當時稱之為四水六嶺的經過據然楚阿旺介紹是安珠和吉索向赤江仁波其請示時，赤江言：叫四水六嶺為好，再請示其他大喇嘛，均表贊成，遂定名為四水六嶺。另據恰成·次誠丹增回憶：在舉行時輪金剛法會並獻上金寶座時，達賴喇嘛說：這是四水六嶺的，由此開始以四水六嶺為組織名稱。

而就在這一過程中，以安珠貢保紮西為首的反抗組織開始以獻金寶座為掩護聯絡和廣交各路人馬，安多金巴嘉措等許多來自各地的藏人就是在此期間與安珠取得聯繫並不久成為四水六嶺軍的骨幹。「7」安多金巴嘉措將自己的全部財產中除了拿出一部分用以時輪金剛法會開銷外，其他全部用以招兵買馬，收羅來自安多的朝聖者，並為他們購置槍枝、刀矛和戰馬，由於安多距離拉薩遙遠，而且鮮少經商者，來人大多為朝聖者，因此多無力籌款自備槍馬，但安多金巴嘉措依持自己的財力還是聯絡並裝備了幾十名朝聖的安多人。

在聯絡到各地的藏人後，他們以地區為別分別任命了負責人，據然楚阿旺回憶：總管是安珠貢保紮西；宗教方面的負責人是格西哲蚌吉索。按地區有然楚阿旺、加多東珠、噶孜倉達紮、阿薩噶瓊(以上是理塘的人)；巴瓦根益西、巴瓦拉喀強佐、巴根阿樂；傑塘(中甸)喀且強佐、傑塘阿本次成、恰城噶桑秋增、恰城達瓦、木雅阿果雲丹、道孚諾布、道孚克珠、紮果色納、甘孜達紮強佐白瑪益西、大金寺格多達傑、大金寺白多、德格普巴成列(本雅榮人，為薩格倉親戚)德格才仁額珠、噶瓦旺青格列、噶瓦格列朋措、昌都多才、昌都項巴噶登、芒康帕才沃、芒康然傑、貢覺曲如本、貢覺阿聰、察雅喇嘛阿仲、察雅才丹拉加、安多金巴加措、才洛、旺果、嘉戎嘉幫、嘉戎拉嘉、久巴桑東強佐(即桑東仁波其的強佐)、久巴嘉沃、貢責惹巴樂珠強佐、貢責惹巴額布強佐、甘孜嘉貢強佐、查瓦戎巴丹巴羅珠(現達賴喇嘛秘書長的舅舅)、查瓦戎巴阿壩等，以上為各地區的負責人，分別負責聯絡各自家鄉的人捐款和邀請加入反抗組織。另有秘書洛丁、昌都秘書更秋多傑(已逝)、哲蚌吉索秘書益西朋措、噶瓦朵聶嘉沃、昌都仲益喇根、沙拉僧所南諾布等。以上是獻金寶座時參予者中的負責人或幹部。

這樣原有的吉索大宅似乎就不夠，當時在八廓南街有叫羌然瑪的廣場大院，為政府所屬，當時政府官員分為兩派，通過一些途徑獲得使用權後，籌備時輪金剛大法會的辦公室就設立在裏面，他們首先籌款購置了大約五十朵拉(一朵拉等於十一克)黃金「8」，以此為基礎向人民募集，吉索的辦公室朝南，負責統管總局，其他以地方為別分設機構，各自登記所得捐款捐物，捐獻情況令人振奮，不管貴族、人民、拉薩、山南等地都是踴躍捐助，有許多貴婦人當場取金耳環、金手鐲以及康巴婦女取下金紐扣等。由於捐獻的很多，據說所獻的黃金似鐵般堆著。他們在募捐的同時，雇傭的65名金匠夜以繼日地打制金寶座；在大昭寺內，到處是念經祈禱的人，成千上萬的酥油燈長明不熄，專門從噶倫堡買來幾十馱布製成的侖達（風馬）、經幡在拉薩的每一個角落隨風飄揚……。

五七年藏曆四月十五日，達賴喇嘛坐在四水六嶺獻的黃金寶座上講經說法，向成千上萬的信徒傳授時輪金剛大法，當時，僅獻貢品的人有二百餘人，據說是盛況空前。

時輪大法會結束後，結帳時，發現一般人家所捐獻的物值遠遠超過貴族等捐獻量，使貴族大丟其臉。計算費時甚長，因分為各拉章、地區等，各自登記、收取，這些都需要一一結帳後公佈，如此一共費時二十三天以清帳，並以剩下的許多錢財成立基金會，為達賴喇嘛祈壽。

據計算，打制黃金寶座用了約四千零五十朵拉；另有五個金盆，各有十三個朵拉；金大燈一盞，有一千三百餘朵拉；小金燈則很多。除了黃金，捐獻的銀子由於太多，據說是堆積如山，由於金銀匠數量有限，未能在時輪金剛大法會前打制完，因此，在法會上，全部熔成銀磚獻了上去。另有九眼珠、以及上有自然顯現獅子的綠玉等珠寶，則鑲在金寶座上(然楚阿旺：我後來回西藏時，九眼珠不見了，綠玉尚在)，其他則甚多。

時輪金剛法會後，他們利用聯繫的人和現有的組織開始籌建武裝反抗軍，這時，吉索等部分人已經退出，他們是純宗教行為，對打仗不感興趣甚或反感。安珠貢保紮西對其他人說：『目前國家處於危難之中，中國人是不會輕易放過我們西藏的，因此，我們應該組織起來，準備隨時聽從西藏政府的調遣』。由於家鄉一直在打，心中有苦，所以眾人踴躍響應，都非常贊同，於是水到渠成。他們又開始購置槍馬，準備打仗了，由於需求旺，一匹馬給價據說有時高達200品銀子。

這時，參加者中的領袖人物大都已在安珠貢保紮西家中的度母佛堂起誓為護教抗暴而不惜犧牲一切，社會上已經開始傳言四起，說康巴人要回家鄉去打仗等，一些康巴人也四處揚言：『因為西藏政府沒有任何的行動，而達賴喇嘛叫康人不要打仗，但不打仗則中國人不會跟你甘休，如果勸中國人別打，中國人是不會聽的，因此除了打仗還能幹什麽』等。

康巴人頻頻活動，舉行煨桑等儀式時，動輒出動四、五十人，甚至幾百騎。並且鳴槍，藏軍中的同伴對此不安而曾專門前去阻止。安珠每次外出都要帶上五、六十名警衛。當時雖然數以千計的藏人在相互串聯，但中共對於藏人的秘密串聯情況似乎毫無所知，達賴喇嘛的侍從副官仲聶帕拉回憶說：「1958年……中國人對噶廈說：目前許多康巴人到拉薩，騎馬挎槍，到處走動，是怎麽回事？噶廈答道：康巴人不管貧富，都極看重槍馬，平時出門即騎馬背槍，此乃是他們的習慣，並沒有特別的」。

在西藏政府方面，除了寥寥可數的幾個官員和極少數軍官與四水六嶺有所接觸而外，當時的西藏政府與康巴人的組織似乎沒有發生聯繫，對事情的發展也不知情，更談不上鼓勵，與四水六嶺接觸最深的仲聶帕拉在回憶中指出：『政府並沒有討論過支持四水六嶺等問題，這當然不是放棄原則，而是進行這樣的討論實在太危險可能有害無益。因此從來沒有明確表示政府的立場或指使他們怎做……根本而言噶廈是處理政務的，但由於他們之間不便討論，而仲聶欽莫只我一人不受其他同僚牽制，因此康人多與我聯繫。我告訴康人說我們確實願意讓你們拜見達賴喇嘛或與噶廈聯繫，但這樣可能有害無益，會成為中國人找麻煩的藉口，因此千萬不要以為噶廈輕視你們而不讓見，你們也不應吵吵鬧鬧轟轟烈烈的，俗話說即不驚動母雞又要取出雞蛋。你們內部要團結一致等。從而使我們之間的聯繫由我一人進行，而且雙方互相信賴。』

當人員已經動員的差不多之時，中國政府在拉薩逮捕自行來到拉薩的中國人，據說被捕後押解回中國的有1500人之多，隨後中國政府表示逮捕這些人是因為他們除了抬高西藏的物價而外與人民沒有好處，與藏人沒有關係等，西藏政府和三大寺也根據中共的指示，分別進行安撫工作，不許藏人進行反對中國政府的活動。同時局勢卻日趨緊張，中國軍隊不斷地加緊修築工事，西曆4月22日藏曆4月7日，一名中共翻譯官騎自行車來到八廓街，宣佈來自康區和安多的藏人必須辦理證件，否則不許滯留拉薩。這些都引起藏人的不安，因此尋求神諭的結果是應該出去，據甲瑪阿楚回憶，他們幾個作為核心的七部領袖在大昭寺大悲觀音座前抽籤以確定未來應該是待在拉薩進行反抗活動呢還是應該把隊伍拉出去，抽籤結果是把隊伍拉出去。當時安珠貢保紮西對其他人說，現在已經確定要把隊伍拉出去，但東南西北究竟去何處還要確定，因此各位要做好準備。

1958年藏曆四月十五日，根據「爾等有什麽計畫要速速實施，拖延則危險」等神諭。於是藏人開始分別通過各種方式也向山南方向集中，當時許多人並不知具體的集兵處，通知只叫他們以朝聖的名義前往山南，由於中國人毫不知情，所以也未阻擋。安珠貢保紮西也先將在此之前將其家產購買的大量武器彈藥和帳蓬等百餘馱軍用物資送往山南，自己則於1958年6月1日騎摩越過由中共軍隊把守的拉薩大橋（格日橋），一直到哲與事前在此等候的兩名隨從和三匹馬相匯後捨棄摩托，改騎馬順哲拉山至崇果留宿，次日在姐德雪與卡且強佐率領的四十餘人以及零星前來的共約百余名四水六嶺官兵相會合，得到當地藏人的歡迎和支持。

當時隨安珠等轉往山南的還有兩名由美國空投到山南竹古塘後潛入拉薩的兩名藏人報務員，美國政府賦予他們的任務是與西藏政府取得聯繫，這點雖然沒有做到，但卻與安珠貢保紮西取得聯繫並一同來到了山南。「9」

這些由美國訓練空投的藏人士兵由於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洛敦珠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取得聯繫後開始的，嘉洛敦珠於1952年在中共提出由他率領西藏青年代表團去中國參加青年代表大會後不久，以查看莊園為名逃亡印度，其後積極從事政治活動，他回憶說：『我和印度、美國的聯絡工作，不作軍事，而是作政治的......1952-1954年間有許多遊擊人員與組織來找我，希望能給他們槍、武器，我常勸他們不要這樣，因為我們沒有把握用武力反抗共產黨，但是他們說已經走投無路了，沒有辦法，要我向臺灣、美國、印度政府寫信，這是自然形成的，本來我不是來作這個工作的......美國人想搞清楚裏面的情形，初次開始訓練時，印度人也好，美國人也好，都是訓練通訊，訓練完以後空投到西藏，那時西藏鬧的已經很厲害了』。美國當時和中國的敵對以及西藏人到處尋找外援正好是一拍即合，但美國人除了為瞭解情報而派出上述人員而外，有關武器的支援是微乎其微的，對此目前住在香港的嘉洛敦珠回憶說：『美國最後派人訓練了相當一部分人，訓練後空投回去，但空投武器只是表面，武器方面美國給的很少很少，我們有十幾萬人的遊擊隊，美國只空投四、五百支槍，沒有真正幫忙，而且因此驚動中共派大軍來鎮壓，搞的很慘』。嘉洛敦珠所謂只給了四、五百支槍，應該指的是達賴喇嘛未離開拉薩以前，之後的情況在各章節中有詳細的說明，不再單獨敍述。

在分批離開拉薩前往竹古塘的藏軍中還有一名中國軍官，即原中共炮兵團副團長姜華亭，他由於其父親被中共槍殺，在整風運動中又面臨整肅的危險而冒險逃到紮什兵營投誠，紮什兵營的一營長旺德將其隱藏在其寺中，中共懸賞二萬大洋緝拿他，為防被查出，與安珠貢保紮西有聯繫的紮什兵營團長紮西斐拉和旺丹營長將其介紹給安珠貢保紮西，安珠為其起了一個西藏名字叫洛桑紮西，人稱漢人洛桑紮西，他是西曆四月五日和理塘然楚阿旺等六人穿上藏裝，背上步槍，大搖大擺地走出了拉薩市區。「10」

有關兵營為何建立在山南，在我們的採訪中多數並不知情，大部分都如安珠在61年講話中談到的那樣認為是根據神諭「11」，和西藏的一切情況一樣，這種可能性顯然是非常的大，不管是根據神諭或是經過慎密考慮做出的決定，以山南為根據地顯然是最佳的選擇，山南地處拉薩以南，人口稠密，土地肥沃，素有"西藏糧倉"之稱，可以籌集糧草；同時從山南往東連接康區，隨著力量的發展可以圖謀發展，往西為貧脊的西藏上部地區，地域遼闊，徊旋餘地很大，有利於遊擊作戰，長期堅持，更為重要的是從那裏往西南都通往邊界，向北又接近首都拉薩，便於與外界聯繫或影響甚至威脅拉薩，可以進退有據，收縮自如，不會陷入中共優勢兵力的包圍，同時，不象拉薩以東的西藏地區，那些地方由於有中共的交通線而到處駐有重兵，在山南除了澤塘和邊界亞東有中共駐軍而外，其他地區完全在中共控制以外，可以自由發展。因此選擇山南----而且是靠近邊界的竹古也許並不那樣簡單。

一九五八年藏曆五月七日、西曆六月十六日，四水六嶺在竹古塘舉行成軍儀式「12」，當天點集人數時有近千人「13」。隨後陸續不斷的有人加入，幾天後總數約達兩千兩百人（也有人回憶為千餘人），絕大部分是康巴人，另有部分安多人和少數衛藏人，安多人開始大約34人「14」，裝備有安多金巴加措配製的十餘枝槍和30把刀和三十枝矛，以後陸續有人加入，有百人左右。同時，阿樂瓊澤在印度噶倫堡鼓吹康巴人要為國家和宗教而戰鬥，因此從噶倫堡、崗托動員了一些人。嘉戎人三十餘人，由忠勇善戰的喜然指揮。除了噶登寺所屬多為偉藏人而外，其他衛藏人則分散各部而未單另編隊「15」。

隨後以地區為別，分別任命了二十三名馬吉(相當於司令官或將軍)和百長以及佐增（領袖）等，其中領袖是由各地方領袖或德高望重人士組成，一般不領兵打仗，分別負責後勤等工作，馬吉和下屬百長則直接指揮和參加戰鬥，但在編制中，由於各自率領本地區的人馬，所以各部人數相差很多，同樣的馬吉，有些有幾百甚至上千人馬，有些則是空頭銜，並沒有多少人甚至幾個兵卒。當時的軍隊基本編制是：總指揮為安珠貢保紮西.

作增包括德格薩格南嘉多傑、理塘江薩秋則、理塘嘉瑪桑沛、理塘阿樂達瓦、噶瓦旺青拉貢（迭達村人）、傑塘阿沛次成、恰城色格隆、恰城烏雪土登、巴瓦強佐紮西、巴瓦拉喀強佐、查瓦戎巴党巴羅珠、貢責惹巴木格強佐、貢責惹巴樂珠強佐、木雅阿寶雲丹、道孚諾布、大金寺旺多、察雅阿旺雲丹、貢覺曲如阿格、昌都降日拉嘉等等。主要留駐總部。總部又分為幾個單位，總部的各單位中，主要負責人是理塘江薩秋則和沙格南嘉多傑，另配有助手(下同)，其他人有的負責軍民聯絡等，均各有兩個人。秘密工作的兩個人負責派遣特務和防敵特，似是樂珠強佐、甘孜嘉貢強佐，如此等等。一共設立了十幾個單位，但從後來的情況看，並沒有嚴格按照這些分工，當時設立的單位有：一：總部；二：與當地人民聯繫部；三：秘密工作部；四：宣傳部門；五：軍餉部門；六：軍械部門；七：軍法部門；八：糧食部門；九：馬畜部門；十：伙房；十一：新兵招集和審查部門等等。各有兩個佐增負責。

以上是總部機構，屬於非戰鬥人員，戰鬥部隊分為根據地區劃分為二十三個，分別以藏語字母順序排列，即：1：總部，2：巴塘；3：貢澤熱巴；4：恰城；5：安多；6：久巴；7：理塘；8：娘榮；9：傑塘；10：查瓦戎；11：甘孜；12：雪達洛；13：大金寺；14：達烏；15：貢覺；16：協瑟；17：章果；18：昌都；19：德格；20：察雅；21：嘉戎；22：噶瓦；23：芒康；24：木雅等。後來又增加了第28個字母的薩德、和第29個字母的嘎登，在這些編隊中，有一些其實只有幾個人或十幾個人而已，由於裝備簡陋，人員少，因此，許多部不為人所知，根據右翼總指揮然楚阿旺之回憶，當時只有18個瑪姬，就是一個例證，但根據恰成次誠丹增的回憶和卸任噶倫拉莫才仁先生的《抗暴救國》記載都為23部，鑒於該書應用的資料多為當時原始的資料，所以，此取23部說。實際發生作用的可能是十八部。

各部都有各自的瑪姬，他們分別為：

1傑塘喀且強佐、2恰城格桑秋則、3理塘加多東主、4道孚克珠、5甘孜白瑪益西、6大金寺白多、6德格普巴成列、7噶瓦格列朋措（結古人）、8昌都才仁多傑、9察雅喇嘛阿仲、10貢覺阿尊、11芒康帕洛才、12久巴桑東強佐、13查瓦戎巴阿壩、14安多查毛、秋紮、15嘉戎西然、（據娘榮白洛回憶，59年3月娘榮瑪姬為嘎桑多傑，只有牌子，沒有幾個人）等，下屬許多的百長。十八個馬吉又分為左右兩翼，恰城·阿炳次成和然楚阿旺分別擔任左右翼總指揮，各轄八個馬吉。

有關薩德是康區一家成功的商人家族，他參與了在噶倫堡組織藏人回國參戰的活動，1958年四水六嶺建立後，在噶倫堡的嘉洛敦珠不斷動員和組織當地藏人回西藏參加戰鬥，其中以雄聶索南旺嘉等32人通過不丹進入西藏山南加入護教軍，他們在不丹得到薩德家兩兄弟的朋友不丹大臣劄雪更劄提供的通行證和四箱武器等，當時和他們一起通過不丹進入西藏的還有從邊界偷越過境失敗後的阿塔等人。他們到山南時，安珠貢保劄西已經率北路軍離開山南，他們向留守的總部要求以薩德倉登記自成一部，剛開始遭到拒絕，後來薩德洛桑寧劄前來後才以家族名稱登記並自成一軍「16」。

在成軍儀式上，首先迎請達賴喇嘛的照片，煨桑祭神，全軍分左右翼，右翼從左、左翼從右轉，然後豎起軍旗。在竹古塘，喀且強佐撿得一刀，鏽跡斑斑，示為吉利，插在總部軍旗的旗杆上。有關軍旗的設計，當事人的回憶各有不同的版本，據右翼總指揮然楚阿旺回憶：在拉薩時就已確定軍旗為刀劍相叉，底子黃色是在竹古定的。中共尚紅，我們尚黃，因黃色代表宗教，在水木土火金五元素中又表土地，故意為西藏(土地)和宗教而戰，故以黃為底，如此等等。還有中共旗上有鐮刀、錘子，我們的旗上是刀劍，刀之意是金剛，即黑天持金剛。因我為護教軍，劍為文殊菩薩之義，蓮花為觀世音菩薩，三者合稱「日松貢保」，意謂人神共同抗擊佛教之敵人。當時各部還以藏文順序規定了各部序號，是標在軍旗上的。序號是抽籤決定的。

兵營建立後，要求當地人民提供糧草，具體是先招集「根本」說明我們是自願從軍以保護佛教、國家，希望他們能提供糧草。當時官兵中多商人，腰裏多有錢，故告訴那些根本：對提供的糧草我們盡力付款，對目前無能為力的，等以後局勢好轉絕不讓你們吃虧等。那些根本稱這是我們的責任，有何需求我們一定遵命照辦。由此糧草多由當地藏人提供。「17」

對當地藏人向四水六嶺護教志援軍提供糧草一事，中共亦曾試圖通過西藏政府予以阻止，據仲聶帕拉的回憶：「中國人又找噶廈說：那些康巴人在竹古塘建立兵營，對此噶廈不管嗎？對他們有阻止或驅逐的計畫嗎？等，噶廈回答說：地方出現紛亂對誰都不利，因此我們肯定要管，包括發佈告示等要幹什麽都行。中國人說：噶廈一定要出告示，要衛藏地區的人不許給康巴人以任何幫助，驅逐他們的事由我們來辦。於是，噶廈發佈告示言：對過往的康巴人，除了公平合理的出售糧食而外，不許給予任何支援。我們將寫好的告示給中國人看，中國人說：不要幫助康巴人的事你們卻寫成要幫助。噶廈說：如不公平合理的出售糧食，那些康巴人餓急了將會搶劫，故如是言。」

在竹古塘大約兩個月的期間，根據中共的要求，西藏政府和沙拉、哲蚌等寺的代表共十余人專程前來要求會見安珠·貢保紮西。安珠讓手下以安珠不在為由打發走這些代表。那些代表在堅持要見安珠沒有結果後無奈地要求安珠的手下轉告安珠，要求四水六嶺軍不要在西藏政府的直轄地面建立兵營，中國人不停地找政府的麻煩，希望將兵營遷到康區或其他地方去。在這批代表中，有孜本南色林，他在四水六嶺建立初期即有參預，這次卻是中共點名要他去，他到竹古後留下來參加了反抗軍「18」。

其後西藏政府又派來一些人，安珠仍未接見，只有其手下軍官向他們表示：『康區正在交戰，如能停止，中藏進行和談，則我們可以考慮；否則安珠貢保紮西不在，我們做不了主』等搪塞。

揮師北上劫軍火千里轉戰震四方[རྩོམ་སྒྲིག]

當時四水六嶺軍的許多官兵雖然都自備武器，但子彈不多，同時也有許多是徒手兵或刀矛兵，而且以後參加的大都是徒手兵，人數雖不少，但缺乏武器，大多是持刀矛，火力很弱，加上許多都是沒有參加過戰鬥的農牧民，戰鬥力難於發揮，因此獲取武器就變的至關重要。

八月左右，四水六嶺軍兵分兩路，一路由安珠親自率領十七名馬吉(軍事指揮官，相當於司令或將軍)和挑選的七百餘名精銳騎兵根據情報前往西藏西北部的香地噶登曲科林劫奪西藏政府在那裏的一個軍火庫。另一路就是留在山南的一名馬吉(後來他們又補選了許多)和其他千餘名裝備不良的軍隊防守（後來他們的人員不斷地得到了補充）。

有關四水六嶺軍獲悉香嘎登秋科林有西藏政府軍火庫之情報的過程據仲聶帕拉回憶：安珠貢保紮西來到我處說怎麽辦呀等，我說：『你們在竹古塘，每人拿百餘發子彈待著是沒有意思的，中國人有幾十、幾百萬發子彈』。安珠說：『我們不能那樣，請政府給我們武器』。我說『怎麽給呀？是沒辦法的』。安珠說：『我們突然襲擊拉薩，奪取政府軍械庫的武器』。我說『如此馬上會引起上下的紛亂，請不要這樣，藏的香噶登曲克林有一個政府的軍械庫，如設法取那裏的武器，即近又方便』。安珠說：『如此固然是好，無奈香噶登曲克林是一窮鄉僻壤，若只是一些古時候的武器，則除了名聲大而外，沒有實際意義』。我說我去探聽一下，去軍隊司令部瞭解所藏武器時，發現有炮和槍枝等非常好，回去後我告訴他，於是他們去香噶登曲科林取了武器後，在尼木把中國人打的屁滾尿流。「19」』

軍隊在出發前制定並頒佈了軍紀，其中包括：

護教軍官兵不許強姦婦女或交女朋友，違者格殺勿論。

未經總部許可，不得私自收取人民食物衣物等用品，違者視情節鞭打100─500下。

不許鬥毆，鬥毆致死人命者，兇手處死償命；其他視情節鞭打100─5000下。

行軍、宿營紮帳等均根據番號順序進行，私自擾亂秩序者鞭打50─100下。

拔營出發時，各朵倉(一個開夥單位)如將馱畜或物品遺留營地者，背所遺物繞營一周以示懲罰。

未經兵營聯繫，一兵一卒都不得私自和農牧人聯繫或私闖民宅，違者鞭打50─100下。

有乘騎或馱畜跑入農田者(限已種的農田)每匹馬抽當事人25馬鞭。

軍令的發佈必須順軍事指揮官、連長、排長等上下級順序進行，不得越級發佈命令，違者罰磕頭25次。

違抗命令者鞭打五十下。

對疑為敵特者，須經各部軍事指揮官商議後執行逮捕等不得私自捕人。

不得隨意互相指控對方為敵特；

不得洩露會議機密，違者從軍隊除名，收繳武器。

……等等，共有二十七條軍紀。

對於當時軍隊的陣容，恰成次誠丹增回憶說：『軍隊出發時有兩杆丹東（佛法之矛）和降神者在前開路，另有六人是吹螺號的號手，我們恰成部去了五十餘人，其他各部也相應的抽調了人馬，各部每天輪流擔任前鋒和後衛，途中一路吹號，當時我們並不懂現代戰爭的技巧，所穿的服裝在現在看來簡直是在找死，我的藏裝、褲子全是黃色的綢緞，僅護身符就佩戴了兩個，而且都是很大的，有長短兩枝槍，兩柄長短劍，狐皮帽以及各種裝飾等，看上去變得高大威武了，馬也是這樣，每人有兩匹馬，一匹乘騎，一匹馱馬，馱馬頭上豎一箭杆，上纏哈達、綢緞等，脖子上圍著大小不等的鈴鐺，馬鞍和墊子不僅厚，而且色彩鮮豔，仿佛不是去打仗，而是去辦喜事一樣，這樣看上去軍隊陣容很盛，大家都喜歡這樣，人高馬大，走到那裏，人民都夾道歡迎，說「神兵」「護教軍」來了，含著淚水說「這一下放心了」，寺院則不僅出迎，而且還長短號齊鳴，但這一切除了百姓看了很高興，認為兵強馬壯而外，真正打仗時不是找死嗎？』

北路軍顯赫地從竹古出發，經過羊卓雍措湖，翻過岡巴拉山在曲秀附近的娘索渡口渡過雅魯藏布江，由於康人多不會游泳，所以為了儘快擺渡過去，全部馬匹趕入水中游過去，當時軍中由安多查莫指揮的六、七十名安多人也跟著跳入水中，抓住馬尾巴遊到了對岸。為防僅幾個小時車程以外之駐拉薩敵軍的襲擊，四水六嶺軍在翻越岡巴拉時即派米瓊則和嘉多頓珠率領150人前往曲秀設防。

部隊過河後走了一天，即發生投誠並留在安珠處的原中共軍官西藏名叫丹巴達傑者叛逃事件，據中文資料和漢人洛桑紮西的回憶：丹巴達傑原名陳柱能，是中共十八軍後勤部獨立排排長，時年24歲，為軍部採購處採購員，在採購印度製造的蓋屋頂洋鐵皮時，他和察戎家族聯繫後，他以每張鐵皮多加兩塊銀圓，再與察戎家平分這筆錢的方式的四萬餘塊銀圓，察戎家還給他送了勞力士手錶等貴重物品，這些物品被其他人發現並向上彙報後，中共開始調查他，在這樣的情況下，由在國外的察戎寫信給他，要他逃往印度，六月，他與高某和薛海東三人逃到山南並加入了

八月二十七日，丹巴達傑被中共逮捕，審訊時他供出了護教軍的行蹤和目的。中共得知四水六嶺軍的行蹤後，立即停止正在召開的三級幹部會議，派出一五九團團長率部連夜出發趕到曲秀，然後兵分三路向聶木方向趕來，而一五五團團長兼政委喬學亭也連夜趁車通過羊八井從北向南逼近聶木，企圖南北夾擊護教軍。

再說四水六嶺軍往北直到羊八井附近時，考慮到劫奪武器後需要馱馬，乃派增納阿噶等人前去劫奪西藏商人寄牧在這一地區的馬匹（因為拉薩地區人口稠密，無處放牧，所以外地來的人多將乘騎和馱畜寄牧在拉薩北部地方），這些馬匹的主人與四水六嶺軍的許多官兵熟悉，據說有些甚至是有意寄牧該處，並事先約定由四水六嶺軍劫奪，以免這些商人被中共指控通敵，有些則是強行徵調，他們在劫馬回來的途中，與前來追趕的四、五十名中國軍隊短暫交火，敵一指揮人員被擊中後敵軍隨即與我軍脫離接觸。

四水六嶺軍通過聶木噶堂至多喀松多時。四水六嶺軍分成前後兩部分，因為每次部隊出發時，前衛天不亮約五時就出發，一個接一個地、加上馱畜等，後衛部隊一般要到很久才能走出營地，因此分成兩部分，分前後出發。

那天前鋒約150人出發後，在多喀松多遇一大河，馬涉不過去，便繞道從聶木橋過河後，順山溝往裏走，多卡松多是一條溝，溝口甚寬，但越往裏就越窄，其中一面全是懸崖岩石，在溝口，前衛部隊遇兩名當地婦女，其中一個背著小孩，她們告訴藏軍前衛：『幾天前來了敵軍，昨晚又來了許多汽車，你們不能往前走』。得此情報後，前鋒各部指揮官聚在一起商議，因安珠曾指示說：在我們未取得武器之前要避戰，遇敵要繞開，因此決定派大金寺部達烏克珠騎馬涉過大河向總部彙報，另派前衛安多部的百長索南嘉率才松、丹闊、朋措等共五人前去偵察，其他則就地等待。索南嘉用望遠鏡觀察，在第一處山粱並沒有發現異常，他們五人進入一戶人家，只有一個老太婆因恐懼而不停地喘氣，嘴裏嘮叨著：『不見了，早上就走了，要殺我了』，問誰要殺你，說是中國人，問中國人在什麽地方？她說左面、右面，他們遂出來原地等候，前衛在安多部出去偵察不久，左翼總指揮、恰成部馬吉率部趕至，對大金寺嘉瑪額楚說：走！不能如此等待，嘉瑪額楚建議先派一些步兵過去偵察，但雍佩次成認為不必要，率先揮鞭前行，藏軍其餘部隊也隨後跟進，翻過前一山粱，安多偵察部隊在山粱斜坡上插一黃旗等候，然楚阿旺和嘉多旺德等人騎馬趕上去詢問情況，安多部向他們表示前面山脊可能有埋伏，我們已經派了兩個人前去偵察，在未回來之前，不能前進等，這時，左翼總指揮已經從斜坡腳下徑直前行，未向斜坡上的安多部靠近，他們也就從斜坡下來尾隨而行，但因此與左翼總指揮所率二十二騎有了一段距離，前行者當中，有一個騎灰顏色馬匹的理塘人說，我們不能這樣冒然前行，我去偵察一下吧！但沒有人理睬，於是部隊繼續前進。結果如那兩個女人所言，中國軍隊在山上修築了七處工事，沿山溝分佈，埋伏等待我軍，欲一戰而消滅之。

當左翼最高指揮官雍沛次成從溝口進入敵第三處伏擊點時，遇到露出地面的電話線，有一人想砍斷電話線，雍沛次成阻止並已預感到中伏，當即令部隊後撤，他們一撤，河對岸一聲炮響，敵隨即發起攻擊，和雍沛次成一起的二十餘人立即下馬抵抗，後續部隊也分別與敵第一、二處伏擊點的敵人打成一片，頓時山溝中槍聲、呐喊聲響成一片，前衛部隊雖然極力抵抗，但在敵軍輕重機槍的火力下，前鋒二十二人中包括左翼總指揮恰成雍沛次成等十八人陣亡，四人隱蔽並乘隙逃回。在後面的嘉瑪額楚和安多部等也同時遭到攻擊，子彈把他們旁邊的小河打的水花亂濺，安多部有兩人陣亡，其他部也有人陣亡，他們隨即回撤到第一個山坡處後向敵軍反擊。後續部隊中，河對岸也有敵軍，有噶瓦才嘉等人策馬過河向山上奔去時在那裏陣亡。大約這個時候，噶瓦馬吉格列朋措亦被敵炮火擊中而陣亡。

後續部隊對面，敵軍二營六連三排排長揚連寶率一排多人沖出陣地，趕到麥田裏，形勢上已經突出埋伏線火力圈，安珠這時也投入戰鬥，伏在一塊石頭後面向敵軍射擊飛的碎石將安珠的臉割破，血流滿面，然楚阿旺和從前衛回來報告情況的嘉瑪額楚等人將安珠勸回隱蔽處後，安珠要求官兵自報奮勇消滅這股敵軍，理塘攘攘當即率先報名，其他人紛紛跟進，藏軍立即組織了七十多人的優勢兵力向麥田裏的敵軍出擊，雙方在麥田裏爬向對方陣地，然後近距離發生戰鬥，敵軍大多是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年，槍枝多系自動武器，甚少帶刺刀的，面對康巴戰士揮刀沖來，根本難於抵抗，許多中共官兵跪地大叫「喇嘛饒命」但藏軍已經揮刀劈殺，頃刻殲滅殆盡，無一漏網。敵排長揚連寶一人逃到一山石後面躲藏，被漢人洛桑紮西發現，叫其投降，漢人洛桑紮西的翻譯傑塘紮西朋措前去繳械時，開槍反抗，紮西朋措腿部重傷，不久去世，漢人洛桑紮西見對方頑抗，一個點射將其擊斃。

前面山溝中有許多古城堡和房屋的殘牆斷恒，都沒有屋頂。部分敵軍步兵則躲在這些殘牆斷恒之中，藏軍進攻廢墟中的敵軍，嘉瑪額楚將陣亡的甘孜人卓倉巴登送回後方後也來攻擊，他趕到一處圍牆前，發現冉冉正在向裏射擊，在冉冉射擊掩護下，嘉瑪額楚從一個豁口往裏沖時，見裏面只有一名敵軍還活著，敵軍聽到後面的聲響轉過來時，嘉瑪額楚一槍擊中其敞著的胸部，敵原地轉了一圈後倒下，這時從旁邊又冒出一名敵軍，嘉瑪額楚迅端槍就打，亦將敵擊斃。其他敵軍在藏軍攻擊下退入一大院內固守，大院牆甚高，只有一個僅容一人穿過的豁口，這時由於雙方距離太近，只隔著一堵牆，甚至敵軍扳動槍栓時空彈殼可以飛落到牆這邊藏軍的頭上，藏軍想從那個豁口沖進去，敵在院內架七六二式機槍封鎖那個豁口，藏軍敢死隊員硬沖，結果有十餘人陣亡。有人從敵軍屍體上取下木柄手榴彈，木柄手榴彈的蓋揭開後有紅藍兩根線，有人說拉紅線，有人說一起拉，都試著扔進院內，但不知是不會使用還是怎麽回事，卻未聽到爆炸聲。因此一直未能攻進去，時敵軍加強這一地區的力量，黃昏時分，藏軍撤回。從這次戰鬥中繳獲的輕機槍是藏軍第一次擁有機槍，由漢人洛桑紮西使用，發揮了作用。

另有敵軍一五五團尖兵六連指導員陶俊啟率一個重機槍班在前方企圖壓制藏軍的火力，被藏軍包圍殲滅。安多百長索南嘉回憶說，他和德格人娘讓雍珠等三人發現敵軍陣地中有帶輪子之重機槍陣地後，從田野爬過去消滅了兩名機槍手，機槍由於太重，他們未能抗回。曲卡倉達青參加了這次的戰鬥，並繳獲五枝步槍，一枝重型自動武器，並打死六名中國官兵。

藏軍在遭到襲擊仍消滅突出之敵軍後，敵軍再也不敢衝鋒，我軍亦從中伏處後撤，雙方一直對射，下午從羊八井前來的敵一五九團趕到，並向我軍發起攻擊，在遭到傷亡後退守陣地，雙方槍戰至天黑。黃昏，藏軍指揮官開會，約定吹前進號則後撤，吹後撤號則前進。

如此敵我雙方混戰成一團，在那裏整整打了一天一夜，我軍陣亡四十九人，包括前衛陣亡兩個馬吉即恰城雍沛次成和貢覺阿聰，後續部隊陣亡馬吉一人即噶瓦格列朋措，另有傑塘百長巴塔吉、理塘次成、吉洛、恰成秋沛噶、甘孜仲薩巴登、昌都紮瓦嘉吾（大鬍子僧人）等許多連、排長和最勇猛的戰士，負傷的約67人左右。

敵軍損失則更為慘重。據後來護教軍重返尼木時當地藏人稱：敵軍召當地藏人收屍體，共得九十六具。是役，護教軍還繳獲了重機槍一挺，輕機槍兩挺，破擊炮一門，這是護教軍第一次擁有重型武器，還有大量的步槍等。護教軍也損失四十餘枝步槍。

天黑後，安珠貢保紮西冒險來到最前沿，看到敵軍已經修築陣地轉入陣地戰，與漢人洛桑紮西和其他指揮人員商量後認為我軍沒有任何可以摧毀敵陣地的炮火，敵人轉入陣地顯然是想粘住我們並等待援軍，因此決定乘勝撤退，藏軍於當晚一時左右和好糌粑後揣在懷裏，然後開始轉移，為了迷惑敵軍，護教軍首先向東北方向從噶舉派祖寺楚撲寺方向通過休格拉山連翻兩座山嶺，繞個大弧形再通過羊八井向西直奔香嘎登群科林，使在麻江山頭企圖堵截我軍的敵一五九團三營空等一場。（在修格拉公路上，公路兩頭掩護主力的警戒部隊向山腳進入我軍射程的兩輛敵軍車射擊，擊傷敵情報部曹姓副部長）。

藏軍擺脫敵軍後，連續行軍幾日後趕到達納，達納距香噶登曲科林不過一日程，但中間有河，河上之鐵索橋僅容一人過去，護教軍乃趕馬下水游過去，官兵們則從橋上運送物資，為了不耽誤許多時間，然楚阿旺和德格馬吉普巴成列、大金寺的白多率一百人徒步先行，他們急行軍一夜，到天亮時遙見噶登曲科林。藏軍兵分三路，一路由然楚阿旺和普巴成列率領去佔領山上的宗(南木林宗)政府城堡，白多率一部佔據寺院，另一部則佔領山腳下的村莊。

然楚阿旺和普巴成列率部分人往山上爬，可見宗堡頂上有許多人在牆頭向下窺視，快到跟前時，有一個代理宗本(縣長)和噶登寺的代表前來詢問藏軍何事前來，然楚阿旺言要見宗本，答言不在，並問你們是何路人馬，然楚阿旺說我們是多康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對方表示聽說過，並要求他們不要進入宗堡，可以住山下村莊中，如需幫助可以盡力等等。然楚阿旺表示：我們必須進入宗堡，我們是軍人，上頭下令讓我們進入宗堡，讓其他人進入寺院，我們受命而來，不進則死，那有退路，還望見諒。對方還是不讓進，言政府來函稱，世局混亂，不得讓任何人進入宗堡或寺院，故請你們不要進入等等。鑒於多說無益，然楚阿旺乃讓倆名士兵看住這倆人，其他人則直奔宗堡大門，至，門已關閉，以大石頭擊之，並高喊：快開門。裏面的人乃開門並恭恭敬敬、低頭彎腰的，藏軍也虛張聲勢，以槍指著幾個嚇的面無血色的老漢問中國人在那裏？對方連連搖手答稱：沒有！沒有！一個中國人都沒有，沖進去見約有二十余名守宗堡的男人，老年人和年輕人都有，都空著手驚慌地站在那裏。然楚阿旺以槍頂著一個年輕人的胸膛，喝令他將槍交出來，他慌裏慌張地馬上交出槍枝，卻是他們的配槍，並無西藏政府的軍械，細問之下才知軍械全部都在寺院內。遂在宗堡上插上四水六嶺的旗幟，然楚阿旺乃傳來先前扣留的兩個頭頭，告訴他們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護教報國，不偷不搶，你們不要擔心，若少了一針一線，可來找我等。

宗堡雖然佔領，但由白多率領進佔寺院的部分卻沒有那樣順利，寺院在宗堡下方的山腰上，僧人強悍，不許藏軍靠近，並威脅說：你們還是安靜地坐著，如欲強行進入，可能要迫使我們開槍，這樣結果不妙啊！寺院有圍牆環繞，周圍有八個大門供進出，白多無奈，只好退入村莊內從長計議。

這時螺號悠悠，我大部隊從望眼可及處塵土飛揚而來。在此期間有一藏人飛奔而來，言昨晚哲林寺已有敵軍至。於是令已趕來的根南嘉部派五、六十人前去咬住敵人，另抽部分軍隊隨後趕來圍殲。我軍趕到時敵已逃遁，藏軍一路追趕，在一山腳發現敵遺棄的騾馬，敵已棄馬徒步爬山而逃。在遺下的十三匹騾馬背上有兩付炮架，大炮已不知被敵人藏在何處了，這隊敵人只有四十餘人，是從紮西倫布寺方向趕來香噶登曲科林奪槍的。

等藏軍全部抵達噶登曲科林以後，安珠倉讓寺院派人前來，寺院派來了兩個代表，安珠向他們介紹我軍為護國、護教之軍，非危害人民打家劫舍的強盜，寺內留存有西藏政府的武器，希望能交給我們，你們留著也無用等。但那兩個代表根本不聽，言無政府之令，我們無權交出，且政府令我們不惜作戰也要保護槍枝，故實難從命等等，說來說去，毫無進展。安珠遂召集眾軍官開會研究對策，安珠下令說寺院拒絕繳槍，說了也沒有用，今晚全軍將寺院團團圍住，明日拂曉進攻，破門而入等。

眾軍官回去佈置進攻寺院事宜時，許多官兵流著淚要求不要把槍口對準寺院，並言護教軍怎麽能攻打寺院？一些軍官又去找安珠，安言：攻之，無妨，或許不需要交戰。人們在不安中向寺院沖去，結果順利沖入，無人反抗，然楚阿旺率幾個人直接沖入寺院執事的僧舍，請寺院執事外出，寺院執事暗示然楚阿旺將他捆綁起來，於是藏軍將寺院的幾個執事捆綁起來，押到寺外，附近老百姓見藏軍捆綁寺院喇嘛，大驚失色，紛紛湧來求情，藏軍則喊打喊殺，最後雙方達成協定，對方答應繳槍，留一百支步槍和一些手槍為保衛寺院之用。在取槍時，他們又言留一百支槍對他們毫無用處，故願全部交給護教軍，對中國人則以被反動派劫奪作為搪塞「20」。藏軍在獲得如此大量的武器後，專門成立軍械部，並給沒槍的士兵補發槍枝或更換子彈不多的槍枝(即非英式或中式的步槍，這些槍的子彈打完後就不容易補充)。

因缺乏馱運武器的牲畜，藏軍派人劫奪了紮西倫布大戶人家在此附近的一個牧場，獲八、九十批騾馬，然後起程回山南。

部隊向東進發至烏玉藏堂，烏玉藏堂有中共從羊八井到日喀則的公路通過，在此期間，有二十餘名從印度噶倫堡來的藏人和三、四十名江孜人以及其他部分零星人員也參加了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軍隊人數略有增多，這些新兵來時幾乎都沒有槍。

9月17日，護教軍主力剛到達烏玉藏堂，便傳來前衛的報告，稱從日喀則方向和從羊八井方向分別有車隊前來，安珠當即下令：現在有槍彈了，打！一聲令下，正在吃飯的護教軍官兵扔下飯碗便上馬前去戰鬥，護教軍兵分三路，一路守總部，其他兩路分別伏擊從公路兩頭趕來的車隊。然楚阿旺率隊迎擊從東(羊八井)往西的車隊，部隊剛進入陣地，敵車隊便出現了，一共有七輛車，遠處還可看到有一些車，敵一進入伏擊圈我軍突然攻擊，敵反擊力量不強，有一輛車內載有幾十名女兵和許多電影膠捲帶等，另一輛載一龐大的機器，上有各種鐘錶等，據漢人羅桑紮西介紹這是監測電報發射用的，西藏軍區也只有兩台，其他車內載有許多騾馬，全部被亂槍擊傷、擊死無法使用。據當時參加過這場戰鬥的芒康人塔幸回憶："我們一些人在達瑪拉(中文平叛紀實記載為瑪拉山)伏擊時擊毀幾輛車，其中一輛車裏有一名中國女軍官，我取了那名女軍官屍體上的手槍，其他人沒有取武器，因為我們已經獲得許多的武器，而且我們都佩戴著護身符，取沾了血污的武器恐不能保護自己，故未取，但把中國人全部殺死了。據《西藏平叛紀實》P56記載，這次戰鬥造成以三八年入伍的中共大尉王勤能為首的十四人被擊斃，但書中根據中共軍方的檔案談到只有一輛車，更沒有談到有人被俘，但我們在採訪中藏軍方面的幾個當事人都說擊毀敵軍五輛汽車以及俘虜中國籍司機，因此，估計其他車輛可能是地方部門的車輛，所以沒有記入軍隊傷亡數中。在這次的戰鬥中，來自西藏東部的嘉戎人表現出色，那些嘉戎人都訓練有素，會打仗，通過他們使其他官兵學會了攻擊汽車的基本方式，即先朝油箱射擊，再射擊點燃汽油。

而在公路另一頭的護教軍也擊毀了七、八輛從日喀則方面向東而來的車隊，但好像不是軍隊所屬的汽車，其中有一輛甚至是卓木寺拉讓的車，車上也有拉讓的管家和四、五個隨從，開車的是中國人，戰鬥中拉讓管家被誤傷，不久傷重而亡。

這次伏擊，護教軍一共捕獲七、八個中國籍司機，有些人說殺掉，有些說可憐不要殺，最後在尚未到麻江的一個山頭，將他們捆在一岩石上一走了之，未予殺害。

三天後，護教軍又來到了聶木替，聶木宗在山上，護教軍試圖從聶木通過岡巴渡口將武器運送到山南去，部隊剛到聶木時，有藏人前來報信言河對岸小村子內有敵軍隱蔽，安珠派安多百長索南嘉率部分人前去觀察，他們詢問當地藏人確證敵軍所在房子後發起攻擊，敵軍扔出三顆手榴彈，在地上磁磁冒煙，之前護教軍已經被告知手榴彈扔過來時要臥倒，因此大家趕緊趴下，結果安多索南大腿重傷，不久去世。藏軍乃準備火攻，有一個叫藏楚的藏巴人，自告奮勇，說給我汽油和火柴，我去點，乃派人從河對岸取來兩筒汽油和火柴交給藏楚，藏楚嘴含火柴，冒著槍彈沖過去將房子點燃，敵軍無法堅持，一個一個地從屋頂冒出，藏軍瞄準射擊，先後擊斃三人，另有一敵未被擊中而逃逸（《西藏平叛紀實》P46載第一次聶木之戰有軍區情報部一個由情報參謀由華和康同玉率領的小組遭到攻擊，幾次突圍均被打退，叛軍燒毀房子乃退的記載，似乎與上述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如是，則中文記載把時間給搞混了）。由於敵十八軍偵察分隊一直尾隨我軍，所以，敵軍立即派出一五九團、一五五團於九月十八日從拉薩出發，並調集在日喀則附近的敵軍前來圍殲護教志援軍。

九月二十日淩晨，護教軍派出大金寺白多、德格普巴成列、達巴旺傑率領前衛百余騎前去佔領渡口搶佔渡船時，拉薩的敵駐軍乘車通過曲秀已經搶先佔領了岡巴渡口，並與我前衛發生戰鬥，當時前衛50-60人在黑夜中前進，他們並不知敵軍已經搶先佔領了渡口，這時見前方有人在活動，厲聲喝問，結果敵軍立即以機槍掃射，在隊伍最前頭的是恰成·次誠丹增和一個巴塘人，槍聲一響，那個巴塘人應聲倒地，護教軍隨即一邊還擊一邊後撤，另一名恰成人在後撤時腳正好拌在陣亡者的槍枝上，他順手將槍枝帶了回來。前衛由此一直退到聶木附近，當時護教軍主力沿聶木河紮營，並派了百餘騎前去增援，前衛後撤時，敵軍尾隨而來，乘天黑進入聶木村中，護教軍到天亮才發現敵軍已經滲入村中，一些住在房內的護教軍戰士等天亮見前後方都有敵人時便各自為陣與敵軍激戰，頓時，寧靜的聶木村中槍聲震天，硝煙彌漫，到處是護教軍官兵硌赫赫的呐喊聲和喊殺聲，據漢人洛桑紮西回憶，敵軍趕到尼木的消息是尼木宗宗本親自跑來向安珠貢保紮西報告的，漢人洛桑紮西在回憶錄中談到：『（當時敵我雙方的勢力）在人數上是四比一，在火力上是三比一，敵人佔優勢，敵軍到小河南宗政府附近，暫時停止前進，把大部隊隱藏在山地，進行敵前休息。我軍行低宗政府北部小河岸，亦由於天晚休息，派遣五十多人，埋伏到橋的北部，用五挺英式壯筒機槍火力封鎖橋面，昔日拂曉前三點半鐘，敵尖兵一排多人前來，剛過橋，五挺機槍火力齊發，只聽得嗖嗖的聲音，瞬間把他們全部殲滅。接著我們反攻過去，又把後續的一連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消滅了大部分。』

據當時參加戰鬥的芒康人塔幸回憶：途徑尼木，有一條大河，過鐵索橋到尼木，時值秋天，地裏的莊稼已經收割完了，我們宿營後，天尚未亮，敵即向我們進攻，漢人洛桑紮西和他的另一漢人夥伴及一百五十騎守在前往娘索的路上，我們芒康人然貞部十一、二人前去偵察而一直未回，我們以為他們都戰死了，其實他們是在遭敵進攻後被打散了，一些人因此脫離了主力，一些人負傷後留在當地，其餘後來自行返回了山南，在我們的駐地遭進攻後，我們走出帳篷進入對面一個類似宗堡的高大房子內，房子在尼木宗內，房子是用土塊壘成的，我們做固守的打算，用英式步槍的刺刀在牆壁上打通槍眼後向外射擊，我們有從香噶登曲科林獲得的迫擊炮，一些人抗著炮，另一些背炮彈爬上宗堡後面平時煨桑的小山頭，由漢人洛桑紮西架炮向敵軍轟擊。有巴塘南嘉及嘉多秋紮、嘉多頓珠和我等五人離開大房子爬到距大房較遠的一高大樓房之頂上，房頂有短恒四圍，我們依短恒向外觀察，見敵軍全部將身體藏在麥堆和麥草中，僅露出腦袋在外面，於是我們以短恒為依託向敵射擊，敵亦向我們反擊，一顆子彈集中嘉多秋紮的鼻子，子彈從後腦打出，當時房後全是敵軍，而我軍分散在各處，我們從房頂撤到樓下，洛桑江巴(後到木斯塘去了)等幾個人守在門口，由於我們人少無法將在三樓頂上的傷患背下來，因此我下去叫了三十餘人上來將傷患背下來，並向敵掃射，將隱蔽在那間房子背後的敵軍大部分予擊斃，少部分逃脫。然後我們用兩塊門板拼起來做成擔架，將傷患綁在上面抬回大房子內，給他喂茶水時，茶水從傷口中流出，許多人說沒用了成不了人了(意思是可能活不了或不能成為一個完全的人即變成殘廢等意)。當晚，我們就要出發，不可能抬著傷患，就把傷患留在日倉的寺院中，在此之前，我們在多喀松多打仗時，有一個人在麥地裏近距離作戰時腿步中彈，他叫才仁紮西，是我們一個朵倉的(朵倉，即開夥單位，就是幾個人共同開夥或者說一塊做飯、吃飯，人數一般有十幾個人)，我們將他留在日倉寺院中並給他留了一個伴，後來中國人多次來搜查要寺方交出我軍傷患，日倉寺一直沒有交，而且還轉移到其他地方。等傷口痊癒後給他們一人一個碗和一些糌粑，他們後來都回到了山南。日倉寺院在距尼木不遠的地方，因此求紮負傷後我們也把他留在那裏，除了他的衣物、卡典等物，還留了三、四品藏銀，秋紮傷好後也返回山南。逃到印度後來一起去二十二號兵營，後來轉到門果之的養老院內，現已去世。當時我軍將敵處處包圍，有芒康人旺傑巴拉等將一群敵人圍困在一間房子中，他們準備焚燒房子時，敵軍突然沖出企圖突圍，芒康旺加等防不及防當場陣亡，被擊中時，他只喊了聲：『我完了，快把我的槍彈取走』言畢即死，當時我軍官兵在嚷嚷燒房子，時一些人反對燒，認為會對房主造成損失，敵軍中有一個理塘人翻譯，他聽到我軍要燒房子就告訴了敵人，敵軍就不顧一切的沖出來，把我軍在門口的部隊打了個措手不及，當場有四人陣亡，我軍其他人立即從四面八方向沖出的敵軍掃射，也打死三十餘名敵軍。當晚我們從原路退出，只讓一部分人和敵繼續戰鬥以牽制敵軍，我們本來計畫是通過娘索渡口返回，因敵阻擊而未遂，遂想通過曲秀返回，當時漢人洛桑紮西所率部仍在通往娘索的路上與敵纏鬥。在另一間房子內，一些芒康人得知敵軍已經滲入村內並向他們攻擊時，他們依仗有從香嘎登群科林獲得的一挺機槍，大開大門，架好機槍，準備等敵軍沖入時大量殺傷之，但等敵軍蜂擁而入時，機槍只發射了幾發子彈便射不出子彈，原來，這些槍枝原來都是上了厚厚的機油保存，他們獲得武器後，不知要將槍膛內外的機油清楚乾淨，只是以槍布將槍枝外面的油擦淨，結果彈簧被機油凝滯，關鍵時刻竟射不出子彈，於是他們只好用短槍和步槍還擊，甚至揮刀肉搏，苦苦支撐，雖然將沖進來的敵軍打退，但乙方也有六、七人陣亡。

當戰鬥剛進行時，有百姓飛奔前來報信，稱從藏地達卓喀方向有千餘敵軍前來，尚未考慮應付對策，接著又有一百姓奔來言從羊八井、多喀松多方向有五百餘敵軍前來，這樣形成了敵三路圍攻護教軍之勢，總部遂開會商討對策，眾官兵鬥志高昂，紛紛請戰，鑒於該地作戰地形有利，並且都在我軍手中，同時彈藥充足，士氣高昂，加上當地人民的支援，糧草毫無問題，故大家都認為可以放手一搏了，於是決定在此好好與敵人打一仗。注意既定，立即命令軍馬放野，有備鞍者以通敵論，並分兵迎擊來犯之敵，其餘部隊則繼續對付已滲透到聶木的敵軍，同時分別佔領了聶木的所有堅固房子。

天剛亮，從達卓喀方向趕來的敵軍首先趕到並與我迎擊部隊打響。由然楚阿旺率領的二百人引擊從羊八井進犯之敵，這股敵軍到太陽升起時才趕到，這股敵軍並未順路前來，而是從山脊爬過後從另一邊向聶木趕來，使在路口設伏等待的我軍伏擊計畫落空，等他們發現設伏落空時，敵正在平坦的田野中運行，護教軍立即轉過頭來趕去並向敵射擊，由於地形對敵不利，敵軍不顧護教軍的猛烈掃射，以尚未收割的麥田為掩護向前爬來，藏人也向敵軍爬去，結果雙方近距離相遇，來不及開槍便發生肉搏戰，由於藏軍人人配有刀劍，敵軍難於抵抗，被砍死許多，但敵軍仍前赴後繼地沖過來並佔據了一間房子固守，護教軍隨即包圍進入房內的敵軍，以火攻煙熏，不一會兒，敵人就受不了，拼死外沖，護教軍四面夾擊，打死一部分，一部分則逃回。總算把這股敵軍截住，使他們未能滲入村莊。在肉搏中，昌都部的奪得一挺機槍。

這時，在聶木替的敵軍則與我軍打了正激烈，敵軍雖遭到嚴重傷亡，但仍蜂擁而來，護教軍守衛的許多房子相繼被敵攻克，敵軍在攻克了幾間房子後，將彈藥等運入其中的一間大房子內固守，這時，在我軍反攻下，敵已被壓在一間大屋子內固守，時漢人洛桑紮西扛著一門炮與安珠在一起。他用漢語勸敵投降，保證不殺，敵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表示願意投降，時我軍分散四處，洛用中文喊，我軍官兵聽不懂，雖令全軍不許開槍，但當敵出降時，一些未收到通知的我軍官兵立即掃射，敵於是翻身入屋，拼死抵抗。那位起初願意投降者喊道：你們背信棄義，現在我們決一死戰，敵軍頓時又活躍起來，槍聲、手榴彈不斷，打的比平時頑強多了。護教軍雖然攻了幾次卻都失敗，乃召敢死隊，立即有二十餘人報名，於是在火力掩護下向敵固守的房屋牆根沖去，敵軍也拼命反擊掃射，敢死隊有七、八人在途中被擊中而陣亡，其他十余人則順利沖到牆根後挖通牆腳，時屋內該戶人家的五、六人也與敵軍一起被困在裏面，我們叫他們快出來，但敵軍不放，無奈我們堆上柴薪縱火焚燒，火焰不久就吞沒了該房，一些敵兵受不了拼死沖出，全被我軍亂槍擊斃。其他未出來的全燒死在裏面。據嘉戎丹增回憶：『燒死敵28人』，加上那戶人家的六、七口藏人也被殃及。漢人洛桑紮西回憶說：『敵人前進指揮所設在宗政府對面的民房內，看到部隊被殲，本身陷入重重包圍，知道無法逃脫，曾在房頂舉槍請降，因康巴人未看清敵指揮所的動作，開動機槍向上掃射，因此壓縮到屋內頑抗，最後用汽油灌注，人屋付之一炬，我軍從灰燼中檢查出燒死上尉連長一人，中尉排長兩人，一五五團參謀長大尉張敬福等，這一天從拂曉前一直打倒天黑，打的敵人死傷遍野，是役計打死敵軍二百七十餘人，打傷則何止一倍……我軍在戰鬥中陣亡四十七人，其中芒康旺傑巴拉、連長洛珠堅贊、察瓦戎巴格桑、芒康其美才仁等以及還不知名的十多名康巴健兒，由於殺敵殺紅了眼，盡在敵人密集的火力網前，揮藏刀沖上去才犧牲的。』

到午後二時左右，進入村內的敵軍基本上已經被殲滅或逃回，午飯畢，安珠率漢人洛桑紮西和一些百長到山頭觀察，雖知敵軍在對面，但不見敵軍身影，漢人洛桑紮西和安多噶松嘉（曾在馬步芳軍隊中服役）會使用大炮，漢人洛桑紮西向對面敵軍陣地轟了幾炮，天黑之時，為防敵軍大量掩之，總部令部隊撤出。

部隊順利退出戰鬥後急行軍來到噶岡地方的一個山腰上，由於幾天幾夜沒有合眼，官兵們困乏已極，遂決定就地休息，官兵們在卸下馬鞍後全都倒頭就睡，只留下一些人在各山頭放哨警戒。傍晚，有兩個老牧人前來報信，言有五百餘敵兵從羊八井向噶岡方向走來，一些指揮官立即開會商量對策，分析敵軍今晚必住宿于噶岡原野中的幾間房子內(人們一般說噶岡指的就是那個有房子的地方）距部隊宿營處只有幾個小時的路程，因此如果我們立即起程前往襲擊必能得手。於是抽籤決定從每部抽調五人，湊成百餘人，由馬吉道孚克珠和馬吉昌都次仁多傑率兵前往襲擊。但沒有想到由於官兵極度勞累，在調集人馬時這頭叫起那頭又睡著了，人數根本就湊不起來，安珠得知後只好說：算了，讓他們睡一會兒吧，等天亮了以後再走。半夜，然楚阿旺和安珠的隨從丹正旺欽前去查哨時，竟然發現幾個哨兵都在睡覺，叫都叫不醒，然楚阿旺氣急敗壞，用腳踢、槍托打，即使如此，哨兵們還啊呀啊呀的一頭霧水狀，他倆嚴厲地訓斥他們說：真是不可思議，千餘人馬的安危系於你們身上，你們竟睡著了。哨兵們也覺不安，不停地保證不再睡覺。

到早晨五時左右，終於將100名官兵叫醒湊齊，不久大部隊也起來了，一個小時後跟著出發。再說噶岡的敵軍乃是事先安排在那裏的一五九團四連，他們奉命前來阻擊護教軍，計畫在噶岡附近設伏，由於護教軍官兵因勞累而未能前來，敵軍指揮官遂忍耐不住而率隊向前移動。當護教軍前鋒趕到噶岡山梁時，遙見這股敵軍分四路沿山溝從山腳向上走來，當他們發現山溝盡頭山粱上的我軍前鋒後立即四散佔領溝左右的有利地形，由於護教軍在山上，敵軍在山腳，所以護教軍馬上派人分頭佔領山溝兩邊的山頂並往下壓。然後由然楚阿旺、白多、甲馬阿楚、曾納阿嘎等大金寺的二十餘人和丹正旺傑、朵朵索南頓德、朵朵次成等四十餘人則從中間突進，到一小山梁便與敵接觸交火，時除了正面與敵交戰的四十餘人而外，我軍其他人則從兩面高山頂向下壓來，整個戰局對我極為有利。中路部隊遂決定搶佔前側的一個羊圈，在敵人的掃射下然楚阿旺帶頭沖過去，由於敵軍掃射阻擊，我軍沖到羊圈的只有然楚阿旺等六人而已，白多等其他人從山腰直奔另一個小山包(山頂有我軍)，由於羊圈對敵造成威脅，敵集中火力向他們六人射擊，打的他們抬不起頭，只好什麽也不做地趴在羊圈中，這時，安珠貢保紮西所率主力也趕到山頭，漢人洛桑紮西已在山頭架炮向敵轟擊，幾乎彈彈命中，乘此機會，羊圈裏的六人也抬頭向敵射擊，時加多東珠、冉冉、白多、增納阿噶等已佔領北面山頭並從上往下向敵發起攻擊，羊圈對面山腰的敵軍紛紛向楚普寺方向潰逃，加多東珠他們繼續從山上往下攻，在羊圈這一邊的一山包上有敵機槍陣地不停地向對面掃射，然楚阿旺讓兩人守羊圈，他自己率三人向敵機槍陣地爬去，爬至能見到槍管的死角處，然楚阿旺用加拿大手槍向敵機槍陣地射擊，未有擊中，乃持衝鋒槍讓另三人掩護，然後一直葡匐爬到敵機槍陣地前，突然探身向裏掃射，三名射手不及反抗均被擊斃，然楚阿旺拉過機槍扔給在後面掩護的三人，他們立即架上向敵猛烈掃射，眼前之敵立即潰逃。時我軍已佔領了全部高地，但對面另一山頭有一敵機槍陣地仍在不停地掃射，理塘人僧噶和阿玉琶巴悄悄摸向敵機槍陣地，在快接近時他們向敵發起衝鋒，身材高大的僧噶被敵一個點射，三顆子彈全部擊中胸膛，當場陣亡。僧噶身上有長短三枝槍，因此召敢死者取槍，有佐噶丹正才仁者極勇(在尼泊爾與旺德一塊陣亡)，他報名後和然楚阿旺一起前去取槍，結果敵已自動退走，他們取回僧噶的屍體，取下三枝槍和護身符等，將屍體置一水溝中便繼續出發了。時安珠所率主力已向北朝羊八井方向開進。原來安珠鑒於回山南的路已被敵阻截，乃改變方向，然楚阿旺他們至山上，見增噶布魯和占卓(現在成都，為大投機倒賣西藏文物的商人)在山上等候，布魯是僧噶的徒弟，他們將僧噶的護身符等交與他，他得知師傅陣亡大哭，甚為悲痛。

天黑時部隊趕到羊八井草地一帶，當時部隊所處的位置是前（南）有拉薩到日喀則的公路，後（北）有拉薩通過羊八井到日喀則的公路，東南都有敵軍駐守，西南部是剛剛離開的尼木等地，敵軍更是密集，為了發揮遊擊戰的優勢，勢必要避免與大量敵軍的正面陣地戰和攻堅戰，因此向東北方向越過羊八井公路是擺脫敵軍前後堵截的唯一出路，雖然如此，當安珠貢保紮西鑒於形勢改變前往山南的計畫，掉頭向北挺進時，一些官兵的思想產生了一些混亂，由於四水六嶺護教志援軍官兵都是自願從軍，加上從未有過正軌的訓練，組織紀律性較差，因此有少數人還離開了部隊（其中絕大部分通過其他途徑返回了山南的根據地），大部分人則要求休息，安珠貢保紮西鑒於情勢不容遲疑，乃對眾官兵說：「都跟我走，我們的隊伍是自願結合的，如果你們堅持休息，你們就休息好了，我要走」，由此極度疲勞的隊伍才慢慢地跟了上來。在通過羊八井公路時，安珠曾召集部眾說：東南西均有敵，我們必須要從羊八井過，誰願自告奮勇充前衛時，有一人言：要敢死者，請自拿衝鋒槍者開始(護教軍在香噶登曲科林獲得十八枝衝鋒槍，分別配給了十八個馬吉)，顯然有人不滿，安珠乃親自率隊前往，後由然楚阿旺和自告奮勇的卡其強佐等人代替率眼前的二、三百人為前衛繼續向北進發，至公路邊，分兵把守兩頭，掩護總部通過。

兩頭的軍隊均遇到敵汽車。公路一頭是一輛吉普車，我軍大約射之，敵未還擊，人員傷亡情況不明。另一路由嘉戎西然等部警戒，他們用繳獲的敵七六二機槍向敵軍射擊，來敵以為是自己人(他聽出槍聲是七六二機槍聲)故下車喝問：為什麽向他開槍，西然懂中文，佯答而靠前射殺之，他們在攻擊並焚毀那輛汽車和另兩輛車後在火光中退出戰鬥。對此，漢人洛桑紮西回憶說：『不久，日喀則方面來了三輛汽車，第一輛車蓬敞開，裝載約兩班戰士，我們判斷其後續車中一定有重要東西，待兩車進入伏擊圈，五十枝步槍火力齊發，前一輛護送兵雖聽到槍聲卻未折回營救，我軍在兩部車上打死了一零六團駐防後藏，這次送往內地休假的軍官八人，奪獲八枝手槍和屍體上的手錶等物，因藏人風俗，不能取有血跡的東西，所以沒有揀拾。軍區陸軍醫院少校伊副院長在汽車打壞之際乘夜色逃跑，只遺留軍帽一頂，在其帽中查出其身份。又打死兩名高級女護士，兩名上尉醫師。同時奪獲從亞東進口的印度喀什米爾出產蘋果多箱，大家分而食之。』

過了公路，可見敵營中燈火通明，似有幾百輛車的車燈大開，藏軍呐喊著向念青唐拉山方向賓士，幾千匹馬蹄聲和官兵的呐喊聲震天動地，敵軍營中的燈光頓時全息滅了，悄無聲響。

部隊至念青唐古喇山腳宿營，次日計算人數少了十七騎，翻越念青唐古喇山時，才遙見敵軍排成幾路尾隨而來，護教軍留幾百人為後衛，其他人繼續翻山至南木措湖之南岸，由於敵軍停止前進，全軍休息三日，購了許多食牛，(一半付錢，一半留條子)。並計算戰果和傷亡情況，在聶木替我軍陣亡情況說法各異，如漢人洛桑紮西稱陣亡47人，嘉瑪額楚說陣亡37人，右翼總指揮然楚阿旺稱陣亡24人，傷46人。重傷者都留在村中，後來傷癒後都回到了山南。在統計各部擊斃敵人數字時，將各部報上的人數統計後總數超過三千，安珠大笑，敵一共不過兩千人，當然是各部虛報了戰果，但也不一定完全是假的，如遇一敵，十人齊射之，敵死，十人均向各自的排、連長上報打死一名敵軍。在噶岡也殺死許多的敵人，打的很成功。不久德格普巴成列率領的失蹤的十七騎也趕來歸隊，大家皆大歡喜。護教軍在湖邊紮營休息三日期間，除有敵機不斷臨空進行偵察外沒有別的情況。

護教軍休息過後順湖岸向東進發，七天後甩開南木措湖，各部指揮官集中商量下一步對策，會上決定攻擊在當雄的飛機場，乃派當地牧人去偵察，得知敵軍早已有防備，且守衛人數甚多，乃放棄攻擊計畫。又獲知有小徑通過當雄角澤拉山至熱振，再從熱振可到澎多，於是決定從這條線出發，尋隙穿過公路返回山南。

部隊從小徑出發至角澤拉山，山上有中共公路通過並有一個用草皮蓋成的養路道監獄，在通過公路時，發現有四輛車從北向南駛來，在公路南頭警戒的安多、理塘、恰成部部分官兵攻擊並將車擊毀，敵軍人數雖不多，卻爬在坑中拼死抵抗，我軍不得靠前，戰鬥中，兩個安多人陣亡，另有一些人負傷（據安多百長索南嘉回憶，有七名敵軍，擊斃六名，一名負傷後躲在車下，有噶松嘉者以往在國民黨馬步芳軍隊中服役，他以中文要其投降，對方破口大駡，並說你們把手伸出來，看我投降與否，噶松嘉將手指伸出，敵一槍即將手指打掉，槍法極准，眾射之，毀車殺人）。這時又發現有兩輛車從南向北駛來，嘉戎西然等在公路北頭警戒的部隊攻擊並摧毀敵汽車，殲敵十餘人，奪得全部武器和車上的物資。另一部分人則攻擊道班中的敵軍，敵依託道班周圍的工事負隅頑抗，並不斷向外投扔手榴彈，朵朵索南東珠等二人在圍攻道班的戰鬥中負傷，我軍在擊毀其一半陣地，打死三人，另兩人逃逸，奪得許多大米白麵等，由於主力已經過了公路而主動後退。

至熱振換了百余匹馬，(所謂換馬，就是取人民的馬，還之已騎累了的馬匹，因馬匹過幾日即可恢復，故對人民並沒有損失)購得大量食物，熱振溝甚大，在行軍過程中，護教軍曾成功地擺脫一次敵軍的伏擊，對此經過，然楚阿旺回憶說："我軍在行軍中，一直有三隻烏鴉不斷停在前面，似狗般嚎叫，始不知，幾次重複，安珠頓知為某護法，乃言：路走錯了，立即從另一條溝中拐進，並派人召回前衛"。當晚宿營時，有百姓前來告我軍前衛劫奪百姓，乃派人叫來受害者，來了三十餘人，問之，有言皮襖被搶者或腰帶被劫者等不一，乃令官兵交出，一一退回。只有一戶人家言拿去了三枝槍，"槍我用不上，拿去也就罷了，但同時也奪走了一黃金護身符和一千三百塊大洋，要求退回"。讓官兵交出，無一人承認，苦主又認不出人來，乃讓前衛官兵從兩杆"丹冬"(佛法之矛)中間穿過，一一發誓，仍無人承認，眾百姓見了，乃言沒你們的事了，你們已經盡力了，那個人為了一點財產，不惜在佛法面前說假話，發偽誓，不顧今生來世，就隨他去好了等，滿意而歸。

次日至澎多山頭，地勢險峻，是個理想的伏擊地，護教軍乃留下三百餘人在山腰設伏等一直尾隨主力後面的敵人，敵至，前衛二十余騎，後面有約五百名步兵，有幾匹馱炮的馬匹，敵在我軍昨晚宿營處詢問了當地的老百姓後就停了下來，至中午逕自返回，伏擊落空。

翻山至澎多前往止貢波窪雜嘎和旺休，在此前衛與敵七十余名步騎兵相遇並發生戰鬥，當時參加了這場戰鬥的芒康塔幸回憶說：在我軍後面一直有三十餘人的小股敵軍遠距離跟蹤我們，離開南木措向當雄方向走了一段後轉而通過澎波轉了一圈後又轉到北方牧區，然後在止貢寺附近待了一天，我們到瑪雄時又和敵軍相遇，當時我們約有一百五十餘人，是經總部批准後出來換馬的，所以騎的都是疲馬，當時我們正在行進當中，前方已經可以看到一頂牧民的帳篷，這時有一牧民趕著兩頭牛經過，看見我們後一邊招手一邊跑過來，說有許多的敵騎步兵正在距那頂可以看到的帳篷不遠處的另兩頂牧民家中吃飯，要我們小心。我們聞訊立即派人趕緊回去通知總部--當時我軍主力尚在止貢寺一帶，並尾隨偵察敵軍，敵軍吃完飯後開始出發，步兵在前，騎兵在後，三十餘人組成的騎兵在前走了一段後來到一個一面全是柳樹、灌木林，一面是草甸的溝中，我們的人雖多，但由於騎的馬不濟，所以多數馬走不動，只有我們三十餘人還跟在後面，走了一段後敵步兵進入山溝一邊長滿柳樹林中，敵騎兵則過河爬上另一面全是草甸的山坡上，我們一邊開槍射擊，一邊丟棄乘騎，徒步跟隨爬上草甸山坡的敵騎兵，可能是因距離遠，敵軍未向我們射擊，敵軍的乘騎全無果答（即馬匹爬陡坡時防止馬鞍下滑的馬前胸帶子）因此在向草上爬行中有許多敵軍的馬匹由於馬鞍滑到馬屁股上而不得不遺棄乘騎徒步逃命，這股敵軍除了被我們遠距離打死幾個外，其他的徒步翻過那座高山逃去。我看到一匹遺棄的戰馬，立即奔過去欲奪馬，到跟前見有兩匹馬韁繩連在一起，我上前抓住馬韁繩，一手準備把已滑落在馬屁股下的馬鞍重新備好，對面敵軍向我射擊，將馬匹均擊斃，我一看馬死了，趕緊慌亂的趴在一棵矮柏樹下，環顧四周，見另有四匹敵軍拋下的馬匹，在那不遠處，我不顧一切的奔過去將馬牽了回來，其中一匹棗紅馬我自己留下，一匹給漢人洛桑紮西，他的馬也不行了，另一匹給軍需處的一個叫求紮的人，另一匹給誰了我記不得，四匹馬中最好的一匹叫洛桑紮西給挑走了。那些進入山坡另一邊的柳樹叢中的敵軍一直躲在樹林中未出來，時我軍主力得知消息而趕來，嘉戎西然率部將那股敵軍團團包圍並佔據了四周全部有利的地形，於是然楚阿旺和一個大鬍子指揮官指揮部隊進入柳樹林中搜索，他們一見柳樹樹枝動就開槍，由於雙方距離太近，有一個敵軍的腦袋被打爛時其腦漿甚至濺了一個理塘人叫才巴夏拉的一身，如此近距離戰鬥中，有一個敵機槍射手身負重傷，臨死將機槍的彈簧取下來扔了出去，機槍是轉盤式的，讓嘉戎西然繳獲了，我在柳林中搜索向前爬行時，見到被扔出來的彈簧，我不知那東西是幹什麽用的，但還是順手帶上了，等我們將柳樹林中的三十餘名敵軍全部打死後，嘉戎西然才發現機槍用不成，幸好我把彈簧帶來了，使機槍可以使用。當時我們得到許多的戰利品，有的拿了望遠鏡，有的拿了手榴彈，槍彈等就更不用說了。我揀了幾袋糌粑(即中國官兵斜挎在身上的乾糧袋，裏面裝的是糌粑和其他食物混合的食物)以及一個布袋子(裏面有一些機槍轉盤彈匣)。

有關殲滅三十餘名敵軍的經過據然楚阿旺回憶："次日，總部通過該地時，那兒有一個芒康傷兵正在包紮，不時可見路旁有許多的敵屍，餅乾、乾糧袋等則扔的到處都是。傷兵言有三十餘敵騎進入瑪雄山彎的叢林中，叫後衛注意，並言前衛已打死了八十餘敵軍，奪得二、三十匹馬。於是主力繼續前進的同時，抽調部分人馬將那片叢林包圍，另派一叫恰城達瓦(現在幫德拉，是嘉多旺德在木斯塘逃亡被打死後，逃入印度的其隨從)持一旗至對面山頭，從對面以旗幟指引部隊，護教軍官兵從四面八方開始向灌木林中逼近，期間，不時可以見到敵扔下的水壺和糖果等，與我一同的是五名嘉戎人和正納阿項巴，我們悄悄地爬了一段路，見前方有樹木在晃動，乃分散觀察，不久只見一名敵軍探出頭來觀察，被我一個點射，整個腦殼被擊碎，腦漿四濺，其他人也攻擊掃射，不久將該地的六、七名敵軍擊斃。有一查瓦戎巴人、一傑塘人、一芒康朵朵在前行時，被敵機槍掃射，只聽的那位查瓦戎巴人在喊"我沒用了，別忘了拿走我的槍"，原來查戎朵朵的脖子被擊中，我們乃向機槍陣地的敵軍掃射，時見敵機搶手扔了什麽東西，以為是手榴彈，但也未響。幾個嘉戎人沖在前面殺死敵機槍手，奪了機槍。此役，我們將三十餘敵兵全部消滅。嘉戎人拿著繳獲的機槍，仔細看時，彈簧已被敵射手扔掉了，我想起剛才射手好象扔了什麽東西，乃叫他們去找，在林中尋找時，又得一俄制機槍，眾甚喜』。

當部分軍隊圍殲這股敵軍之時，主力則馬不停蹄地繼續向瑪雄溝口挺進，準備從瑪雄越過公路前往山南，從瑪雄順溝往南走可達山南，此為當地唯一通往山南的路。瑪雄山口有拉薩到貢波的公路經過，瑪雄山溝開始很開闊，但快到接近公路處山勢便開始險峻起來，敵軍在尼木等地連續遭受重大傷亡後，怒火萬丈，決心要消滅護教志援軍北路軍，他們調動一五五團、一五九團、一六零團和炮兵三零八團一營以及軍區裝甲連等兵力，由十八軍參謀長王亢親自指揮，于十月四號抵達松多、登巴和金達一線。他們用汽車運來大炮，再用騾馬將大炮拉到預定地點，軍隊則分散在兩邊山頭的山脊後面，靜侯我軍進入伏擊圈內。

藏軍來到溝中時，當地牧人前來通知說：溝口幾天前已有敵軍在準備，你們要小心等。部隊遂集中在溝中一塊大平地上，開會商量並派人偵察，並請神降諭，神諭指示：『今日要從溝中過』，於是以安多和大金寺為前衛，向南順溝出溝出發。出發時有理塘夏布嘉吾等十余人和安多十余人為兩翼警戒，他們一到溝口（《西藏平叛紀實》稱根浪溝）即散開向兩翼搜索前進，到山腰後下馬繼續向上搜索，由於主力部隊尚未進入伏擊圈，在那裏的敵軍一五五團副團長張建堂一直命令部隊隱蔽，安多警戒部隊首先至山上發現了敵伏擊部隊，並與敵軍幾乎同時開火，他們一邊射擊一邊後撤一邊向山下高喊"不要往前走"，安多部一名夏瓊人陣亡，索南嘉取回他的手槍，敵軍在伏擊被發現的情況下只好以炮兵向我軍轟擊，炮彈向雨點般射來，敵軍的第一次轟擊炮彈全部落在我軍陣地附近，由於地方多是草灘，炮彈打入後威力不彰，故並未造成太多的傷亡，這時從望遠鏡中可以清楚觀察到敵軍已從隱蔽的山脊後翻出，但由於我軍提前發現敵軍，所以雙方主力由於距離太遠而並未發生槍戰，只有炮彈不斷落下來在四周爆炸，在敵軍的突然炮轟下，護教軍被打了個措手不及，紛紛向附近的山頭爬去，有的人有乘騎，有的在慌亂中牽著乘騎，有些連乘騎也沒有，徒步亂跑，即沒有人指揮，士兵也不知該聽誰的，只是憑著本能向後或兩邊的山頭奔跑，總指揮安珠貢保紮西臨危不亂，和警衛三十余人待在營地觀察指揮，這時一顆炮彈在安珠貢保紮西身邊爆炸，安珠貢保紮西渾身被炸傷無數的傷口，整個人都變成了一個血人，他此時仍不肯撤退，最後被警衛們強行架離。其他各部則順山坡往上爬，大家各自為戰，最後絕大部分官兵和輜重都順利地退出了戰鬥，此役雖然有總指揮安珠為首的許多人員負傷，但死亡的並不嚴重，只是由於遭到突襲，部隊淩亂的向四處分散。使包括然楚阿旺和才沛等許多人被沖散。嘉戎部勇猛的馬吉西然也兩處負傷。由於敵軍主要是炮擊，所以馬騾的損失雖嚴重但大部分緇重仍得到轉移而未丟失，芒康塔幸回憶說："有一個哲蚌寺的理塘籍僧人他牽的騾子馱有嘉多的老式攝影機和我們的伙食費一些銀元，在敵炮擊下那個僧人丟棄騾馬自己跑了上來，在山腰上，嘉多頓珠對我說：'小夥子，你去把山下的騾子牽來，不然我們就沒吃的了'，我騎馬下山後在一較隱蔽處將馬的四腿全捆起來，然後徒步下山將那匹騾子和一匹馱著軍需處兩箱子彈的騾子牽了上來，軍需處的騾子交給了軍需處，當時有一個查瓦榮的戰士被炸死在一山包後，其坐騎後腿被打斷，腰可能也受傷，那匹馬還半拖著下身用兩隻前腿支撐著身體立在已經死去的主人身邊，馱馬死在不遠處，我欲取其槍枝彈藥，附近雖然沒有敵軍，炮擊也逐漸稀疏，但我想了想，恐拖久了不能脫身而作罷"。

擺脫敵軍炮擊的護教軍連續行軍兩天後到一個叫金答蔔的地方，有貢波桑色寺，由於隊伍中有五十余名傷患，安珠也由於身負重傷而一路上綁在騾子上，是在馬鞍上以豎兩根木棍交叉為靠架後將重傷的安珠以繩索固定在木架上，一路勞累不堪，因此決定在那兒住一天，當即在周圍和山頭佈置了警戒，部分人員則出去尋找食物。漢人洛桑紮西就是在外出尋找食物時由於遇到敵軍而與主力失散.

第二天早晨，巴塘根益西的侄子久美等總共有三十餘主要由理塘人組成的警戒部隊在一山頭遭到敵軍的攻擊，他們與敵軍發生激烈的戰鬥，其他官兵在聽得槍聲後雖趕來支援，但除了從另一座山頭目睹敵軍在集中火力兵力攻擊我守軍，整個山頭硝煙彌漫，山坡全給打的一片焦黑而外，增援由於距離遠而未能奏效，在那座山頭的我部三十余人中，除了拉噶喇嘛的管家負傷後得脫逃而外其他全部壯烈犧牲。巴瓦益西之侄有一個極有名的寶塔叫噶當確丁即（噶當寶塔），也在當天可能被敵軍繳獲。敵軍在消滅我山頭守軍後繼續向前來增援的部隊射擊，十幾個人扛著輕重機槍的增援部隊與戰場處於一個山溝的兩邊，見對面戰鬥已經結束便後撤，敵軍雖不停射擊，幸未遭成什麽大的傷亡。

部隊一邊回擊，一面從一條羊腸小徑翻過了一座高山，安珠等傷患在撤退中受了許多的苦。到拉日寺附近時，根據一芒康人降神者『你們明天不能去拉日寺，否則一個也活不了』的神諭，部隊轉而向北方麥地喀挺進.

在麥地卡，嘉戎、道孚克珠、大金寺三部(嘉戎十九人、道孚十餘人、大金寺十五人左右)共四十一騎由於不滿部隊計畫前往康區而離隊向西而去，大金寺的軍官叫白多加吾（加吾----大鬍子），巴金等已經被沖散。其他零星離隊者也不少。嘉戎部等41騎離開主力後向西出發，途遇白日人達才求則和秋則等人，一同從藏、阿裏地區環繞而至山南根據地，由於當時有一些人偽裝成康巴人或四水六嶺護教軍官兵的搶劫者，總部讓他們糾察，他們先後捕獲了一些搶劫、強姦者，其中有一次捕獲六個人，全都關押在森格宗監獄中。

再說主力在麥地喀翻過一座山後遇到一座苯波教寺院，因部隊中傷患多，部隊再次休息，當天，理塘嘉多頓珠部的芒康人塔幸和理塘阿吉離開大部隊各騎一匹騾子外出尋找食物，他們在一盆地中央見到有許多的馬匹和牧民，他倆想今天可以買到一些馬匹了，便從盆地邊緣向下移動，這時一個牧民急匆匆迎面跑來告訴他們有許多的敵步騎兵在牧民家中，他倆聞訊趕緊逃回來向總部報告，部隊立即集中作戰力量前去伏擊，當時部隊的主要戰鬥力都在後方設伏等待敵軍，沒有想到敵軍竟然從這裏冒出，安珠貢保紮西身負重傷，平時不能站立，當天竟挺身站起，高呼著"是男子漢的來啊"！由是部隊士氣大振，該地全是平原，只有一些丘陵，部隊在敵人趕來之前方的丘陵中埋伏起來，不久敵軍即趕來，前面有兩個藏人帶路，先是步兵，其中有四批馱運武器或其他物資的馬匹，不遠處尾隨其後的則是騎兵，一俟敵步兵進入伏擊圈，我軍即開槍攻擊，敵軍遭到突然攻擊，立即亂成一團，而後面的敵騎兵則遠遠地用炮火向護教軍轟擊，敵軍的大炮是架在一牧民的羊圈中，幾門炮一字排開，當時漢人洛桑紮西雖已經被沖散，安多百長索南嘉和噶松嘉扛炮到山頭，立即尋找有利地形架炮後向敵軍回擊，第一炮是裝足火藥射擊，炮彈打的太遠，乃減半射擊，炮彈擊中目標，望著被拋上天空的敵軍屍體，藏軍陣地一片歡呼，敵軍遭到我軍官兵從兩面瞄準射擊打活靶，不一會兒就將毫無障礙物的敵軍和四匹騾馬全數打死，在消滅進入伏擊圈的敵軍後我軍立即退出戰鬥。次日下大雪，敵軍用汽車將這些屍體運到拉日寺時，許多藏人都見了，興奮不已。這次我軍以弱擊強，敵不明底細，遭受重大損失，並在遭受這一次的打擊後在當地休息了幾天後便撤回了駐地。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終於擺脫了敵軍的尾追堵截，其後在木尺卡，曾遇到十幾個敵軍，似為沖散迷路的，亦被圍殲。

部隊繼續向北進發一段後通過嘉休丹噶（塔辛稱之為嘉休巴幹或加傑邊嘎）來到桑丹卡，因無敵軍追擊，地方多居民，糧食得到補充，在桑丹卡有敵軍的一個給養補給站，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從中獲得許多的食物和馬料，接著向嘉拉邊巴進發，途中藏軍一直用從敵軍屍體上搜出的西藥為安珠貢保紮西治療，效果奇佳，也已康復。在此期間也發生了一些護教軍官兵搶劫的事件，主要是增納阿噶和熱瓊布所屬的部隊和部分貢覺籍官兵共二十余人，他們先主力部隊出發，沿途不時進行搶劫，受害藏人向總部控告，總部雖然再三命令他們不許搶劫，但仍有人民被搶劫的投訴，總部於是抽調人馬組成軍法部，負責維持內外秩序，一天夜裏，軍法部潛行包圍了對人民進行搶劫的那幾十個人，並將其中的首犯增納阿噶和熱瓊布處決，其他人則根據罪行以皮鞭抽打。由是軍紀得到恢復，不再有被搶劫的投訴。

發展地方反抗軍主力撤回根據地[རྩོམ་སྒྲིག]

護教軍在極端困難的境地中打了一次勝仗，許多人就想就地休息一天，但由於敵軍有汽車，部隊武器的補給又源源不斷，而我軍官兵均系自願，補給困難，彈藥更是全靠個人籌措或從戰場繳獲，因此戰鬥結束後部隊還是連夜轉移到嘉休巴幹後休息了一天。當時護教軍人員由於一路不停的作戰，同時又要外出打獵或購買糧食以及換馬等，但戰場局勢瞬息萬變，許多官兵因此與主力失去聯繫以及一些官兵由於各種原因自行離開主力以及在戰鬥中戰死等等，使部隊減員嚴重，到嘉秀巴幹時護教軍只剩下263人（據索南嘉回憶，洛丁回憶剩二百餘人）。在此之前敵軍一直尾隨作戰，但不僅未討到便宜，反而損失慘重，最後不得不退兵，從而使四水六嶺軍獲得喘息和在丁青等地發展的機會。

在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尚未到達丁青之時，在拉薩以東的丁青、隆保然丁寺等也已經開始組織當地人準備與敵軍展開武裝鬥爭。

1958年藏曆六月八日，由嘎日本才旺多加、隆寶然丁寺吉索(僧職)丹增南卓為主召開會議，參加會議的瓊波噶日、納日、色三部和碩達洛三部、加倉、丁布、濕朵等周圍的各部落領袖立誓，他們決定於藏曆七月十八日正式起兵。

藏曆九月，安珠貢保紮西率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至嘉秀苯噶，得知上述計畫後，立即邀請嘎日本和波密才島等反抗軍首領以及地方領袖前去會面，嘎日本派丹正南卓和登本等人為代表前去，在薩定宗(屬邊壩地域)會面，安珠貢保紮西對當地已經自覺組織軍隊抗擊中國軍隊表示讚賞，並希望我各部軍隊同甘共苦。

經過幾次接觸討論，他們最後在邊壩開會決定由四水六嶺等部攻紮木，噶日等其他部則攻打丁青，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對此給予支援等。

散會後，開始分別行動，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和邊壩三部即碩般多、洛宗、達宗兵力加上波密才島部部分軍隊前去攻擊紮木，藏軍兵分兩路，一路繞道到紮木東南從松藏向紮木進發，另一路則從西北往南直接攻擊，決定在同一時間發起攻擊，但由於嚮導未找好，從東南路繞道紮木以南的藏軍，由南向北于夜間佔據有利地形，並在約定時間進攻並沖進去時卻發現房內竟無一名中國人，敵人已經搬駐到另一間大房子內，藏軍立即轉而攻擊，但已經失去了突然襲擊的優勢，所以只好改突襲為強攻。對此，據塔辛回憶說："當地有大量中國人蓋的房子，強攻對於我們來說是極為不利的，在戰鬥中嘉多頓珠腿受傷，我們幾個人把他扶離戰場，有一個察雅籍的小夥子，很年輕，由於空房子太多，每次作好準備沖進去時都沒有人，故可能稍微有點鬆懈，結果在進入一間房子時被打死。當時從昌都到紮木有公路，我軍已經派了阻擊部隊，他們前去阻擊時，見到許多穿著藏袍的人，有人懷疑是敵軍偽裝的，便開槍，結果那些穿藏裝的人隱入森林中，阻擊部隊未見到敵軍以為沒有問題了，便順公路向紮木撤退。其實當時敵軍是躲在一寺院內，這時也尾隨而來，瞅准機會將我軍官兵的乘騎全部劫掠而去，我軍官兵發現有敵情立即設防，又由於他們估計敵軍將會抄近路增援紮木，便在間道設防，結果沒有想到敵軍卻是順大路去救紮木，我軍倉促迎戰，有許多的傷亡，恰城的許多勇士也在戰鬥中陣亡，我們只好退出戰鬥。我們一直退到波密上部的才島部屬地，當地寺僧焚燒了寺院也欲一塊退走，才島一家和部下等隨我們到拉孜附近後，離開主力又返回自己的家鄉，他們的人馬裝備相當好，很富裕，牲畜多，他留在拉孜附近就地招兵買馬，聽說打的很激烈，可能沒有剩下幾個人。聽說後來他們還上了中國人的當什麽的，反正沒有幾個人活下來。"據中共出版的《西藏平叛紀實》記載："1959年1月4日，恩珠貢保紮西、才島為首的一千六百餘人包圍了紮木中心縣委，妄圖吃掉中心縣委，負責警衛縣委的一五八團一連的一排和機關幹部總共只有六十餘人，他們堅守一座築有兩層樓房的大院，一邊反擊，一邊向軍區告急。……譚冠三派出一五九團三營，由政委董志理和副團長吳晨率領支援紮木，同時命駐昌都的一五八團和一五四團各抽四個連隊，共八個連隊也增援紮木"。這兩股敵軍從東西兩個方向合圍紮木藏軍，譚冠三希望能夠一舉消滅藏軍，從拉薩出發的敵軍乘車於當晚抵達林芝，匯合當地的敵駐軍一起前來增援，途中藏軍雖然燒毀了通麥和卡通的橋樑，延緩了敵軍的增援速度，但除了負責燒毀橋樑的小股藏軍與敵軍發生短暫接觸而外，敵軍在增援途中幾乎沒有遇到任何的阻擊，因此他們於元月十四日趕到了紮木，在此之前一個小時，從昌都出發的敵軍已經趕到，藏軍已經撤離了紮木，由此，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圍攻紮木的戰鬥從1月4日開始到14日解圍以失敗而告終。在中共出版的書中還談到從拉薩出發的敵軍於當天在窮多湖與藏軍展開激戰，打死幾十名藏軍，俘虜二百余人，其餘則逃入窮多山嶺。對照塔辛的回憶，這股遭殺戮的藏人可能是逃避戰火的才島部百姓。

圍攻紮木失敗後，1月24日，噶日本領導本部和附近各部軍隊圍攻丁青，圍困長達92天，最後也以失敗告終。詳情見本書的有關內容。

總之，藏軍分兵以優勢兵力分別攻擊劄木和丁青守軍，結果卻是損兵折將，其中除了許多的失誤和麻痹大意，更主要的是藏軍毫無攻堅經驗和爆破器械，面對敵軍佔據堅固房子，藏軍普遍感到束手無策，在劄木戰鬥中沒有藏軍使用炮火的記載和回憶，顯然攻擊部隊並沒有攜帶僅有的幾門可以威脅守軍的火炮，在丁青也只有發射了三發炮彈，於戰事毫無損益，因此藏軍看似人數眾多，但面對堡壘反而處於劣勢。

攻打紮木後不久，山南根據地有信使前來，雙方接通聯絡，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決定通過貢波江達返回山南根據地，因此部隊向碩般多轉移，在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通過碩般多之前，部分人前往八宿，奪得西藏政府在該地的彈藥庫，獲得五十餘箱子彈和百余枝英式步槍。

在貢波嘉達，幾個從山南派來的使者趕到，稱拉薩已經爆發戰鬥，而且只有兩三天拉薩就已失守了等情。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立即出動，安珠貢保紮西率一百五十人通過嘉辛，翻過一座叫貢波巴拉山進入山南，當時有一些從昌都來的芒康人投軍，他們帶來了大量的豬肉和茶葉等，加上原有的物資，形成一個很大的輜重隊伍，安珠貢保紮西讓五十餘人跟在主力後面押送這些物資，準備回到山南後慰勞留守部隊，但卻在途中被敵軍劫奪，據當時押送這些輜重的塔辛回憶："我等負責押運軍需處的物資，由於物資較多，我們四處徵集托牛，因此留在後面，我們在當地雇了一些人來趕這些牲畜，到嘉辛時，碰到敵軍車隊和坦克，那些在前面趕著托牛的牧工一見中國人的汽車和坦克掉頭就逃，把托牛扔在那裏讓敵軍白白得到。敵軍也未追擊，把馱運的物資全部裝上汽車後揚長而去。敵軍一共有六、七十輛車，我們五、六十人躲在森林中眼睜睜看著卻沒有辦法"。

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撤出後，才島部和噶日本以及隆保然丁寺、索縣等地的大部分藏軍則堅持留了下來繼續戰鬥並建立了邊壩根據地。

第一次圍攻澤塘以及白雜渡口創敵軍[རྩོམ་སྒྲིག]

當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精銳大都抽調北上劫奪武器後，留下來的大都是些裝備差（甚至沒有武器）的軍隊和一些大老，即所謂的佐增，其中有部分在家鄉多少有點勢力或名望，到中後期甚至有許多部落酋長等加入，在這些頭面人物中，雖然有象雍日本、普巴本、噶日本、波米才島這樣偉大傑出的愛國者，但也有不少人在中共入侵時助紂為虐，這時由於受到中共民主改革的衝擊才被迫前來避難的，他們看重個人的爭權奪利而不是以民族利益和大局為重，因此，他們的參加使這個起初完全由平民自願組成的愛國軍出現了不安與紛爭。安珠貢保紮西走後，群龍無首，互相不服氣，各自為政，發生了一些爭權奪利的內鬥，據漢人洛桑紮西回憶，當他在瑪雄被敵軍沖散後歷經艱險通過西藏政府官員的幫助，由一名理塘籍哲蚌寺僧人洛佐護送下終於返回山南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總部艾拉嘉日時，不僅差點被槍斃，而且也發現『我第二次回到拉嘉日，看到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的軍政府負責人已經沒有了開創時期的團結友愛和互助合作精神，是否受了敵人反間計分化？還是領袖想爭權奪利？反正在軍政府內部，很明顯的由嘉瑪桑沛、降勒窮則掌握著領導權，暗中排斥主力貢保紮西。』另據與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關係密切的仲聶帕拉回憶："在山南的四水六嶺軍欲攻打澤塘，因內部不和而不太順，因此我傳話給山南，要他們不要這樣，你們必須有一個首領，因此立即派人去邊壩讓安珠貢保紮西儘快回山南，並隨同還寄了一封給安珠貢保紮西的信，其中談到：你儘快回山南，否則山南的四水六嶺快散夥了等。……四水六嶺在山南的部分，由於沒有貢保紮西，他們內部不和爭吵……在此之前，我對阿陪說：『那邊的四水六嶺組織如果散夥的話會很奇怪』，他說：『那邊的事可怎麽辦呀？他們內部爭權不和，打仗要作為戰士參加戰鬥，但都想當官而在爭吵，如此就很不好了，如象以前貢保紮西等到香地方與中國人打仗那樣，以及在邊壩等康區抗擊中國人的那樣能幹的話，會好的，現在山南地方的那些人，什麽也幹不了，還有出醜的可能，對他們無法抱什麽希望。』

總之，在山南的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留守部隊一則武器裝備低劣，難於主動尋戰，同時敵軍也沒有派兵前來圍剿，再則內部不和爭吵，沒有形成堅強的中心，因此山南留守部隊並不象北路軍那樣需要不斷地浴血奮戰，整個1958年除了小型的接觸而外，規模最大的就是圍攻澤塘的戰鬥。

澤塘是山南地區的中心，也是最大的城鎮。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成立後，除了澤塘和靠近邊界的亞東而外，整個山南地區並沒有敵軍駐紮，因此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留守部隊雖然裝備低劣，但還是輕易地接管了山南除澤塘、亞東以外的地區，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為了拔掉澤塘這個釘在山南的釘子，而曾先後作過嘗試，其中1958年10月曾圍攻過澤塘，對此據當時為士兵的嘉洛回憶說：『在山南的四水六嶺軍曾幾次圍攻澤塘，第一次是由德格巴瓊本、大金寺色色等人指揮的，無所謂總指揮，各自率領自己的一部前往，然後四面圍住，各部招集自願報名的敢死隊進行衝擊，我們藏人打仗一直都是這樣，敢死隊報名後就勇往直前，所以戰鬥中他們死的也最多，藏人不懂軍事，很少考慮什麽時候該撤回來，什麽時候該沖上去，只是沖，沖到死為止，就算完成任務了。死者當然是非常光榮的，為了民族和宗教而獻身，了卻了心願。但往往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有關這次圍攻山南的經過，中共方面在《西藏平叛紀實》中有一段記載，對照上文，也許便於人們瞭解當時的情況，該書記載："當時九連有步兵排三個、重機槍排一個，六零炮班一個，另配屬有八二破擊炮排一個，共一百三十五人，分住岡布和澤塘兩地，澤塘有二排和一個重機槍班，一個六零炮班；除步槍、衝鋒槍而外，還有輕機槍三挺，重機槍一挺，六零炮一門，再加上工作隊的一挺老式機槍，由副指導員和二排長指揮。

十月十三日、十四日，叛亂武裝一百多騎兵從紮囊到昌珠，明目張膽地在九連防地前大搖大擺地經過，根本沒有把九連放在眼裏……17、18日，駐在頗章、瓊結兩地的叛匪開始向乃東、澤塘方向運動，共約七百人，在昌珠的一個村召開各地頭人和叛匪內部幹部會議。22日夜4點鐘左右，叛匪向九連駐地山上運動，引起沿途狗咬，淩晨五點左右，叛匪全部佔領岡布和澤塘周圍的山頭，開始構築工事，叮叮噹當的響聲和狗叫引起九連岡布哨兵的注意並向上報告，指導員即命令部隊進入陣地，同時與駐澤塘的二排聯繫，但電話線已被叛匪切斷。…七時五十分，叛匪開始向九連駐地射擊，此時二排才知道被叛匪包圍，副指導員戚學和二排長馬上率部隊進入陣地。……叛匪三百多人佔領岡布周圍山頭，利用排子槍和冷槍相結合，牽制和封鎖九連主力的動機，阻止增援二排，利用四百餘人猛攻澤塘二排…由於二排奮力抵抗，叛匪的猛撲沒有成功，叛匪立即組織火力向二排發起攻擊，終因二排火力較強未攻下。天亮後停止進攻，仍以排子槍和冷槍相結合困住岡布和澤塘九連的部隊。

23日白天沒有軍事行動，夜12點至淩晨一點，叛匪開始向澤塘醫院北面平地和南面比二排陣地高的多傑的住房運動，同時由東林卡利用堤埂向據此一百多公尺的澤塘陣地移動，淩晨兩點左右，叛匪利用明亮的月光，憑藉多傑房子的有利地形，用排子槍掩護想突破二排南面矮牆，突入牆內。叛匪衝擊時，二排的機步沖槍猛烈射擊，叛匪遭到猛烈射擊後立即後退，又轉變方向，從二排北面及東北角進行衝擊，叛匪距離圍牆幾十公尺，最近的只有十幾公尺，二排的輕重機槍和步槍衝鋒槍一齊向其開火，眼看叛匪支持不住，由於塵土較大，重機槍出了故障，停止射擊，機槍手一面排除故障，一面提醒副指導員快調輕機槍掩護，一面還投擲手榴彈，眼看叛匪沖到圍牆邊了，有的只隔幾公尺，重機槍排除了故障，咯咯咯的叫起來，終於又把叛匪打退。

半個小時後，叛匪重新組織兵力，以多傑的房子為隱蔽，在東林卡叛匪火力掩護下，從東北角憑藉房屋的有利地形向二排進攻，此時月亮已經墜下，叛匪用手電筒照著向二排衝擊，二排早已發現敵軍，待叛匪沖近時，副指導員命令部隊一邊射擊一邊投擲手榴彈，叛匪因傷亡較重又退回，不久又組織進攻，沖到與二排最近的一座民房邊，用煤油燃房子，並將澆有煤油的草捆扔到二排房腳下，並想法引燃，企圖燒掉二排房子，因風向不對，這一招沒有得逞，但叛匪趁著二排視線不好，又向二排發起猛攻，二排戰士因視線不好，只能憑藉火力壓住叛匪，叛匪進攻未成，又在南面將老百姓堆在打麥場上的三堆草點燃，借著火光向二排衝擊，由於二排火力很猛仍未成功，但二排傷亡較重。不久叛匪又發起進攻，有兩挺機槍架在多傑的房上，對二排造成很大的威脅，戚學向指導員請求向圍攻二排的叛匪實施炮火壓制，指導員立即命令用炮火支援二排，共打了三十二發炮彈，多傑房上命中八發，使房上原來大喊大叫的叛匪此時鴉雀無聲，在炮火支援下，二排才打退叛匪的進攻。

淩晨5點，叛匪停止進攻。白天也沒有進攻…由於昨晚二排傷亡較大，所以二排戰鬥情緒不高，戰士有厭戰情緒，二排長朱進雲宣佈戰場紀律，如有臨陣脫逃、貪生怕死的一律執行戰場紀律。

此後二十四日夜和二十五日叛匪都沒有向二排發起進攻，第四天，叛匪陸陸續續隱蔽撤走，留下少數人打冷槍掩護。』

從以上敵軍的記載中，可以看出藏軍雖然表現了頑強的作戰力，但由於火力不及敵軍，沒有任何的炮火和爆破工具，加上不懂作戰，如夜晚打著手電筒進攻和焚燒草垛後借著火光衝鋒，造成敵在暗處，我在明處，純粹是為敵軍指示掃射目標等等，因而雖然兩個晚上（22和23日）前後五次發起強攻，但由於損失較重而最終不得不退回。

攻堅戰雖然以藏軍損失嚴重而失敗，但駐守在白紮渡口的我軍卻以低劣的武器重創敵軍，對此據當時參加戰鬥的嘉洛回憶說："我們章果部(只有十一個人)和娘榮部(只有九至十人)一起由雍珠多嘎為百長，加上部分兄弟部隊一起去守衛白紮渡口，該渡口距澤塘甚近，在桑葉對面。當時的另一個指揮官是噶瓦恩瓊麻子，我們守衛白紮渡口的百余人中，只有二十餘枝槍，而且其中僅有六、七枝長槍，其他全是短槍。我們見雅魯藏布對面有中國人的幾間營房，恩瓊麻子下令攻擊，我們過河偷襲，結果敵早已主動撤出，我們便燒毀了房子。

第一次圍攻澤塘的我軍撤出後，敵軍從澤塘出來向我們攻擊，我們在一平原與敵軍接觸交火，這對我軍不利，戰鬥中，我的朋友娘榮阿才陣亡，另有一恰城人陣亡，一噶瓦人和一甘孜人受傷。我軍乃退守一山頭，那山頭在榮和白紮渡口之間，是一座有兩個山頭的山，敵我同時搶佔一個山頭(另一個已在我們手中)，我們騎馬，敵步行，雙方從兩邊往山頂爬，我軍稍領先，敵雖是步兵速度卻非常的快，我們佔據陣地後將敵壓下，當時我們雖然裝備低劣，但士氣高漲，拼死戰鬥，一直堅持到天黑，天黑後，我援軍趕至，我軍四、五百人投入戰鬥，中國人也不少，是澤塘的守軍，半夜我軍從各處攻擊時，敵損失慘重，倉惶後撤，途中有許多敵兵因不熟悉地形而走入絕地，當時河對岸有藏人還未能過河，他們見一中國人逃到懸崖上無路可走時，轉了幾圈，然後把槍一扔竟跳河了，那些藏人還以為那個敵人會遊過河來而作了準備，結果該敵不會游泳，是跳河自殺。在攻擊中至少有一甘孜朵朵、一嘉戎人陣亡。這一仗我們打的甚為成功，敵人數不少，我軍人數雖多卻只有部分人有槍，特別是子彈非常的缺乏，有五、六十發子彈的已經夠讓任何人羡慕的了。此後我軍第二次攻澤塘，也是無功而返，每次都有損失。"

顯然，從圍攻紮木到圍攻澤塘，藏軍即使集中優勢兵力，由於沒有任何的攻堅炮火和炸藥，所以無不以失敗告終。這一點隨後得到了證明，那就是貢嘎、紮囊伏擊大勝和第三次圍攻澤塘的失敗。

貢嘎紮囊兩戰大勝圍攻澤塘功敗垂成[རྩོམ་སྒྲིག]

再說西藏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北路軍在瑪雄遭到敵軍伏擊炮轟之後，右翼總指揮然楚阿旺被沖散，有關沖散的經過據他本人回憶說：『一些炮彈在安珠貢保紮西營帳附近爆炸，安珠貢保紮西被許多炮彈碎片擊中，我和喀且強佐在一起，見安珠營帳處濃煙滾滾，心想不好，立即奔過去時，見安珠的幾個隨從有的抓馬站在那裏，冉冉渾身都是鮮血地對我說：『阿旺，不行了，安珠被打傷了，現在該是好好地赴死的時候了』我至安珠處，見安珠半臥在那裏，渾身是血，眼睛已被鮮血蓋住，我以安珠的帽子擦去汙血，安睜眼見是我言：『阿旺，我沒事，我有護法神的保護，沒有事的』。丹正旺青在旁迎面對著敵炮彈飛來的方向振振有辭的在做法祈禱。索南朋措(與丹正旺青現均在印度德拉敦)還未傷，其他幾個隨從均已負傷，其中一叫道傑的四十餘歲的芒康人，其腿已被炸斷，他一手推著槍，高叫『別碰我，別留下槍』(藏人相信沾上別人的汙血，護法神就不會保護自己，否則可以刀槍不入)安珠言要喝水，然後掙扎著起來至一山彎處，丹正旺傑和索南朋措我們三人將安扶上馬，他們扶著安珠，我騎上安珠家的一匹騾子至一山彎，此為敵炮火的死角，我們點火焚燒柴薪準備溶油熬傷口止血消毒，安不讓碰，只是叫我挑一些人上後山控制高點，言敵肯定已到山後，如佔領山頭則我們全都完了，我想安可能要死了，不能讓敵人發現屍體(如屍體被敵發現，就會運到拉薩在藏人面前炫耀)，故未從命。時喀且強佐、根南傑均重傷而來，恰城格桑秋則也至，安再一次說快設法搶佔此山頭，否則此山彎中的人均得死。喀且強佐言：然楚阿旺，請你和夏樂才沛帶一部分人上山去，我們向佛祖起誓，絕不扔下安珠，不管他是活的人還是死了的屍體，你放心好了。安又說："一定請儘快上山，我絕對沒有事情"我乃言："好！如陣地失守，則必是我戰死了，當時我身上全是鮮血和腦漿(在叢林中近距離擊殺敵兵時所濺)，時我已不相信什麽護身符了，為什麽不傷別的，偏偏傷了安珠。

我的隨從朵朵索南敦珠已負傷，他有一匹好馬，我向他借了馬後轉身對後面的眾官兵言："大家隨我來，如不能佔領此山頭，我們大家都完了"，我和佳樂才沛一馬當先，有百餘騎相隨，至山腰，我對眾人言："如山頂有敵，則要前赴後繼，向中國人一樣不管死活的往前沖，否則山頭失守，則山彎中的我軍都得死，我先沖，我死了大家不要停，一定要衝上去"。從那兒可以看到另一山頭有根益西的侄子和根南加的侄子等六、七個僧人，我向他們喊：你們要小心！他們高叫："放心吧"。

我們快速趕到山頭時馬已疲，山頂有一塊平地，我和佳樂才沛(全名是：夏樂求則才沛)的馬好，首先趕到山頂，我們一到山頂立即棄馬向平原的另一頭奔去，至平原的另一頭正好見到敵也快到山頭了，都是步兵，氣喘吁吁地以槍作為拐杖往上爬，我們立即向敵掃射，敵無力反擊，紛紛倒下或又滾又跳地退回。另一股敵軍在向我們的後方移動，我回顧卻不見同伴上來，問才沛，他說剛才還見他們在邊沖邊盲目射擊，哦！看樣子他們扔下我們退回去了。我說不可能吧！他說他們肯定以為我倆戰死了，後得知他們果然見我倆臥倒，以為我們倆戰死了，因此退回後向上回報言我倆戰死了。時安珠他們已撤出大炮射程以外，炮擊已停。

我倆見一股敵軍向根益西侄子守衛的山頭奔去，我倆互相說：看啊！要打起來了，結果卻毫無動靜，原來他們也退走了。我們在山頭進退維谷，因為直接退必為敵所狙擊，於是我倆提著長刀，呐喊著往下沖，敵可能以為我們要玩命或是以為後面還有人，並沒有開槍，我倆佯沖了一段後突然往左一拐，轉眼就越過山脊逃出敵視線以外，雖聞敵開槍卻也為時已晚。我們下山見安珠他們已不知去向，只看到根丹正多傑、芒康紮巴秋沛、查瓦戎巴白馬仁增、夏囊等人躲在一個山凹處，丹正多傑是我的遠親舅舅，我問大部隊呢？回答說以為你們已經死了而先走了，時天也黑了下來，商量怎麽辦，敵軍在四周點燃了許多的篝火，最後大家一個一個地從篝火間穿過，半夜來到一個山口，突然聽到中語聲音，雙方幾乎同時開槍，槍口噴出的火光可以看到敵軍的臉，我趴下後見佳裏才佩正掙扎著從死騾底下爬出，這時敵軍射出照明彈，借著照明彈可以看到有幾名敵軍躺在那裏，照明彈剛滅，一名敵機槍手爬起來抱著機槍向後逃，我們馬上射擊將其打翻，又是一顆照明彈，可以看到有三名敵軍倒在原地未動，我們繼續射擊，時衝鋒槍出故障打不出子彈，乃用手槍邊打邊退，有個機槍太重，扛不動扔在水坑中，然後借著樹林奔跑，佳裏才佩手裏提著他的中國鞋赤腳奔跑，到一小湖邊，累的口中有血腥味，喝幾口湖水，一邊休息一邊至一懸崖下的灌木林中隱藏並睡下，天亮醒來時不見一人，只是山腳有炊煙，不一會兒聽得山腳傳來吹哨聲，只見附近各個山腰冒出許多敵軍，原來不知何時設伏在這一帶，敵下去吃飯後，部分往北而去，大部分則順山腳水旁小路而去，我們在山上躺了一天，這時才看到我的拇指受傷，彈片卡在裏面（後在澤塘取出），後行走一夜，沒有吃的就取出護身盒中的加持物吃，幾天後遇到牧民和被這家牧民隱藏起來的香南，即我們一個一個地走出篝火包圍圈的幾人當中之一，購得馬匹食物，至雅日寺，寺僧將他們藏起來，如此轉輾來到拉薩，』然楚阿旺到拉薩後，通過安珠秋紮和藏軍連長格桑占德、旺德紮西等發生聯繫，並通過他們要求拜見達賴喇嘛，到拉薩後的第二十三天，兩個連長緊急通知他離開拉薩，然楚阿旺問究竟為何時，兩個連長說："是因出現了緊急情況，本來仲聶帕拉和贊珠格桑益西就你倆拜見達賴喇嘛一事已定，但因出現緊急情況，已不可能了，你倆不管去那裏、如能到山南總部最好，反正情況不好，如裏外(裏指在西藏政府內的，外指公開反抗者)都不注意則極不利"。在此之前，然楚阿旺還要求西藏政府提供一百枝英式步槍和兩門大炮、六門小鋼炮、二十挺機槍、二十枝衝鋒槍等，當時兩位連長問如果有武器又怎麽取呢？然楚阿旺他們表示可以裏外串通，讓三大寺的同鄉僧人來取，這時兩個連長也對此表示：此事危險，恐無益反而有害，你們外出要謹慎等等。格桑占德和旺德紮西只有配發的子彈，軍械由桑頗管理，槍彈難取，而且每過兩個月要檢查一遍，故他們只拿來了一千發英式槍彈和六百發衝鋒槍子彈，並希望在外的反抗軍多加努力，說他們在內的為了民族、宗教絕不會出醜等。然楚阿旺乃立即通知在拉薩的白瑪仁增和十六、七名四水六嶺的散兵，要他們當晚即去澎波會合。

再說從噶瓦讓娘寺守衛後山而擺脫中共包圍的迭達等村莊的百餘人離開讓娘寺後，一起來到果雄，當時果雄漫山遍野到處都是牛羊，婦幼家屬等紮帳放牧，一片繁榮景象，可能有萬戶以上人家的樣子，雖然旺澤百長、隆松百長等許多人都在，但因河西各村的都將家屬領來，並趕來牛羊等，所以他們忙於照顧這些，很少組織打仗的問題，而河東來的百余人單人獨騎，連吃的都沒有，因此，烏金拉加和加倉巴桑等商量後說，看樣子這樣不行，這樣打不出個好仗來，聽說有個四水六嶺護教軍，不如一心一意去找他們加入。大家都覺得這個注意不錯，就離開果雄去尋找四水六嶺，在途中，不斷有人離隊，一路上多有分散，有的回去，有的轉投其他部，追隨加倉巴桑、烏金拉加、旺青才加、樂倉布、白瑪桑丁等的最後只剩下二十三人，他們離開果雄後，向西從怒江源頭的兩湖間穿過，途中，遇到二十五族之仲巴麥瑪的勒赤所率五百餘戶人家，樂赤索南紮巴派來了三個年輕人，其中一個原為中共幹部，受過中國人的訓練，他們說：白日麥瑪的紮巴南嘉從當雄趕來，不久將至，等紮巴南嘉、紮武部及其他各部人馬集中後，我們再共同集中力量與中國人作戰，我們願為你們提供軍糧等，並給了許多的食物。他們商量後認為勒赤部扶老攜幼，還趕著牛羊，他們自己卻是單騎獨馬，很難同行，而且大家都認為投四水六嶺是最好的選擇，故未答應，在熱振遇到邦布加倉的二兒子加倉索南以及理塘久美寧紮、玉須部落俊榮寺的羅桑、敦廓人秋嘎等，加倉索南是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的嘎瓦百長，在戰鬥中沖散，當時索南不僅有馬，還有三枝長短槍，其中一枝中國造的衝鋒槍，是在戰場上繳獲的，另有原有的一枝英式步槍、短槍等三枝槍，這時在納曲一帶經商的雍珠的弟弟尼松也趕來加入，大家一致決定一起去追趕已向東而去的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途中他們遇到從理塘突圍後逃來的然楚阿旺之父親和他的三個兒子，即當紮、索南朋措、索南才仁以及他們的隨從益西才仁等人，他們都清一色的拿著中國武器，都是在家鄉戰鬥中從中國人手中繳獲的，大家商量後，索南才仁和當紮留下來，要隨他們去投奔四水六嶺。這時，在拉薩的然楚阿旺傳話來，叫各處的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散兵到澎波會合，他們遂轉而前往澎波，但有一個恰城的豁嘴僧人及其所部二十餘人和部分大金寺人、理塘人等不聽然楚阿旺的傳話，仍繼續向東前去追趕安珠貢保紮西。

其他人到澎波後與然楚阿旺會合，然楚阿旺和佳裏才佩拿出兩位連長給的子彈給他們補充，這時有一個德格人，兩個鄧柯人，兩個囊謙人等也來投奔，共有十九名原四水六嶺官兵和其他新加入的人員共得六十二人，以十人一班編成戰鬥序列，遂成軍建立兵營。

他們在玉阿囊賽馬射擊訓練期間，曾有三、四十餘敵軍前來，在一村莊問當地藏人有多少藏軍，人民故意嚇唬說有五、六百人不久降之，敵遂遁去。

當時，由於世局混亂，敵軍乃派遣一些人偽裝成康巴人，前來澎波一帶搶劫，企圖以此破壞藏人對康巴反抗軍的支持，同時可能也有少數藏人剩亂打劫，在這些活動中，有些不僅搶劫財物，而且還撕毀唐喀，砸碎佛像等，造成一些混亂，藏軍立即派人傳告四方：此非真正康人，說康人搶劫還說得過去，何故砸佛像撕唐喀？以後凡遇這等人，請速告知。於是搶劫者絕跡。

期間，由於藏軍嚴明紀律，規定非經許可，不許取一針一線，違者或開除或處決，同時每天進行訓練，因此人民甚是歡喜，澎波各大戶紛紛派人來問藏軍需要什麽，他們願意提供，並乘夜送來許多我們需要的東西。有一個叫尼米的村莊，願為一百人提供一月的糧草，藏軍遂駐紮在該村。

藏曆10月25日是噶登供燈節，夏樂家的隨從從拉薩帶來兩封信，一封是西藏政府軍代本噶桑占德的，代本在信中要求他們設法前往山南，並指出敵組織105輛汽車，已去山南一次，於十三日返回，不久又要去等。另一封是然楚阿旺哥哥的信，內容是他們去卦蔔的結果，卦蔔言十一月五日前大吉，前往曲秀方向等內容。並稱去算卦時兩位連長均在場等。他們乃請神諭，神諭言：11月5日前去辦最重要的事。

最重要的事當然是回山南大本營。因此他們立即決定出發，從每十人中抽倆人為前衛，分別前去準備，主力到晚上十一時左右悄悄離開村莊向曲秀方向進發，到林周宗時，將馬關在大房子裏，人員潛伏，如此潛行五日後至雅魯藏布江江邊的嘉桑朱喀(鐵索橋渡口)，船夫連夜將他們全部送過了河，當時正是"九惡相聚日"，天冷風大，至河南，當地雖然沒有任何一方的駐軍，但已經屬於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控制區了，一間房子裏有許多的肉、油、面等食物，那是屬於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的一個軍需倉庫，他們就住在哲蚌吉索在當地的的房子內，盡情享用那些食物。

第二天，索南才仁首先發現了敵情，從望遠鏡中可以看到整個河北地區塵土飛揚，在漫天的塵土中，敵車一輛接著一輛沒有個完，他們又爬到曲秀嘉桑山的絕璧上觀察，只見敵軍進入他們前幾日住宿過的村莊，將全村的人趕出來集中，然後將男女分開並進行詢問。

下午四時許，敵車隊又開始出發，他們立即集中商量下一步的行動，一些人建議乘敵擺渡時截擊，但然楚阿旺等主張等敵軍過河後再打，理由是這樣才能用繳獲的彈藥補充消耗。敵車隊至河對岸後，藏軍迅速在嘉桑山腳設伏，但敵軍並沒有過來，晚上，然楚阿旺要求部下自告奮勇前往河邊偵察，說明去偵察時可以選騎所部中最好的馬，嘎瓦雍珠和另一也是嘎瓦邦布村的協珠丹巴報名前往河邊偵察，由於晚上漆黑一片，偵察人員一直走到河邊除了見到對岸燈光一片一閃一閃的而外實在看不出個所以然來，兩人乃決定返回，歸途中敵軍可能聽到馬啼聲，突然向他們所在方向盲目開槍。

藏軍遂繼續埋伏，時至十一月，寒風刺骨，待天亮，敵仍未來，鑒於當地過往的人非常多，敵軍很可能會打聽到藏軍在這一帶活動的情況，因此，然楚阿旺果斷的決定部隊向貢噶轉移，離開前他們故意假裝驚慌地散佈說：敵人非常多，我們要逃跑。晚上，他們趕到貢嘎宗住下，貢噶宗位於公路旁的一座山頭上，公路從山腳沿雅魯藏布江向東延伸，地勢險峻，是伏擊的理想地方，貢噶宗的宗本為人精悍，不僅向他們表示友好，而且還派出許多僧俗在各地嘹望，使部隊有時間進行戰前休息，期間然楚阿旺寫了四封信，說明他們將要在貢嘎與敵人接戰，希望火速派兵增援。信件委託宗本派八個人分四組去找四水六嶺的人，他們還在八名信差的腰帶上蓋上印章(意謂緊急，中途不得寬衣解帶)。

次日晨，負責瞭望的百姓奔來大叫："中國人來了"。藏軍立即起床，開始進入預定的伏擊陣地，由於從理塘來的兩個弟弟等人打過惡仗，武器精良，因此然楚阿旺讓朵朵魯然和索南才仁守衛制高點，最盡頭的陣地分派給他的另一個弟弟丹紮和查瓦戎巴白瑪仁增以及昌都老僧、芒康項巴、阿珠等八人，第二個陣地派了佳樂才沛和僧人色松(現在瑞士)，其他人依次沿公路根據地形安排後，靜等敵進入伏擊圈。

再說由敵軍第一五五團三營營長杜效模率領兩個連護送山南分工委幹部和為澤塘敵守軍運送物資的二十七輛軍車於十二月十六日從拉薩出發，十八日過曲秀渡口，直接向澤塘方向奔來，在此之前，敵軍情報部門向他們通報那一帶可能有藏軍，敵軍一五五團團長喬學亭要求杜效模注意時，杜效模狂妄地說："幾個叛匪就把人嚇成這個樣子，如果要叫打，我杜效模帶一個連保證把西藏打平"。

途中他們果然從過往的老百姓口中得知河南有藏軍在活動，因此途中一直很小心，由於一直沒有遇到藏軍，所以，膽子也開始大起來了，到了貢噶，敵軍連長說此地險峻，是不是派尖兵偵察一下，杜效模遂命令一個班帶一挺機槍前往山上偵察，尖兵班一直向藏軍埋伏的陣地走來，敵軍快到山頭，與伏擊藏軍距離只有十幾公尺時，藏軍仍沉著地不予理會，在山下的敵軍營長杜效模見他的偵察分隊快到山頭還不見藏軍，以為沒有埋伏，膽子又大起來了，在下面大喊大叫：『快快快，快回來上車，有他媽吊的叛匪，再耽誤，明天也到不了澤塘，儘是些女人膽子，膽小如鼠，聽見風就是雨』，於是敵車隊放心大膽地直接往伏擊圈裏鑽，我伏擊部隊一直放敵軍車隊源源進入伏擊圈中，到第一輛車一直開到伏擊陣地最東頭的丹紮他們陣地前，丹紮他們才打響第一槍，據丹紮回憶：『我在公路的東頭(敵從西往東而來)，有人下來言：「我們放兩輛車過來由你們負責消滅，其他由我們收拾」。有一個昌都人，是四水六嶺從北方失散的，嘎瓦索南說：我們不能在邊上等，要到公路正前方去伏擊。我們(即我和昌都人、還有幾個安多人，但他們沒有槍，是放在前面準備揀被消滅之敵軍的槍枝的)乃在公路前方麥地裏壘石挖土為戰壕，安多人雲丹會中文，他說：我以中文叫停車，敵一停車，你們就開槍。工事剛修完，敵車隊已至，一到跟前就射擊，敵第一輛軍車立即停了下來，第二輛軍車則跳河，在我軍攻擊下，敵死傷慘重，車上的敵軍紛紛下車向後逃跑，在第一輛車旁邊就留下了十八具敵軍死屍。跳河的第二輛車上的敵人全部淹死了，我們沖過去時，見到還有兩個敵人抓住車欄杆浮出水面，我們亂槍擊斃了。向後逃去的敵軍又先後被我們打死二十四人，我們奪得兩挺機槍和十六、七枝步槍。機槍是架在車頂上的。這時，當地人民湧之，以石頭砸敵屍體等，人民得許多的手錶。後有部分人民將手錶等交給了四水六嶺軍需部門。我們將車焚毀了。』

據然楚阿旺回憶：『戰鬥打響後，尼松和雍珠他們在我上邊的陣地，子彈不多，這時也向敵射擊，敵軍擠在車上，一時半回竟無人回擊，有一叫德格諾布者和納喀者，原疑為敵特，神諭言帶上他倆有益無害，他倆都在中共軍隊中受過訓練，當時我帶在身邊，以便就近監視，他們會使用手榴彈，這時他倆正拼命往敵車扔手榴彈，手榴彈一顆接一顆的在坐滿敵兵的車內爆炸，炸的敵人血肉橫飛，二十九輛車在我們的襲擊下停在路上，一時間任憑我們居高臨下射殺。當時我還讓人民和僧侶在山頂準備了許多石頭，告訴他們在聽到我的命令後才向下滾，但他們一看我們打響了，便使勁往下滾石頭，結果差點把我給砸死，一個大石頭從我頭頂一擦而過。我讓其他人射擊的同時，趕到丹紮處，見他們還未將一輛車的敵兵消滅幹盡，機槍就支在那裏，我們有九個人被安排在這裏，是沒有槍的，負責在戰鬥打響後撿槍，但有一名敵兵躲在一山溝中，以長短槍輪番射擊，不讓人靠前，我讓他們掩護我，然後悄悄順溝爬下去，快到汽車邊時，有一敵兵躺在死屍堆裏裝死，見我過來翻身向我投了一顆手榴彈，我轉身往回跑，手榴彈在我後面一彈一彈的嗤嗤冒煙，我跑了幾步，估計要爆了時臥倒，一聲響，背上似有什麽東西給擊了一下，我想可能叫彈片給擊中了。後面丹紮急的在喊"你要尋死呀，不要去"，時向我投彈的那名敵兵已被山上的我軍官兵亂槍擊死，我繼續摸到一個有利的地方，一槍將那名不斷頑抗的敵軍擊斃，(擊中胸膛，槍馬上從手中掉落，身體則慢慢地順岩壁倒下)我喊快來取槍，沒槍的幾個人聽了，飛快的跑下來往車上趴，結果不想車上敵屍堆中，又有一敵兵佯死，他翻身起來先扔了一顆手榴彈，然後嗒嗒嗒地向他們掃射，但除一名夏爾巴人的手掌被擊中而外，無其他傷亡，算幸運，我以為趴車取槍的人被打死了，馬上打了個滾鑽到車底下，巴麥仁增他們則從山上往車上掃射，子彈穿透車廂底打在我旁邊，我在車下急的一邊大喊：『別打』，一邊從車廂底向上掃射，一會兒不見動靜，敵已不知被誰給擊斃了，乃讓他們取槍，那個夏爾巴人（東部人之意）的真實身分好像是一個中國人，但會藏語，是德格諾布他們的朋友，這輛車的武器全部為我們所奪。人民也蜂擁下來，從敵屍上取手錶等，我軍的少數官兵也在屍體堆中亂翻，我讓人民只拿武器彈藥以外的東西。另有擊毀幾輛車，上面沒有幾個敵兵，車內裝滿沙子，我很納悶卻不知其中奧妙，後來才聽說裏面裝的全是我們最需要的彈藥，可惜我一直未察覺。另有一輛車掉進河內，從早上八點左右一直打到下午三點，我們一共奪得八挺機槍和五、六十盤轉盤彈匣，我立即讓一些人扛這些機槍和彈藥去支援在制高點上的我的弟弟索南才仁他們，因為敵車隊後衛的一部分敵軍雖遭打擊，但仍有一部分在機槍掩護下向山頂沖來，卻一直聽不到朵朵和索南才仁的反擊，我有些緊張，那些扛著機槍和彈藥的到山頭時，正好趕上，倆人立即架起機槍向正在往上爬的敵兵掃射，(後來聽他們說，如那次未能及時送機槍上來的話，他倆除了放棄陣地逃出外毫無辦法，)他們的機槍掃射將一不斷督促士兵往上沖的軍官打死，(據後來當地老百姓講，中國人為這一軍官的死亡而甚感痛苦)敵立即紛紛逃下山去，這時，夏樂才沛未待在自己的陣地上，而是跑到宗堡上，居高臨下的向下狙擊敵兵，有一敵傷兵躲在車下，從下往上射擊，子彈從夏樂才沛的下顎進入，從天靈蓋穿出，當場陣亡，中國人並不知他已死，我將其屍體埋在寺院的牆角，暗中求寺僧在我們走後處理而不要告訴別人。人們只是見他的馬空無主人，卻不知他已陣亡。三點左右，遠處的敵人開始遠距離炮擊，我們乃後撤至瓊結日吾德欽。

據雍珠回憶：『我們的戰鬥陣地佈置我當時本來是在山凹處，但由於加倉索南被分在山頂，他下來把我叫到了山頂，等敵軍進入伏擊圈，我們放過前面的車，前面的車過去已經感到有一段時間了才聽到槍聲，前面的槍聲一響，我們一起向坐在車內完全暴露的敵軍射擊，寺僧從山上往下滾石頭，貢嘎宗的宗本是個年輕的俗人，有一枝薩木靈步槍，不斷向敵射擊，甚勇猛，貢嘎的百姓除了滾石頭，還不斷給我們送水送吃的，戰鬥中我們打死許多的敵人，我對面有三輛車，我們開始向在車內的敵人射擊，等敵人進入死角，就向汽車油箱射擊，全部打出了油，但未能燃著。還有一些是被滾下的石頭砸死的，特別是步槍射擊死角，石頭是最管用的。這期間還有一個可笑的插曲那就是躲到死角的中國軍竟也向上打了幾炮，可能是雙方的距離太近，都在極遠處爆炸，只聞爆炸聲，當然毫無威脅，而且不久也變成了啞巴，大炮變啞巴我想要歸功於滾石頭的人，巨大的石塊不斷滾下，那些躲在步槍射不到、看不見之死角的敵人和大炮，石頭卻可以砸著。當時夏樂秋則興高采烈的奔前躥後，拿著繳獲的許多子彈一邊分發一邊叫喊著：好男兒，好的很，看敵人的屍體象麥捆扔在地裏，真是開心，真是痛快等等，但不久聽得他也陣亡了。當時另有一群敵軍從山後一邊射著機槍，一邊往上沖，那時幾輛在伏擊圈邊沿外車隊上的中國軍隊試圖攻佔最高點，秋帕他們首先向敵開火，當場有幾個敵軍倒在地上，而且一直沒有爬起來，這時然楚索南才仁扛著一挺剛剛繳獲的機槍上來，一陣狂射濫掃，將進攻的敵兵全部壓了下去，並向在伏擊圈邊外的敵車掃射，這時敵完全放棄反攻，躲在公路邊的死角和岩石後面不動，也不向我們射擊，我們順利奪得前面拐彎以東的十幾輛車上的全部物資，並乘船取了一輛掉入河中之汽車上的敵武器，只是中段和後面的十幾輛車因敵躲在修建公路時挖進去的懸崖角、步槍射擊的死角而未能奪得武器，但他們的死傷是非常嚴重的，當時許多人正在運東西，雙方只有零星的狙擊，這時我從山上見到有一個年輕的敵兵，戴著一頂有點怪的長帽舌者，躲在車下不時探頭向外張望，在我旁邊的嘉倉索南對我說：給他一槍，我就瞄準等他探頭，果然一會兒他又將頭探出，我一槍擊中，只見他一下子躍出車底倒在路中央死去。在攻擊開始時，敵軍都是坐在車上，又沒有頂蓋，從上往下打靶一樣，非常方便，到處是死屍，一片一片的，橫七豎八的，下午五時左右吧?反正天快黑了，然楚阿旺在村中打了幾槍，索南才仁說：快走，那是撤退的信號，我們遂退出了戰鬥，從貢嘎山溝中鑽進去向南繞個圈來到了瓊結宗。此役我軍僅一死兩傷，繳獲的武器僅我軍帶來的就有七六二步槍十六、七枝，衝鋒槍十五、六枝，機槍六挺和一些手錶等。我們還得到幾挺重機槍，可惜沒人會使用，只好就地炸毀，真是可惜。還有一些槍讓老百姓給揀走了。另外，我們中有一人沒槍，故安排他在最前沿，以便揀拾敵軍的槍枝，戰鬥中，一敵軍官被擊倒，他急於獲得槍枝便上前取槍，沒想到敵軍官傷而未死，以手槍向他射擊傷其左臂，但他仍奮勇沖上去，以刀砍死敵軍官而奪得一枝手槍和其手錶等物，這恐怕是我們奪得的唯一一枝短槍，沒聽說其他還有誰得到短槍』。

貢嘎伏擊戰以最小的代價（一死兩傷）擊斃大量的敵軍，（敵軍檔稱造成營長和山南分工委副部長沈鳳樓等三十七人死亡，二十二人受傷）。

當然楚阿旺率部在貢嘎伏擊敵車隊之時，敵軍已經通過無線電向在拉薩的敵軍求援，敵軍立即從拉薩派出三個連的兵力前往支援，並電令駐紮在澤塘的敵軍一五五團副團長殷春和率兩連部隊從澤塘就近支援，敵軍一五五團副團長殷春和率兩連部隊從澤塘出發，來到紮囊時也遇到藏軍的阻擊，原來，然楚阿旺從貢嘎派人向山南藏軍求援，結果敵我兩支援軍在紮囊發生激戰，當時參加了這場戰役的德格部士兵降央丹增回憶說：『我們剛到措納，接到在艾拉佳日的命令，說要出動八百餘精壯，我不知道要去幹什麽，當時我們的指揮人員有昌都降日拉嘉、德格丹瑪·曲朵布和理塘更嘎桑丹，我們半夜一時左右起床，連夜行軍，到早上七時左右趕到紮囊，紮囊有個叫達米奚卡（莊園）的，主人親中，已經跑到拉薩，我們住在他家裏，然後分派八十餘人選擇險要路口分守公路兩頭，我和四十餘人在公路東頭通往澤塘一邊，另四十人在公路西頭通往拉薩那邊，八時左右，有七、八名哨兵提著槍向我們跑來，邊跑嘴裏邊喊著"中國人來了"，我們立即佔據險要處等待，在路旁邊有一個林卡（林苑），我們二十余人進入林卡的草皮牆後面埋伏，不久即看到四輛敵軍車前面兩輛、一段距離後又兩輛車向我們飛馳而來，車上全是敵軍，待敵人進入伏擊圈我們就射擊，敵軍慌忙下車抵抗，死傷慘重，後面兩輛車的敵軍後退佔據了一個小山頭，他們欺負我們沒有炮火，幾十個人一起向下沖，當時我們已經有了美國空投的火炮，恰城瓜瓦丹巴已經學習過怎樣使用炮火，他向敵軍轟擊，敵軍死傷甚多，至少在山坡上留下了十幾具屍體。這時守衛通往拉薩那一頭的我軍官兵也前來增援，我想他們是薩德倉的軍隊，百長叫丹巴達傑。這時的戰鬥已經處於相持階段，我們曾發起攻擊，打死了許多的敵軍，我不知道具體數字，反正遍地是中國人的屍體。我軍的傷亡很少，有一個從飛機上空投下來的軍醫頭部中彈當場陣亡，一個芒康人重傷而死，還有兩個貢覺人和一名薩德倉的士兵陣亡。這些陣亡的大多數是躲在被擊毀車輛下的殘敵造成的，最後敵軍從山頭向我們炮擊，並沒有造成值得一提的傷亡，敵軍後來向他們自己的已被擊毀的軍車轟擊，將軍車全部摧毀，在烽煙塵土中到處飛舞的是陣亡中國官兵棉衣裏的棉花。由於敵軍佔據一個小山頭，為了避免傷亡，我們沒有攻擊並退出了戰鬥。』

回憶中提到的薩德倉百長丹巴達傑也回憶說：『我們從印度來到當時四水六嶺總部所在的拉嘉日才幾個月就接到命令說要抽調三分之一的人馬前去作戰，我們薩德部三個百長抽籤的結果是我抽中了，因此我領著僅三十人出發，當時總部讓三個馬吉指揮，三個馬吉是德格的曲多布、噶瓦的布劄雅和理塘更嘎桑丹，昌都降日拉嘉當時在總部負責調度並沒有隨同前往，我們到劄曩後在一個林園休息，忽然說有敵軍前來，大家馬上到路旁埋伏，遠遠見四輛敵軍汽車駛來，前面兩輛，後面兩輛，前後距離大約幾百米，整個距離使我們無法同時伏擊所有的車輛，只好先向前面的兩輛車開火，敵軍很多，距離又很近，幾乎不用瞄準，我為了靠的更近就和大金寺的烏噶一道順著一個水溝往前爬，到一定距離就無法前進，因為敵軍不停地扔手榴彈，有些可能是由於慌張，連線都沒有拉就扔過來了，我們繼續射擊，一會兒所有的三十餘發子彈也打光了，這時有兩個德格的小夥子跑到我跟前，說能不能借用一下槍枝，我說戰場上怎麽給你借槍，他倆沒有槍，因此跑到最前沿想得到槍彈，這時敵軍的一挺機槍在前面不遠處向外掃射，我瞄準射擊，機槍手頭一歪靠在槍托上死了，大家都想奪這枝槍，我搶先沖出，兩個德格人也跟著來了，我剛伸手抓到機槍的槍管，汽車下另一些敵軍向我射擊，情急下我一手抓住機槍的槍管，一手抓自己的步槍倒在地上佯死，後面的兩個年輕的德格人卻仍不顧一切地撲向其他槍枝，結果全部陣亡，這時其他藏軍已經將車下的幾個敵人殺死，我乃拿著機槍退回，這時口渴難耐，乃爬到一河邊喝水，因為前面兩輛車上的敵軍已經佔領了附近的山頭，果瓦丹巴尖參正在不停地用炮火向敵軍瞄準，發射時後面會噴出火焰，由於敵軍居高臨下地向我們射擊，藏軍開始撤退，好像是自行撤退，並沒有聽到誰命令後撤，因此留下果瓦丹巴尖參一個人在那裏忙亂收拾炮具，我那時剛剛認識他，所以過去掩護他，對他說不要緊，慢慢來，然後就撤下來了。回來後才得知我的一個同伴在戰門中一直跟著我，由於我原來打過仗，所以會躲避，他不會，結果不知什麽時候已經陣亡了，這次戰門，我們聽說大約死了十幾個人，戰場是看不出我軍死了這麽多人，因看到的到處都是中國人的屍體。』

對這次的戰鬥，中共出版的《西藏平叛紀實》P67有較詳細的記載，其中談到："十四點三十分，殷春和所帶的部隊進入叛亂武裝的伏擊圈。叛匪立即以猛烈的火力從四邊向殷春和部隊射擊，有兩台車的駕駛員同時中彈犧牲，汽車斜滑到路溝中，其餘兩台車也停止前進，車上人員紛紛下車隱蔽還擊。

殷春和認為眼前打他伏擊的叛匪是想阻止他們增援杜效模，便組織部隊朝貢嘎方向沖，殷春和此時的心理一直是衝破阻擊，儘快支援杜效模，他不知道杜效模那邊的戰鬥早已經結束。殷春和一個勁往西沖，前面的叛匪死守不讓，左右的叛匪從兩翼側擊他，衝擊兩次，殷春和受到損失，正當他組織第三次進攻時，側翼射來的槍彈擊中他的頭部，當場犧牲「22」。

殷春和犧牲後，部隊稍有混亂，叛匪乘機從四面向他們發起攻擊，有兩台車被打中油箱。車開始燃燒。

七連長和八連長見叛匪四邊的火力都很猛，明白自己遭到包圍，只好命部隊遠地堅守待援。

叛匪怕增援部隊趕到，想在增援部隊趕到前吃掉七連和八連，因此從四面向他們發起一次又一次的猛攻，西南角有兩個機槍陣地被突破，叛匪潮水般從這個缺口撲來，西南角的部隊和叛匪展開肉搏，有二十多人在肉搏中犧牲，七連長和八連長立即帶人支援，七連長端一挺機槍帶頭向叛匪衝擊，叛匪搶走西南角部隊機槍陣地的機槍後向後撤退，七連長和八連長乘機攻佔了北面的一個小山頭，叛匪立即向這個山頭發起猛攻，七連、八連漸漸支持不住，七連長向八連長說："我們得趕快沖出包圍，不然你我都得完蛋。"於是兩人商議後，覺得向澤塘方向靠近距離太遠，現在只有向貢嘎方向靠，因為知道喬學亭從拉薩方向派了三個連隊支援貢嘎，貢嘎的力量會越來越強，於是組織部隊向貢嘎方向突圍，直到天快黑時才佔領西側另一個山頭。正當他們又向西突圍時，叛匪突然撤退……這次遭伏擊，連殷春和在內，七連八連共陣亡官兵五十六人，傷十三人，差點傷亡一半，被奪去輕機槍四挺，重機槍兩挺，長短槍三十五枝，被燒毀汽車兩輛。只擊斃叛匪二十人。"

在一天之內，然楚阿旺所率藏軍和山南駐軍在兩處伏擊敵軍車隊，造成敵軍嚴重傷亡。

山南軍事會議及圍攻澤塘[རྩོམ་སྒྲིག]

然楚阿旺和更噶、桑丹、秋朵布所率軍隊在瓊結會合後，然楚阿旺召集他們三人和已在瓊結的大金寺馬吉色色和娘榮(新龍)連長噶松多傑等開會，然楚阿旺要求他們堅守陣地，截斷敵拉薩至澤塘的交通，並說明拉薩局勢日趨危機，我們必須進行戰鬥，不能再等待。

會後然楚阿旺少數隨從至留守部隊總部所在地艾拉嘉日，15日到總部，16日即在一大經堂內召開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江薩秋責、擦戎党巴羅珠、甘孜嘉弓羌佐、恰城僧格隆、昌都多才、恰城烏秀土登、安多金巴、理塘嘉瑪桑沛、根益西(從印度至山南才五、六天)、薩德羅寧紮、嘉戎人某某等近三十人（或言26人）人，包括一些秘書。會上然楚阿旺向他們介紹了安珠如何憂慮山南等情況，當時安珠已派人傳信給他們表示：聞知然楚阿旺和佳樂才沛活著，甚為高興。他倆沖散乃為大家的事，非他們之過等。因此留守人員對他還算看重。然楚阿旺在會上提出應該準備大打，不能再等了，拉薩局勢已危等。大家都對此表示贊成。當時在山南的留守部隊兩千餘人，其中主要包括色色部五百餘人、駐守瓊結的更噶松保部五百餘人（他們此時的職務為馬吉，乃是安珠貢保紮西離開山南以後任命的），另有薩格南嘉多傑、理塘阿樂達瓦、德格巴瓊本、安多秋紮、察雅曲如、貢覺阿格等派去接安珠而在林芝地區的450余人，全是精銳，人強馬壯槍也好。安多列協、察雅喇嘛阿朱、木雅雲丹等部駐守南貢孜和羊卓雍措湖的三百餘人，拉嘉日總部有200餘人。

當大家對展開大規模軍事行動取得一致後，決定招集各部指揮官前來總部開會，部署下一步的具體行動方案。由於內部不和，當時派去接安珠的450餘人一直駐紮在雅隆藏布江以西地區，漢人洛桑紮西也在那一部軍隊中，當地百姓由於很多軍隊長期駐紮在他們地方引起物資緊缺等而不滿，並告到總部，總部派人讓他們要麽過河，要麽回來時，他們回稱："要麽接到安珠，要麽就是死等等，實際上總部無力調動他們。然楚阿旺希望根益西和昌都多才去說服他們，因為根益西和薩德羅寧紮剛剛從印度趕來。但總部人員以"還是你去最好，瞭解安珠之事，立了戰功有聲望，一定請你和昌都多才去"等等，然楚阿旺遂和多才前往。據然楚阿旺回憶："我們在一山頭與20余官兵相遇，問之，知他們已過雅魯藏布江，要在松日喀莽紮營等，我們當即趕到松日喀莽，見薩格南嘉多傑的部隊分駐在寺院和村莊中，次日開會，我介紹了北去的情況，言澤塘已有105輛車之兵和彈藥，計畫滅我山南根據地，故保護山南是極為重要等，他們言已保證接回安珠貢保紮西，必須前去等。言語較狂傲。

次日開會，我說你們每十人有五匹馱馬，再加上乘騎的共十五匹，我們在北方戰時，一人只能抓兩匹馬，如此百人中能直接參加戰鬥的不過二十五人而已。此非戰之方法等。他們對此表示願意改變，但仍堅持要去接安珠。我乃私招南嘉多傑，在讓其發誓保密後告訴他達賴喇嘛處境困難，我們必須清理山南，必要時可以進退，否則達賴喇嘛將永遠走不出來；此事若讓敵人知道就完了等。他聽了以後當即表示："那麽你明天在會上提出回去，我會接著說遵命。於是完成了使命，決定只派八個人前去接安珠。"

1958年12月1日，留守部隊各部軍官在茸樂孔朱喀開會，參加會議的有百餘人，會上決定圍攻澤塘，有關指揮人選請神諭決定，神諭言："軍官中的軍官然楚阿旺去"。隨後開始佈置，漢人洛桑紮西親自前往澤塘偵察，當時駐守澤塘的敵軍為山南分工委書記王遠祥指揮的一五五團二營張錫福營以及地方武工隊等，王遠祥駐澤塘，張錫福駐乃東，兩地相距約一公里。根據偵察情況，藏軍決定：一：在未正式攻擊敵主陣地外的碉堡線前，首先肅清隱藏在民房內的敵哨所觸角，全部佔領各民房，把敵人的活動限制在兩個點、一個制高點進行攻擊。二：為了消除後顧之憂，從曲秀開始，分段破壞公路並警戒，切斷拉薩之敵的增援。三：選拔突擊隊，輪番進攻，不致使全軍疲勞。

於是命令阿樂達瓦率150駐守桑耶；更嘎桑丁、色色、降日拉嘉、曲多本等駐守曲秀、聶塘、堆倫措巴一線；阿樂部負責在噶登雪、貢波巴拉等地遊擊；巴瓊本、安多秋紮、昌都新任命的馬吉等駐守降日喀莽至貢波林芝、嘉辛等地；安多列協、阿珠喇嘛、木雅阿波雲丹等125人負責在西部和羊卓雍措湖、岡巴拉一帶建立哨所並收集情報等；總部由江薩秋澤、薩格南加多傑、薩德羅甯紮、查瓦戎當巴羅朱、甘孜嘉貢羌佐、貢熱樂珠羌佐等負責總部的集兵、徵發和日常事務；根益西、阿旺次成(理塘人)負責總部的軍械庫，然楚阿旺、根阿樂、察雅阿旺雲丹、薩德色噶、大金寺巴青等部則負責進攻澤塘。第一批出發圍攻澤塘的軍隊只有四百余人於十二月十日與敵軍接觸。

據《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的記載：『叛亂武裝2000餘人從1月25日起，向我山南工委和兩個守備連再次發動猛烈攻擊，我三百多名幹部戰士連續打退敵人多次進攻，激戰到27日，敵進攻不能得逞，遂採用挖坑道的辦法，向我實施圍攻。犧牲分工委財貿部副部長王一平。社會部副部長趙克儉等幹部戰士十余人。直到4月8日，平叛部隊進抵山南，叛匪逃跑"。

在出發攻擊澤塘之前，然楚阿旺要求由美中央情報局派來的阿塔諾布和噶塞洛才二人（為電報員，負責與美國方面進行聯繫，是美國於1958年初第一批空投至桑耶後，潛入拉薩，與仲聶帕拉取得聯繫，後隨安珠貢保紮西來到山南，一年多來，為了保密，他們一直住在一偏僻的村莊內，由二十人為護衛）和美國聯繫，說明在澤塘有五千餘敵軍佔據岡布、責措巴、澤塘等地，為了消滅此地敵軍，要求美國方面提供軍援。1958年底，美國已經向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空投的兩門無後座力大炮，以及五百枝"紮西喀仁"(吉祥的長管槍之意，每次可以裝五發子彈)、炸藥二十箱以及一百顆手榴彈(威力比中國人的木柄手榴彈要強)，這次進攻澤塘的部隊也帶了五箱炸藥和五十顆手榴彈。但除了第一次把兩個人空投到山南以及上述相對幾千人的軍隊幾乎微不足道的彈藥而外，一直到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撤出西藏為止，美國人再也沒有給他們提供一槍一彈的援助。

當時敵已進入地下坑道內，岡布山也已被敵掏空，澤塘雖有敵營房，但軍事陣地則全部在坑道內，他們在地下坑道備了大量的柴草糧食彈藥、煤油等，因此大家都知澤塘難攻，第一次攻擊就有傷亡，然楚阿旺回憶說：『敵週邊圍有鐵絲網，鐵絲上掛著空罐頭盒，一碰就嘩嘩亂響，我們派巴青等人從西面攻岡布，我們從岡波日山往下攻岡布，察雅阿旺雲丹、道孚克珠則從北攻，約定天一亮，炮一響就沖，我軍衝擊時，由於敵在鐵絲上掛了手榴彈，一碰就炸，加上不停地向外射擊和扔手榴彈，我從山上觀察，只見開始我軍敢死隊的部分人已沖過鐵絲網，接近敵據點，但敵手榴彈、機槍的火網和灰塵、濃煙不久將我軍官兵全部遮住了，在晨曦中，看去整個岡布山一片火光、濃煙，我暗自想敢死隊完了完了，並立即命令撤回來，結果巴青部兩死六傷，貢波日方面阿沃雍珠負傷，有噶瓦青年僧侶仁增被手榴彈擊中，渾身著火，察雅雲丹部一死五傷，共有四人陣亡。輕傷者甚多，在戰鬥中，德格諾布最精彩，不斷躍上跳下地撿起敵扔過來的手榴彈回扔，眾皆歎其勇』。據當時參加了戰鬥的雍珠回憶：『在瓊結有大金寺色色、巴青等讓我們休息一個月，然楚阿旺則帶了幾個人去總部，當時總部在拉嘉日。不久然楚阿旺回來說要去攻打澤塘，我們奉命前往，至昌珠，澤塘正對面有個格薩拉康廟所屬的大林園，我和協珠朋措及其他共五、六十人前去攻佔，結果是空的，恰城果娃丹巴是個跑手，有大炮，他率領的十五人左右隨後也進佔了廟宇，到了澤塘後，一日我們部在昌珠開會，加松巴桑說每個班要有兩個人充敢死隊員，問誰願意去，開始無人回應，我站起來說：『沒有人願意去嗎？』加桑巴松氣惱地說：「什麽沒人去，必須要去」，我說：「大哥請您不要訓人，我們平時不是總說希望有個與中國人戰鬥的機會嗎？今天就是個機會，我現在就報名，我願意去」。接著加倉索南和加倉巴桑兩兄弟以及塘隆寺僧尼噶等報名，我們四人報名後，由於每班只要兩個人，就決定我和尼噶去，但加倉索南一定要去，我們三個就去了。加倉巴桑沒讓然楚阿旺去，我們敢死隊被告知要隱蔽到山腳，等天明我軍向敵炮擊後立即發起攻擊，我們隱蔽摸向預定陣地，尼噶在臨走時帶了一把長刀，他反復說今天一定要找個機會與中國人格鬥。我們到攻擊點後，敵顯然是聽到了動靜，有一名敵兵探身向外觀察，我欲擊殺之，和我在一起的澎波烏巴智古(他們父子倆人和隨從等都參加了四水六嶺)不讓我打，說不要打，可能是自己人。隨即，敵可能發現了我們，向外射擊，我們隱蔽沒有動，敵亦停止射擊，但可能是命令沒有傳達清楚，在另一邊的巴青部卻向敵進攻，結果有一人陣亡，巴青自己也受傷。我們一直等候到天亮後我軍向敵轟擊，我軍放了幾炮後，我們遂開始衝鋒，有察雅人沒有槍，拿著一把板斧在那裏砍鐵絲網，鐵絲網並不能太影響我們，從中間砍斷，鐵絲就會彈回兩頭去，我將配發的兩顆手榴彈準確的扔進了敵陣地中，尼噶不僅將配發的兩顆扔了，還揀起敵投過來的手榴彈回投，後來他撿起一枚正準備往回扔時，手榴彈在胸部爆炸，當場陣亡。敵不僅扔手榴彈，還扔一種炸藥，可以讓人神志不清而麻痹，我們繼續射擊、衝鋒，我見旁邊有一個查瓦戎人從我旁向後滑了下去，我想他死了，加倉索南的手臂中彈，一小股鮮血象噴泉般往外湧出，但他仍不顧一切的在射擊，有個叫丹巴的道孚人，耳朵被打掉，仍是笑眯眯的，此時，我才發覺我抬不動右腿，已經被炮彈片擊中，你看我現在仍一拐一拐的，有個囊謙的僧兵，是個朵朵，一躍而上取下了尼噶遺留下來的毛瑟槍，此時，我們離敵人的碉堡只有幾米遠了，但卻無法攻進去，我僅有的兩顆手榴彈已扔完了，沒有辦法，這時加倉索南向我喊叫，要我慢慢爬回去，由於右腿負傷，我在那裏實在無能為力，只好爬著往後退，那個囊謙的朵朵可能以為我在逃跑，竟對著我叫「大丈夫，到敵人面前要逃嗎?」我說：我沒有用了，他仍不聽，我說了兩三次，他還是說我逃跑，我氣急敗壞地拿起槍向他瞄準作射擊狀，他才轉過去不說我，我就慢慢地爬了下來，有個止貢寺的人叫樂然，過來替我包紮，當時止貢寺有一些人是衝鋒的突擊部隊，這時，剛才從我旁滑下去的查瓦戎僧人爬到我身邊，原來他還沒有死，但也負了傷，渾身上下是鮮血，他氣憤不平，因他傷在背上，是自己人誤傷的，他不停的說："可能要死了，真是死不瞑目。本來想拼死與敵鬥，但未殺一敵而自己卻負傷，而且是誤傷，真是死而心不甘。"我給他一些加持物，見他吃的並沒有多少困難，就安慰他說："不要擔心，你死不了。"這時，加倉索南也退了下來，我們在無法前進的情況下從敵火力網下被迫向後撤退，我因行動較慢，運氣又不好，敵火力集中向我射來，我翻滾入夠讓我爬著的水溝中，整整一天，因敵不斷向外射擊，我們近在只尺，攻又攻不進去，退又退不出來，一直到天黑時才退出了戰鬥，當我滿身是血退出戰鬥時，腿上的傷使我疼痛難忍，我們退回了澤措巴。但澤措巴仍在敵射程之內，因此乘夜由理塘秋帕和索南倆位百長扶著我向後撤退，敵立即向我們射擊，我真是心急如焚，怕殃及他們倆人，叫他們先走，他們死活不幹，只好一起連滾帶爬，終於走出敵射程以外，這時，樂然牽一匹馬過來，他們扶我上馬後來到了克麥溪卡，加倉索南雖也負傷，但他不願去治療，還要繼續戰鬥，最後經大家極力相勸才和我一起被送進醫院，克麥溪卡有一個戰地醫院，那裏有一個安多小喇嘛和理塘羅桑、巴瓦香巴以及一個理塘人所組成的醫療隊，他們幾個不知在什麽地方反正是受過訓練的，而且也有療效非常神速的好藥。然楚阿旺的手掌在西藏北部擊傷，彈頭留在手掌中，就是他們取出來的。當時住院的傷兵約七、八十人，我的傷尚未完全痊癒，我便返回了戰場。當時澤塘的情況是除了貢布日山頭和岡布多傑房以外，其他地方已為我軍佔領，岡佈陣地只有幾棟房子，是敵人的軍營，修建防禦工事已有幾年了，甚為堅固。佔領澤措巴的是噶瓦旺澤部的五、六人和新寨的五、六人以及迭達的十餘人，當時駐紮澤措巴的軍官是烏金拉加，佔據白紮寺的軍官是加倉巴桑。』

有關後續的戰鬥據然楚阿旺回憶：『回來商議後決定轉攻責措巴，責措巴在岡布之西，有寺院村莊，十一日攻之，敵逃入岡布，我軍進佔責措巴，因敵人未修許多陣地故也。

晚上我們悄悄摸向岡布，在鐵絲網上掛上繩索，在遠處一拉就響，一響敵之手榴彈機槍等就打個不停，消耗彈藥而已。在岡布附近有薑然，我軍進入後切斷水源，燒毀了敵砍來修築坑道的木料，晚上敵不時出來，與我軍交火，隨後主力部隊連夜轉到澤塘的前沿，決定轉攻澤塘。澤塘有多傑宅，甚大堅固，內有許多敵軍，而敵軍營中卻並無住人，全都轉入地下，並在四周挖了壕溝，甚寬。29日夜攻澤塘，炸毀多傑宅，我們雖有炮卻無幾發炮彈，多傑宅是用炸藥炸毀的，漢人洛桑紮西會使用炸藥，教給了我們，毀多傑宅後，奪得許多武器，敵死傷頗多「23」。活著的棄下屍體武器逃回坑道中。當夜雖將村莊內之敵全數趕回了壕溝中。在戰鬥中，敵之炮彈似無盡時，不斷的在轟擊，數之，每夜發射達百餘發。從藏曆12月10日開始至3月13日為止，期間拉薩多次謠傳澤塘已被攻取，在這三個月中，我們由於沒有攻城器具，只好挖洞，從東、南、西各挖了一洞，澤塘的地質多沙，我們的洞必須深挖以便從敵壕溝下穿過，我們一邊挖一邊立柱，不久可以聽到敵人也在挖洞，由於敵挖土聲越來越大，眾挖土民眾和士兵恐敵施反爆破而建議置炸彈，我乃以繩索量洞之長短，後在繩索一頭拴石扔過去，測的差不多，但仍令他們再挖一點，一日漢人洛桑紮西對我說：不好了，不施爆恐怕不行了，敵會從上面施爆，我們挖洞的人就會被活埋，我看他緊張的樣子，乃從之，時我軍從敵人手中奪得三四十箱炸方石的普通炸藥，我們在洞中放了四箱炸藥和美國空投的一點炸藥，然後堵了兩天，漢人洛桑紮西言，再不施爆，敵會拿走我們的炸藥，於是，淩晨點火，準備了突擊隊，準備在爆炸成功後衝擊，一陣悶響，大地在顫抖，炸藥爆炸了，但未達到預期的目的，只是將敵往回挖的洞炸塌，在裏面的敵兵應沒有倖免的』。

據當時在場的嘉洛回憶：『在澤塘，雙方挖洞，不時有敢死隊的衝擊等，反正在那裏待了許久。有一間多傑家的房子被敵佔據，我們從阿佳拉的房子中向多傑的房子挖洞，敵也往回挖，可以在挖洞時聽到敵挖洞人員休息時唉呀的歎息聲，同時，大金寺部也從側面同樣向多傑家挖洞，但他們把方向給挖錯了，結果挖歪了。當我們以為可以了時，便放置炸藥，我們躲在掩體內等敵人被炸上天空中。一聲響，大地都在顫抖，結果炸力外泄，竟將我們自己的崗樓給炸飛了，幸未傷人。當時我從掩體中探頭看時，只見空中飛舞著被炸上天空的木頭等，以為爆炸成功，心中大喜，立即躍出掩體準備衝鋒，被同伴阻止說：「你去那裏?」我說「不是一爆炸我們就沖嗎?」那人說：「你看清了，被炸的是我們自己的崗樓」。仔細一看確實，真是洩氣。原來放置炸藥以後應該用泥土把洞口封死，但藏軍不懂這些，放置炸藥後就點火，結果炸藥的爆炸力順著洞外爆，把自己的崗樓給炸飛了，洞也塌了。這以後還是挖了幾個洞，以後有瓊結人民自願前來支援，他們冒著危險，不分白天黑夜地挖洞，真是辛苦了，可惜都不怎麽成功』。

除了藏軍的進攻，敵軍有時也會出來，其中一次敵軍襲擊守衛當青寺，是在陵園旁邊，據當時參加戰鬥並十八次充任敢死隊員的衛藏人羅桑更秋回憶『我們在陵園旁邊挖了掩體，上面蓋上帳蓬，然後留下六個人防守，不想晚上敵軍悄悄爬上來，用手榴彈炸死了四個，俘虜了另外兩個，然後將其中的一個倒掛起來，把兩條腿用力往兩邊拉，然後用刀先砍大腿，最後才用力在兩個大腿中間砍一刀把他砍成差不多兩半才死了，也許可能是他沒有向敵人屈服。另外一個人則屈服了，因為沒多久，敵軍廣播就響了，先是說「你們當中有人向我們投降，現在由他講話，你們最好聽他的話」，接著就是那個俘虜講話，他說我們還是投降了的好，我們西藏很小，人那麽少，沒有後續力量，而且即使有人也沒有槍，有槍也沒有子彈，有子彈也不過幾發而已，中國非常的大，有槍有炮有子彈，還是投降的好等等，大家廳了氣得要命』。在中文資料中也談到中共組織人抓俘虜以及因此造成傷亡的情況。

在岡布後面，有瓊結民兵百餘人，雖僅有長短槍五、六枝，噶珠多康色是其中的兩個首領之一，他們從岡布後面挖洞，一個月後即遇到巨石而功虧一虧。

從東挖的洞，由於地質砂土甚多，洞必須繞七拐八的，不久與敵挖通，敵立即射擊，我軍躲入拐彎處回射，雙方對射一陣後只好退出，也就沒有辦法進行爆破。

在澤塘的三個月中，我方陣亡36人，傷160餘人，斃敵數不知（然楚阿旺提供的數位）。

如此，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留守部隊第三次（第二次僅僅是騷擾性質的，沒有攻擊，也互無傷亡，但根據採訪物件的說法，作為一次攻擊計算）圍攻由於藏軍除了極少的一點炸藥和彈藥奇缺的幾門小型火炮而外沒有任何攻堅器具，所以雖然有官兵們不怕死的戰鬥精神，有漢人洛桑紮西這樣具有豐富軍事常識和其他許多具有豐富作戰經驗的指揮官，但仍然未能攻破，其實，只要分析藏軍在整個五十年代的戰爭中，雖然有許多圍攻敵軍據點的行為，但除了極少數鄉級小據點而外，藏軍在整個的戰鬥中，雖然有許多藏軍在人數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圍攻敵軍據點的戰鬥，但藏軍從未成功地攻佔過其中的任何一座縣城，最常見的是中國軍隊和准軍事化的行政人員收縮到早已經修理好的堅固工事裏面，藏軍一般都會採取組織敢死隊或突擊隊衝鋒陷陣，除了途中的大量傷亡，很多時候即使藏軍沖到了敵軍陣地或房子的牆腳也往往會感到束手無策，而且由於藏軍完全不知道根據火力配備以及交叉火力等軍事常識，即使沖到也往往會死於因缺乏軍事常識而造成的失誤中，即使沒有陣亡，由於沒有炮火炸藥等攻堅爆破武器而束手無策，最常用的方式就是縱火焚燒，除了攻擊敵軍臨時佔領的陣地如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北路軍在聶木燒斃一些敵軍等而外，對敵軍已經修建的陣地幾乎毫無作用，因此，在澤塘也一樣未能成功，只能相互對峙打冷槍，如此，澤塘戰役一直拖下來，直到拉薩戰役的爆發。

注釋[རྩོམ་སྒྲིག]

1、（仲聶帕拉在回憶中指出："這些事（有關康區有人向西藏政府呈交報告，要求以武力抗拒中國武裝的事情）是發生過，但我記不清詳情。因中國人在康區大規模的迫害，由於這樣推日子已經推不過去了，因此有一些人(雖然我記不清具體的)報告要求組織戰鬥等，但都是極秘密地進行的，因中國人就在旁邊……政府當時的根本原則是與中國人合作而不陷於極端，故不能過分。雖然我們都有能抵抗中國人則應予抵抗的想法，但並沒有在會上進行過討論。），

2、據紮什兵營百長噶桑占德回憶：『仲聶帕拉曾對紮什代本紮喜八然瓦談到藏軍應與四水六嶺取得聯繫，因此派他和百長旺典于打制金寶座之前與四水六嶺取得聯繫，』（見《四水六嶺作戰史》p142和文獻與圖書館的口傳歷史系列之十四，174頁）

3、據巴瓦益西回憶：『"我在拉薩，安珠和我等商量，都說家鄉已經完了，在拉薩的人如果一天到晚只做買賣，不做準備的話，下一次就輪到我們了。又因為家鄉死了許多的人，因此就決定進行宗教儀式……當時康巴人曾經向哲蚌寺的總管家與西藏政府有聯繫，開始就要求提供武器以便打仗，但是過去西藏歷史上從來沒有人民自己起來拯救自己的國家而立功的事情，因此軍事行動先暫時壓了下來，因為西藏官員全部拿共產黨的薪水，所以表面上說的和內心想的是什麽很難猜透。商人把資金捐獻了出來，說好以後情況好就歸還，情況不好就算了。當時康巴人在拉薩有十八戶大宅，有人建議把這些抵押給中共，從中共那裏換得金錢，房子不要了，如果最後把中國人趕走了，房子就自然收回來了。另外，我們覺得在印度應該有人進行內外聯繫，於是派我們到印度噶倫堡。"』

4、見《口述歷史》之二有關人員的採訪記錄----達然薩拉1998

5、據當時曾在噶倫堡的恰成·次誠丹增回憶："我當時在噶倫堡，前往德里機場迎接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我們坐車是免費的，我們不懂，以為本來就不要錢，其實是印度政府為佛祖誕辰兩千五百周年而對朝聖者發了免費通行證。當時中國的總理周恩來也來過印度，我去各地朝聖後返回噶倫堡，時正為達賴喇嘛應否返回西藏而吵個不休時，那些藏人說班禪喇嘛是敗類、賣國賊，許多人都未去迎接，世俗妄執之眾生，難免為表像所迷惑。達賴喇嘛在噶倫堡住了一個月左右，期間，在噶倫堡的藏人和商人極力叫嚷要開戰，要如何如何等，並有一個叫康人四部的組織，也許僅僅是泛稱"而據後來作為薩德倉軍官返回西藏加入四水六嶺的雄聶索南旺嘉回憶說他到印度後，夏格巴和嘉洛敦珠等都找過他，但僅僅是問康區的反抗運動之狀況，表示要向全世界報導，似乎開始他們從事的工作主要是向外宣傳。後以『一天嘉洛敦珠派車叫我過去，他說此處（指噶倫堡）正在組織西藏三區的組織，在山南要成立由安珠貢保紮西領導的四水六嶺軍，你要設法聯繫在此地的霍瑟五部之人』『當時噶隆堡有由阿樂瓊則和噶楚所領導的「邦嘉同心會」和夏格巴的一部分人馬，兩部決定為了西藏的政教利益而進行聯合，樂康瓦和嘉洛敦珠也參加了聯合大會，除了各自擁有的槍馬者，對沒有槍馬者會議決定由當地商人共同擁有的十五萬盧比用以購買槍馬，巴瓦益西拿著這筆錢通過岡拖前往喜噶購買槍彈，因為當地有一個政府的軍火庫，結果由於僧人拒絕出售武器而空手返回』。這似乎說明一直到1958年由於四水六嶺的建立而是當地建立統一組織而外，在此之前除了向外界進行宣傳而外，並沒有行成統一的藏人組織-----特別是武裝組織，雖然嘉洛敦珠和阿樂瓊則等人後來不斷零星派人回來參加戰鬥，但當時是否具有攻擊亞東敵軍的能力值得懷疑。

6、安珠貢保紮西於1961年有關四水六嶺的講話《四水六嶺作戰史》P111，普巴才仁多嘉著，四水六嶺總部發行，2000年，達然薩拉

7、安多金巴嘉措是一個商人，因為當時藏人拒絕使用人民幣，所以中國人拿來了大量國民黨時期的銀圓用來發工資或搞統戰，據說他就是販運中國的銀圓到印度而發了財，非常富有，傳說他曾向大仲聶申請由他個人出資請達賴喇嘛傳授時輪金剛法會，可能其穿著不甚入眼，大仲聶問他你有多少錢？他說：一千箱大洋（每箱一千元）夠嗎？由於口氣非常之大，遂為人所知，最後由於四水六嶺也申請時輪金剛法會，遂決定由他和四水六嶺共同承擔法會開支，由此與安珠貢保紮西取得聯繫。

8、龍西江《拉薩市尼泊爾商人歷史調查》，載《中國藏學》1993年第3期

9、對此據仲聶帕拉回憶說：『"當時有個叫阿塔的和羅才的兩個人至拉薩,與美國互相打電報，以及在竹古空投武器等是他們幹的。阿塔現在似在德里一帶。他們到拉薩固執地要見達賴喇嘛，我說：『如讓你們見，此事傳揚出去，讓中國人知曉就不得了，故還是不要見為好』。隨後讓他倆去哲蚌後山格培韋責，在那兒打電報?與美國?聯繫，給他們一些加持物並假裝得到達賴喇嘛命令，表示不便會見他們。如不這樣他們可能會灰心喪氣，給他們這些東西等使他們覺得西藏政府還是支持他們的，如此就會積極努力。不久我到協色處時，協色言:『中國人說在格陪烏責和紮拉樂朱有人發電報，這怎麽回事呀?』我一聽暗叫不好了,口頭仍回答說：『奇怪,不會是見了保護神的一些幻術什麽的吧?誰在格陪烏責發電報呀?不可能的,會不會是乃瓊秋嘉的幻術』等。隨後通知阿塔他們留在那兒危險，讓他們去了娘拉囊。通過仲聶帕拉的介紹，兩人隨安珠等人來到山南，一直在山南負責與美國聯繫，1959年3月隨達賴喇嘛逃亡印度。』

10、有關姜華亭，在其本人的回憶錄中沒有談到投奔藏軍營後面臨任何危險，但據藏軍連長格桑占德的回憶，當時姜華亭跑到紮什兵營後，他們曾決定根據神諭內容，或保護，否則秘密處死。結果神諭表明薑不應該被殺掉。《四水六嶺軍戰史》P147格桑占德的回憶。另據該書117頁安珠貢保紮西的講話內容，當時藏軍似乎還準備把姜華亭移交給中共軍隊。

11、安珠貢保紮西於1961年有關四水六嶺的講話《四水六嶺軍戰史》p119

12、具體地點是竹古紮西彤默宗後山前的廣闊的草灘上。資料來源同上。

13、同上，121頁。

14、此處的人數指的僅僅是舉行成軍儀式那天的數位，實際上這些數位每天都在增加，據喀嘉的洛桑回憶說他們撤出西藏時，其所在的一部即有四百余名安多人，另據《中國西藏》2000年第三期（引自網站『中國西藏資訊中心』人物欄目）刊登的從印度返回西藏的安多丹考的回憶，其中指出後來僅安多人就有一千人。15、這只是初期的情形，後來衛藏似乎單獨成軍，據《夏塔英雄格俊》（白日居美旺加著）記載，在攻擊澤唐的戰鬥中，第一次爆破時，有兩個自告奮勇將炸藥包送到敵軍陣地的英勇百長，即德格百長諾布和衛巴百長達達。顯然到後期衛地有一部分人已經自成一軍，但大部分還是分散在各部之中。

16《夏塔英雄格俊》（白日吉美著）90-91頁

17、此外，西藏政府軍紮什代本哲巴多傑才丹派內管家嘉措將他在瓊傑哲巴莊園內的所有糧食等獻給護教軍，另還派穆覺強佐江永和僕人齊美拉旺在聶唐的大量酥油、糧食送到山南給護教軍作為軍糧。1967年中共查出此事，在批門中將嘉措和江水活活打死，趕騾子的詳巴和僕人齊美拉旺也在批門中遭到折磨，不久因此去世。見西藏文獻圖書館出版的口傳歷史之十四第7576頁。

18、見其回憶錄《人生歷程即其他》95頁，達然薩拉1988年

19、《口傳歷史之二》的有關內容，西藏文獻與圖書館。

20、有關武器的數量，所述不一，其中姜巴在《在叛匪搶劫武器的背後》載《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第93頁，指出當時被藏軍劫去的武器有英式步槍五百枝，兩門大炮，輕機槍數挺和一批德式步槍以及大量的子彈。他還指出這些武器的來源，1950年西藏政府派出第一團前往北部朗儒部防，十七條協議簽定後，西藏政府撤回部隊，將武器暫時存封當地，1954年轉存到南木林。另外他還指出藏軍沖進去時，選擇與藏軍合作的是該寺管家林夏爾·巴丹，後來中共佔據該地後，該寺副管家（管理糧儲等雜物的）向中共出賣了此事。

21、殷合春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為戰鬥英雄。見陳明義《西藏歷史的春天》載《西藏黨史通訊》1989年第二期，總第24期，第5頁。

22、據當時參加戰鬥並十八次充任敢死隊員的衛藏人羅桑更秋回憶，多傑雖不是官宦人家，但也是澤塘的大戶人家，當時他本人在印度經商，他的兒子加入四水六嶺軍，當時在戰場，他們家有無數的印度貨，戰前他們將許多的印度綢緞存放在寺院內，後來戰爭中全部用來縫製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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